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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曰(一)-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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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令逮捕。有人警告他：「是不是真的前任太子，还不敢确定，应该弄明白再说。」
隽不疑说：「你们为什么担心他是前任太子？从前卫蒯聩违背老爹，私自出走，他的儿子卫辄就拒绝他回国。这种立场，连春秋都赞扬。前任太子刘据，得罪先帝（刘彻），逃亡在外，即令还没有死，今天不过前来自首，只是一个罪犯而已。」
遂押送诏狱。刘弗陵以及全国最高统帅（大将军）霍光，听到报告后，嘉许隽不疑说：「高级官员应该任用深通儒家五经、明白大道理的人。」由于这件事，隽不疑的名声，在政府中极受尊重。其他身居高位的人，都自以为不如。司法部（廷尉）查证该男子的来龙去脉，真相大白。原来他是夏阳（陕西省韩城市）人，姓成，名方遂，在湖县（河南省灵宝县西）当一名算卦先生。前任太子刘据的一位禁卫官（舍人），曾请他算过卦，对他说：「你的相貌很像太子刘据！」成方遂相信这句话，希望取得富贵。于是被控「诬罔不道」，腰斩。
我们相信司法部（廷尉）这项调查，刘据自杀时，已三十八岁，而且有了孙儿，他的亲属以及朋友臣僚关系，再加上对宫廷环境的熟悉，都不是一个外人可蒙混过去的，一下子就可盘问出马脚。虽然，利令智昏，天下也可能有的是这种妄人。不过，问题是，如果他真是刘据，结局会不会如此？有人认为他将被接回宫廷，恢复供养。我们却认为，结局恐怕也会跟史书上显示的一模一样。因他出现而造成的利益集团的困局，必须把他铲除，才能解决。对刘据而言，只有一死，这就是政治。
盐铁论
西汉政府决定采纳「贤良」「文学」之士的建议，下令废除全国酒类专卖，撤销关内（函谷关以西）铁器专卖。刘彻（七任武帝）末年，国家财力人力，都有沉重消耗，全国户口，减少一半。霍光了解政治上的困境，所以减少差役和赋税，使人民能够喘息休养。霍光还主张跟匈奴和解，使和平再现，人民生活得以充实。逐渐恢复刘恒（五任文帝）、刘启（六任景帝）时代的社会景观。
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关于财经政策的大辩论，就发生在本年（前八一），资治通监却只字不提，只贸贸然提到撤销全国酒专卖及关内铁器专卖，好像根本没有其他什么重要事件，使人遗憾。大辩论的会场上，由宰相田千秋、最高监察长（御史大夫）桑弘羊，跟他们的助手，坐在上座。由来自首都长安跟附近地区，以及全国各郡国推荐的八位「贤良」人士，与同样由全国各郡国推荐的儒家高级知识份子（文学）五十余人，坐在下面两边（这种坐法，跟现代一般会议情形相似，成一个U字形）。而在角落里，则坐着政府官员，担任记录。会议共举行了两次。之后，官做到庐江郡（安徽省庐江县）
郡政府主任秘书（丞）的桓宽先生，把全部记录，正反两方面的意见，整理集合在一起，定名盐铁论，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专门探讨政治经济的巨着，较之亚当斯密斯的国富论，要早一千八百年。桓宽本人属于儒家，他当然偏袒属于儒家的一方，但仍可看出当时桑弘羊所以坚持，有他充份理由。
桑弘羊站在政府立场，要求开辟财源，要求击溃匈奴，要求严刑峻法。而「贤良」和儒家学派高级知识份子，因为来自民间，深刻了解人民的痛苦，所以要求自由经济，要求不要再发动战争，要求制止刑罚的残酷跟泛滥。针锋相对的结果，政府只作稍稍的、不关痛痒的让步，那就是废除酒的专卖，和关内（函谷关以西）一个小地区的铁器专卖。而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并没有改变。就在桑弘羊死后，也没有改变。但我们却可从盐铁论，看出当时人民的悲惨。在辩论结束时，一位没有记载姓名的「贤良」，有一段控诉的话，使人感受最深，他说：「每天舒舒服服到床上呼呼大睡的有钱人，不会了解每天筹不到钱还债，付不出官吏要收缴赋税的人的忧愁。穿着高贵丝料和高贵鞋袜，吃白米吃鱼肉的人，不能了解粗布单衣的寒冷，和糠皮粗饭的难以下咽。耳朵听着美妙音乐，眼睛看着小丑表演娱乐的人，不会了解冒着像雨一样的箭矢，在战场上跟敌人厮杀的危险。
坐在窗明几净的桌旁，挥动笔杆，玩弄法律，判决诉讼胜负的人，不会了解手铐脚镣的痛苦，和苦刑拷打的残忍。」
这两场大辩论，为我们留下很多启示，那就是解除人民的痛苦，不能指望掌握权柄的人仁慈「纳谏」，只能指望对权力的制衡。在没有制衡力量之下，任何舆论──包括卑微的下跪哭诉，都没有作用。即令有作用，也微不足道。
刘弗陵
左将军上官桀等使人用燕王刘旦的名义，向刘弗陵上书，告发霍光到京师（首都长安）郊外检阅宫廷禁卫官（郎）、羽林警卫武士（羽林）时，沿途戒严，像皇帝出巡一样，禁止行人走路，教御厨房（太官）先到前站准备饮食住处，完全是天子仪式。又指控说：苏武出使匈奴汗国二十年，誓不投降，不过只酬庸一个移民区总监（典属国），而最高统帅部秘书长（大将军长史）杨敞，毫无功勳，却升任粮食总监（搜粟都尉）。而且，擅自把各军指挥官（校尉）调到最高统帅部，增加参谋本部人数。刘旦在奏章上表示：「霍光独揽大权，为所欲为，恐怕有非常行动。我，刘旦，愿意缴还亲王印信，到宫廷侍奉陛下左右，保护圣躬，督察奸臣。」等到霍光休假时，上官桀抓住自己值班的机会，把这封奏章呈送给刘弗陵。他预期的是，只等刘弗陵把奏章交下查办，他跟桑弘羊就立即逮捕霍光，把他处决。可是，万万想不到，呈送给刘弗陵后，刘弗陵留在案头，并不交下查办。第二天一早，霍光入朝，得到消息，停在画室，不敢进入金銮宝殿。却是刘弗陵查问：「最高统帅（大将军）在什么地方？」上官桀回答说：「因为燕王（刘旦）控告他，不敢进殿。」刘弗陵下令召见，霍光进殿之后，脱下官帽，叩头请求定罪。刘弗陵说：「将军，请把官帽戴起来，这奏章明明是假的，你有什么罪？」霍光松了一口气，问说：「陛下怎么知道是假的？」刘弗陵说：「你去广明（长安东门外一村落）检阅禁卫官，是近几天的事。征调各军指挥官（校尉），还没有超过十天。燕王（刘旦）怎么能够知道（燕国首府蓟县「北京市」，与首都长安，航空距离九百公里，当中隔着千山万水，包括太行山与黄河）？而且，将军如果企图发动非常事变，根本不需要什么指挥官。」
本年（前八○），刘弗陵才十四岁（应是十五岁），这种迅速的反应和英明的判断，宫廷秘书（尚书）跟左右高官，无不震惊。而呈递文书的人，果然逃亡，刘弗陵下令紧急追捕。上官桀等心虚恐惧，劝解说，这是一件小事，用不着劳动圣心。刘弗陵不接受，不过终于无法捕获。但是，以后上官桀党羽再打霍光小报告时，刘弗陵都凌厉的答覆说：「霍光是一位忠臣，先帝（刘彻）嘱托他辅佐我治理国家，再有人说他坏话，我就教他反坐。」从此，上官桀等不敢再行诬陷。
李德裕曰：「君王最高贵的品质，莫过于能够明察真相。明察可以洞悉奸诈，使任何邪恶都无法蒙蔽，刘弗陵就是一个榜样。看起来周王朝二任王姬诵，应该羞愧；连刘邦（西汉一任帝）、刘恒（五任帝）、刘启（六任帝），都相差很远。
姬诵听信管国、蔡国散播出来的流言，致使姬旦进退两难，不得不率军东征。刘邦（西汉一任帝）听信陈平背叛魏国又背叛西楚，几乎舍弃了这位智囊。刘恒（五任帝）听信季布好发酒疯，竟不敢任用他当最高监察长（御史大夫），仍教他回任郡长；怀疑贾谊擅权作威，可能制造混乱，遂疏远这个贤能人才。刘启（六任帝）认为只要诛杀晁错，就可化解六国的反抗，因而屠戮三公。正是：「先有怀疑的心，才有奸人之口。」假使刘弗陵能得到伊尹、姜子牙的辅佐，则姬诵（周二任王）、姬钊（周三任王）的时代，都不足以相比。」
李德裕一篇磅有力的论文，最后忽然冒出伊尹、姜子牙、姬诵、姬钊几位奇异人物，使气势全部破坏。我们真不明白，儒家系统为什么总是咬住一些漏洞百出的史蹟不放？
侯史吴案
燕盖之乱（燕，指燕王刘旦。盖，鄂邑公主嫁盖侯王充，也称盖长公主；王充，是王老哥王信的儿子），桑弘羊的儿子桑迁逃亡，投靠老爹从前的部属侯史吴（侯史，复姓）。稍后，桑迁被捕，诛杀。再稍后，政府颁布赦令（参考去年「前七九」六月），侯史吴出面自首。司法部长（廷尉）王平、宫廷供应部长（少府）徐仁，会同审判，认为桑迁只是受他爹谋反的牵连，并不是他自己谋反；侯史吴藏匿的不过是一个普通逃犯，并不是藏匿叛徒。于是依照去年颁布的「赦天下」诏令，宣判侯史吴无罪（「赦天下」，不是「大赦天下」，仍有许多罪，诸如叛乱犯，仍不赦免）。后来，执法监察官（侍御史）重新调查，认为：「桑迁深通儒家学派的五经（诗、书、礼、易、春秋），知道老爹桑弘羊谋反，而不规劝阻止，跟他自己谋反，没有两样。侯史吴也曾当过低级官员（三百石），却藏匿谋反正犯，跟平民藏匿普通逃犯不同。所以，侯史吴不可以赦免。」奏请再派人审理。接着弹劾司法部长（廷尉）王平、宫廷供应部长（少府）徐仁，包庇叛徒。
侯史吴的案件，再为政治性冤狱，提供一个最常见的模式。法律条文虽是死的，解释却有一定轨道。一位法院书记官说：「一场官司下来，到了最后，案情已十分明显，书记官在旁，也一目了然。内容再复杂，法官只要两三个小时，就可写妥判决书。可是，如果是法官受了贿，或承受某种压力，他可是要写上两三天，判决书才能脱稿。」因他必须费尽心机，去扭曲法律和事实。
霍光这时大权在握，他除了要对桑家斩草除根外，还要彻底整肃「燕盖帮」
次要的残余党羽。侯史吴的人头，正好提供他锋利武器，用以扩大打击面。所谓执法监察官（侍御史）的指控，不过又是「有人检举」而已。仅只不劝阻老爹谋反，便是自己谋反，这是什么推理？然而，不把桑迁戴上铁帽，就无法扳倒侯史吴；不把侯史吴戴上铁帽，就无法扳倒两位部长。法律典籍放在神坛，是神圣的，一旦用来从事政治斗争，便成了屠刀。
「人」与「非人」
楼兰国（新疆省若羌县）国王逝世，匈奴汗国先得到消息，马上把当人质的楼兰王的儿子安归送回，安归遂继承王位。中国派使节到楼兰，宣读皇帝刘弗陵诏书，命新王安归到长安朝见，安归拒绝。楼兰国位于西域（新疆省及中亚东部）
的最东边界，距中国最近（楼兰跟敦煌航空距离五百五十公里），当中横亘着面积大约八万平方华里的白龙堆沙漠（新疆省罗布泊东），缺乏水草，楼兰国常被分派担任向导工作，既运淡水，又运粮草，不停的迎送中国使节。而中国使节又凶暴得跟匪徒一样，使他们受到难以承受的痛苦，不愿再跟中国来往。现在，再加上匈奴汗国的挑拨，遂跟中国断绝邦交，不断拦杀中国官员。安归的弟弟尉屠耆在中国当人质，因得到老王逝世的消息较晚，无法回国继承王位，就投降中国，把内情报告西汉政府。
这时候，交通部（太仆）骏马管理官（骏马监）、北地（甘肃省庆阳县西北马岭镇）人傅介子，奉派出使大宛王国，到了楼兰、龟兹，两国国王都承认错误。
傅介子率领他的随从人员，诛杀匈奴使节。回到首都长安。傅介子对全国最高统帅（大将军）霍光说：「楼兰、龟兹，反反覆覆，如果不给他们一个严厉的惩罚，就不能镇压各国。我经过龟兹时候，国王平易近人，毫不设防，很容易得手。我愿去把他刺杀，用以展示中国声威。」霍光说：「龟兹太远，且到楼兰试试。」
于是派他前往。
傅介子率领卫士，带着金银财宝，宣称要赏赐外国君王。当这项好消息传到楼兰后不久，傅介子抵达楼兰。然而楼兰王安归不信任中国使节，不肯接见。傅介子假装毫不介意的模样，向西继续进发，走到西部边界时，教翻译官告诉安归，说：「中国使节所带的黄金绸缎，都是宝贝，用来赏赐西域各国，大王如果不来领取，中国使节就到别的国家去了。」把金银财宝展示给翻译官看，翻译官回去向安归报告。安归听到真的可以得到金银财宝礼物，大为欢喜，遂亲到西界，会晤傅介子。傅介子用盛大的筵席招待，一声暗号，两位壮士的两把利刃，从安归背后猛烈刺入，安归立即死亡。侍从人员跟贵族们一时惊起，四散逃走。傅介子出来安抚大众，指出安归背叛中国，说：「皇上派我来对安归执行死刑，并由当弟弟的尉屠耆继承王位。中国大军正向这里挺进，如果轻举妄动，下一步就是亡国！」楼兰全国震恐屈服。
司马光曰：「圣明的君王，对待蛮族，如果叛乱，则发兵征讨；如果臣服，则不再追究。而今，楼兰王已经承认他的错误，却再加诛杀，以后再有叛徒，中国便不能取得他们的信任。如果认为楼兰王的罪行太重，仅只道歉，还不能原谅，定要处决，也应该出动堂堂之师，宣布他的罪状。想不到，却派出正式使节，用金银财宝当饵，引诱他入彀。以后，外国对中国使节，谁还敢相信？以中国的强大，竟用这种匪徒盗贼勾当，去欺凌外邦，实在是一种羞辱。很多人竟然赞美傅介子，认为他建立奇功，未免过份。」
王夫之曰：「人跟人之间，相处之道，唯有信誉仁义而已。而履行信誉仁义，也只有人与人相处，才用得着。从没有听说有人对虎狼蜂蛇也讲信誉仁义的。楚王国固是祝融的后裔，而且由周王朝初叶君王分封爵位（子爵）。宋国国君（襄公）子滋甫尊奉信誉仁义，跟它们结盟，更严守信誉仁义，跟楚王国作战，结果军事失败，身受重伤，为中国带来羞辱。对楚王国这种人，还不能跟他们讲信守义，何况其他那些跟野蛮民族混在一起，而又螫人咬人之徒。楼兰王表面归顺中国，暗地里却充当匈奴的间谍，傅介子执行皇帝诏书，加以诘责，楼兰王也承认他的罪行。问题是，野蛮民族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羞耻，所以他们也不在乎来一个当面屈膝。不久，匈奴汗国的使节，就又到了楼兰。中国如果信任他的归顺，而推诚相待，必然受他的诈欺。如果因怀疑他的归顺是假的，而出动大军讨伐，既劳师动众于千里绝域，使中国疲惫；而楼兰势将要求匈奴援助，合力抵抗，中国军队受到挫折，不得不顿兵在坚城之下。这就是宋国国君子滋甫泓水之战的覆辙。
傅介子计诱楼兰王，斩下人头，威力所及，夺取他们的魂魄，使匈奴胆寒，是何等的伟大勳业！因之，我认为，对于野蛮民族，诛杀他们的生命，不能称之为不仁；夺取他们的财物，不能称之为不义；用阴谋诡计引诱他们，不能称之为不信。
为什么？只因为信义这种高贵的行为，是「人」跟「人」相处之道，不是「人」
跟「非人」的野蛮人相处之道。」
霍光跟傅介子共同策画的这项对外国君王的谋杀行动，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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