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第7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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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自由运动的领袖基本上都不具备民主的性格；他们在流亡或坐牢期间能够坚毅地生存下去，都因心怀远志，他日一旦掌权将要如何如何改造。谦卑很少是他们的特质，因为如果他们谦逊自抑，也就不会成为革命党人，建立一个领袖能够更迭的政府（民主政治的本质），令他们绝大多数难以接受。独立斗争的领袖要当英雄，而英雄通常都不好相处。
吴庭艳的人格特质亦深受越南的儒家政治传统的影响。民主思想视真理由理念冲突相激相异而产生，儒家思想却大异其趣，认为真理是客观存在，只有借由勤勉研究和教育才能洞烛真理，而只有少数人才够格受教育。儒家探索真理时，并不把冲突的理念视为同样有价值。由于真理只有一个，不是真理就没有地位，或者必须通过竞争增强地位。儒家思想本质上讲究阶级差序、重视精英，强调对家庭忠诚、尊重体制和权威。受到儒家思想影响的社会，还没有任何一个已建立顺利运作的多元制度（20世纪90年代的台湾已经最接近多元体制了）。
1954年的南越，尚无建国的基础，更谈不上建立民主体制。可是，美国的战略评估和它相信南越必须以民主改革加以挽救，这两者都没有思考到这些现实状况。艾森豪威尔政府本着真诚热心，一马当先挑起保卫南越、抵抗共党侵略的担子，也承担起南越建国重任，想使文化与美国迥异的这个社会能维护它新获得的独立，也能实行美式自由民主。
杜勒斯力主全力支持吴庭艳，因为他是“唯一找得到的良驹”。1954年10月，致函吴庭艳，爽快地保证提供援助，条件是南越“在执行必需的改革时应有合乎标准的表现”。美援将与独立的南越“结合在一起”，而南越“要建立强大的政府，合乎其人民的民族主义盼望”，也能得到国内及国际的尊敬。
有一段时间内，似乎事事顺利推进。艾森豪威尔政府交卸之时，美国授予南越的援助已经超过10亿美元；南越亦驻有1500名美国人；西贡的美国大使馆成为仓球最大的使馆之一。美军顾问团人数高达692人，亦超过日内瓦协议规定的外国军事人员之上限。
吴庭艳在美国庞大的情报机关支援下，扫平了秘密会社，稳定了经济，并设法建立中央管控——这些出人意表的成就，深获美国人嘉许。美国参议员曼斯菲尔德（　Mike　Mansfield）　　1955年访问南越之后，认为吴庭艳代表“真正的民族主义”，“重举自由失落的大旗，赋予新生命”。还未出任总统的约翰·肯尼迪参议员也支持美国的越南政策以安全与民主为两大支柱，他形容越南不仅是东南亚安全“巨拱的基石”，也是“亚洲民主的试验场”。复杂无解的越南问题
情势发展很快就显示，美国只不过是在共产党压力的空档期略有成绩罢了，并没有获得永久性的成就。美国人认定他们自己特殊品牌的民主体制已足可出口，却被证明有误。在西方，政治多元主义在团结的社会中兴盛，它长久具备强烈的社会共识，能够容忍不威胁国家生存的反对意见。但是在一个尚待建立的国家中，反对派可能会威胁到国家的存在，尤其是当它没有一个市民社会（　civil　society）并提供安全网之时。在这种环境下，经常极易有强烈的诱惑，把反对党等同为叛逆。
这些倾向在游击战争中更被扩大。游击队的策略就是系统地破坏统治机构设法建树的任何作为。在越南，游击队最初的目标是阻止稳定、合法的机构巩固基础。他们最乐于攻讦最糟的和最优异的政府官员。他们攻击糟的官员是以“惩治”贪污、欺压良民的官吏做号召，争取民心；他们之所以攻讦最优秀的官员，因为这是阻止政府获得合法地位、阻碍有效率的治国服务的最佳办法。
1960年以前，每年南越有2500名左右的官员遭到暗杀，当然只有少数高度积极任事，以及多数贪官污吏有这种杀身之险。在建设国家与制造混乱、在民主与高压的竞争中，游击队占了极大便宜。即使吴庭艳是美式模范改革者，在容许改革有所建树所需的时间，以及制造混乱所需的时间，这两者并不平等的竞赛中，他能否得胜也是个大问题。即使南越没有陷于游击战争漩涡，吴庭艳也未必是个更加民主的领袖。他以儒教统治家自居，以德治国，不是以争取共识治国，并且是以成败与否达致合法地位——所谓天命——吴庭艳本能地从合法反对党的观念面前退却畏缩，就跟由北京到新加坡所有华人作风的统治者，以及几乎东南亚所有的领袖在面临国内并不算严重的困难时的作风如出一辙。有一段时候，吴庭艳在国家建设上的成就遮掩了民主改革的蹒跚进度。然而，当南越内部的安全日益恶化，美国价值和南越传统之间潜在的冲突，必会趋于深刻。
尽管美国资助建立起南越军队，安全局势却日趋恶化。美国军方也跟美国政治改革者一样，受到自信十足的信念鼓舞。他们都深信，已经替这个地理、文化俱与美国有相当距离的苦难国家，找到绝对错不了的补救秘方。他们努力建立一支美式的南越军队。美国武装部队是以在欧洲作战为建军思想，他们在发展中国家作战唯一的经验是朝鲜战争，而在朝鲜战场上，美军面对的是一支越过国际承认的分界线入侵的传统式部队，美军大体上是在支持美国人的民众中间执行作战任务，这种情势非常像军事规划家预测欧洲会发生的情势。但是到了越南，战争没有界定好的前线，敌人由线内供应给养，不需要防守任何要地，可以任意选择攻击对象；他可以立刻四处放火，也可以瞬时无影无踪。
美军顾问团一到越南，就开始运用熟悉的作战方式：依赖火力、机动力和机械化优势打消耗战。这些方法在越南统统派不上用场。美国训练的南越部队立刻陷入法国远征军十年前同样的境地。消耗战最有效是用于对付一个别无选择、非得防守要地的敌人。但是游击队罕有非得据守不可的要地，机械化和师级建制，使得南越军队在其国家的作战上，毫无作用。
美国介入越南事务的早期阶段，游击战犹在婴儿期，军事问题还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因此看来似乎局势有了真正的进展。一直到艾森豪威尔执政进入尾声，河内才升级游击战，不过仍然还要经过一段时间，北越才建立起后勤体系足可供应打大规模游击战。为了完成补给线，北越进犯和平、中立的小国老挝，取道老挝，建立一条胡志明小道。
艾森豪威尔即将卸职时，事实上老挝是他最关切的问题。他在回忆录《追求和平》（　Waging　Peace）中，形容老挝是骨牌理论的关键：
“老挝若是陷入共产党手中，可能造成其仍然自由的邻国柬埔寨和南越的相继沦陷，甚至泰国和缅甸也可能不保，犹如一排骨牌纷纷倒塌。这样连锁事件将替共产党夺取整个东南亚打开通路。”
艾森豪威尔认为老挝的独立攸关紧要，他打算“有没有盟国参加都得一战”。在1961年1月移交给肯尼迪的过渡期间，艾森豪威尔给肯尼迪最具体明确的一项建议，就是保卫老挝。
美国政府移交易人之际，美国介入中南半岛的层次和性质，还没有拿全球可信度冒险至无可挽回的程度。美国的作为仍与地区安全目标有关联；其作为还没有深刻到必须辩护，以强调自己合理化的地步。
骨牌理论已经为一般人接纳，很少受挑战。但是就和威尔逊主义一样，骨牌理论不区分任何国家。一概纳入，也未必全然错误。越南所呈现的真正问题，不是应否在亚洲抵抗共产主义扩张，而是北纬17度线是否为恰当的地点；不是如果南越骨牌倒下，中南半岛将会如何，而是是否能在其他地方（譬如马来西亚边界）布下另一道防线。
这个问题从来没有被摆在地缘政治角度加以仔细检讨。慕尼黑已经成为那一代美国领袖的重大教训，退却被认为将加剧困难，而且在道德上有所亏欠。艾森豪威尔在1959年辩解美国何以介入越南，就是以此为理由：“我们本身的国家利益就需要我们协力维持越南的士气、经济进展和军事力量，俾能使它继续存在于自由阵营内。……继续忽视这些问题的代价，远大于今天我们必须承担的代价——的确超过我们能经受得起的程度。”
美国传统讲究一视同仁，无分畛域，不允许美国以战略衡量而对潜在可能的受害人有所偏袒。领袖吁求国民无私投入，是因为他们诚心相信；他们为维护原则而保卫某个国家的可能性，大于基于美国国家利益而战。
选择越南作为界限，抵抗共产主义扩张行为，不准他们越轨，使美国必然要面对严重两难困境。如果政治改革是击败游击队的良计，游击队势力滋长是否表示美国的方法未正确运用，或者这些方案没有切中要害？如果越南果真如几乎全部美国领袖所认定的，事关全球均势，这难道不代表地缘政治的需要最后将超越一切，迫使美国接手离家12000英里的这场战争？这些问题的答案，得待艾森豪威尔的继任人肯尼迪、约翰逊两人提供。
第二十六章　　越南：走向绝望，肯尼迪与约翰逊
处理越南问题
肯尼迪成为第三位必须处理中南半岛问题的美国总统，继承了一组久已存在的政策前提。肯尼迪与其前任一样，认为越南是美国整体地缘政治地位中关键的一个环节。他和杜鲁门、艾森豪威尔都相信，阻止共产党在越南获胜是美国的重大利益问题。他也和其前任看法一致，认为河内的共产党领导阶层乃是克里姆林官的代理人。一言以蔽之，他认同前两任政府的见解，认为防卫南越事关全球遏制的全盘战略。
虽然肯尼迪的越南政策在许多方面延续艾森豪威尔的做法，可谓艾规肯随，但是还是存有重大差别。艾森豪威尔看待越战是从军人立场出发——这是北越和南越这两个明确实体之间的战争。肯尼迪却认为，越共攻击南越并不太像一场传统战争，倒有几分像是以游击战形式从事的准内战。肯尼迪偏好的解决方案是：美国把南越建立成社会、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均能独立担当的国家，让她能击败游击队，又不必让美国牺牲子弟的性命。
同时，肯尼迪也以更乐观的心情来解读军事方面的冲突。艾森豪威尔以传统战的眼光看越南受到的军事威胁，肯尼迪却相信美、苏之间核武力已旗鼓相当（事后证明这是过于早熟的评估），套他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话来说，这使得全面战争“不堪设想”。美国政府相信加强军力部署可以消除共产党从事朝鲜战争式有限战争的机会。通过逐项剔除法，美国认为游击战是未来新浪潮，对抗游击战是对美国遏制共产主义能力的最大考验。
1961年1月6日，距肯尼迪总统宣誓就职日还有两星期，赫鲁晓夫扬言“民族解放战争”是“神圣”战争，苏联坚决支持它们。肯尼迪的“新边疆”（　New　Frontier）政纲把苏联这席话当成是对美国盼望与发展中世界增进关系的公开叫阵。今天，赫鲁晓夫这篇谈话被普遍认为主要针对北京的意识形态对手而发，因为北京一再抨击他对列宁主义不敬，已经第三度延长对柏林最后通牒的最后时限，也经常对核战表达保留意见。然而，当时的肯尼迪在1961年1月31日第一次提出国情咨文报告时，把赫鲁晓夫的谈话视为证明苏联和中共“有野心称霸世界——这个野心他们不久前才强烈重申过”。
1965年9月，约翰逊政府对中共也发生解读错误的现象，当时中共国防部长林彪倡导“人民战争”，主张在第三世界煽动革命，“包围”世界上各大重要工业国家。约翰逊政府把这番话解读为，中共示意她介入越南局势，却忽略了林彪的下文，它强调各国革命党需要自立自强。毛泽东亦另外评论说，中共军队不出国作战，也强烈暗示中国不打算再次介入共产党的解放战争。这显示朝鲜战争的双方当事国都学到同一课，他们决心不再重蹈覆辙。
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对共产党谈话的解读，使得越南战争不再被当做冷战中多场战役中的一场。就新边疆而言，越南战争乃是决定性的一役，它将判别游击战可否制止、冷战能否胜利。肯尼迪把这项冲突解读为共产阵营有计划的全球阴谋之行动，使得他认定必须在东南亚站稳脚步，重振他在1961年6月维也纳高峰会议遭到赫鲁晓夫诟骂所失去的可信度。他告诉《纽约时报》资深专栏作家赖斯顿（　James　Reston）说：
“现在我们的问题是让别人信服我们的力量，越南似乎是个理想的地方。”就跟古典悲剧里，英雄被一些无意中的事件不知不觉地牵引步上命运之路一样，肯尼迪政府因着他的前任得以回避的一项危机——老挝的未来——被扯进越南局势。没有人比温和的、爱好和平的老挝人更冤枉，不该遭到此飞来横祸。老挝东侧与越南为邻，崇山峻岭，西侧则以宽阔的湄公河与泰国隔河相望。老挝人民对好斗的邻人别无所求，只盼别来干扰他们平静的生活。然而，北越焉能让他们如愿？河内一旦在1959年于南越境内发动游击战，对老挝的压力亦无可避免地大为增强。如果河内企图通过越南领土给南越的游击队提供补给，它就必须穿过沿着北纬17度线划分越南的、宽约40英里的所谓“非军事区”（Demilitarized　Zone）。这段距离很可能被南越部队在美国援助下封锁住。否则，北越就必须以有组织的军事单位，跨过北纬17度线发动攻击，而这几乎必然会激怒美国，甚至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干预——这是河内在1972年之前极力回避的风险，到此时越战已进入尾声。
河内以整个越战时期一向的冷静逻辑思考，认定借道中立的老挝、柬埔寨，渗透进入南越，比起公然挥师跨过北纬17度线，遭遇的国际阻力要小得多。即使老挝和柬埔寨的中立受到1954年的日内瓦协议的保障，也受到东南亚条约组织重申保障，河内的判断不受影响而动摇。事实上，它并吞了主权国家老挝部分领土，在老挝和柬埔寨建立基地，也没有遭到国际社会太大的反对。世界舆论竟然接纳了河内的歪理：美国和南越亟欲阻止北越在中立国家建立的渗透网络，却被谴责是“扩大”战争的恶徒。
老挝的狭长地带丛林密布，提供北越一条通道，沿着南越与老挝、柬埔寨绵延650英里的边境，直人南越。1959年北越有6000多人的部队开进老挝，表面任务是支援老挝共产党的“爱国战线”（　Pathel　Luo）。爱国战线是1954年日内瓦协议后，河内沿着北越、老挝边境，埋伏在老挝东北省份的一支游击武力。
作为军人，艾森豪威尔了解防卫南越必须始于老挝。他在移交过渡时期明白地告诉肯尼迪，他打算干预老挝局势，必要时不惜单方面行动。肯尼迪有关老挝局势的第一个声明，与艾森豪威尔推荐的立场一致。1961年3月23日，他在记者会上提出警告说：“如果老挝失去其中立、独立地位，整个东南亚的安全将受到波及。她的安全与我们大家的安全相辅相成——在于大家尊重其真正中立。”然而，就在五天之后提出其新的国防政策时，肯尼迪坚称：“今天世界面临的基本问题，不是轻易就能以军事加以解决。”虽然不是完全不合于防卫老挝的决定，这份声明也确实没有响亮号召采取军事行动。河内绝对不会有幻想，深知这是战争，要用尽一切手段去赢得战争，肯尼迪的立场就比较含糊不清。他希望通过政治手段能够遏制住共产主义，如果可能，也不妨妥协。
1961年4月，受到古巴猪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