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第6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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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丘吉尔葫芦里究竟卖什么药？各国领袖如何表达他们不搞集体自杀的决定？丘吉尔提出的唯一具体建议，就是签订一项类似1925年洛迦诺公约的协定。当时，德国和法国都承认彼此的疆界，英国也分别向德、法保证，一旦受到另一方侵略，将与被侵略者站在同一边（详见本书第十一章）。
这并不是一个好例证。洛迦诺公约只持续了10年，而且从未解决过任何一项危机。英国或任何国家，可以不问潜在的争端内容是什么，就借由同一场协议，同时保障一个盟国和一个大敌的边境安全，这在1925年已经是个奇怪的想法，到了30年之后意识形态冲突的时代，也不会有多大改进。谁来出面保障谁的边界，去对抗何种危险？波茨坦会议与会国家要保障欧洲所有的边界，反对所有侵略吗？如果是如此，外交就等于转了一圈，回到罗斯福总统四大警察的构想。或者是，除非波茨坦会议全体与会国家一致同意，不得有抵抗行动？如果是如此，则又不啻给苏联一张空白支票可以发动侵略，不必担心会遭到抗拒。由于西方与苏联彼此都把对方视为最主要的安全顾虑，双方又如何满意于共同保证呢？洛迦诺公约的签订是用以代替法、英成立军事同盟，也以此向英国国会和大众报告。现在，仿照洛迦诺公约成立新协定，是否就把已有的同盟关系解散？
然而，丘吉尔并未依任何谈判立场提出其主张。1953年7月1日，他驳斥克里姆林宫的政策是不可变动的这一说法；也不认为苏联是第一个不受历史腐蚀的社会。根据丘吉尔的说法，西方国家的两难是因为它既不承认苏联的卫星附庸国家，却又不愿冒战争之险去解除这些附庸。唯一的解套方法是，发起“武力的侦察”以查明新苏联的结的最佳办法就是彻底回避谈判，而制造出心理弱势——这可以他在1953年4月对白宫某位演讲稿撰稿人提出的警告中，得到证明。他说：
“如果我们迷失于这些苏联的建议，会有一些真正的危险。显然他们这么做是因为外界压力加身，我不知道目前我们除了继续加强压力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对策。”
在这样的声明下，杜勒斯达到遏制政策的极致。民主社会除了忍耐自制，还得有主旨目标，才能相信冷战有理。虽然表面上的政治方案与民主国家的利益互不相容，中欧和平演进这样替代性的政治观念却有需要——一种强调让德国留在西方体制之内、并配合以措施、沿着欧洲东西阵营分界线缓和紧张的方案，杜勒斯避而不谈这个需要，宁可以旧立场阻滞外长会议，以争取时间巩固大西洋同盟和德国重新武装。杜勒斯认为，这样的政策避免盟国龃龉不合；斯大林的继承人则避免了必须痛苦做决定的压力。
一旦苏联领袖发觉民主国家不会在中欧议题上施加压力，他们将集中力量在艾森豪威尔、杜勒斯界定为考验信念的项目上，例如韩国、中南半岛和对奥地利和约等，追求非常需要的与西方暂停抗争。丘吉尔在1953年争取就欧洲问题谈判，这些协定没有用来作为欧洲问题谈判的入场券，却用来作为谈判的替代品。1954年1月，为德国问题召开外长会议的构想迅速停顿下来。杜勒斯和莫洛托夫事实上得到一模一样的结论。两人都不喜欢搞不会有结果的外交，两人都宁愿就更大胆的外交政策强化自身的势力范围。
然而，双方的立场并不对称。僵持符合莫斯科眼前的战术和内部目的，它却更吻合美国的长远的战略利益——即使美国所有的领袖并不完全了解这一点。由于美国及其盟国必然会赢得武器竞赛，而且他们的势力范围具有极大的经济实力，适当规划的苏联长远目标实际上需要真正缓和紧张局势，以及务实地解决中欧议题。莫洛托夫避免做出让步，可是让步虽痛苦，却可能挽救苏联，避免战略上过分伸张终致覆亡的命运。杜勒斯避免采取弹性措施，却付出不必要的国内纷争纠葛的代价，也对苏联的和平攻势的假象无力抗拒，不过也因而为美国最后的战略胜利奠定了基础。
杜勒斯利用这段休兵空档期，追求把德国纳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目标。如何把联邦共和国纳入西方军事架构的问题，相当棘手。法国一点儿也不热切于见到德国全面再武装，也不愿牺牲自身的国防，去换取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方整体防卫系统。因为这么做不啻代表着把法国防务部分交到十年前凌辱法国的那些人手中，而且这也会拘束住法国从事殖民战争的能力。这也正是欧洲防务共同体的计划，因为法国反对而胎死腹中的原因。杜勒斯和艾登因此只好退而求其次，只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纳入北约组织。法国勉强同意，但坚持英国承诺英军永久长驻德国领土，艾登同意这个方案，法国等于获得了英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坚持不肯承诺的具体军事保证。此后，英、法、美部队以联邦共和国盟军的身份长驻德国。斯大林首先倡议中止德国分裂（一度得到丘吉尔大力的支持），最后却成了承认欧洲分裂。讽刺意味十足的是，拥护势力范围最力的丘吉尔，最后却寻求软化其冲击，甚而彻底消除它们；而杜勒斯身为一贯抨击势力范围的美国之国务卿，却变成冻结势力范围在原地不动的政策之发言人！
对其阵营的团结有了信心之后，美国觉得现在与俄国和谈将安全无虞。然而，事实上，美、苏阵营在欧洲都已巩固下来，越来越没有什么可以一谈。双方都觉得可以召开高峰会议，不是为了解决冷战，而是因为他们知道可以回避所有的基本议题。丘吉尔已经告老退休，联邦共和国稳坐在北约组织内，苏联也认定，维持它在东欧的势力范围，比试图引诱联邦共和国脱离西方，来得安全。
因此，1955年7月的日内瓦高峰会谈就与丘吉尔原先所提议的，大异其趣。与会的领袖不仅没有检讨紧张的起因，根本就没谈到有关造成冷战的种种议题。议程在宣传造势和放弃解决东西问题之间摇摆。艾森豪威尔主张“开放天空”，准许彼此对对方领土进行空中侦察，这对美方没有太大风险；因为苏联从他们的情报侦探和公共来源经对美国有相当的了解，空中侦察增加不了多少作用，可是这一来苏联的谜团可就得公开给美国侦察了。我由个人经验知道，如果苏联会接受这个方案，艾森豪威尔麾下设计这套构想的规划人员（大部分都受当时担任总统顾问的尼尔逊·洛克菲勒节制督导）都会大吃一惊。赫鲁晓夫若是谢绝它，也不会有什么不利。中欧未来的议题就这样毫无政策指示地丢给外交部长们去讨论。
日内瓦高峰会谈的主要结果就是，展示民主国家经过十年的对抗之后，心理上需要歇息下来。原先对斯大林的明确方案立场坚定的民主国家，现在却对苏联的改变口气屈从接受，他们就好比那马拉松长跑选手，眼睁睁看到终点线，却累得一屁股坐下来，听任竞争者后来居上。
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很技巧地、坚定不移地去除掉斯大林和平通告，以及丘吉尔召开高峰会谈的影响，坚持对若干明确的问题要有明确的解决。不过，后来他们也认为坚持苏联内部先有转变才肯谈判，有点强人所难，另外规划替代性的会谈立场则又可能太立场分歧，未能取得国内共识。遏制若要持续下去，必须让美国老百姓认为冷战的终结有希望达成。但是，他们没有提出自己的政治方案，却落人他们一向担心的地步：倾向于把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较不具挑衅味的作风，解释为这是苏联态度基本上起了变化的迹象。单是成功地召开一个不剑拔弩张的会谈（不论其实质内容有多么肤浅），就能燃起民主国家的希望，认为翘首以待良久的苏联的改变，总算开始了。
艾森豪威尔在会谈召开前，就替这次高峰会谈定下了基调。放弃了他的政府原先坚持要有具体、详尽进展的立场，艾森豪威尔大体上从心理方面来描绘他对东西外交的看法：
“战后我们许多会议都太强调注重细节，竭力求取特定问题的解决，而不是在建立一种求取解决的精神和态度。”
媒体的反应热切兴奋，集中在高峰会谈上已有了基本进展这一点上，只不过当时尚不清楚其具体内涵而已。《纽约时报》社论说：
“艾森豪威尔先生的建树远比十年前他在战场上力挫强敌还要大，他已经防阻战争的发生。其他人可能会以实力相制衡，艾森豪威尔先生却能够睿智地把其他人拉进他的善意的圈子里，即令不能让来自易北河另一岸的访客改变政策，至少也修正了他们的态度。”
甚至杜勒斯也大受日内瓦“精神”感动。他在两个月之后对英国外相麦克米伦说：
“直到日内瓦会谈之前，苏联政策以不宽容为基础，这是苏联理论的主要精神。苏联政策现在则以宽容为基础，包括与人人建立良好的关系。”
　　　高峰会谈以及其周遭气氛本身就是一项成就。麦克米伦体会到这种精神，认为日内瓦高峰会谈的真正意义，不在于获致任何明确的协定，而是在各国领袖之间建立了交谊。即使在均势外交大本营的英国，气氛也被提升为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
“为何这次会谈让全世界都有了希望和期待？并非因为讨论特别精彩。最震撼世人想象力的是，世界对立的两大集团之元首能够友好地会谈。肩负重责大任的这些人能够像凡夫俗子一样聚在一起交谈、开玩笑。我不禁怀疑，夏天在日内瓦那一幕田园景致是不是幻象。”
仿佛历史极宽容似的，美国领袖早先的评估认为，冷战是苏联行动的结果，并非苏联夸夸其词或个人行为所致，这乃是正确的。双方领袖拒绝去探究紧张的起因，必然会使他们永得骂名。如果单单只是一次会谈就对西方舆论有这么大冲击，还能有何诱因能吸引苏联做出具体的让步？的确，在此后15年内在任何政治议题上，苏联都不再有让步的姿态。
以德国为分界线的双方势力范围自此冻结凝固。在北约组织成立，以及民主国家与苏联重开谈判以致日后于1975年缔结赫尔辛基协定这期间，唯一一次政治谈判就是因为苏联为柏林问题发出最后通告而进行的会谈。外交交涉日益局限于武器管制的范围，而武器管制乃是“实力地位”的另一面。主张武器管制的人士寻求把限制或管制军备转为代替政治对话，或者借用遏制理论的语言来说，把实力地位限制到与威慑能相容并存的最低程度。但是，诚如实力地位不会自动转化为谈判，武器管制也未曾自动转化成紧张局势的缓和。
即使日内瓦高峰会谈在西方被赞誉为冷战解冻的开始，它却预示着冷战最危险阶段的来临。因为苏联领袖由它得到的结论与民主国家领袖的结论十分不同。斯大林的继承人在混乱局势中脱颖而出，不能确定民主国家是否可能利用这场乱局扭转苏联在战后的征服成果。1953年6月，距斯大林亡故仅有三个月，他们设法平定四国共管的柏林东区发生的一起动乱，而西方国家毫无反应。他们在德国统一问题上延宕推托，却没有遭到抵抗，共产党在中欧东欧的政治控制，也只遭到口头言词的挑战而已。最后，他们在日内瓦高峰会谈上得到一张行为良好的奖状，没有受到关于冷战何以发生的认真的质疑。
身为忠诚的马克思主义信徒，他们得到吻合其意识形态的唯一结论：势力的相对关系朝着对他们有利的方向发展。这个信念毫无疑问亦因苏联核武器增加（虽然数量依然相当小），以及发展氢弹而加强了。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对这次高峰会谈的综合观点是：
“我们的敌人察觉到，我们能够抗拒他们的压力和看穿他们的诡计。”
1956年2月，也就是日内瓦高峰会谈七个月之后，赫鲁晓夫在他对斯大林重新评价的同一个苏共党代表大会上，以批判民主国家的态度评估国际大环境：
“资本主义的总体危机继续加深，社会主义的国际阵营对世局发展的影响力日增，帝国主义势力的地位日趋式微……。”
民主国家与苏联领袖之间误解的基本起因，是因为前者坚持把他们得自国内经验的标准加之于苏联。这是非常大的错误观念。第二代的苏联领袖成长在一个民主国家无法想象的历史背景下。追随斯大林，受其调教，导致心理发展不健康，唯有野心无穷大的奴仆才会忍受略犯小错就遭处死或终身流放古拉格劳改营的恐怖邪恶，或者只因独裁者本身政策转变并遭受横逆欺压，而敢怒不敢言。
葛罗米柯回忆录中有若干材料谈斯大林，它透露出斯大林的部属明白这些暴行是以共产主义的名义做的。然而他们为了缓和本身良心的谴责（良心实在是不大），却把斯大林主义归咎于斯大林神经错乱、暴戾孤傲，而不认为是共产主义制度的失败。并且，他们也很少有机会有系统地反省，因为斯大林一向把他的高层领导人任意调迁摆布。在斯大林政权下丢了官职，并不会回到民间，恢复正常生活；少数存活下来没被斗死的下台人物，要公开受到羞辱、也被昔日同僚彻底孤立隔离。
苏联社会里病态的疑忌心已经深入人民生活，在斯大林刚死不久的时候依然十分强烈。他的继承人花了将近五年的时间争权：1953年，贝利亚被处死；1955年，马林科夫被黜罢官；1957年，赫鲁晓夫击败了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谢比洛夫和马林科夫这一伙人的所谓反党集团；1958年，赫鲁晓夫罢黜朱可夫之后取得绝对大权。这种动荡不安使得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亟需与西方国家缓和紧张局势，不过它并没有使得苏联不出售武器给埃及，也没有阻挡苏联镇压匈牙利革命。
苏联领袖变了调子，并不是就变成能接纳西方国家和平共处的理念。1954年马林科夫畅论核战争的危险时，他可能第一次表达出苏联认识到核时代的现实了！同时，他也同样可能企图破坏民主国家对其安全战略所持的核武器的信心。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可能传达出共产主义在软化，但是他也用它为对付斯大林老助手（他的主要政敌）的武器，也用来作为控制共产党的手段。
不错，赫鲁晓夫有勇气整肃了贝利亚；或者至少可说，他认识到基于本身生存的安全，非于掉贝利亚不可；他又断断续续地试验在东欧对知识分子解冻和开展非斯大林化。他在启动改革过程这方面，可谓是戈尔巴乔夫的祖师；改革的影响他并不了解，改革的方向却叫他追悔莫及。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共产主义覆亡始于赫鲁晓夫。
由于共产主义彻底土崩瓦解，以致一般人常忘掉赫鲁晓夫对国际社会的挑衅有多么嚣张。他具有农民的本能，立刻抓住他的意识形态斥为帝国主义的那些国家的痛处，他煽惑中东危机，为柏林问题发出一系列最后通牒，鼓动民族解放战争，并在古巴部署导弹。他虽然让西方国家疲于奔命、穷于应付，却没让苏联得到永久的收获；因为他善于点火煽起危机，却不知何时罢手。并且由于西方国家虽然一时混乱，最后还是起而抵抗，因此赫鲁晓夫侵略行为的结局就是苏联资源大量耗竭，却没有得到长久的战略收获，还在古巴导弹危机中遭到严重羞辱。
1955年日内瓦高峰会谈是这一切种种作为的分界点。赫鲁晓夫由日内瓦回国途中，在东柏林小驻，承认了东德共产政权的主权。这是斯大林一直避免的动作。此后的冷战时期，德国统一问题自国际议程上消失，因为莫斯科已经把它列为应由两个德国国家自行谈判的问题。由于东西德的政治价值不能相容，没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