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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曼文萃-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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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社会来说，不论是作为一种理想还是在现实生活中，都不存在纯粹的指令性经济或纯粹的市场经济。无政府主义者一自由意志论者模型是市场经济的最极端形式。但即使在这样的经济中也还存在着家庭；而在家庭当中必然存在着指令性因素。小孩有时是按照命令行事，而并不是作为其本人、按照其自己的意志来行事。这一事实，对于家庭的其他成员来说，也同样是正确的。类似地，正如我已经提出的那样，指令性经济的最为明显、最为极端的情况是军队。在军队当中，按照推测应该是上将向上校发布命令，上校向少校发布命令，少校向上尉发布命令，上尉向中尉发布命令，以此类推，直到列兵。在每一阶层上，按命令行事的那些人都有着他们自己的意志、他们自己的利益，所以，他们也将部分地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志与利益作出反应。在那一过程的每一阶段上，他们都有着一定的自主因素；他们知道下一级的情况，而这些情况处于权力最高层的上将是不可能凭想象而得知的．这样一来，现实的社会永远都是一种混合体。只有在如家庭这样的极小的团体当中，指令才可以成为组织经济活动的重要的（然而远不是唯一的）方法。
下面我们来考虑一下目前存在的两种最为极端的指令性经济——苏联与中国。我猜想：在苏联甚至在中国，如果你能够找到某种方法来使其数量化的话，你将发现，大部分资源是由追求其自身利益的人们，通过市场原则、自愿合作原则来组织的，而不是通过精心设计的直接指令结构来组织的。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苏联的私人农业土地，据说占可耕地的3％
，而其产出占国家农业总产量的1／4到1／3。但是让我们超出这个例子再来看一看。
在苏联的劳动力市场上，人们被雇佣而又被解雇。个人拥有某些选择到哪里去工作及接受或拒绝某项工作的自由。这种自由并不一定是绝对的；有些人并不拥有这样的选择自由。我和我的妻子时常回想起我们在苏联之行期间碰到的一件事。当时我们正在不可或缺的导游的陪同下，由一个机场驶向另一个机场。这个导游是个年轻的小伙子，他即将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可以说他对美国文学很感兴趣，当我们问及他最喜欢的美国作家时，这个屋子里的人恐怕没有谁会猜得出来，他的回答是霍华德·法斯特。我们问他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后准备做什么，他回件说；“我还不知道，他们还没有告诉我。”这就是指令性经济的实质；然而，苏联的大多数劳动者，大多数工人并不是处在我们的导游这样的情况中。他们被雇佣，他们又被解雇，结果是：大多数劳动力最终是通过市场安排来分配的。
在纯粹的指令性经济中，产品与劳务将直接地分配到个人手中。每个人都将从中央当局那里得到一揽子货物，但在那一揽子货物的构成上他却没有选择的权利。如果我们考查一下苏联产品与劳务的分配方式，我们将会发现：它们都是通过商店来销售的。诚然，人们可能不得不排长队来买东西，但这种分配方法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市场机制：在产品上标明价格，并让人们去购买。在某些情况下，人们需要一种以上的货币，即纸币之外的定量配给票证。尽管如此，大体说来这种方法还是一种市场方法。同样。在这样一个国家里，灰色市场到处滋生。如果某一苏联居民家里的电路出了毛病，那么他非常有可能去找一个私人来修理，并付给现金，而不愿意去叫负责修理他的电路的政府机构，这是因为：对于政府机构的人将在一个合理的时间期限内到来这一点来说，他几乎毫无信心。
至于家庭内部的情况，大家会注意到，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家庭是指令性经济的理想模式，但与此同时，它还具有极大的自愿交换及市场交易因素。在沃伦·纳特那本极好的小书《伊万·伊万诺娃的陌生世界》中——这本书是从他发表的一系列报导文章中发展、编辑而成的——他极为详细地描绘了苏联家庭的日常生活，并将其与美国的家庭生活加以对照。虽然二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然而，当你读完这本书时，你将深深地感到：这些活动中多么大的一部分，可以被定性为、描绘为通过市场的运行。这是一种被极度地扭曲了的市场，但它毕竟是一种市场。
我们对中国的同一现象感触颇深．尽管最近有所放松，但可以说，与苏联经济的情况相比，指令性因素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要重要得多。例如，劳动力的分配就更多地受到了指令性因素的指导。在我们所参观的所有工厂中，我们一再地询问：如果你们需要再多雇用5个人那怎么办呢？“我们要请示有关领导，他们会给我们派5个人来。”“在雇用这5个人方面你们是否有选择权呢？”“唉，没有，没有，他们就是我们必须雇用的人。”我们试图搞清楚是否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如果某厂的工人认为到另一个工厂他的生活会更好一些，那么他可以安排调转。“噢，是的”，他们告诉我。如果他认为到另一个工厂他会更有作为，他需要做的只是告诉他的领导，而他的领导又去告诉他的领导，以此类推，直到最高部门。接下来，最高部门领导将与另一厂家的相应领导进行协商，然后再依照这条线将有关信息传达下来。通过这条途径，该工人就可能办成调动工作。我一再询问他们是否听说过这类事情。不，他们从未碰到过这样的情况——有一个例外，但并不是与工厂有关的，而是与科研所有关的。
尽管中国经济中存在着无所不在的指令性因素，但也存在着广泛的市场因素。中国最近已经开始在公社中引入自留地。在中国，我们被带到最繁荣的省份中最繁荣的乡中最繁荣的公社去参观。大约在一年半以前，他们就引入了自留地。按照他们的数字，自留地占该公社可耕地的2．5％
，但却占粮食收入的10％。同样地。存在着很多商店，既有土特产商店，又有百货商店，更不用提食品市场了。产品与劳务是通过买卖活动来分配的，而不是通过直接配给来分配的。虽然受到限制，但仍然存在着某些灰色市场活动及类似的活动。
在中央经济计划方面，通常被问及的一个问题是：在指令性经济中引入市场因素可以在什么样的程度上进行。我认为这样的提法未免有些本末倒置。真正的问题是：在向市场经济中引入指令性因素的道路上，人们可以走得多远。我认为：对于任何大规模的经济来说，让它们在严格的指令的基础上运行，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从根本上说，使得诸如中国或苏联这样的国家能够发挥其作用的东西，是市场因素——这些市场因素或者是精心引入的，或者是偶然获准运行的。
当我在谈到引入指令性经济（诸如中国或苏联的指令性经济）中的市场因素时，我所说的并不是自由市场，而是极度扭曲了的市场。
我们大家都了解亚当·斯密在这一问题上的真知灼见，这一真知灼见为通过其运行将协调经济活动的市场的可能性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一真知灼见就是：如果交换是自愿的——如果二个人是在自愿的基础上从事交换活动的——那么，唯有双方都受益时这一交换才会发生。用莱斯特·瑟罗最近用作书名的话来说，经济活动不是一种“一方得益引起另一方相应损失的活动”。它是一种每一参与者都可以受益的活动。正如我所说的，这就是亚当·斯密的真知灼见，而且它带来了亚当·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推论，即一个仅仅力求促进其自己利益的人，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会促成这样一种结果；这种结果决不是他意图的一部分。我们大家都熟悉这一观点。
如果我们想要理解那些在力图向指令性经济中引入有效的市场因素时所出现的问题，那么下面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应该更详细地考察价格在看不见的手的运行中，以及在经济活动的协调中的作用。
价格的作用
从根本上说，在这样一种社会中，价格的作用有三。第一，它们传递信息。我们之所以很快地发现有必要保存能源，是因为这一信息已经通过较高的石油价格而传递出来了。在弗里德里克·哈耶克1945年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他那不朽之作《社会中知识的用途》之前，这一作用的极关重要性一直为人们所忽略。然而，价格的这一作用对于经济活动的协调一致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价格传递着关于爱好、关于资源的可得性、关于生产的可能性的信息。它们传递着各种各样的信息。通过期货市场，它们传递着关于货物今明可得性的信息，等等。价格所发挥的第二个作用，是向人们提供一种刺激，使他们采用成本最低的方法生产，并将可得资源用到价值最大的用途上去。价格之所以能发挥这一作用，最因为价格的第三个作用：决定谁能得到什么东西，及得到多少——你收入的分配。
必须强调指出这三个作用，并表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原因在于：按照我的观点，中央经济计划中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来在于试图将这些作用彼此割裂开来这种作法。正如我们已经知道构，价格能给人们以刺激，仅仅是因为价格被用来分配收入。如果一个人的活动所得，在任何方面都不取决于他的贡献，如果价格不再发挥其第三种作用，即分配收入，那么，他没有必要为价格所传递的信息而担忧，同时，也没有动力促使他按照这一信息而行动。如果他的收入确实取决于他的贡献，取决于他在出卖其劳务时所得到的价格，与他必须为他所购买的东西而支付的价格之间的差额——如果收入取决于所得与所费之间的差额（从商业企业的角度来看），或者取决于工资与耗费之间的差额（对于工人来说），等等——那么，他会有很强的动力来确保下述几个方面：一是他能够在最好的市场上，以最高的价格，来出售其劳务；二是他能够以最低的成本来生产产品；三是他所生产的产品，能够是其他人愿意出最大的价钱来购买的产品。价格体系的真正美妙之处——而且我使用“美妙之处”一词是经过考虑的—一完全在于：依信息而行动的动力伴随着传递出来的信息。在指令性经济中情报就不完全是这样了。在指令性经济中，信息是从一个阶层传递到另一个阶层的，但是这种信息并不带有任何动力，从而让人们按照它来采取行动。要想让人们按照这一信息来行动，还必须要有某种辅助性手段。
在每一社会中，收入分配都是不满的主要根源。在指令性经济中是这样，在市场经济中也是这样。每个人都总是知道他应该得到比他实际所得更多的东西，而别人只应该得到比其实际所得更少的东西。这是人的自然本能．我想起了很多年以前，阿尔文·约翰逊在他领导一项关于不同职业中的收入问题的研究时，所作的论述。他发现。医生在抱怨律师的所得超过了医生的所得，而律师则在抱怨医生的所得超过了他们；木匠在抱怨水管工的所得超过了木匠的所得。而水管工则抱怨木匠的所得超过了他们；依此类推。约翰逊最后得出结论说：生活是一项未得到充分补偿的职业。
在主要说来为市场经济的社会中，相当大一部分政府活动——特别是政府活动在过去50年中的巨大膨胀中的相当一部分——被致力于将收入分配与市场的决定割裂开来；致力于将价格的第三个作用与其它两个作用割裂开来；致力于使人们所得的数量独立于他们可以出卖其劳务的价格。要想既实现这一目标又保持价格的其它作用，这是不可能的。你必须作出让步。
不论我们对此寄予了多大的希望，如果没有同时利用价格来影响（如果不是完全决定的话）收入的分配，那么，利用价格来传递信息，并同时提供按照这一信息而行动的动力，这将完全是不可能的。如果不论某个人工作努力与否，他都将得到同样的收入，那么，他为什么要努力工作呢？如果他不能从中得到好处，那么他为什么对他不得不出售的东西去努力寻找出价最高的那个买主呢？依此类推。我不需要详细地把这类情况都—一列举出来。
即使价格不能完全地决定收入分配，但如果连价格影响收入分配这一点也受到阻止的话，那么，价格将无法用于其它目的。唯一的替代方法就是指令。某一当局将不得不决定谁应该生产什么，以及生产多少。这个当局将不得不决定谁应该打扫街道，谁应该管理工厂，谁应该是警察，谁应该是医生。
这样一种想法是非常吸引人的：使得社会服务有益于社会的愿望，可以取代价格体系所提供的刺激．这种结果一直是诸位领导者——不论是主要地依靠市场的那些国家的领导者，还是集体主义国家的领导者——不懈追求的目标。其目的在于激励人们更努力地工作，或厉行节约，或降低价格与工资，或从事其它所谓合意的活动。而所有这些都是以爱国主义或国家利益的名义进行的。这类鼓励在解决那些使这种鼓励成为必要的问题方面，有着一成不变的失败纪录。原因并不在于人们不响应他们的爱国主义、国家利益、或社会内聚力原理的号召。这些鼓励都是极强有力的思想情绪，而且它们确实引导着人们竭尽全力．只要看看战争时期人们对他们的爱国主义号召的响应方式，以及为了那些与其自身利益关系极小、或毫无关系的目标，他们甘愿作出牺牲的程度，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一点。
这些激励鼓动归于失败的原因要更为重要得多。这是因为，这种鼓励很少能够伴随着这样的信息：这种信息与对取得合意的目标的响应是密切相关的。例如，当这种鼓励是要号召人们参军入伍时，这是可能的。但当这种鼓励的目标是意在促进社会或经济协调的行为时，这几乎永远是不可能的。个人怎么能够判断从社会方面来看什么是可取的呢？个人又怎么能够判断他可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来有益于社会呢？他的视野必然是有限的；他无法透视其行动的长远影响。当他在促进“社会利益”或提供“社会服务”的动机下，无知地行动时，他做好事的可能性与做坏事的可能性一样多。由价格体系传递出来的动力的最大优点，并不在于它必然地比其它类型的动力更为强烈，也不在于它“更为高尚”，而仅仅是在于它自动地伴随着与动机的有效运行密切相关的信息。
当中央计划经济试图利用市场时，他们成功的主要障碍来自于他们的这样一种愿望：将价格在分配收入方面的作用，与价格在传递信息及提供动力方面的作用分离开来。那种既想实现这一点又想保持自由市场优势的尝试，引来了各种各样的文章，广泛地探讨其它可供选择的办法。
兰格与勒纳的“玩资本主义游戏”
正如经济学家已应非常了解的那样，在现时代，在西方社会中，关于这一问题最著名的对策，来自于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尔·兰格的两篇文章，及后来包括弗雷德·M·泰勒早些时候的一篇论文在内的一本书（但内容稍有变化）；同时还来自于阿伯·P·勒纳的一系列文章及后来的一本书。兰格与勒纳试图说明如何才能通过市场来组织社会主义社会。与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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