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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外交-第9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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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安哥拉到尼加拉瓜，美国重振旗鼓，使得苏联的扩张主义所费不赀仍停滞不前，甚至含愧认输；同时，美国的加强兵力（尤其是推动战略防御计划）在技术上做出重大挑战，可是停滞且负荷过重的苏联经济开始无法应付。西方国家发动超级电脑、微晶片大革命之际，苏联这位新领袖却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国家沦为技术后进国家。
虽然最后是失败下台，戈尔巴乔夫肯面对苏联的困境则值得嘉许。起先，他似乎相信借由整肃共产党，引进若干市场经济因素灌输人中央计划，他可以使苏联社会恢复活力。虽然戈尔巴乔夫事先不知道他的作为在国内的冲击力会那么大，他却知道他必须争取到一段国际间平静的时间才能施行其内政作为。就这一点而言，戈尔巴乔夫的结论与斯大林死后所有历任苏联领袖，并无多大不同。但是，赫鲁晓夫在50年代依然认为苏联经济即将赶上资本主义制度；戈尔巴乔夫在80年代则明白，苏联要花相当长时间才能勉强达到堪可与资本主义世界相竞争的工业生产水平。
为了争取此一喘息空间，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外交政策发起重大评估。在1986年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届代表大会上，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几乎完全遭到摒弃。过去和平共处的时期被认定是暂时休止，以便重新安排势力均衡，仍然存在阶级斗争。戈尔巴乔夫是第一位完全摒弃阶级斗争、并且宣称和平共处本身就是目标的苏联领袖。虽然继续申言东西方之间意识形态的不同，戈尔巴乔夫同时也在坚持，国际合作的需求已超越了它。甚至，和平共处被认知的意义——是无可避免的冲突对峙的前奏曲——也与过去不同了；现在被视为共产主义世界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关系之固定的成分。它之所以存在，不是当做走上共产主义必胜道路中的一个阶段，而是因为对全体人类福祉有贡献。
戈尔巴乔夫在他的著作《改革》（Perestroika） 书中，描写他的新做法是：
“确切地说，区别仍然存在。但是，难道我们应该为了它们而决斗吗？更正确的做法难道不是跨越使我们同全体人类利益分离的事物？同全球生灵分离的事物？我们已经做了抉择，坚持借由有约束力的声明及明确的言行举动而重申新的政治前景。人类已厌倦紧张与对峙。他们宁可追求更安全、更可靠的世界，在这一世界里，每个人可以保留自己的哲学、政治和意识形态观点，以及生活方式。”
戈尔巴乔夫在两年之前，也就是1985年与里根进行第一次高峰会议后，在记者会中已暗示过这些观点：
“今天的国际局势是由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来区分，我们与美国在外交政策上必须考虑此一特征。我的意思是：在目前的情势下，我们说的不只是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冲突对峙，而是在生存和相互歼灭之间的抉择。”
无可避免地，对冷战经验丰富的人很难了解，戈尔巴乔夫的方法比起从前的和平共处时期，会走得有多么更远？1987年初，我和已转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部长（约略相当于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的多勃雷宁，在莫斯科的苏共中央党部大楼会面。多勃雷宁对于莫斯科支持的阿富汗政府有许多轻蔑评语，我遂问他，勃列日涅夫主义还生效吗？多勃雷宁却吼起来：“为什么认为喀布尔政府是共产主义政府？”
我向华府报告，指出多勃雷宁这句话似乎暗示，苏联可以随时抛弃克里姆林宫的阿富汗傀儡。一般的反应是，多勃雷宁为了想讨好老朋友而失言——我在将近十年里与这位“秘密渠道”的苏方代表来往时，却从来不知道他有此一特质。虽然如此，这种怀疑还是有道理，因为戈尔巴乔夫对外交政策的教义上之转变，尚未立刻化为政策上明显的转变。苏联领导人只是反复学舌，形容他们的新教义是“剥掉西方是敌人的印象”之方法。戈尔巴乔夫1987年11月宣布的此一“新思维”，“开始为世界事务开辟新途径，摧毁掉反苏的定型观念，以及对我们言行建议的疑忌”。苏联在武器管制谈判上的战术，似乎是重演他们在尼克松执政初期的战术——全面取消防御系统，却把更要紧的攻击系统搁置不谈。
大国的政府好比是一艘数十万吨的超级大油轮，掉头转身的半径面积至少就数十英里。它的领袖在寻求对外界的影响时，也得考虑如何平衡对本身官僚体系士气之影响。政府首脑固然享有职权去建立政策方向，但是诠释首脑构想的工作却落在政府官僚身上。政府首脑也几乎不会有时间或幕僚，通过执行上的每一细微差异去监督日常指令实施的状况。够讽刺的是，官僚体系越是庞大、复杂，就越会出现这种情形。即使不如苏维埃制度那么僵化的政府，政策变革的步伐经常也是极其缓慢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戈尔巴乔夫在理论上的转变已无法回避，即使葛罗米柯担任外交部长几近30年所组建的官僚班子也不能不面对它。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已经远超过调整苏联既定政策符合新现实的步调；它彻底破坏了历代苏联外交政策的支柱。当戈尔巴乔夫以威尔逊派的全球相互依赖论，取代阶级斗争论之时，他界定的世界是一个有相容利益的、和谐的世界——完全推翻了长久以来的列宁主义正统以及历史性的马克思主义。
意识形态的崩溃不仅使得苏联外交政策失去历史上的理论基础和信念，也让苏联局势中固有的困难加剧。在80年代中期，苏联决策者所面对的任何一个问题都难以应付，统合起来，更是无法克服。这些问题有：与西方民主国家的关系；与中国的关系；附属卫星国家中的紧张关系；武器竞赛；国内经济与政治制度的停滞僵化等等。
戈尔巴乔夫起初的行动仍然不脱离斯大林死后苏联的标准模式——借由气氛的营造，设法缓和紧张关系。1985年9月9日《时代周刊》刊出一篇戈尔巴乔夫访问记，他针对和平共处提出见解：
“你问我，界定苏、关关系的主要事项是什么？我想，无论我们是否喜欢对方，我们都得共存亡，这是一个不变的事实。我们必须回答的主要问题是：我们是否终于预备承认没有其他方式彼此和平生活，以及我们是否预备把我们的心态和行为方式，由逞强好胜改为和平。”
戈尔巴乔夫进退维谷的两难是，一方面他的谈话符合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30年前所说之背景，另一方面，却又过于模糊，不足以鼓舞明确的反应。缺乏政治解决方案之情况下，戈尔巴乔夫身陷在二十年来的正统论之内；这20年来东西方外交被认为等同于武器管制。
武器管制变成一个深奥难解的题目，即使有心人也得花费多年工夫才能解决。但是，苏联需要的是立刻解脱，不只要解脱紧张局势，还要脱离经济压力，尤其是跳出武器竞赛的怪圈。通过旷日持久的程序，确立协议的兵力水准、比较难以比拟的系统、交涉难懂的查证程序，然后再花费数年时间去执行它们；凡此种种都不能产生立竿见影的功效。因此，武器管制谈判成为对已经压力沉重的苏联制度施加压力的利器——由于它原本不是以此为目的，反而更有效。
戈尔巴乔夫迅速终止武器竞赛，或至少是扩大盟国不合间隙的最后良机，在1986年的雷克雅未克高峰会谈中错失掉。但是，戈尔巴乔夫似乎觉得陷入国内鹰、鸽派之间，犹如赫鲁晓夫二十五年前为柏林问题一样而举棋不定。他或许了解美国谈判地位的脆弱，也几乎必然了解苏联本身非得谈判不可的紧迫性。但是，他的军事顾问可能告诉他，如果他同意毁掉全部的导弹，又容许美国的战略防御计划自由发展，未来美国某一位总统或许会毁约，对于兵力大减（甚至最极端的情况下，业已销毁）的苏联导弹实力，取得决定性的优势。技术上而言，这个说法没错；但是，如果根据在雷克雅未克议定的武器管制协定，销毁了全部导弹，美国国会也几乎铁定不肯拨经费去发展战略防御计划。而且，这个说法也忽略了苏联的利益，因为雷克雅未克计划无可避免地会在美国及其他所有核国家之间产生争论。
后人一向把失败归咎给个人，而非环境。事实上，戈尔巴乔夫的外交政策——尤其是武器管制政策——精细地反映了战后苏联之策略。并且它顺利走向让德国放弃核化的道路，也提供了下述两种理由使德国更趋国家本位政策：美国不太可能甘冒核战争之险，替一个退缩的、不肯为其国防冒核战略风险的国家出头，并且德国或许日渐被诱导，以某种德国特殊地位来支撑其放弃核子化。
戈尔巴乔夫1989年对欧洲议会（ Council of Europe）演讲时，提出一个弱化大西洋同盟的机制，倡导“欧洲共同家庭”（ mon European Home）的观念——这是由温哥华直至海参崴的含糊架构，各国都彼此结盟，把同盟的意义稀释到不具任何意义。然而，戈尔巴乔夫所欠缺者就是时间——他的政策要成熟，时间是主要先决条件。只有突发的变动才会使他重新调整其优先秩序。但是，雷克雅未克高峰会议之后，他被迫退回到非常耗费时间的削减50％的战略兵力之外交程序，以及中程导弹之零和选择，这一来要花许多年去完成，而且已经远离他的基本问题了——武器竞赛已使苏联国库虚空！
1988年12月，戈尔巴乔夫放弃几乎已到手的长期收获，退回到单方面削减苏联武装力量。12月7日在联合国一项演说中，他宣布苏联单方面削减50万名士兵以及一万辆坦克车，面对北约组织布防的半数坦克全都包含在内。驻扎在中欧的其余兵力，将重新组训，纯为防御任务而存在。为了安抚中国，戈尔巴乔夫也宣布外蒙境内苏军“大部分”要撤退回国。苏联公开表示这是“单方面”削减兵力，但是戈尔巴乔夫也很明白表示：“我们的确希望美国和欧洲国家也将采取若干措施。”
戈尔巴乔夫的发言人吉纳西莫夫（ Gennadi Gerasimov）说明其理论根据：“我们终于排除苏联威胁、华沙公约威胁和行将进攻欧洲等等无休无止的一再重演的神话。”但是单方面削减如此多的军力，象征着自信过人，至于格外衰弱也不无可能。当时的演变状况，苏联不可能是自信十足。这种姿态在过去50年的任何时刻都不可思议，它也等于是最后证明凯南遏制政策最原始版本的主张有道理；美国已建立实力地位，可是苏联却开始从内部瓦解。
政治家需要良好的判断，也需要运气。可是幸运之神偏偏就不肯眷顾戈尔巴乔夫。就在他在联合国发表大胆演说的同一天，就必须中止在美国的行程，兼程赶回苏联——亚美尼亚发生灾情惨重的大地震，把他戏剧化放弃武器竞赛的宣布，全都压下锋芒。
在中国这方面而言，根本没有进行武器管制谈判这回事，北京对此也毫无兴趣。中国进行的是旧式外交，把缓和紧张关系认为是某种政治解决。戈尔巴乔夫提议中苏就改变关系进行交涉，向北京示好。1986年6月他在海参崴发表谈话说：“我要再次表述，苏联预备不拘任何时间、级别，与中国讨论再增加措施以创造友好邻邦的气氛的事宜。我希望分隔——我宁愿称之为连接——我们的边界，不久即可变成一道和平、友好的界线。”
但是，北京的外交人物没有“精神病学”这一派，可以接受这种论调的转变。中共领袖提出改善关系的三大条件：制止越南军队占领柬埔寨；苏联撤出阿富汗；以及苏军撤离中苏边界。这些要求都无法迅速做到。它们首先需要得到苏联领导阶层接受，然后还得经过冗长的谈判才能实施。戈尔巴乔夫整整花了三年时间才在中方这三个条件上略有进展，让北京领导人肯邀请他到北京商量全面改善关系事宜。
戈尔巴乔夫却又碰上厄运，他在1989年5月抵达北京时，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示威事件即将失控；欢迎他的仪式被示威群众打断。稍后，在人民大会堂谈判的地点还能听到群众抗议声阵阵传来。世界都在关注着中国的事态，而不是北京与莫斯科关系如何改善。事件发展再度剥夺掉戈尔巴乔夫受到款待接纳的机会。
戈尔巴乔夫不论处理什么问题，都碰到同样的两难之局。他一上台，就碰上波兰的动荡不安。从1980年起，波兰团结工会势力就日渐壮大。波兰雅鲁泽尔斯基（ Jaruzelski）将军在1981年弹压团结工会，但是团结工会的政治力量复起，连雅鲁泽尔斯基也不敢轻忽它。在捷克、匈牙利和东德，共产党的一党专政都受到不同政见的团体以赫尔辛基协定“第三类人权条款”为根据的挑战，要求享有更多自由。欧洲安全会议定期检讨会议也使得此一问题不断受到关切。
东欧共产党统治者发现他们陷入无法克服的进退两难窘境。为了平息国内的压力，他们必须走比较有国家立场的政策，但是这样做会迫使他们向莫斯科坚持独立立场。由于老百姓心目中已认定他们是克里姆林宫的工具，即使走国家主义的外交政策也不足以安抚群众。共产党领导人发觉，为了弥补其信用度差距，必须考虑把国内结构民主化。情势立刻就显示出来，即使依旧掌控着新闻媒体的共产党，是代表少数人夺取政权、保住政权的工具，不是设计来从事民主竞争。共产党深谙借助秘密警察来统治的诀窍，却不知如何对付秘密投票。东欧共产党统治者因此陷入恶性循环。他们的外交政策越具国家本位色彩，要求民主化的力量就越大；他们越是民主化，要求他们下台的压力就越大。
苏联的困境更难。根据勃列日涅夫主义，卫星附庸国家一出现革命，苏联就应该派兵敉平它。戈尔巴乔夫的性格不仅不足以担负此一角色，这也会破坏他的整个外交政策。因为，镇压东欧就会使得北约组织团结，也会使中、美加强其实质结盟关系，并且加剧武器竞赛，戈尔巴乔夫越来越不得不面对抉择：是政治自杀？还是听任政治权力缓慢坍塌？
戈尔巴乔夫的药方是加速自由化。十年前，这或许有效；但是在80年代末期，戈尔巴乔夫已追不上权力曲线，因此他的统治逐渐自勃列日涅夫主义撤退。自由派的共产党人在匈牙利取得政权；雅鲁泽尔斯基也获得允许与波兰团结工会协商。1989年7月，戈尔巴乔夫向欧洲议会演说时，似乎不仅放弃了苏联自认为有权干预东欧事务的勃列日涅夫主义，也因放弃“势力范围”而放弃了其卫星附庸国家：
“一个国家的社会与政治秩序，过去有改变，未来也可能改变。但是，改变纯属该国人民的自家事，也是他们的抉择。任何对他国国内事务的干涉、任何对国家（不论是友好、同盟或其他性质国家）主权限制之企图，都不能接受。现在是把冷战时期的假设束诸高阁的时候了，当时欧洲被认为是对峙冲突的场地，分裂为不同的‘势力范围’。”
维持卫星附庸国家的成本变得极为昂贵。甚至欧洲议会上这席演讲也似乎太迂回间接——不过，以苏联传统的标准来看，已经够清楚明白了。1989年10月，戈尔巴乔夫访问芬兰时，毫不含糊地抛弃了勃列日涅夫主义。他的发言人吉纳西莫夫对新闻界开玩笑地说，莫斯科在东欧已推行“辛纳屈主义”： “你记得法兰克·辛纳屈唱的歌‘随心所欲’ （I Did It My Way）吧？匈牙利和波兰现在可随心所欲了。”
要拯救东欧的共产党人为时已晚，或许苏联共产党也无从拯救了。戈尔巴乔夫押注赌自由化，必然失败。就某种程度而言，共产党失去其擎天一柱的特性后，就士气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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