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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仇-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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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刚在法兰克福待了一个星期的时候，外公给了阿弗纳一个包裹。里面是一台晶体管收音机。一台晶体管收音机！并不是阿弗纳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东西存在，他记得自己曾在一本美国杂志上见过它的照片，而是外公把这个东西递给他时就像递个苹果一样。这给他一种全新的感受。在以色列，只有总理本·古里安才能收到这样的礼物！
然而，法兰克福奇迹一个最重要的部分还是“空气”。
多少年后阿弗纳仍然用这个词来描述它。不是“气候”，而是“空气”。阿弗纳喜欢的气候还是以色列的——阳光、蓝天。即使他在部队里才学会游泳，他也喜欢地中海阿什杜德的海滩。他的确喜欢温暖的气候，而不喜欢寒冷的气候。所以不是“气候”，而是“空气”。
对阿弗纳来说，法兰克福的空气里存在着某些东西，如活泼、干净、舒缓和健康。或者说缺乏某些东西，如沉重、潮湿、压抑和险恶。他后来才知道，不仅仅是法兰克福，北欧城市如阿姆斯特丹和巴黎的空气都是这样。伦敦和美国的空气也是这样。
“我们来这里你高不高兴？”在法兰克福待了大约一个星期以后，他的父亲这样问他。“你觉得这里怎么样？”
“我喜欢。”
父亲只是笑，但母亲听见他的回答之后，心情有些复杂。
“记住，”有一次，她对阿弗纳非常突兀地说，口气也比平时严厉得多。“你见到的大街上的那些人曾经想把你父亲的家人和我的家人斩尽杀绝。”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父亲说。
“我只是想提醒一下他。”
阿弗纳不需要别人提醒。在雷霍沃特的学校里，几乎没有一天、没有一节课不讲“纳粹大屠杀”之类的。但是，阿弗纳仍然喜欢法兰克福——正如他喜欢其他欧洲城市一样。
在他们计划飞回以色列的那天，命运发生了转折。它向阿弗纳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那就是：大事件是如何取决于小事件的。如果不是浴室里的水垢的话，阿弗纳是不会在法兰克福再待十个月的。他不会在那里上学，不会像一个本地人那样说德语，也不会与一个富家子弟安德雷斯做朋友。他的命运将会发生截然不同的转变。
当时他们听到呼的一声，然后就看见外公坐在地上，摇着头，像蛇那样发出痛苦惊讶的嘶嘶声。他在水垢上滑倒了。虽然只是脚踝扭断了——但他们不能去机场而撇下老人不管。阿弗纳的父母决定留下来。孩子们这一年可以在法兰克福上学，他们则留下来照看外公，直到他康复。
奇怪的是，虽然外公是母亲的父亲，但难以做出这个决定的却是母亲。留在法兰克福，父亲似乎非常高兴。阿弗纳呢——当然，他简直欣喜若狂了，他有他想留下来的理由——父亲不介意永远留在法兰克福。
“我们就这样待下去吧。”一天，阿弗纳偶然听见父亲对母亲这样说。那时他们已经在外公房子外的拐角处租了一套公寓，阿弗纳也已经上了一个多月的学了。
“你一定是疯了。”
“为什么？”父亲诧异地问道。“我是无论如何要到处走走的，你和孩子……”
“我不跟你讨论这个。”
她过去没有跟他讨论过这个问题，那时也没有，今后也不会。对母亲来说，即使离开以色列去度假都是一种堕落，一种罪过。让她在以色列以外安家，抚养孩子——在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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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里声音的机会。与此同时，阿弗纳和斯蒂夫非常仔细地勘察了巴黎喧嚣拥挤、住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体面人士的十四区。汉姆沙里就住在这个区。他们开着路易斯给他们的“雷诺”汽车，花了两天时间练习接近的方法和逃离的路线。从维克多·巴什广场的皮埃尔·蒙鲁日教堂开始，这里大致是阿雷莎大街的中间点，离一百七十五号大约四个街区。他们随着早晨的车流从卢森堡花园一直到圣约瑟医院，再从蒙巴纳斯车站到科山医院踩点，决定袭击之后最好的逃离路线是沿着维钦托利街到勒菲弗尔大道，经过球馆，过加里利亚诺桥，然后沿着埃格泽尔芒大道，到达右岸他们的安全屋。若走这条路线，他们不需要把车丢掉。
与此同时，路易斯的监视人员报告了汉姆沙里的日常安排，相当有规律。他很多时间都跟阿拉伯人待在一起。其中一些很可能就是从事“武装斗争”的人员。跟以前的报告不同的是，他没有保镖。尤其是每天早晨的那段时间，几乎是同一个模式。八点刚过，他的妻子和女儿就离开公寓。汉姆沙里夫人把阿米娜放在幼儿园之后，其余的时间通常去做自己的事情，晚上早些时候接上阿米娜之后，才回到阿雷莎大街一百七十五号。
汉姆沙里会独自在公寓里待到上午九点。这时他会接到一个名叫纳内特的女人的电话，也许是他的情妇。她在右岸更为高尚的十七区有一套公寓，离涅尔大道不远——离一位突击队员在巴黎的安全屋也不远。纳内特会在离一百七十五号几个街区以外的一个邮局给汉姆沙里打一个电话。邮局位于阿雷莎大街和蒲郎茨街拐角处。也许她是想看一看汉姆沙里是否在家或者他的妻子和女儿是否已经离开公寓。得到肯定答复之后，她会回到“雷诺”汽车里，去接汉姆沙里。汉姆沙里这时已经在街上等着她了。在阿雷莎大街附近的消防站和几个被布篷覆盖的摊位旁找一个停车位从来都不是件容易的事。
阿弗纳认为，最好的突袭时间是八点至九点之间。这时，汉姆沙里的妻子和女儿已经离开公寓，而纳内特又还没来。他这时不仅是一个人，而且还由于正在等纳内特的电话，不会让电话一直响着，肯定会拿起来的。突袭的时间取决于罗伯特要多久才能把炸弹设计生产出来，并走私到法国放在汉姆沙里的电话机里。
做炸弹相对来说简单。安全和选择性都不是问题。炸药是一种相对比较稳定的物质，通常在外面可以买到，比如黄色炸药或可塑炸药。然后在炸药里面放一枚小雷管——就是少量的非常不稳定的炸药，通常是氮或硫酸类物质——雷管可由击发或非常少的弱电流引爆。比如闹钟或沙漏计时器，或者任何无线电信号或干脆就是一个电视遥控器来机械引爆。
机械引爆有一个问题——比如，点火开关或汽车的变速杆——它会对任何人的操作做出反应，而且，如果目标正好和其他人在一起，无法使它不爆炸。如果有定时器的话，问题更大。不管是目标还是其他人，只要一靠近，都会引爆炸弹。炸弹分不清谁是恐怖分子谁不是。阿弗纳的突击队把使用自动引爆器的可能性排除了。
由特工操作引爆器，可以看见炸弹炸死目标，只有目标才会被炸死是惟一的解决办法——但在城市里，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可能从炸弹处牵一根线到埋伏处，这样做也是危险的。无线电信号町以克服这个问题，但是义会引发新的问题，若有人在附近使用同样的频率，可能会随时引爆炸弹。
随着步话机、民用无线电和其他遥控设施的大量运用，意外爆炸的危险性很大，像罗伯特这样细心的爆破专家都无法安装这样一个接收器。为了避免炸弹在他们手里爆炸，除非有一个分开的开关让炸弹不爆炸。实际上，惟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这样一个分开的开关，它会打开炸弹的保险，通常是由被害人无意识地操作的。这时，也只有这时，使用无线电信号的观察员才能引爆炸弹。
罗伯特解释道，炸弹将装在汉姆沙里电话机的底部。听筒一从机座上拿起来，就打开了雷管的保险，这时就可以发送无线电信号引爆炸弹了。
阿弗纳认为，如果真像所描述的那样，那这套装置几乎就没有什么意外了。是几乎没有什么意外。但是，由于炸弹必须在袭击前至少半天内装好，如果汉姆沙里夫人那天晚上决定坐下来跟她的一个朋友长谈一番怎么办？如果附近的一个无线电业余爱好者决定按同样频率传送，而与此同时，装有炸弹的听筒也拿了起来，会发生什么情况？
罗伯特耸耸肩，很清楚会发生什么情况。没有绝对的零风险。他发明的这套装置会尽量把风险降到零。如果这样阿弗纳还觉得风险太大，他们就只好另想他法了。电话机底部没有地方装两个接受器，每个频率不同，一个打开炸弹的保险，另外一个引爆它。
“好吧。”阿弗纳犹豫片刻之后说。“一定不要做得太大，好像我们要把他妈的整栋楼里的人炸死似的。”
“我担心的是另外一个问题。”罗伯特说。“我得尽量塞满炸药，确保站在电话旁边的恐怖头子被炸死。而电话机里的地方有限。”
12月6日星期三，炸弹从比利时走私到法国。阿弗纳拿在手里又小又轻。要不是阿弗纳记得他曾经见过信封里一盎司半的可塑炸弹造成了多大的损失，他认为几乎伤不了人——信件炸弹是恐怖分子最喜欢的武器。两个多月以前，慕尼黑惨案发生后没几天，“黑色九月”的一封信件炸弹在伦敦炸死了一名以色列外交官。“希望它管用。”阿弗纳把盒子交给罗伯特时说。
同一天，突击队分成两组住进了路易斯提供的新的安全屋。他们以前一直住的安全屋也是路易斯安排的。
12月7日星期四，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按照计划，他们要等汉姆沙里夫人和阿米娜离开，纳内特驾驶“雷诺”接上汉姆沙里。这时九点刚过，罗伯特和汉斯要打扮成电话维修人员，身穿路易斯提供的制服，进入公寓，安装炸弹。罗伯特估计，这项工作也许要花二三十分钟，只会比这少不会多。阿弗纳、斯蒂夫和卡尔在大楼外等着——至于扮过意大利记者的卡尔，他不出现——提醒罗伯特和汉斯有没有汉姆沙里的家人回来。为了以防万一，路易斯安排了一对法国年轻夫妇。他们的任务就是缠着汉姆沙里谈话，直到阿弗纳或斯蒂夫向他们示意，另外两个人已从公寓里出来。
但是，纳内特那个星期四没有出现，连汉姆沙里夫人不久以后也回到了公寓。汉姆沙里本人根本就没有离开。
阿弗纳、卡尔、汉斯和罗伯特很快就离开了。他们已经知道，汉姆沙里的日程安排由于某种原因改变了，再在阿雷莎大街一百七十五号前等几个小时也没有用。这样做甚至可能有危险。只有斯蒂夫和路易斯安排的那对夫妇仍然逗留在附近。晚上六点刚过，斯蒂夫就打电话说，汉姆沙里步行出门了，他准备跟踪他。
同伴们立即驾车回到十四区。汉姆沙里离开了，汉姆沙里夫人很可能也会离开去幼儿园接孩子——如果汉姆沙里不是去接孩子的话。罗伯特和汉斯仍然穿着制服，开着货车，到了一百七十五号对面最近的停车场。阿弗纳在阿雷莎大街和蒲郎茨街拐角处的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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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纳内特总是在这里等汉姆沙里——等着。卡尔不出现。
阿弗纳几乎一到位斯蒂夫就打来了电话。汉姆沙里好像是去了奥斯曼大道上的“一个阿拉伯联盟之类的大楼”（斯蒂夫的法语比阿弗纳好不了多少，说不清是哪栋楼）。如果汉姆沙里夫人不久也离开的话，那么在他们两个人回来之前，突击队至少有四十五分钟的时间。
阿弗纳从邮局走了三个街区，来到阿雷莎大街一百七十五号对面罗伯特的货车前时，看见汉姆沙里的妻子从公寓楼灯火通明的大门里出来。几乎可以肯定，她是去幼儿园接阿米娜。机会来了。这个时间修电话有点晚了，但是邮电部门总是会对紧急电话做出反应。而且，阿弗纳相信，在大城市里，人们在具备优雅举止的同时也具有惊人的冷漠。即使在巴黎，门警也不再有警觉性，邻居也几乎连问都不问。不管怎么样，突击队别无选择了。炸弹不会自己跑到电话机里去。
罗伯特和汉斯带着工具箱，消失在入口处的拱门之下。
阿弗纳一个人在阿雷莎大街的货车旁站了大约十五分钟。他希望有些口香糖。他以为自己看见卡尔在一个街区外过马路，但黑暗之中他又不能确定。阿弗纳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及时看见汉姆沙里或他妻子，从而给罗伯特和汉斯发出警告，如果同伴们在结束之前，他们就回来的话。
然而，几乎连撬锁的时间都还不够，罗伯特和汉斯就从街道那边溜达回来了。
“你们在开玩笑吧。”阿弗纳说。“都搞好了？”
“呃，我不知道。”罗伯特回答道。“我想明天早上就清楚了。”
12月8日星期五，八点还不到，他们就在汉姆沙里公寓大楼街道对面各就各位了。罗伯特、阿弗纳和卡尔待在大约两百码以外的货车里。斯蒂夫和汉斯待在离入口处较近的小车里。后者起着卫兵的作用，同时保证汉姆沙里夫人或者孩子在不该回来的时候回来。那天上午，路易斯的人不在场。
大约8点30分，汉姆沙里的妻子和女儿从大楼里出来。他们朝不远处的公共汽车站走去。由于纳内特随时都可能打电话，所以必须迅速行动。
卡尔从货车里出来，走到五十码以外的一家小酒馆旁的公用电话亭。他转了几圈，看看透过窗户他和阿弗纳能否清楚地看见对方。然后他拿起话筒开始拨号。
货车上，阿弗纳扫了一眼坐在身旁的罗伯特。罗伯特此时也望着卡尔的方向。他手里拿着一个小盒子，一根手指轻轻地放在索环开关上。
卡尔站在电话旁，把听筒凑到耳边。他的嘴唇似乎在动，但是距离太远，无法听见他说的话，甚至无法确知他是否在说话。即使现在他把烟斗衔在嘴里都无济于事。然而，阿弗纳看的不是卡尔的嘴巴，而是他的右手。卡尔慢慢地、从容地、有点造作地把右手举了起来，举到了头顶。他的手指稍稍动了一下。这是一个信号。
阿弗纳感到他身旁的罗伯特紧张了。他也一定看见了卡尔发出的信号——但是只有阿弗纳下令之后他才能动作。“开始！”阿弗纳猛喝一声。眼睛本能地向一百七十五号外面望去。
他没有听见身旁索环开关的咔嗒声，也没有听见任何爆炸声。但他看见了空中沿着前面的墙边突然出现了一道微光，整个大楼仿佛颤抖了一下。他看见由于强大的冲击力，一扇窗户的玻璃呈十字形裂开了。
几个过路人驻足观望。
有人打开二楼阳台上的落地窗，朝楼下的街上看了看，然后伸长脖子想朝上面的窗户看。
卡尔果断地向货车走来。
他们成功了。
他们又成功了。
晚上，他们搞不清情况如何。他们坐在安全屋里看电视，查阅最新的报纸。汉姆沙里还活着。毫无疑问，伤得很重。但从报道来看，无法知道他能不能活下去。他被送到了法布圣雅克街的科山医院——虽然另一家医院圣约瑟医院近一点，但当时救护车的车头也许正朝着相反的方向——他也许已经告诉了警察，在爆炸前有个意大利记者给他打过电话。
电话里卡尔告诉其他人，汉姆沙里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奇怪，有些沙哑，好像刚刚醒米。卡尔搞不清是不是他的声音，他告诉他，他是那个意大利记者，给他打电话是想采访他，然后问他是不是汉姆沙里博士。听到电话那头回答——是，我就是——时，卡尔挠了挠头顶。
罗伯特似乎特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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