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第9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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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1972年5月莫斯科高峰会议签署战略武器限制谈判协定之后，突然间双方却对已协议的发射装置之差异，产生争议。这是一种奇怪的情势。在还未提出战略武器限制谈判的构想之前，美国已定妥上限。五角大楼在尼克松的第一个任期内，丝毫没有动作增加其核兵力；五角大楼都没有提出要求增加战略兵力，当然不会有所谓被驳回这种事。即使接下来1974年在海参崴协定要把上限再提高，国防部也从未建议提升1967年以来已拟定的发射设备的数量。
但是，火星人若是注意到美国国内的辩论就会听到奇怪的故事，据说：美国政府已经“让步”接受导弹的不平等协定，同时单方面受限——事实上，若无核武器限制谈判，美国也从未计划去改变；即使在两年后解除了此一上限之后，美国也没有去改变，甚至到了里根总统任期内，美国也还未曾改变它。美国自愿接受的兵力上限是因为美国比苏联有更多的多弹头导弹，而且在协定有效期内对方也不会去改变它；可是，当它列入协定之内，却突然间变成危险了。
对于尼克松及其顾问们极其不幸的是，“不平等”却成了事实。政府提出辩驳，比较着发射装置和多弹头，原定的上限和谈判的上限等等之时，各方眼睛都亮了，不舒服地认为政府早在替美国业已沦落到不利的“导弹差距”之事辩护。
尼克松政府认为战略武器限制谈判协定，是在下列两方面保护基本防卫计划不受国会干扰的方法：它坚持协定所订的上限，国会应接受；它又配合协定，提出增加45亿美元国防预算供武器现代化之用。即使到了20年之后的今天，大多数关键性的战略计划（如：轰炸机、隐形轰炸机、导弹、战略巡弋导弹、三叉戟导弹与潜水艇等等），都出现在战略武器限制谈判条约生效的尼克松、福特两位总统任内。
表面上对双方导弹兵力的辩论，实则代表着另一个更深刻的令人信服的关切。尼克松这一派人士认为，武器管制越来越受重视——的确，媒体与学界已近似迷恋地抓住这个问题不放——可能威胁到任何认真的国防政策。新军事计划之增加，理由是它可以在未来战略武器限制谈判中作为谈判筹码。尼克松等人担心，此一趋势会伤害国防的战略性的基本理论。毕竟，有限的稀有资源分配给耗费不赀的计划，可是到头来却要在谈判桌上同意取消，这究竟是何道理？
在这个背景下，辩论协定的条款最后变成是辩论如何掌握美国的战略优势。理论上，十多年来大家都了解核武器的破坏力太大，构成僵持局面，理性的政治领袖不能接受不计代价地求胜利。这点认知使得肯尼迪政府发展出“确保摧毁”（　assured　destruction）的战略理论，也就是以每一方都有能力摧毁对方为基础去实现威慑的目的。
这个战略理论不但没有解决问题，还只会重新界定问题。依靠自杀威胁而定的国家战略，注定迟早会走上死胡同。第一阶段核武器限制谈判也让大众知道了专家已经知道达十多年的事实。突然之间，战略武器限制谈判被指责为导致现状的祸首，殊不知若是无限制发展军备，局势或许更艰险。局势的确艰险，但是它不是因战略武器限制谈判所引起的，只要威慑等于相互毁灭，心理上关于核战争的禁忌就会极为强大。美国发展武器只对威慑敌国不利用核武器有效用，不是因为它们与任何可以预测的政治危机有何关联，一旦这种认识深入人心，相互摧毁的可能就必然会危及士气民心和破坏现有盟约关系，这才是核战争真正的困局，而不是战略武器限制谈判造成困境。
因此，就本质上而言，有关战略核武器谈判（乃至缓和）的辩论，反映出对当前世界的反动；在当前世界里，一则是意识形态冲突炽烈，一则又无可避免地存在着核僵持局面。就战略核武器谈判的真正争执，产生出针对核僵局两种非常不同的评价。尼克松及其策士们认为，任何一方若能不用核战争就可以构成威胁，日久必然有更大的挟制力量，能够执行惊人的扩张主义政策。这就是尼克松强调抗拒地缘政治威胁的原因。在缺乏打击军事力量——首次攻击就能解除敌方武装的力量——的情形下，美国战略力量将变得越来越无法保护海外地区，到最后，甚至欧洲也保护不了（详见本书第二十四章）。
杰克逊这一派人士了解这一点，也渴望恢复美国的战略优势。但是他们的关怀不仅说出了对美国将失去先发制人的打击力量的担心——这一点是对的——还说早晚苏联或许会得到先发制人的实力，这就不确，尤其是在辩论所称的这一时段中绝对不确。
杰克逊的梦魇是战略上落居下风；尼克松的梦魇则是地缘政治上积弱不振。杰克逊关切军事力量的均势，尼克松主要关切全球政治力量的分配。杰克逊这一派人士试图运用核武器限制谈判，迫使苏联依据美国的喜恶重新设计其整个战略兵力。尼克松及其策士并不相信在国会急欲削减国防预算的时候，美国有能力做这套设计，不过日后里根倒展示出美国政治的团结，坚决增加兵力部署。杰克逊这一派人士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战略均势，他们把对此之威胁认为大体上是技术问题。尼克松政府设法要让美国承担起在其历史上新奇、可又与其国家制度同样古老的角色：防阻敌人积累似乎不起眼的地缘政治之收获，日积月累之后，这就会推翻势力均衡。杰克逊派则相对地容忍地缘政治上的变化（1975年杰克逊投票，反对援助安哥拉的非共阵容），但是对于最奥妙的武器技术之影响则十分热切。
这个死结把战略核武器的辩论，逼到更奥妙的领域去，直到争议落定在武器系统的细节，使得凡夫俗子不能了解为止，并且对此一争议，武器专家们也各说各话，莫衷一是。回顾过去十年，针对巡航导弹换苏联逆火式轰炸机、等数的导弹换不等数的多弹头等等之辩论，读来仿佛若干遗世独立的修道院修士记载的中古经文一般。
辩论中提出的问题都是基本问题，无从回避。死结何以产生，那是总统的烦恼，这一来意见便无法交集。美国的理想主义至高无上，不受任何政治妥协影响。总统无法运用他职权内的赏罚特权来奖励或惩罚同一流派或持有异见之人士，批评者因而也没有政治诱因要调整自己的观点。因此，辩论就在仿佛是学界自主意识强烈的教授圈会议的气氛下进行。然而，历史学家能像站在局外旁观者清似地来看待问题，不必在政治过程中强自解读。美国因自责过甚，付出迟滞约十年才终于面对其地缘政治需求的代价。
最后，苏联阵营崩溃，部分是因为它本身僵化，部分是因为西方重振勇气后对它施加的压力。这也是为什么历史的最终裁判对美国国内辩论的对立各方，远比他们彼此的对待更加仁慈的原因。历史将把尼克松及批评他的保守派之做法，视为互补而非互相竞争对立，其中一方强调地缘政治，另一方强调技术层面，实则双方的道德本质并无不同。
武器管制后来由于技术层面太笨重，无法再承载对美国外交政策性质应该如何之哲学性争议的重荷。辩论遂逐渐地转到更契合传统美国理想主义的问题上，而且此一问题在民众心目中也比较容易有共鸣——人权在美国外交政策中亦应居于主要目标之列。
人权辩论初起，是为了以美国的影响力争取苏联公民受到善待，但逐渐演变成迫使苏联内部变化的策略。就和武器管制一样，问题不在于目标，因为目标并无争议，而是意识形态对峙应在美国外交政策优先秩序上摆到什么程度的地位罢了。
犹太人移民迁出苏联这个问题，是在尼克松政府时期才首度被作为一个外交题目。1969年以前，这个问题从来没有列入东西方会谈的议程上；在此之前，历任两党政府都把它当做是苏联内政问题。东西方关系已经够紧张了，没有一届政府预备再牵扯上另一个争端。1968年一年之中，苏联只核准400名犹太人移民出国，并且也没有一个民主国家对此一问题发言。
美苏关系改善之际，尼克松政府开始透过总统的幕后渠道提出此一题目，认为美国政府的最高阶层不可能不注意到它。克里姆林宫对美国的“建构”开始有回应，尤其在苏美关系开始改善之后。每年犹太人移民出境人数都有增加，到了1973年，当年已达到35000人。此外，白宫亦定期把一份“艰困个案清单”交给苏联领导人——这是一些被否决出境签证的个人或那些家庭离散了的人，甚至若干入狱人士的名单。这些苏联公民大多数亦获准移居外国。
这些动作都在外交学者所谓“心照不宣的交涉”下进行。没有人提出正式要求，也没有人做出正式答复。苏联的动作得到注意，但未予承认。苏联公民移民出境的实施的确在稳定改进中，不过华府毫不张扬居功。尼克松政府坚守这个规则，甚至在大选中亦决不居功；直到杰克逊参议员把苏联犹太人迁徙自由问题炒作为公开叫阵为止。
杰克逊之所以发难，是因为克里姆林官突然于1972年夏天决定对移民出境者课征“出境税”所致；所谓出境税是出境者必须退回国家为教育他们而花费的费用的一种税。苏联官方对此一决定没有提出任何解释。或许它是为了改善苏联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苏联最近在埃及遇到战斗部队被请出境，显示出地位不稳。或许苏联拟以出境税来增加外汇收入，认为美国支持这些移民的人士会代出这笔钱。犹太人团体担心移民潮可能因此中止，遂向尼克松政府以及长期支持他们的杰克逊求援。
尼克松政府继续悄悄与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设法解决问题之时，杰克逊却设计出一套巧妙办法，公开对苏联施压。1972年美苏高峰会议时，美国国会签署一项协定，给予苏联最惠国待遇，换得解决二次大战期间因租借法案而积欠的债务问题。1972年10月，杰克逊提出一项法案修正案，不准给予任何限制其公民移民出境的国家最惠国待遇。这是战术极为高明的出击。最惠国待遇听起来远比其实质来得重要。事实上，它代表的只是“无差别待遇”；它一点也没有给予特惠，只是让被列为最惠国之国家，享有美国与所有具有正常商务关系国家完全一样的待遇（此时，有一百多个国家被列为最惠国）。最惠国待遇只是基于商务互惠原则，便利“正常”贸易而已。以苏联的经济状况而言，美苏贸易程度也不会太大。杰克逊修正案所达成的乃是让苏联移民出境的实施，不仅成为公开外交的项目，还成为美国国会的立法行为。
尼克松政府和杰克逊之间对实质并没有不同见解。政府的确在若干其他的人权问题上坚定立场。比如，我本人多次、不断代表不同政见作家索尔仁尼琴（　Aleksandr　　Solzhenitsyn）向多勃雷宁请命，后来终于促成索氏离开苏联。然而，杰克逊并不赞成在追求人权时搞秘密外交，坚持美国必须公开坚持人权——换言之，成功要炫耀，失败须受惩。
起初，国会的压力可用来强化政府往同一方向的努力。然而，不多久，歧异就超乎理论的层面。尼克松是首倡鼓励犹太人移民观念的人，他以人道主义姿态提倡它（或许也有一丝政治动机，不过他从未公开过）。尼克松划定界限，不肯把整个东西方关系放在犹太人移民问题上来思考，因为他不认为美国国家利益涉及此一程度。
就杰克逊及其支持者而言，犹太人移民问题是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峙的幌子而已。因此不足为奇，他们把苏联的一切让步都当做是他们的压力战术告捷的证明。苏联领导人终于废止了出境税——不论它是由于白宫规劝生效，还是杰克逊修正案压力难挡，或许更有可能两者兼而有之，这可能得等他日苏联档案公开，我们才能得知其详。政府的批评者受到鼓舞，进一步要求犹太人移民出境人数要加倍，并且须依照美国认可的时间表，取消对移民到其他国家的限制。杰克逊派人士亦要求立法，限制美国进出口银行对苏联的贷款（史蒂文森修正案），因此，在商务关系上，苏联在东西方缓和之后反而处于比东西方紧张关系和缓之前更糟的地位。
身为刚走出令人疲劳的越战之国家领袖，而且总统官职又面临危机，尼克松不会轻易涉险，只肯为国家利益所必须、且有能力支持之政策出面力争，可是他的批评者却要求美国外交能通过在武器管制上的单方面要求、制止贸易和在人权问题上提出挑战等等方式，促成苏联制度崩溃。在此一过程中，参与此一全国大论战的若干要角，立场大反转。《纽约时报》1971年曾在社论中提出警告，认为“以制止美国贸易作为稍后在若干不相干的问题交涉之筹码，不太可能发挥贸易本身能对苏联政策产生的有利影响”。两年之后，这位社论主笔论调全变。他谴责财政部长舒尔茨访问苏联之行，证明“政府热衷于贸易和缓和，宁可不顾同样重要的问题，不肯正视美国人民对各地人权问题的关切”。
尼克松为了鼓励苏联在国际行为上温和，借增加美苏贸易来考验苏联对其外交政策之节制。他的政敌却更进一步，想利用贸易为手段，造成苏联国内骚动，而且是在苏联依然强大且有信心之时。四年之前尼克松被抨击为鼓吹冷战的人，现在却被责备对苏联太软弱、太轻信——这位崛起自40年代反共大调查的政治人物，这可是生平第一次遭遇这个指控。
不久，改善苏美关系这个观念就受挑战。《华盛顿邮报》社论指出：“美苏‘缓和’的实质究竟是什么？这个困难的问题已由辩论阶段过渡到政治阶段。许许多多的美国人现在显然都相信，除非克里姆林宫对其若干国内政策开始自由化，否则要改善对苏关系便不值得、不可能或不安全。”
　　　美国又转回到艾奇逊与杜勒斯，以及国家安全会议第68号备忘录的信念上去：也就是说认定美、苏在认真谈判之前，苏联的宗旨和国内施政必须先有基本改变。不过，早期的冷战斗士愿意借由遏制政策，让时间来促成此一改变；他们的后续者却坚信，美国直接施压，且公开揭示美国的要求，就可以造成苏联制度重大变革。
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当苏联的实力尚未衰竭时，尼克松和其部属曾经数度与苏联领导人相颉颃，发现他们的确难缠。在核兵力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全面攻击共产主义制度必然陷入长期苦战。经过越战煎熬，而又陷入水门事件风波之中，我们的处境俨若一名泳者差点儿淹死，惊魂未定，就被要求横渡英吉利海峡，当他打不起精神时却被责备太悲观、畏怯。
在国际危机中，总统的一言一行都是政府的焦点。单从这一点来说，水门事件期间绝不是发动美、苏对峙政策的良好时机。总统身陷被弹劾危机；越战伤口仍未愈合；对政府的不信赖感十分强烈，以至于当苏联明显威胁要干预中东战争时，一位知名的记者竟然于1973年10月一次记者会上提问：美国部队奉令进入警戒状况，是否是为了转移民众对水门事件的注意力。
争议又回到约翰·昆西·亚当斯总统时代的老问题：美国是否应以重申道德价值即可，还是应以道德先锋自居举起进军大旗？尼克松寻求把美国的宗旨与能力相连接。在能力可及范围内，他预备发挥美国的影响力以促进其道德价值，他在犹太人移民问题上已表现出其立场。批评他的人士却坚持立刻施行普遍原则，不耐烦地指斥所谓可行性问题，是道德上不足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