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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曼文萃-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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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所提出，并将其命名为“ 法定指数 ” 本位 —— 而且不断地重新为人们所提出。这是在理论上颇有吸引力的、普遍指数化的想法的一部分。然而历史已经证明：这种想法在理论上的吸引力，并没有得到实践的支持。没有任何东西阻碍了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指数化在美国、英国或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的广泛使用 —— 的确，没有任何东西阻碍了人们对法定指数本位的等价物的自愿采纳。然而，正如在某些南美国家及以色列所发生的那样，只有当通货膨胀极高、且极为可变的时候，指数化的应用才是广泛的。尽管时有使用，但指数法在除劳动力契约以外的其它领域中所具有的重要性很小，而且，即使是在劳动力契约领域，它也远不是占主要地位的。
我同意哈耶克教授关于取消对私人货币发行的限制的建议，以便于同政府货币相竞争。但在结果问题上我并不赞同他的意见。现在存在着私人货币—— 旅行支票、本票、银行存款、汇票、及各种形式的银行汇票与流通票据。但是这些几乎全部都是对特定数量的政府通货单位（美元、英镑、法朗或马克）的要求权。但是，即使这类规定与限制都完全消除了，我推测：以悠久的传统习惯为后盾的、单一国有通货单位的优势，将阻碍任何其它种类的私人通货单位对占主导地位的政府通货的严峻挑战；而且，在最近这几十年中，尽管很多国家业已经历了高度的货币变动，但情况也仍然是这样。
近来金融期货市场的繁荣，为通过私人市场活动而实现法定指数本位的等价物，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能的途径。这一可能性仅仅是一种推测—— 比某位经济学家的眼晴一亮也好不到哪儿去。它所涉及的是在一种或多种价格指数下期货市场的建立 —— 严格地类似于在股票价格指数下业已发展起来的那些市场。这样的市场 —— 如果十分活跃而且在将来的时日中占有相当比例的话 —— 将为长期契约提供一个相当省力的套头交易方法，来防止价格水平变动的风险。传统的美元契约再加上某一价格水平方面的、一系列适当定时的期货交易所构成的组合物，不过是法定指数本位的准确的等价物，但是这种组合物却有着这样一个优势：在期货交易市场的投机者及其他套头交易者的帮助下，契约的任何一方，都可以在没有另一方（或另几方）的同意的情况下，享受到法定指数本位的好处。
银行规定方面的近期变动，开辟了另一条广泛地通向部分法定指数本位的途径。联邦住宅贷款银行已终于允许联邦特许的储蓄与贷款机构提供按价格水平调整的抵押贷款（PLAM）。同时，很多金融机构对可以向存款支付的利息所作的种种限制已经有所放松，而且对于较长时期的存款来说，这些限制已完全取消了。
这将允许金融机构在按价格水平调整的基础上同时贷款与借款：在按价格水平调整的抵押的基础上贷款，在按价格水平调整的存款（PLAD）的基础上借款，同时，借、贷款都是按特定的实际利率（而不是名义利率）进行的。通过使按价格水平调整的抵押贷款与按价格水平调整的存款相一致，银行将充分地避免通货膨胀变动的风险，同时用它所得到的利息与它所付出的利息之间的差额来弥补其耗费。同样，借款人与贷款人双方都将得到保障，以避免与某种特定的负债及资产有关的通货膨胀变动。
迄今为止，我还不知道有哪个金融机构业已开始了这些方面的改革。我推测：除非且直至通货膨胀再一次加速，否则的话，不会出现任何重大的改进。如果出现了重大的改进的话，那么，这时，PLAM（即按价格水平调整的抵押）及PLAD（即按价格水平调整的存款）将变成家喻户晓的词汇，而不再仅仅是神秘的首字母缩略词。
消除政府货币 。很多经济理论家一直在不断地重新考虑货币体系的基础问题。他们最近提出了一套新的建议。其基本思想是：政府只是定义货币单位——例如特定的一篮子货物的价值——而此外不再在货币体系中发挥任何作用。私人机构将发行以官方定义的单位命名的债权（正如在期货市场上他们现在所签发的、交付按官方定义的单位限定的小麦、或黄金、或白银的契约）。政府的作用将被限制在加强这种契约、防止舞弊之类的事情上面。
构成这些建议的思想基础在理论上是激动人心的，而且还会促进人们对货币的作用与价值的更充分的理解。但是，在目前看来，它们似乎太激进，太缺乏证据的支持，以致于不能被看作是制度改革的一种切实可行的建议。正如这些发展的主要推动者之一的罗伯特· 豪尔所表述的： “ 所有这些建议都拥有一个基本的微观经济学目标 —— 即在交易服务与媒介作用（从一些人这里借钱同时又借钱给另一些人）方面充分缩小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范围。而这些建议中没有一个依赖于与总的国民收入相对应而言的货币存量的概念，或货币稳定性的概念。这些建议在宏观经济中的功绩，是否与简单的货币增长原则在宏观经济中的功绩相等，这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
冻结强力货币
最后这条建议综合了以上大多数建议的特色。它既是根本性的，又是意义深远的，然而却非常简单。
这一建议就是：在一过渡时期之后，强力货币的数量—— 即美国政府的无息债务 —— 应该被冻结在某一固定的数额上。这些无息债务现在有两种形式：通货及在联邦储备系统的存款。想象这一变化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假定联邦储备的存款负债一美元对一美元地为流通券所替代，同时将这些流通券交给那些存款的所有者。这样一来，政府的货币作用将被限制为：通过替换破损的通货而使这一数额保持不变。事实上，强力货币方面的增长为零的货币原则将得到采用。（在实际当中，没必要用通货来取代在联邦储备的存款；只要这类帐簿记录加流通券的总和保持不变，这些存款可筹以以帐记录的形式而存在）。
正如上面所提到的，联邦储备系统目前有两个作用：决定货币数量；管理银行机构并提供这样一些服务，如抵押贷款，支票清算，电汇等。但在这一建议中，政府的头一个作用被取消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建议将结束联邦储备系统的独立性。如果愿意的话，政府的第二个作用可以继续保持。但如果象前面所提出的那样，将政府的这一作用，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联邦储备与贷款保险公司及通货监理官的那些类似的作用结合起来，则更为可取。
这一建议将（而且的确要求）与发行对政府通货的债权的私人机构的连续存在相一致。这些可以象现在这样，用所需准备金的全部工具、银行检查、对放款的限制等来予以管理。然而，它们也可以全部地或大部分地独立于这类管理。特别地，联邦储备系统用准备金要求来控制货币数量的必要性也将消失。
鉴于一个虽然相关、但却完全不同的原因，准备金要求可能仍将是合意的。新一代的货币经济学家提出：唯有象准备金要求、对通货的私人发行的禁止这样的政府规则的存在，才说明了对强力货币的相当稳定的需求的原因。他们断言：在不存在这种规则的情况下，无息货币将完全被有息资产所压倒；至少，对这种无息货币的需求将变得高度不稳定。
我还远未被这一主张所说服。它提出了一条以最小的交易成本而通向一个无磨擦的世界的更为严密的途径，其严密程度超出了在我看来对现实世界似乎是有用的近似。尽管如此，但这一论证却是强有力的：准备金要求的取消，将在对强力货币的需求中注入不可预测的、且变化无常的因素。出于这一原因，尽管就我个人而言我将赞成减少政府对金融机构的干预，由此而体现哈耶克所建议的、竞争性金融体系的一个主要部分，但按照下述步骤来进行似乎更为审慎：首先，冻结强力货币；然后，在一个时期之后，消除准备金要求及其它依然存在的规则，包括禁止私人机构发行转手流通的通货。
为什么要零增长呢，从政治方面来看，零有其独特的吸引力，即不为任何其它数字所共有。如果是3％ 增长，那么为什么不是4％
？可以说，很难逾越政治方面的障碍来保住3％ ，而不是4％；或者保住4％，而不是5％。但是零却有着—— 作为一种心理学现象 —— 本质的不同。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谢林点（ Schelling
Point）—— 即自然点，在这一点上人们将趋向于达成一致意见，就象在关于某一货币总额的争论中的 “ 折中 ” 一样。而且，通过消除任何创造货币的权力，它也消除了那种将其自身导向了货币增长方面的任意变动的制度安排。
强力货币方面的零增长会与健康的经济相一致吗？在假设中的长期静态经济中，当整个经济业已适应了这种状况，而且人口、实际产量等都为静态时，强力货币的零增长将意味着其它货币总量的零增长，同时意味着这些总量的稳定周转率。这样一来，价格水平将是稳定的。在一产量不断增长的、程度较低的静态状态中，如果金融方面的革新能够同步的话，那么货币乘数将与产量同比率增长，而价格仍将是稳定的。如果金融方面的革新停止了但总产量仍然增长的话，那么价格将下降。如果产量以大约年3％
的速度增长，那么价格将趋于以年3％
的速度下降。只要这是人人皆知的，而且是相当稳定的，那么所有的契约都可以据此进行调整，而且这不会带来任何困难，相反，还着实会有一些好处。
然而，任何这样的结果都是许多年之后的事情。所以，更为吸引人、且更为重要的问题，不是最终的静态结果，而是中间的动态过程。
一旦这一政策得到了实施，那么名义国民收入及价格水平的实际情形，将取决于某一货币总量（如M1）相对于强力货币的变动情况，及名义国民收入相对于M1的变动情况—— 取决于货币乘数（ M1与强力货币的比率）的情形及M1的国民收入流通速度（名义国民收入与M1的比率）。
假定通过连续地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从而使金融结构有所放松，那么，有充分的理由预期将会出现连续的、使货币乘数得以提高的革新之流。实际上，这一过程贯穿着过去几个世纪。例如，在1870年至1970年这100年当中，货币数量（按照我与安娜· 施瓦茨在《货币史》中所作的阐释）与强力货币的比率，以年 1％
的平均速度而增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时期中，M1 的流通速度以大约年3％
的速度增长，而且增长速度相当稳定。当然，这一趋势不可能不确定地继续下去。前面，在关于联邦储备系统的合意目标的限定中，我估计流通速度方面的增长将下降到大约年1％
或2％ 。然而，流通速度方面的迅速增长趋势的完全中止还遥遥无期。
虽然目前我们还无法作出准确的数字估计，但有充分的理由预计：在冻结强力货币的作法引入后的几十年里，货币乘数及流通速度都将趋于上升，而上升的速度则可以是历史上曾有过的任何一种速度。在这些情况下，强力货币的零增长率将意味着大致稳定的价格水平—— 尽管最终也许是稍有下降的价格水平。
那么这种过渡将如何呢？在自1979到1982这3年中，强力货币以7。0％的年平均速度增长。逐渐地将这一速度降低到零这将是非常合意的。至于M1的增长，大约为期5年的时期似乎是适当的—— 或者这样一种过渡似乎是适当的：即每年减少强力货币增长率大约 1．5个百分点。唯一的另一个过渡问题，将是消除联邦储备系统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及贴现而创造与破坏强力货币的权力。这些过渡都不会带来任何特殊困难。联邦储备系统（或其继承机构）仍可以出于类似的目的，特别是出于最后贷款人的目的，而使从强力货币现有存量的一部分—— 如果这一功能仍将保持的话。
这一建议的最大优点在于：它将结束联邦储备系统决定货币数量的专制权力，而与此同时无须设置任何可与前者相似的权力机构，也不会在现有的其它经济机构及金融机构中引入任何重大的骚动。
我发现，即使是对于那些博识的非专业人员来说，也几乎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样一种主张更难以接受：12个人（或者19个人）在华盛顿围桌而坐，既不是为了竞选，也不是为了免职，也不是为了严密的行政控制或政治控制，但却有权决定货币的数量—— 有权允许货币数量在 “ 大萧条 ” 期间下降 1/3，或者在1970至1980期间几近增加一倍。这一权力太重要，且所涉及的范围太广，所以，如果有其它可行的办法的话，则不应该让少数几个人（不论他们多么具有公众精神）来运用这一权力。
没有必要存在这样的专制权力。在我刚才所描绘的那种制度中，任何货币总量的总额都将由很多金融机构及数以百万计的货币资产持有者的市场交易活动所决定。这将受到可得的、作为主要准备金的强力货币常量的限制。各种总量与强力货币的比率，毫无疑问他将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但在缺乏严格的政府控制—— 诸如那些如 Q规则所示的、幸而又被取消了的严格的政府控制—— 的情况下，仅当金融革新或商业及工业方面的变动改变了人们持有各种货币资产的比例时，各种总量与强力货币的比率才将逐渐地发生变化。不再有那些少数人将有可能引起上述比率或者各种货币总量增长率方面的重大变化：比如说，将为期 6个月的（1982年1月至7月）M1方面的3％年增长率，改变为在接下来的6个月中的（1982年7月至1983年1月）M1方面的13％的增长率。
结论
重大的制度变更仅在危机时期才会发生。而在其它时候，专制的现状使得制度变动仅限于边边角角的修补上面—— 我们终于对付过去了：是 “ 大萧条 ” 产生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这一（至少）自1914年联邦储备系统开始运行以来我们的货币制度方面的最为重要的变化；同时，也正是“ 大萧条 ” ，使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从联邦储备银行（特别是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转到了设在华盛顿的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手中。从那时开始，我们的货币制度一直是相当稳定的。是 20世纪70年代严重的通货膨胀，及随之而来的双位数字利率—— 加上 Q规则的实施—— 产生了货币市场的互助基金，从而促成了一项极为重要的旨在减少国家对银行的干预的措施。
尽管如此，讨论一下根本性的变动还是值得的，这并不是因为预期到它们将很快地得到采纳，而是因为另外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想建立一个理想的目标，从而按照下述标准来判断以后进行的变革：看它们是使制度结构更接近于这一理想呢，还是使它更加偏离这一理想。
另一个原因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现在对根本性的变动予以研究，从而当要求或便于根本性变动的危机确实出现时，我们将拥有各种业已得到了认真研究和充分探讨的选择方案。国际货币安排方面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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