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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12-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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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视自己的生活，学会理解它，谅解它，亲近它，充分地跟它沟通，从它身上挖掘有温度的、惬意的、让人迷醉的东西。我告诉我的生活，我认了，我喜欢你，那样深情地爱着你……
那么，我与黄葵连一丁点共同点也没有吗？这可信吗？不可信。我不过是把心中的魔鬼装在瓶子里。现在的我，正在过着一种童话般的生活，现在的我很儿童。
第二天一早，我就扔下黄葵一个人到老郝那儿去。我知道黄葵其实是想跟我一起去。但是，生活就是残忍的，需要我们去面对它，认可它。
我跟黄葵说，你守在这里，万一有什么好消息。比如说，他们来跟咱们谈定金的事，你立刻打电话告诉我，我马上就赶回来。
黄葵说，能谈定金的事吗？
我说，现在什么样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黄葵说，真的？
我没吱声，一脸凝重地开门走了。临出门前还补了一句，有事立刻给我打电话。
黄葵说，知道。你也快点回来，我一个人应付不了，我不行。
…………
老郝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到北京“漂”的那一族，千辛万苦，千难万险，就不甜蜜地描绘与述说了，总之，他成功了，拥有了眼前的这幢大楼的整整一层楼，干得挺气派。
老郝是个古董迷，过去喜欢文学，曾经读过北大作家班，是我非常铁的一个东北哥们儿。眼下，他正和香港方面联合办一本杂志，综合性的，印刷精美，办得挺火。最近，不知为什么，他突然想搞点电视剧，想涉足影视圈儿，并且打电话让我来当策划。
我一进门，他就把一本书摔到桌子上，愤怒地说，这写的是什么玩意儿！太庸俗了，像通俗小说。
我故作紧张地问，不是我送给你的那本书吧？
他说，不是。妈了个巴子的，就这种书也好意思送人。
我说，别这么说，人家出一本书不容易，这也是一种成绩，一种个人价值的体现嘛，别那么不厚道。
他一听，咧嘴乐了。
然后，他一本正经地跟我讲，他要搞一个“牛布衣”的电视连续剧，戏说的那种，二十集，或者三十集都行。
看他这种牛皮的神态，好像他已经拍完了似的，并且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和巨大的经济效益。
我用脸皮淡淡地笑了笑说，兄弟，现在像可地扔的矿泉水瓶子似的，到处都是戏说的电视剧，你还弄戏说？有点落伍了。另外，你不是反对庸俗吗？兄弟，戏说就是庸俗！
他笑嘻嘻地说，现在我变了，我开始喜欢庸俗了，他们戏说咱们也戏说，他们搞笑咱们也搞笑。识时务者为俊杰嘛。这种事全世界都一样。
我说，是啊，现在的人变的速度可真快，闪电一样，一秒钟之前是一个立场，一秒钟之后，刷！变了，变成了完全相反的立场了。正像“领袖语录”263页最后一段说的那样：要使我们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要不跟不上啊。
他说，你只要记住“挣钱”二字，一切就跟得上了。
我说，看来，钱是方向盘哪。
他说，行了行了，不说那个。还说这个电视剧。咱们要弄的戏说和他们的戏说不一样，咱们戏说的对象是古代的文化人，知识分子，是“牛布衣”那一类的角色。
我说，意思都差不多。
他说，这个剧你一定好好给我编着，编完了之后，我送你一个宋代的瓷瓶，价值一百万，有鉴定证书的。怎么样？
我说，哥哥，我一分钱不要，你就把你屋里的这个办公桌给我就行了，我看这个办公桌挺好的。
他听了非常震惊，说，这个你也搬不走啊。搬哪去？搬东北去呀？
我说，你还以为我真要啊，咱们是哥们儿，我能要你的钱吗？再说，你要弄的这玩意儿也是即兴的，今天有，明天就没有了。咱们是多少年的朋友了，我还不知道你呀？一拍脑门儿一个主意。
他一听立刻就火了，抓起电话，马上给香港打了电话，询问有关电视剧的制作问题。最后，对方说，晚上给他发一份传真过来。
撂下电话，他说，这你都听见了吧？真的假的？
我说，真的真的。
然后，他说了一下对这部所谓的电视连续剧的要求，约定了一下日期，让我拿出一个三千到五千字的策划文案来。
他说，一个星期的时间行不行？
我说，行。
他问，多少钱？
我说，不要钱。
他说，真不要钱？
我说，真不要钱。
他说，玩圣徒？
我说，不是。咱们是朋友嘛。
他说，好好好，这事先不说，你先弄着，弄完了再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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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我只要到了老郝这里，一次不落的，我总会跟他要一些小玩意儿，像翡翠、玛瑙、玉，都是三头五百，一千元以内的勾当，说白了，一个字就是“贪”，另一个字就是“玩”，两个字加起来就是“贪玩”。仅此而已。这次跟老郝要了两个小玩意儿，他说每个都值十来万。姑妄说之，姑且听之吧，权当是台词了。
老郝笑眯眯地看着我把那两个小玩意儿仔细地揣好之后说，走，我请你吃饭去，对面开了一个上海菜馆，不错，今天我请你吃金钩鱼翅，吃完了之后咱们去洗澡。这么安排行不行？
我说，行。
这家上海菜馆的菜的确不错，特别是金钩鱼翅，做得相当精致，装在一个白瓷的小盅里，还有几款小配菜。但这一小盅金钩鱼翅，我不到十秒钟就吃光了。看来，想伪装自己不是东北人都不行啊，一吃就露馅了。
老郝瞪大了眼睛说，这一盅88块呀，一眨眼就不见了？
我说，要不，再来一个？
他说，拉倒吧。
我跟他语重心长地，当然带点表演性质地说，你这是跟我说这种小家子气的话，要是换了别的“策划”，还能真心跟你合作下去呀？
他说，跟外人当然不能这么说了，掏光了他肚子里的“货”，就让他走人了。
我说，你还挺在行啊。
他诡诈地笑了笑，没吱声。
看来，这种事他已经跟有关“内行”讨教过了。
他领我去洗澡的地方挺高档。大楼的外观有点像大英博物馆。只是中午时间没什么人，里面非常空旷。洗完之后，照例是按摩。现在，洗澡按摩已经成了男人们的“必修课”了。只是，这种事有些场合可以公开讲，有些场合还不能公开讲。其实，这样的事也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人就喜欢搞一些离谱的事，但有些人或是心里的“辩论”还没有得出最后的结论，或是胆子小，或是根本不热衷此道，很鄙夷，很愤怒，“不喜欢”这种事。那么，我算是哪一种呢？我只能说，我的腰不好，风湿，而且颈椎也有问题，发硬，有人给捏一捏就好多了。不过，有一个前提，必须是别人“埋单”。
给我们按摩的是福建的两个姑娘，非常专业，按得也很好，肯于用力。男人们在按摩的时候什么话都能说，什么玩笑都能开。但是，按摩完，穿上衣服，走在街上，又跟正经人似的，该工作工作，该学习学习，该讲话讲话，该机敏机敏，就是一个良民的形象。——是的，按摩也不能说不正经，但总觉得什么地方有点儿不大对劲儿。
在按摩的过程当中，老郝接了个电话。让我吃惊不小的是，老郝接电话的语调竟然情意绵绵的，活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我瞪着眼睛问他，怎么回事？不对劲儿呀，有小蜜了是不是？
老郝立刻捂住了电话，小声地说，等会儿我再告诉你。
最后，他也没告诉我。我也装作忘了，没再提起。我始终不认为他是养小蜜的那类人，但是，我估计他是养了，而且还哄着人家。我真的很迷惘，有一点失落了，我的朋友变了，今后，我还能有肆无忌惮地说心里话的朋友了吗？我们中间隔着这么一个小蜜，以后我将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跟他交流与合作呢？
坦白地说，我每次到北京来，十次有九次是什么事也干不成的。但是，你又不能不来，因为“对方”给了你一个诱人的题目，当然跟钱有关，你就得过来。这样的事反反复复多少次以后，你就像一只训练有素的狗一样，有经验了，知道是十次九不成，心里反而坦然了。但是，又有了新的题目之后，你来不来？你毕竟还没有到“哀莫大于心死”的地步，即便是到了可疑的“哀莫大于心死”的地步，也还会死灰复燃，又燃烧起来，还会再来，然后再心死，再复燃，再“哀莫大于心死”。
我再次燃烧，再次来这里，并不是对北京有什么感情上的依赖。其实，我对北京的印象不太好，不像小年轻的时代，那时候对北京很向往，四合院啊，小胡同啊，北京风味小吃啊，酸奶呀，现在这些东西差不多都光了，就剩下酸奶了。而且，一出北京站，一坐上北京的出租车，立马就有一种挨宰遭骗的不良感觉。要知道，经过一二十年的大扒大建，就是老北京人也不认得北京的街道了，北京的变化太大了，出租车司机怎么绕你，你也不知道，一句话，你就得挺着了，谁让你在燃烧呢？
晚上，我请黄葵吃顿便饭。吃饭之前，我顺便在西客站那个小商亭装作聪明人的样子，与那个河北口音的老板讨价还价买了一个背兜，最后，以15块钱成交。
黄葵鄙夷地，十分不耐烦地站在一边说，这种破烂货买它做什么？要买就买名牌，又好看又结实，背在身上像个有钱人的样子，这破玩意儿用两天就完了，白花钱！还“策划”呢，啧啧。
我嘴硬地说，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就是这样一个行为，就是这么一个价值观，谁也改变不了我，只要便宜我就高兴。我策划咋的？策划咋也比编剧强。
那个河北口音的老板赞同地说，那是。
黄葵笑了。当然，那笑的样子比哭还难看，让人一看到这种样子就想马上离开。是啊，我们想要的生活不是这种表情，这种表情太令人沮丧，太容易激发人找碴儿发火了。
此刻的黄葵已经心灰意冷了，他一心一意想找个编剧的活儿，但就是找不到！他的编剧水平不错的，很可以，而且是一个剧坛尚未发现的快手。的确是他不走运哪。你想，不走运的人心情能好吗？情绪能不反常吗？能不见什么挖苦什么吗？
我缓和了口气说，家里的兜子太多了，泛滥了，买这个就是带点副食回去，海岛的东西咱东北人吃不惯。
…………
本来，我想请黄葵去一个好地方吃一顿，但最后，我还是就近选择了西客站对面商场的那个地下快餐厅。
快餐厅里，无论是地面，还是餐桌，都是脏兮兮的、黏糊糊的。在地下快餐厅吃饭的都是一些平头百姓，或者刚下火车的外地人。我们选择了一张比较干净的桌子。
他皱着眉头说，你怎么选这种地方吃饭？多埋汰。
我自我解嘲地说，我时常怀念这样的地方，过去，我们就是这里的一员哪。只是现在我们变了，不是这里的一员了。什么干净埋汰的？咱们早埋汰过了，现在想干净已经来不及了。而且在这种地方吃饭相当于忆苦思甜了，能激发我们的斗志，发奋改变我们的现状。我领你到这个地方来，用心良苦哇，兄弟。
黄葵说，狗屁。
我说，你知不知道，哈尔滨道外区有一个北三酒馆，那里是平头酒鬼经常光顾的地方，一点档次也没有。但是，经常有大款开着奔驰到那里喝酒，把车停到另外一条街上……
黄葵说，狗屁，狗屁，狗屁。
黄葵一看我要的是饺子，马上说，行了行了，不用你请了，我自己吃份儿饭。说完径直去了卖份儿饭的窗口。
我知道，黄葵因这个剧没谱才充满了失落感。是啊，他还没有修炼到家呀，还嫩哪。人活着干什么？人活着就得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各种各样的失落，各种各样的挫折。
第二天，我们在小高古怪且固执的要求下，与老A签订了一个所谓的合同，其实就是一个保证书，意思是，我们不将他讲的那些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上网，传播，或者擅自改编利用。因为头几个与他们没合作成的人，把他讲的那些东西都弄到网上去了。
我说，非叫“合同”吗？叫“保证书”不是更准确吗？
他说，不行，必须叫合同。
我问，既然叫“合同”，这份合同对你们有什么约束力呢？
小高说，肯定有约束力。
我说，那好吧。对了，你们那个老A都跟我们讲啥了？
小高一听，笑了。
翌日一早，我们便分头离开了北京。黄葵坐火车走了，怀着对我的憎恨，但又找不到恨我的理由那样一种情绪，像秋天的落叶一样离我远去了，样子相当沮丧。我站在那里等着他回一下头，彼此挥一下手再离开，毕竟我们都是东北老乡，但他就是没回头。我只好怀揣着那份匪夷所思的“保证书”的副本乘大巴去了机场。
这次就没人送了，自己走吧。
再见吧，北京。
一到首都机场，神奇的大雾立刻涌了上来，把整个机场一下子笼罩起来，飞机不可能正点起飞了。我是一个一天三顿不能少的人，可今天早晨又没吃饭。于是，便在机场吃了一碗价格昂贵的面条。吃了饭就不怕等了，飞机爱啥时候起飞啥时候起飞，反正回海岛也没什么事。
机场已经人满为患了，连坐的地方也没有了。作为“策划”的我，坐在候机厅的窗台上，倚着那个装着各种副食的背包，百无聊赖地“欣赏”着眼前来来往往的旅客。这些旅客什么样的都有，牛皮的，装阔佬的，戴着大宽边眼镜装有文化的，懊恼不已的，摆官架子的，麻木的，东张西望的，他们难道不是像黄葵一样，正为自己想要的生活，上天入地，南北奔波吗？
的确，我不认识眼前的这些来去匆匆的人，这些来去匆匆的人也不认识我，因此，我们彼此都是渺小的。有人说，尘世，尘世，过去不理解，为什么叫尘世呢？其实，尘世就是把我们比喻成灰尘，那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是由我们这些灰尘组成的。或者说，是由这些漂泊不定的，喜欢钱的“灰尘”组成的。
飞机终于在下午起飞了。我要的是边座，靠前的。我诚恳地跟机场工作人员说，我的心脏不好，照顾一下。
上了飞机，我是C座，靠过道，这样进出方便，非常好。A座和B座是两个俄罗斯女人，一看就是国际倒爷，个个肥硕无比，像两部重型坦克车，小小的座位，她们竟然也坐下去了，真是奇迹。看到她们笨拙的样子，我便主动帮助她们把行李放到行李架里，她们用中文说，谢谢。我对俄罗斯人是颇有好感的，因为我从小生活的那个城市到处是俄国人。
在飞行的三个小时里，这两个俄罗斯女人一直在睡觉，像两只肥胖的大象一样。很显然，她们太累了。我看着她们，心里想，她们的男人对她们怎么办呢？从哪儿下手呢？愁死人了。
到了广州白云机场，我又帮这两个胖女人取下行李。她们客气地让我先走。走在前边的我却非常狼狈，因为，我在西客站买的那个廉价的兜子开始断带、掉扣。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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