大外交-第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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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斯大林借由一篇声明，表露他预备与希特勒修好的讯号。斯大林现在于1952年声称，当时的分析依然正确，因为以资本主义国家战争的特性来看，资本主义相互争战的风险，比和苏联交战的危险要来得小：
“鉴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只关系到某资本主义国家比别国是否优势的问题；可是与苏联的战争，势必牵涉到资本主义本身存在与否的问题。”
这一堆高度理论的言词乃是斯大林向资本主义者放出的安抚信息，尤其对美国发讯号。实际上，他要说的是，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必要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因为苏联毫无意图搞军事挑衅：资本主义者虽然为了“宣传”的目的，大声叫嚷苏联侵略，他们本身也不相信那是侵略，因为他们明白苏联的和平政策，也知道它不会攻击资本主义国家。换言之，资本主义者不应该误解他玩的游戏规则：斯大林要加强力量与影响，但是他不会借战争手段玩得太过火。
斯大林固然晓得做这套意识形态的声明可以满足他的同志，他也晓得资本主义对手不会轻易相信他，还得有更具体的证明才行。如果想缓和紧张局势、希望恢复玩弄让资本主义国家各自交战的旧把戏，莫斯科需要缓和一些压力，以免资本主义世界因为压力而团结（不过斯大林认为这个团结也只是假象，实则貌合神离，各有打算）。
斯大林在外交层面做出努力，1952年3月10日他以民主国家能够了解的语言，提出他所谓的“德国和平通告”。经历若干年的冲突对立、壁垒森严之后，苏联突然似乎有意要和解。斯大林指出，盟国和德国之间迄未签署和约，因而向其他三个占领国家提出一个草案，建议“召开由全体利害相关的政府出席的一个国际会议”，研商和约问题，并期于“最近的将来”能有结论。这份和平通告主张通过自由选举，成立统一、中立的德国，允许它有自己的武装部队，所有外国驻军于一年内撤出德国。
不过，这份和平通告包含太多的漏洞，即使西方国家接受德国中立这个原则，斯大林仍然可以使得协定达成遥遥无期。譬如，草案禁绝“对民主政体和维持和平不友好的组织”，若是依苏联的词语用意，这就可以包括所有西方式的政党在内，在东欧也的确就是如此。其次，一旦民主国家同意坐上谈判桌，苏联谈判代表必然是顽固的莫洛托夫或是同样难缠的人物，他也会竭尽全力松懈德国与西方的关系（苏联接受德国中立的原则，已经隐含这项利益），而且不必付出德国统一的代价。
不过，斯大林在通告中的语气和精确用词透露出他的目的超越做宣传；它似乎表露出开始谈判的意愿，是战后以来第一次苏联可能愿意付出大代价，换取紧张局势之缓和。斯大林和其平常行径不太一样，在和平通告中出现一句话，透露出可以有弹性的迹象：“苏联政府提议衡量此一草案时，已经表露它也预备就此问题考虑其他可能的方案。”
斯大林如果在四年前，也就是在柏林封锁、捷克政变和朝鲜战争之前，提出这份和平通告，它几乎必能阻止德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确，非常有可能德国申请加入大西洋同盟的议案根本不会被考虑。因为通告中提示到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都曾主张的以谈判解决欧洲前途问题。
然而自1948年迄至通告出现这段期间，大西洋同盟已经组成，德国的再武装也开始了。作为德国重新武装的政治架构之欧洲防务共同体（　European　Defense　munity），也在欧洲各国会中辩论。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方面，阿登纳在国会秘密投票中以一票之差险胜（相信这关键一票即是他本人投给自己的一票），当选总理；反对党社会民主党虽然彻头彻尾是民主政党，却力主追求德国统一，不要与西方结盟。
西方领袖了解，一旦他们试探苏联的提议，所有这些提议都会被延宕；一旦延宕，可能就再也不会有新的动力。在欧洲若干国家的国会里，尤其是法国和意大利最明显，共产党拥有将近三分之一的议席——捷克政变发生前，共产党也有相同比例的实力。而且西欧各国的共产党，都热切反对一切有关大西洋和欧洲整合的措施。甚至，决｛定奥地利前途的和约谈判，已经迈入第七个年头，朝鲜战争停火谈判。业已接近第二个年头。所有的民主国家彼时知道，而且在本书写作之时读者亦已知道，斯大林寻求开始谈判的目的，可能就是要破坏盟国的团结，并且巩固其卫星国附庸。
这当然是斯大林的如意算盘。然而，证据亦显示他也准备试探全面和解的机会。迹象之一就是他对西方对其和平通告回应之回复。3月25日，法、英、美三个占领国提出同样的答复，其宗旨不在开启谈判，而在中止这个讨论。他们接受德国再统一这个原则，但是不接受德国中立的构想。他们指出，统一的德国应该可以自由加入“与联合国的原则、宗旨相符的联盟”——换言之，仍然留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内。西方国家的答复也接受了自由选举的原则，但又限定条件要让德国人民即刻拥有自由集会、自由言论的权利，这两种权利极可能在选举还没举行之前，就危害到苏联对东德共产党政权的掌控。西方国家的通告目的在表达立场，立此存照，不是意在讨价还价。
斯大林又一反平常作风，立刻回答，而且口气委婉修好。甚至，对民主国家后来每一反驳，他都以同样速度立刻作答：西方国家3月25日的备忘录，他在4月9日作答；5月13日的备忘录，5月24日得到答复；7月10日的备忘录，也在8月23日得到回音。苏联每次作答，就往接纳西方的立场靠近一步。只有9月23日的备忘录，没有得到斯大林答复。此刻，斯大林已经忙着即将召开的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无暇他顾，并且毫无疑问，他暂时按兵不动，也在等候美国即将举行的总统大选的结果揭晓。
斯大林此时健康情形不理想，在党代表大会上发表简短演讲，以挑战性的意识形态语言包装和平共处的理论。紧接着党代表大会之后，斯大林在1952年12月宣布，他预备与刚当选总统的艾森豪威尔会面。他从来也没有对罗斯福、杜鲁门或丘吉尔，提议高峰会谈，一向都玩弄技巧要他们主动开口邀请。
苏联国内与此同时又恢复整肃活动，也预示着政策行将产生变化的迹象。斯大林每当要推动新政策时，对于原先用来执行另一条不同路线的属下都不会轻易信赖，即令他们像个奴隶似地奉行其指令，也不会获得信赖，尤其这个时节他特别有这种想法。斯大林认为部属另有想法乃是不忠的种子，宁可用决绝的补救方法，就是把负责执行即将被修正的政策之部属一劳永逸地摧毁掉1　1952年出现若干依循这些路线发展酝酿的迹象，过去的忠贞分子如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政治局委员卡冈诺维奇，以及秘密警察首脑贝利亚，都成了整肃的目标。一批新面孔即将出现去执行斯大林的外交构想。
斯大林的外交攻势起码意在试探，苏联若是抛弃东德共产党政权，会有何种收获。斯大林从来未曾承认东德共产党政权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给予它的地位与其他东欧卫星国不同，准确地说是把东德当做德国统一问题认真谈判时一个讨价还价的筹码。
斯大林可能认为谈判时机在1952年已经成熟。斯大林提议以自由选举决定德国统一，即是传递信号透露可以牺牲东德共产党政权。即使果然如西方盟国担心害怕的，共产党控制住东德的选举，西德这边人口更多也可以保证亲西方的民主政党稳胜。试如唯有斯大林一个人可以有意志力和强悍心，去驱使其力竭气衰的人民起而与民主国家抗衡，他也是唯一一个大权在握的共产党领袖，可以处理掉一个苏联附庸政府。
斯大林若是估算错误，那是因为他假定对手也在玩现实政治，和他一样冷血。就在战争刚结束那段时期，他显然认为可以恐吓对手，或至少教训对手了解，企图迫使苏联让步的代价将十分昂贵。但是他也表现出，当美方要上谈判桌时必定也会根据现有的状况衡量，不会因为过去情形而受影响。斯大林似乎认为，他不必为残害民主国家付出任何代价。
这些假设经过证明是大错特错。美国人不干现实政治这一套——起码不是斯大林所了解的这一套。就美国领袖而言，道德箴言是真实的，法律责任也有意义。斯大林或许认为可以利用柏林封锁加强他对德国问题的谈价地位，或者以此逼迫西方国家和他谈判。他也可能把朝鲜战争作为试探遏制政策的遏制界线何在的方法。但是美国人是基于原则而抵抗这些侵略行为，不是出于保卫势力范围的考虑；美国介入是为了补救普遍原则受到伤害，不是针对某一地域情势受挑衅而干预。
斯大林在1945年对美国的善意视若无睹，他在1952年也低估了这些年来他的举措已经让西方国家多么失望。到1945～1948年这段时期，美国领袖希望和苏联和解，但是从未能集合足够的压力让斯大林认真对待他们。到了1952年，斯大林总算认真对待美方的压力，可是他的恶名太昭彰，已经叫人无法信任他的诚意。因此，他们把斯大林的提议解读为：又是冷战斗争的一个伎俩。和斯大林妥协已经不在西方国家的日程表上。
斯大林挑的时机也不好。他的和平通告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前八个月提出，在职总统杜鲁门已决定不竞选连任。杜鲁门和艾奇逊面对这个极不可信的事件，鉴于没有充分时间去完成这件事，也不太倾向于和斯大林谈判。
杜鲁门政府认为，和平通告并没有切中正题。问题不在于条件如何（条件仍可调整），而是它设想的未来世界是什么模样。德国将是中立国家，又被允许武装起来，并且所有的外国军队在一年内全部撤离德国领土。这些条件真正意义是什么？“中立”的定义是什么？监督选举？监督中立？苏联是否因而在德国事务上得到永久权力可以发言讲话，甚至以监督德国中立的名义取得对德事务的否决权？外国军队应该撤退到什么地点？就西方占领军而言，答案十分清楚——事实上他们在欧洲大陆没有可以立足的基地，1950年的法国或许能够接纳一支美国大军驻留，但绝不是毫无限制、长期驻留。美国国会在苏联和美军之间建立中立的缓冲区之后，也不会同意这样的军事部署计划，美军势必得撤回美国，苏军却只需要退到波兰、德国边境，只往东后退一百英里。换言之，若是切实执行斯大林的方案，就等于是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瓦解来换取苏联撤军一百英里。
即使把撤军条款解释为苏联部队应该退回到苏联领土，还是会有新的困扰。由于这些东欧傀儡政权若无苏联驻军撑腰，没有一个能自立，或者说一旦起了民变，必须有苏联干涉弹压才能站稳。斯大林会答应即使共产政府被瓦解，苏联军队也决不再进入东欧吗？1952年的领袖想都不敢想，斯大林这个老布尔什维克会答应坐视民变而不插手。
但是杜鲁门和艾奇逊对斯大林的方案毫不热衷，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和平通告中描绘的德国长期未来，不能打动他们。因为，即使可以把德国的中立界定为永久阻断苏联干预的设计，并且也让德国具有相当的武装力量不至于听凭苏联施恩示怜，这也只不过又回复到1871年德国统一以来的欧洲两难局面而已。一个强大、统一的德国坐落在欧洲中心，纯然追求其国家利益，已经证明不符合欧洲的和平。这样一个德国将比西欧任何一国都强大，甚至比他们全都加起来还要强大。20世纪50年代的德国，出现了1500万新难民，来自许多德国人认为原本就是他们国土的乡里。如果在战后不久就把统一、中立的德国不再加以监督控管，会是何种情形？毕竟，这种结果将使俾斯麦蒙羞，因为这位伟大的德国政治家享有历史盛名即在于他指导德国走出旧时代。
德国领袖阿登纳和斯大林的去世
阿登纳（　Lonard　Adenauer）　　1876年生于天主教徒为主的莱茵邦（　Rhineland）。莱茵邦在维也纳和会之后才纳入普鲁士治下，传统上对由柏林发号施令的德意志帝国集权统治并不满意。阿登纳自1917年起担任科隆市长，直到1933年遭纳粹罢黜。希特勒统治时期，他完全退出政坛，一度隐居到修道院里。1945年3月，盟军挽请他复出担任科隆市长，同年底，英国占领军当局不满意他的独立作风，把他罢官。
阿登纳的外貌有若罗马皇帝的花岗岩雕像，挺直躯干，高颧骨，眼睛略斜，透露着他说不定有千余年前在莱茵邦地区游牧的匈奴人的血统。阿登纳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青年时期就培养出优雅的举止风度，反映出一种被占领国家领袖罕见的沉着肃穆气质，而被占领的德国已经没有多少成年人能记得其政绩过去可有傲人之处。
阿登纳的办公室设在威廉皇帝时期兴建的太保官（　Palais　Schaumburg）内，窗帘一向低垂笼上，任何人踏进去仿佛置身于一具时间已静止的蚕茧之中。身为战败国领袖，急需带领其国民走出对过去历史的罪愆和迷惑，有勇气面对未来横逆，沉着镇定可说是最重要的特质。阿登纳以73岁高龄出任总理，好似他过去一辈子的岁月都在准备着负起这项重责大任，为他的被占领、被分裂、士气民心沉沦的社会，重新恢复自尊。
阿登纳内心的安全感得自于信仰，多于来自理性分析。他不像丘吉尔或戴高乐喜爱读书或精研历史。但是他在隐退之际花了相当长时间思索沉想；他由德国的痉挛骚动得到教诲，对面临的时代具有极为敏锐的直觉。他对与他同时代的人士之心理，尤其是弱点，洞烛在心。我记得有一次阿登纳谈到20世纪50年代的德国为什么没有强劲的领袖出现时，我提到与他同时代的一位很杰出的人物，阿登纳以他高尚的风味答道：“别把精力和力量强劲混为一谈。”
阿登纳为了克服德国人骚动的激情，极力要为以极端主义、倾向罗马威权著名的德国，重新建立可靠的信誉。阿登纳年纪大，还记得俾斯麦担任首相时的施政。出生于莱茵邦虔诚天主教徒家庭的阿登纳，从来不关心现实政治这一套，即使德国已经统一，他也不以现实政治为然；他也认为德国皇帝攻略世界的夸大做法，不符合他实事求是的冷静作风。他对创建德意志帝国的青年贵族阶级，并没有特殊感情；他认为俾斯麦最大的错误就是，把德国的安全放在以操控东西局势的技术作为的基础之上。在他看来，欧洲中央的强大、自由流动的德国，对人人都构成威胁，亦牺牲了自己的安全。
阿登纳面对战争方告结束的世界乱局，认为一个被瓜分、占领，且与历史根源切断脐带的国家，若要重新掌握其未来前途，势必需要有稳定的政策。阿登纳不愿因眷恋过去，或因传统的德国对俄罗斯爱恨情仇关系，乱了他的既定路线方向。他选择无条件地站在西方阵营，即使付出延迟德国统一的代价也不惜。
阿登纳在国内的对手社会民主党，反抗纳粹的纪录可谓毫无瑕疵。他们传统上的势力基地是苏联占领地，这一部分的德国已经被迫接受共产党统治（社会民主党人曾经勇敢地反抗这一发展）。社会民主党人坚持民主政体，也对遏制政策持怀疑态度，他们重视德国统一，优先于大西洋关系。他们抵拒阿登纳的亲西方政策，乐于以承诺中立为代价追求德国国家目标之进步。（20世纪60年代中期，社会民主党改变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