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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里窗外-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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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了几十年，红了几十年，林青霞一定有点累了。读她的作品我起初只顾认文不认人，忘了有些事、有些人、有些从前、有些现在、有些未来别人可以放手放心写，她不可以。认识久了些，交往深了些，我渐渐熟悉她的避讳和她的考虑，读她的文章我于是多了一层体念和体惜，尽量迁就她细致的顾忌，尽量在她的框架里给她说说一点措辞上的意见。当然，文章里有些环节我觉得她应该放松写的我也轻轻提醒她：谨慎惯了她难免忘记写作的尺度可以比做人的尺度宽绰些。我在台湾上过学，林青霞在台湾成长。我的台湾是五六十年代的台湾，荒村鸡鸣，断桥蓑笠；她的台湾是七八十年代的台湾，旧民国的教养还像柳梢的月色那样朦胧，带着淡淡的矜持楚楚的爱心还有庭院深深的牵挂，茶室里那位先生说的文学细胞也许是这些养分的功德：“隐隐作痛的感觉挺好的！”前两天她在电话里说起脚背撞伤忽然迸出这样一句话。果然是隐隐然的一份眷注，林青霞的写作历程不缺伤逝的隐痛，不缺哀乐的反省，那已然够她下半辈子消磨了，谁还忍心稀罕梧桐细雨里一波接一波的大悲大痛和大难？纵然不是同一辈的人，她字里行间的执著和操持我不再陌生，偶尔灵光乍现的感悟甚至给过我绵绵的慰藉：我们毕竟都是惜福的人。
董桥 二零零九年十月十一日
在从金边到暹粒的飞机上，青霞坐我旁边，她说：“一生都在演艺，总觉得没有好好修行。”
我正在看巴黎吉美（Guimet）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唐代敦煌不疗腥瘛；袼慕怯小案琛薄拔琛薄版摇薄棒N”四位供养菩萨。
我就说：“‘歌’‘舞’‘嬉’‘鬘’也都是修行，修行可以不着于相吧！”
青霞很美，美是负担，可能也是修行的开始。
在吴哥窟时，青霞已经开始随手做一些小品笔记，我陆续在报章杂志看到。多年不见，青霞要以文字修行了。
青霞平安。
蒋勋 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日于八里淡水河畔
《窗里窗外》其实是一本迟到了十八年的书。
这是我最近才从台湾出版界听来的故事版本：大概十八年前，曾有出版社联络了林青霞，跟她坐下来，认真地、好好地讨论给她出书的可能性。当时负责这项企划个案的好编辑亦是好作家，他认定林青霞在华人影坛是“美丽的代名词”，所以打算从一个较高的审美视域而不仅仅是“从影回忆录”之类的八卦猎奇角度去理解、诠释她的生命经验，书内文章由林青霞亲撰最好，由专人代理亦行，底线是该书的关注焦点乃生命路途上的幽微细致而不仅仅是水银灯下的炫目花边。
然而其后基于这样或那样的理由，企划中止，个案暂停；林青霞的出书理念一搁就是十八年。
幸好十八年后的今天终于有了《窗里窗外》。
这虽然是一本迟来的书，却必是一本超越当初构思理想的书，理由是林青霞在过去十八年积累了更曲折深厚的生命经验，先为人妻、再为人母、影坛暂别、父母离世……十八年间她饱尝了人生路上而不仅仅是舞台布景的风云色变，她拥有了源于血肉的剧本出于肺腑的台词责无旁贷的戏份，她是监制亦是导演更是演员，个中深刻蚀骨自非昔时岁月所能比拟。
而尤其关键的是，林青霞选择了提笔细述如此种种苍凉和愉悦，又选择了用散文形式而非许多人期待的自传去忆记昔日的高亢与灰沉，于是，读者有幸如在实景现场般透过文章跟她同喜同悲，在由方块字筑起的舞台上，遂出现了一个灵气流转的林青霞。
亲自提笔是重要的。因为精准。你的喜怒你最懂，决定用哪个字词跟世人见面，不会有人比你更有资格发言。文类形式亦是。当你告诉读者“这是一本自传”，所有人都会对内容的完整及记忆的完备产生了既定的预设，作者亦有责任承担这种预设，所以必然失去自由。散文则属于另一类回忆坐标，毋需系统，不限时序，读者和作者皆可随心所欲地在文字场景里游移漫步，写其所写，阅其所阅，互不相欠。
打个比喻好了：写自传如盖房子，大门走廊客厅饭厅露台厨房厕所寝室统统有个理之所当的相对位置，结构严密，含糊不得，稍为失序即觉有异，但以散文承载回忆则像培植一座私人花园，栽花种草尽是女主人的性情抉择，花草的品种与布置皆由女主人说了算，不存在什么合不合理的争辩空间。繁花盛放，姹紫嫣红，偶尔亦有异树奇枒，而既然女主人愿意把花园开放，苦苦守候了十八年的我们，当然急不及待游园观赏。
《窗里窗外》收录了四十多篇长短不一的散文，主题大致分为三类：怀人忆旧，影坛细说，当下感慨。三类文章各有指向，一方面从互异的角度铺陈出作者在不同时段里的生命场景，另方面又互有指涉地共同显影了作者的灵动善敏，仔细阅读必可发现，无论把笔触指向何时何事何处，林青霞其实都在或明或暗地追问事情为何变得这样以及假如不是这样又到底应该变成哪样。因此，与其说林青霞在向读者重述记忆，不如说她在为自己重整记忆；生命经验的积累毕竟够多了，她不止是在recalling； 她还在repositioning；她不止在记事，她还在理解、诠释，并且不断叩问事情背后的可能意义。花园里的桃红柳绿，由此特别耐赏。
这四十多篇文章的起点是《沧海一声笑》，写于二零零四年十一月；那是林青霞的第一篇散文，纪念患癌病逝的黄霑。那是我代表香港《明报》“世纪版”向她约的稿子，而我之所以敢于提出邀约，事缘于某个夜里我们在施南生家中聊天，她谈及曾有一段日子每当从台北返港，车子走在大屿山的笔直公路上，她望向窗外的天空与灯火，心情顿然舒畅，因为她在台北悉心照顾父母亲，常须面对医院里的生老病死的低沉气氛，情绪难免郁结哀伤，心头眉头皆压抑得紧……那夜我半躺在松软的白沙发上，呷着施大姐的红酒，抽着徐克的雪茄，微醉，静静聆听林青霞对于景物和心情的细致描述，忍不住暗暗对自己说，她能写。
于是后来我便拨出了邀稿的电话。于是后来便有了第一篇、第二篇、第三篇。于是后来林青霞很明显已经欲罢不能，在报纸杂志上写得越来越勤快，由香港而台北，由台北而上海而深圳而大陆，或是首刊或是转载，在许多城市的媒体上都能看见她的笔墨。于是再后来便有了这本《窗里窗外》。
林青霞在自序里忆及最初的写作经验，表示“当初如果知道他不会好好改我的文字，我一定没胆子公开，那么我的文章就只能放在书房的抽屉里了”。这显然稍嫌过虑。自问没资格替别人改文章，更深信写作是漫长孤独的探索历程而非考试作业，各有一套风格盘算，没有太大的改动余地，我其实倒过来经常讶异于林青霞对于写作的认真，曾有许多个凌晨深夜，我和美枝被传真机呜呜响声吵醒，不必查看即猜得到是她传来稿子；第二个晚上，又是凌晨深夜，稿子又来了，原来是修订版；再来往往又有第三版第四版，林青霞总是小心翼翼地对待自己写出的每个字词，好坏美丑，她都尽了力去承担。
我忘记了曾否对林青霞述及一桩小事：在她初次发表文章之后，我遇见董桥，他瞪大眼睛问我，“林青霞写得相当好！是她自己写的吗？有人代笔吗？有人替她改吗？”我一边笑着摇头，一边因为董桥的惊艳而替林青霞感到高兴。若知此事，林青霞应能多点自信。
不管是筑盖房子抑或经营花园终究都不容易，而最难得的是亮丽起步。我隐隐感觉站在起步点上的林青霞已经尝到了文字的美好，所以她一定停不了，所以她肯定继续写。或许终有一天，除了一座茂盛的笔墨花园，林青霞还真的会把一幢华丽的文字房子展现于我们眼前；或许，我们不必再等另一个十八年了。
马家辉
我们的妈妈，她的生命里充满着传奇的色彩。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从别人的口中听过许多有关她的故事，在网上也经常发现她美丽的倩影，别人眼里的她是女神，是万众瞩目的天皇巨星，在我们眼里她却是个天天追着我们穿衣服，一会儿怕我们热，一会儿怕我们冷的妈妈。
妈妈息影成家后，因为生活的转变，一度感觉迷茫，不知何去何从。记得小时候经常看她拿着笔和一叠稿纸，写写想想，想想又写写，问她在写什么，她说她在把心里的话写出来，写出来她就舒服了。
妈妈是个夜猫子，晚上不爱睡觉，有无数个夜晚，到她房里找她聊天，她总是伏在梳妆台上写东西。一见我进门就眼睛发亮，仿佛找到了唯一的读者，她拿着稿纸像小学生一样，要求我听她读她写的文章，我见那一地揉成纸团的稿纸，和她手上的墨水印，只好勉为其难地听一听。
她的声音充满了感情，她的文章也充满了感觉。我喜欢听她读她写的文章，我会很专注地听，然后告诉她我的意见，她也虚心地记下所有我的提议再做一些修改。
记得有一晚我从她房里回自己房间睡觉，第二天放学回家，她还是坐在原来的位置写同一篇文章，就像是一个作家，其实，更像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看到她被自己的文章感动而脸上绽放着喜悦的光芒时，我真为她高兴，我为她找到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情感寄托而高兴。
妈妈的文章就跟她人一样，那么真，从她的文章里，相信读者也会跟我一样地了解她，接近她。
邢嘉倩
一个清晨我背着书包到楼下吃早点，经过妈妈的房间，看见房门底下透出一道光线，我好奇地推开门，见到妈妈背着我坐在梳妆台前，她左手捂着头，右手拿着笔，那支笔在她手中转来转去。镜子里，她眉头微皱，正在努力地思考着。我问妈妈：“你怎么还不睡觉啊？”妈妈摸着我的头说：“我要出书了。”我听了之后十分开心，真为妈妈感到自豪。
邢爱林
妈妈在写毛笔字，我也在旁边写，我写：“天有云，地有花，红红的花，白白的云。”我妈忽然说：“这是一首诗呢！是你自己想的吗？”我吓了一大跳。点点头，本来后面还要写“我爱花，我也爱云”，被她一吓我就不写了。但是以后我就常常写字在妈妈的镜子上。
邢言爱
写作出书从来不在我的意料之中，也是我不敢做的美梦，正如拍电影。
如果不是黄霑，如果不是马家辉，我不会有勇气走出第一步。
黄霑临走前两个月跟我邀稿写专栏，我没敢答应。他走后，为了追忆他，我写了第一篇文章《沧海一声笑》。黄霑追思会那天马家辉帮我刊登在《明报》“世纪版”。许多朋友看了鼓励我，支持我，增加了我的信心和兴趣，从此有了第二篇、第三篇乃至第五十篇。在黄霑追思会的前两天，我坐在梳妆台前，拿出稿纸和笔，一下笔就没停过，如有神助地写了两千多字，仿佛是黄霑带着我写。到了天亮，我打电话给家辉，问他愿不愿意登我的文章，他看完回了个电话：“明天就登，一字不改。”
马家辉是我的伯乐。他第一次跟我见面，就要求我写专栏。不知道他是真的认为我能写文章，还是以为明星写什么都有人看，也不知道他是真认为我写得好还是懒得改，有时候被我逼急了，也会给我点意见。当初如果知道他不会好好改我的文字，我一定没胆子公开，那么我的文章就只能放在我书房的抽屉里了。
为什么会写第二篇《戏里戏外都是戏》？因为杨凡的好朋友正要发行邵氏公司的旧作《金玉良缘红楼梦》，杨凡催了好几次，要我写一篇有关《红楼梦》的文章。
在写第三篇《小花》那段时间，正处于港台新闻媒体对我无中生有蜚短流长的报道中。见了柬埔寨吴哥窟石缝里的小花，给了我很大的启示，于是想跟大家一起分享我的感受。
第四篇《牵手》原名《父亲》，是在跌跌撞撞满身淤紫的情况下写出来的。那时候父亲刚过世，我整个人就像一摊烂泥，东倒西歪的，整天拿着笔和几张纸，一心想把我和父亲的情感记录下来。
第五篇《华丽而温暖的城市》是为马家辉的书《爱恋无声》写的序。在写作圈还是幼儿园阶段的我，要为博士写序文，真是难为了我。那段时间父亲刚离世，我带着哀伤的心情到美国洛杉矶安葬老父。因为一早答应了家辉，不好推，交稿又有期限，只有带着还未集结成书的稿件在飞机上一张一张地阅读。因为情绪尚未从伤痛中回复，经常是拿着笔对着稿纸半天写不出一个字，这才深深体会到以写作为职业的人，那种被催稿的心情。当时心想，还好我不是靠笔吃饭，因为那写不出东西又要准时交稿的煎熬，实在太痛苦了。
第十一篇《有生命的颜色》是给金圣华教授的翻译诗集《彩梦世界》写的序。金圣华是我的缪斯，她很鼓励我写文章，常常给我打气。每次见她以前，我总想挤出一篇文章，一方面是不想辜负她，另一方面也想听听她的意见。在和她谈话的过程中，经常会因为她的一句话，触动了我的灵感而完成一篇文章。从我的第三篇《小花》开始，她就成了我的把关师父，每篇文章的第一个读者必定是她。我可以从她的声音中感觉到文章的好坏，她总是用那清柔悦耳得像小女孩雀跃的声音说：“青霞啊！好棒噢！你好会写！”我也总是兴奋地呵呵笑：“真的？真的？你说的是真的吗？我好高兴噢！”接着：“不过有几个字你要注意。”有时候她会说：“这篇完全不用改。”就这样她带着我一路走上写作这条路。五年前我们到又一城商场逛书店，她指着书架上的书说：“青霞，你想象一下，几年后你的书就会放在这书架上。”当时觉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这本书如果可以出版的话，她绝对是我的推手。
在学校上写作课的时候，老师总是教我们写作要有起、承、转、合。我写文章经常是想了个头，就一路顺着往下写，写到最后不知道该怎么收尾，只好写个圆满大结局，但总觉得没什么新意，经常为此而苦恼。二零零八年九月我正在写《重看〈东邪西毒〉》的时候，认识了散文大师董桥，我借此机会好好地向他讨教一番，他说得潇洒：“想在哪儿停，就在哪儿停。”有大师的一句话，我轻松多了。《重看〈东邪西毒〉》之后，每篇文章都得先过了金圣华那关才敢拿给董桥看。董桥很注重标点符号。我文章里的逗点、句点、惊叹号、问号……在他的调度和修改之下，就更加地鲜活了。
龙应台在辛苦耕耘她的大作《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时候，还抽空在四季酒店的咖啡座给我私人上了一堂课。她很快地翻阅了几篇我的文章，然后简单地赠了我几句：“不要写‘我觉得’、不要教训人、不要太客气地写我很荣幸我很庆幸这一类的话。写文章有些‘我’字是不需要的。要像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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