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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品茶-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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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基1915年生于马萨诸塞州的新贝德福德(New Bedford),他那特有的拖长声的波士顿近郊口音,使他的谈话更加风趣。他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发现了他的过人天赋,因此把他留在身边自己教他,直到图基进入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在布朗大学他拿到了化学学士与硕士学位,但后来他被抽象数学所吸引,因此到普林斯顿大学继续研修数学,于1939年获得数学博士学位。他最初的研究领域是拓扑学(topology)。点集拓扑学是数学根本理论产生的基础,而在拓扑学的基础之下,是一个艰深而神秘的哲学支派,称为“哲理数学(或元数学)”(metamathematics)。元数学告诉我们数学问题的解意味着什么,在逻辑应用背后有哪些未明确的假设。图基深入研究这些混沌不清的领域之后,提出了图基引理,成为他在这个领域的主要贡献。
然而图基的学术归宿并不是抽象数学。普林斯顿大学的塞缪尔?S?威尔克斯教授,一直推动那些学生和年轻教员进入数理统计领域。拿到博士学位后图基留在数学系当讲师。1938年,图基在准备论文时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有关数理统计方面的。后来到了1944年,他发表的所有论文几乎都是数理统计领域的。
二次大战期间,图基加入武器控制研究办公室(Fire Control Research Office)研究枪炮的瞄准、测距仪等与枪炮有关的问题。这种工作经历使他接触到许多统计问题的实例,成为他后来研究的题材,也使他对实践问题的本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常用精辟的格言总结重要的经验,其中有一句来自他的实际工作,那就是:“对正确问题的近似答案,胜过对错的问题的精确答案。”

多才多艺的图基
20世纪初,出现了一位震惊世界的绘画大师P?毕加索(Pablo Picasso),他的作品风格变化多端。有一段时间,他只用单色绘画,接着他又创造出立体主义,随后他又尝试古典主义形式,然后又去搞雕塑。毕加索每次的风格变化,都对艺术界造成革命性的影响,而其他人只能跟在他的后面,开发他留下恶报东西。图基也是如此。他从50年代开始研究安德烈?柯尔莫哥洛夫的随机过程概念,并发明了一种以电脑为基础的数据分析方法,可以分析一长串相互关联因素的影响结果,被称为“快速傅立叶变换”。就像毕加索的立体主义一样,图基在自然科学领域的影响是无人可比的。
在1945年,图基有关武器的研究把他带到了贝尔实验室设在新泽西州默里丘(Murray Hill)的研究中心,在那里他涉及到了各种不同的实际问题。在1987年的一次访谈中,他说:“我们有位姓布登博姆(Budenbom)的工程师,他造出了一种新奇的雷达跟踪仪,可以用来锁定飞行目标。他希望能到加利福尼亚去发表一篇论文,为此他希望有一份能显示新仪食品跟踪误差的图表。”布登博姆以频率范围来表述他的问题,但不知道如何得到频率振幅的一致估计值。尽管图基作为数学家很熟悉傅立叶变换,但从未把这种技术运用于工程中。最后,图基提出了一个似乎能满足布登博姆需要的方法(还记得他的格言吗?正确问题的近似答案也是有用的)。但他自己对此方法并不满意,于是他继续思考这个问题)。
结果是快速傅立叶变换。他是一种修匀方法,用图基的话说,就是向邻近的频率“借力”,这样即使没有大量的数据,也可得到良好的估计值。此外,快速傅立叶变换也是一种经过慎重思考的理论解决方案,带有最适的特性。50-60年代,在电脑的速度很慢、内存也很小的情况下,快速傅立叶变换还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电脑演算方法。进入21世纪,这种演算方法依然有用,因为它比用更复杂的变换所得的估计值更精确。
电脑及其能力不断把统计研究的边界向前推进。我们在前面已提到电脑可计算大型逆矩阵的能力(这些如果让约翰?科恩菲尔德(John Cornfield)用手摇计算机做,可能需要数百年时间),此外,电脑在统计理论上还有另一压倒性优势,就是电脑的储存与分析大量数据的能力。
在60年代与70年代早期,贝尔实验室的工程师和统计学家是分析大量数据的先驱。监视电话线路的随机误差和问题,导致成千上万的数据项都存在一个电脑文件中,而用太空探测器传回的火星、木星及其他行星的数据资料,项目也都是数百万笔。你要如何看待如此大量的数据?又要如何整理它,才能加以检验?
按照K?皮尔逊开创的方法,我们总能估计出概率分布的参数,这就需要我们对这些分布做些假设,比方说假设这些分布属于皮尔逊系统。但如果我们不对分布做特别的假设,能不能有方法检验大量的调查数据,得到我们所需的信息呢?从某种意义上说,优秀的科学家一直是这么做的。格雷戈尔?门德尔(Gregor Mendel,奥地利遗传学家)做了一系列植物杂交实验,检验得出的实验结果,逐渐发展出他的显性和隐性基因理论。虽然大量的科学研究涉及到收集数据,并把收集到的数据和预先存在的某种分布模型对比,但有时仅收集数据,仔细地加以检验以发现意外结果也是非常重要和有意义的。
正如美国数学家埃里克?坦普尔?贝尔(Eric Temple Bell)曾经说过的:“数字不会说谎,但它有个偏好,就是在存心说谎的时候讲出真相 。”人类倾向于寻求模式,并往往在只有一些随机的、模糊的信息时,就认为已经找到了模式 。
这种现象在流行病学中比较明显,我们在调查数据时,常常发现在某些地方或某些时段有些疾病容易“群发”。假设我们发现马萨诸塞州的某个小镇,儿童患白血病的人数异常偏高,是否表示该镇上存在某种致癌因素?或者这只是碰巧发生的随机群体,在其他任何地方也有可能发生?假设当地居民发现有化工厂往镇的湖里排放化学废弃物,假设他们同样发现在儿童患白血病例较多的地区,饮水中芳香族胺(aromatic amines)的尝试较高,我们是否可以断定这就是导致儿童患白血病的原因呢?从更广义上说,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可以用倾向于模式的目光去检验数据,并且可以期望找到比这些随机的、模糊的讯号更多的信息?
在60年代,图基开始认真地考虑这些问题。他从这些问题中发现一种数据处理方法,可以说是K?皮尔逊方法的精炼版本。他认识到,即使没有武断的概率模型设定,还是可以把观测数据的分布当作一个分布来检验。结果,他发现了一系列论文,参加了很多场演讲,最后写成了几本书,被称之为“探索性数据分析”(exploratory data analysis)。在处理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图基采用了一种十分原始的方式来阐述他的观点。为了引起他的听众和读者的注意,使他们重新检验相关的假设,他对以前使用过的数据分布特征重新命名。同样,他脱离以往用标准概率分布的这个分析起点,转向检验数据本身的模式或形态,他还审视极值能改变我们观察模式的方式。为了调整错误的印象,他发展出一套图形工具来显示数据。
例如,他指出我们常用来表示数据分布的直方图(histograms),容易给人造成误导,会引导观测者去注意那些频繁出现的观测值。因此,他建议以观测值次数的“平方根”(square root)来观测值出现的次数,并以此数据画出的图形来取代直方图。他称这种图为“根图”(rootgram)。图基还建议将数据分布的中央区域画成一个小盒子开关,而把极值画成由盒子延伸出去的线段(他称这些线段为“腮须”(whiskers))。他提议的统计工具,有许多都被纳入标准的统计软件包。现在的分析师称它们为“箱形图”(box plots)和“茎叶图”(stem and leaf plots)。图基丰富的想象力扫遍整个数据分析领域,他的许多建议至今还在电脑软件中应用。我们至今用的两个英文单词,bit(位或二进位)和software(电脑程序,相对于电脑硬件)就是图基创造的。
对图基来说,世上没有什么事情会因为平凡而不值得去发挥原创力,也没有什么事情神圣到不容质疑。就拿最简单的记数过程来说:许多读者在计数某种东西时,或许已使用过一种记数符号。一代代的老师教我们的常用的符号就是先画4条垂直竖短线,第五条线穿过这4条线,表示5个数。不知读者看到过多少这样的场景:衣衫褴褛的犯人在监狱的墙上画下了一串串这样的计数符号。
图基说,这其实是一个愚蠢的记数方法。想想看,它多么容易出错。你可能画了三条竖线就画一个横线,也可能画了五条竖线后才画横线,这种记数法即使错了也很难发现,除非你仔细检查所画垂直线的数量。用一种容易找到误差的记数符号似乎更有意义。图基提出了十笔记数法:首先画四个点作为方型的四个角,然后再把四个点连成四条线,形成一个方型,最后在方型内画两条对角线。画完之后是十笔。
上述这此例子,快速傅立叶变换、探索性数据分析,都只是图基巨大成就的一部分。就像毕加索从立体主义到古典主义,从雕塑再到建筑,图基在20世纪下半叶,畅游于统计学的各领域,从时间序列(time series)、线性模型(linear models),到费歇尔的一些被人遗忘的研究工作的推广,再进一步到稳健估计(robust estimation)及探索性数据分析。他从研究深奥的数学理论起家,又因思考和解决实际问题脱颖而出,最后落脚在研究无结构的数据估计上。在他研究的所到之处,统计变得与以往大不相同。就在2000年夏天,也就是在他去世的当天,他还和朋友、同事们在一起,讨论问题,提出自己的新观点,并对以往的旧观点展开质疑。
第23章 处理有瑕疵的数据
证明统计方法用途的数学定理通常都假设:在科学实验或观察中的测量值都是同样有效的。如果分析者在进行分析时,只选择数据中他认为看起来是正确的数据来分析,那么统计分析结果可能就会产生非常严重的错误。当然,这正是以前科学家们通常的做法。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S?施蒂格勒阅读了18世纪和19世纪许多伟大科学家们的笔记本,比如,因为确定了光速而获得1907年诺贝尔奖的艾伯特?迈克逊(Albert Michelson)。施蒂格勒发现,所有这些科学家在开始他们的计算前已经剔除了一些数据,17世纪初就发现行星绕太阳以椭圆轨道运行的科学家约翰尼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他在研究古希腊天文学家的记录时,发现有一些观测位置记录不符合他正在计算的椭圆轨道,于是他就忽略了这些缺损数据(faulty value)
但是现在,值得尊敬的科学家们不再抛弃那些看起来是错误的数据,统计革命在科学界的广泛影响,教会了现在的实验科学家们不要剔除任何数据。统计学的数学定理要求同等对待所有的数据。但如果有些数据的确错了,我们该怎么办?1972年的一天,一位药理学家带着这样一个问题来到了我的办公室。他在小白鼠身上研究溃疡的预防,正在比较两种不同的处理方法,他确信这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而且他的数据看起来也显示同样的结论,但是当他依据奈曼-皮尔逊的理论进行正式的假设检验时,比较结果并不显著。他确信问题出在两只小白鼠的观测数据上,这两只小白鼠使用了不足量药剂,尔后都没有发生溃疡,使得它们的结果看起来要远远好于另外一种处理方法的实验结果——而那本应该是最好的。我们在第16章已经看到了非参数方法是如何发展起来去解决这一类问题的。这两个离散数据刚好处于错误的一边,而且数量上还是两项,所以即使用非参数检验结果也不显著。
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一百年前,这个药理学家就可以剔除这两个错误的数据,继续进行他的计算,不会有人提出异议。但是,他已经学习了现代统计方法,他知道他不能够这样做。很幸运,当时我手头正好有一本刚读过的新书,书名是《位置的稳健估计:调查与与改进》(Robust Estimates of Location: Survey and Advances),它记述了一项重大的主要应用计算机进行的研究成果,即约翰?图基进行的我们称之为“普林斯顿稳健性研究”(Princeton Robustness Study),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找到这位药理学家问题的答案。
“稳健(robust)一词对很多美国人来说,听起来很奇怪。许多统计学术语都来自于英国的统计学家,并且都反映了他们的语言习惯。例如,在英国,把数字微小的随机波动称为“误差”(error)是很普遍的 ,有时候,数据不仅是明显错误的,而且由这引动错误造成的结果的原因也是可能看出来的,例如一块田里的农作物绝产。这样的数据被费歇尔称为“谬误”(blunders)。
是乔治?博克斯(Gee Box)——费歇尔的女婿,在他的英国语言应用习惯的基础上发明了“稳健”(robust)这个词。博克斯有很得的口音,这主要是因为他最初成长在泰晤士河附近。他的祖父当时是一个五金器具批发商,生意很不错,供博克斯的伯父们读完了大学,其中有一位还成了神学教授。当博克斯的父亲成年时,祖父的生意已经失败,他父亲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只好去作一个商店主的助理,靠薪水维持全家人的生活。博克斯上了中学,知道他没有钱上大学,所以他开始在一个技校里学习化学。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博克斯应征入伍。
因为有学习化学的背景,他被分配去化学防御实验部门工作。在那里,许多顶尖的英国药理学家和生物学家正致力于不同毒气解毒方法的研究。约翰?加德姆爵士(Sir John Gaddum)也在这些科学家中,他在20世纪20年代末将统计革命引入药理学,并且为药理学的基本概念赋予了一个牢固的数学基础。

博克斯成为一个统计学家
博克斯的上司是一个陆军上校,他对收集来的大量数据感到束手无策,这些数据记录的是不同剂量的不同毒气在老鼠和小白鼠身上的不同反应。他搞不清楚这些数据说明了什么,就像博克斯在1986年叙述的那样:
有一天,我对长官说:“你知道,我们真的需要有个统计学家来帮我们看看这些数据,因为它们变化太多了。”他说:“是呀,我知道。但是我们找不到一个统计学家,因为它们都很忙。你对统计知道些什么?”我说:“噢,我对此一无所知,但是我曾经读过一本书叫《研究工作者的统计方法》,是一个叫费歇尔的人写的,我没看懂,但是我想我明白了他正在做什么。”于是长官说:“那好,如果你读了这本书,最好由你来做这件事吧。”
于是,博克斯与军队的教育机构联络,要求去进修统计方法的课程。但是当时没有这样的课程,统计分析方法还同有成为大学的正规课程,但是他们送给博克斯一份阅读书目,书目无外乎最新的图书出版信息,其中列有费歇尔写的两本书,一本关于教育研究的统计方法,另外一本关于医学统计学,此外,还有一本书是谈林业和牧场管理的。
博克斯对费歇尔的实验设计非常感兴趣。他在那本关于林业管理的书中发现了几个特别的设计,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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