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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林-2006年第5期-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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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伤、记忆与爱情的见证
石云龙
曼布克奖是英联邦及爱尔兰最负盛名的年度小说大奖，2005年度大奖竞争异常激烈。由伦敦大学约翰·萨瑟兰教授担任主席的评委会，从一百零九部参选作品中首轮选出十七部小说后，接着筛出六位作家进入决选名单。就在这一轮进入决选名单的筛选中，曾四次获该奖提名，并于1998年获奖的作家伊恩·麦克尤恩、著名作家萨尔曼·拉什迪、200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JM库切都令人惊讶地被淘汰。曼布克奖最终揭晓时又大爆冷门，被英国媒体及出版界一致看好的获奖热门人物朱利安·巴恩斯和日本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意外出局，爱尔兰作家约翰·班维尔以“足以代表班维尔写作高峰”的优美散文式小说《大海》一举夺魁。这是自1993年罗蒂·道尔以《帕蒂·克拉克，哈哈哈》“夺冠”后十二年来爱尔兰人再获曼布克奖，也创下了出版商斗牛士继去年英国小说家阿兰·霍林格赫斯特的《美丽线条》获曼布克奖后连续获该项大奖的纪录。
爱尔兰人约翰·班维尔（1945—）自1989年以来一直担任《爱尔兰时报》文学编辑。他是一位敏锐而多产的评论家，同时也是一位多次获奖的小说家。他的小说主题涉及面广，创作技法新颖脱俗，语言清晰流畅。1970年，班维尔发表《朗·兰金》，接着，他又令人争议地采用巴罗克风格描绘前辈科学大家们《哥白尼博士》、《开普勒》和《牛顿书信》。他的小说三部曲《证据》、《鬼魂》和《雅典娜》堪与贝克特的《马洛伊》、《马洛伊之死》、《无名的人》相媲美。
本届布克奖评委会主席萨瑟兰高度赞扬获奖小说《大海》，认为它是“对忧伤、记忆与爱情的精深研究之作”。文学评论界对该作亦好评如潮：《每日电讯》引用某个英国人对爱尔兰人的评论说，“我们给了他们一种语言，他们却在教我们如何使用这种语言。过去王尔德、萧伯纳、乔伊斯、贝克特是这样做的，现在轮到班维尔了。”《独立报》认为，“班维尔是个美学家。他是一位新的亨利·格林，能够想象出人的诗意和地方的诗意。”英国《星期日独立报》这样评论：“读约翰·班维尔，能从他的散文式写作中获得独特而深广的满足感，他的作品如同陈酿，有力而令人沉醉，需要细啜慢斟，方可领略个中韵味。”然而，不同的声音也自然存在。《星期天时报》评论道，“班维尔擅长给人美感的措辞、对人性的弱点有着敏锐的观察力，但在对小说来说很重要的其他方面诸如情节、人物、节奏、悬念等，《大海》却令人失望。”
约翰·班维尔的小说《大海》果真如《星期天时报》说的那样在情节、人物、节奏、悬念等方面令人失望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恰恰相反，这里的情节曲折交织、这里的人物充满魅力、这里的节奏十分合理、这里的悬念俯拾皆是。这里的大海无比神秘，见证了叙述者的记忆，记录了主人公的爱情。不过，小说中优美的措辞、小说中流露出的淡淡忧伤情调倒确实验证了《星期天时报》对作者的褒评。
《大海》是一部关于成长的故事，也是一部关于衰老的故事。年过花甲的艺术史学家马克斯·莫登是故事的唯一叙述者，他的妻子刚刚因癌症而去世，为逃离亲人亡故带来的苦痛，逃离死亡逼近时的气息，他重访爱尔兰海滨胜地。小说中，遥远的过去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痛楚，最近的过去痛丧配偶又给他带来了无法消弭的创伤，这两种伤痛经历以一种独特的形式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以忧伤为基调、以爱情为主线、以往事回忆与现实杂糅的风俗图画，让人欣赏起来不忍释卷。
故事情节以叙述者马克斯·莫登为中心，主要按两条线索发展：一条为他与格雷斯一家的纠葛，另一条则是与妻子安娜和女儿克莱尔的故事。两条线索互相交织，故事发展采用了时空转换的手法，使半个世纪以前、妻子生前与现时发生的故事十分巧妙地纠结到一起，构成了一部以爱情为主线的网状情节。这里有男童对怨妇懵懂的爱，有生活在异化家庭的女童变态的爱，有主人与家庭女教师之间的爱恋，有富家女与窘境知识青年之间的世俗爱情，还有父女之间的爱；这里有受到父母阻碍的爱情，有受到公共道德压抑的地下恋情，有得到金钱怂恿控制的爱情；这里有对爱的珍贵回忆，有对大海的美好憧憬。这个故事自始至终都由叙述者兼主人公——退休艺术史学家独自讲述完成，他时而生活在现实生活，时而回到半个世纪前；时而生活在妻子安娜在世的过去，时而与女儿谈话回到现实生活。这里的中心是叙述者，参照坐标大致有三点：五十年前、妻子生前与现实。
半个世纪前，莫登还是少年时，曾与格雷斯一家在爱尔兰度假海滨邂逅。这个家庭里，卡罗和康斯坦斯·格雷斯（康妮）夫妇之间神秘莫测的关系，康妮对莫登出乎情理、道德规范之外的畸形关爱，孪生姐弟克罗伊和迈尔斯·格雷斯异乎寻常的种种表现，克罗伊在电影院里断电情况下亲吻莫登的情景，她时而冷冰冰地待“我”，视“我”仿佛不存在，时而又待“我”热情如火，让“我”不知所措，如她在海滨小屋里极具叛逆性的反常举动，任性乖张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尤其是姐弟俩小小年纪便双双投入大海的怀抱，在浩瀚的大海中寻找到归宿的场景，卡罗与家庭女教师罗丝小姐之间表面漠然的关系以及莫登偶然机会发现的他们背地相恋的秘密，如此众多的事件与感受无不对这个青春少年产生了刻骨铭心的印象，而这些经历和印象无不在他成长的道路上产生难以磨灭的影响：他的未来职业道路、择偶标准、人生态度等等与这次海滨经历关系密切，可以说半个世纪前的经历改变了他一生的生活轨迹。
妻子安娜生前的故事在莫登的叙述中虽然仅以电影片段不断闪回的方式穿插呈现在读者面前，但是，细心的读者还是能发现情节的完整性。莫登与妻子的相知相恋过程以及婚后生活折射出英国社会深厚的文化积淀以及传统的等级观念挥之不去的影响，叙述者将一个富家女与窘迫尴尬的知识青年之间的婚恋表现得那么自然逼真，双方的心理呈现那么合乎情理，尤其是安娜向莫登求婚的场景，使人不得不由衷地相信这是特定情景下的典型事件。作者还浓墨重彩地描写了安娜患病期间的经历与心路历程，她迷上了摄影，竟然在病房里偷拍起了照片。然而，她拍摄的照片在常人看来十分诡异：有一张照片展示的是一个膝盖以下被截肢的老人，“缝合处的粗线仿佛是在树桩上绑了条拉链”［181］；另一张照片上出现的一个被切除了一只乳房的中年女人，“被剔除了肌肉的空洞处肿得好像是被挖掉眼球的巨型眼窝”［181］；还有一张照片上出现了脸颊溃烂却笑容灿烂的少年。作者仿佛是在展示丑陋，表现安娜的变态。其实不然，这正是热爱生命的安娜痛苦心态的真实写照。她身患癌症，经过医院治疗后满头秀发悉数脱落，这虽然对癌症病人来说是再寻常不过的事，但对爱美的女性来说是很难接受的事实。可是，在这些残缺的肢体面前，在这些丑陋的照片面前，安娜似乎找到了心里的平衡，得到了心灵的慰藉。作者以貌似怪异的形式演绎了一出无论是从心理还是现实角度都很合理真实的情景剧。作者还生动而详尽地展现了安娜的死亡场景，从眼神到动作到话语“他们让钟停摆呢！”［240］，她点点头，“那是严肃会意的点头，并且还微微一笑，我发誓那是微笑”［240］，接着就撒手西去。安娜的富贵出身、她下嫁处于窘境的莫登的选择、她的炽热爱情、她患病后的心理状态以及她含笑而去的最后结局，情节完整而合理，心路历程发展自然，毫无矫揉造作之处。这里，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的种种情景随着莫登的记忆之流、意识之流自然地出现，给人以情感细腻但却印象强烈的感受。
女儿克莱尔在叙述者貌似漫不经心的叙述中虽然常常以现实生活的提醒者形象出现，不时将叙述者或从遥远的过去、或从不久前的过去的记忆中拉回到现实生活中来，但是，叙述者的只言片语以及与女儿的对话也能清晰地反映出女儿生活的轨迹：她爱上了一个父母亲不愿认可的人——杰罗姆，并且为他放弃了长辈认为很有出息的艺术史专业研究，开始从事穷苦孩子的教育工作，父母的忠告也无济无事。莫登为此直截了当地对杰罗姆说他不适合克莱尔，结果杰罗姆离开了克莱尔，直到故事结局时才又回到克莱尔的身边。这里，克莱尔不露声色的爱情、安娜对女儿的关切、莫登对孩子深沉的父爱、女儿在其母去世后对父亲的诚挚的爱浑然一体，那么生动鲜活，那么富于感染力，使人久久不能平静。
然而，这里的情节却打破了时间和空间上的线性结构，作者将格雷斯一家与“我”、与家庭教师罗斯小姐之间错综复杂的纠葛、“我”的父母亲的生活和情感历程、“我”与安娜及其家人的经历和感受、“我”与妻子安娜的爱情故事、“我们”与女儿、女儿与杰罗姆的故事，统统分解成片段杂糅在一起，由叙述者“我”从一个退休艺术史家回归半个世纪前的青春少年时代的角度来讲述，当然这里充满了记忆，而记忆中涉及到的尽是逝去了的爱情，于是不免让人产生淡淡的忧伤之情扑面而来的感受。在叙述进程中，作者刻意安排了女儿克莱尔这个角色与叙述者同行，去爱尔兰重游“雪松”别墅，这就使叙事从纯粹的往事回忆中不时回到现实生活中来，而在半个世纪之前与现实世界来回穿梭的过程中，悬念不断迭起：马克斯·莫登的压抑只有在叙述者解密后才使人恍然大悟，原来这背后竟然有这么多纷繁复杂的事件、这么多刻骨铭心的感受；“雪松”别墅的维维苏尔小姐表现异常，然而，人们在明白了她原来就是家庭教师罗斯小姐时，当然就会感觉到这种表现再自然不过了，她对孪生姐弟克罗伊和迈尔斯之死所产生的愧疚心情非常人能够充分理解。班维尔设置的悬念合理，符合正常的逻辑，而悬念的解密则一般留到结局，这就增加了悬念的张力，达到最佳的艺术效果。
班维尔运用娴熟的心理描写技法，使莫登娓娓道来的讲述那么自然、令人信服。作者在叙述中加入了对人生、对生死观的哲学思考，不仅帮助叙述者重新找回自己的童年，也让他在讲述人生成熟经历时给人以深层的思索。半个世纪夹杂着情与爱、欢乐和哀愁倏然而去，使人不禁感叹“逝者如斯夫”，然而，亘古不变的是大海。大海见证了一切，承载了一切。
注：文中方括号内数字皆指约翰·班维尔小说《大海》（Banville； John The Sea Picador； 2005）中的页码。
（石云龙，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邮编：210016）
何处是家园
张海榕
澳大利亚土著作家多丽丝·皮金顿出生于西澳大利亚的巴尔弗道斯牧场。还在幼年时期，多丽丝·皮金顿和妈妈莫莉·凯利及襁褓中的妹妹就被当局强行从家乡迁往穆尔河土著人定居点接受家仆训练。多丽丝的母亲莫莉想要返回家乡巴尔弗道斯牧场，但她的要求遭到当局的拒绝。于是母亲莫莉只能在1941年1月1日把大女儿多丽丝留在了穆尔河居留地，带着十八个月的小女儿安纳贝尔逃跑。三年后，多丽丝的妹妹安纳贝尔又被强行从家中带走，送到南方的女王公园的凯特修儿童收容所。多丽丝和母亲从此再也没见过妹妹。
十八岁时，多丽丝·皮金顿离开穆尔河居留地，成为第一个有资格接受佩斯皇家医院护理援助训练的训管成员。从那以后，她组织了自己的家庭，学习新闻学，完成了三本著作，并参加了电影和录像带的制作。多丽丝与她母亲再次见面则是三十年以后的事了。她把她母亲和姨妈们的经历写成了小说《漫漫回家路》。2002年国际著名导演费尔·诺易斯根据多丽丝的小说拍摄了电影《末路小狂花》，多丽丝担任了剧本顾问，并且由传奇摄影师杜可风拍摄。多丽丝·皮金顿于2005年9月7日至12日访问了北京，为她的小说《漫漫回家路》中文版的发行及电影版《末路小狂花》的放映做宣传。2006年3月2日，多丽丝和澳大利亚外事办人员来到南京大学大礼堂为南大的学生放映此片，并做了访谈。多丽丝说：“听说小说被翻译成中文，我觉得很感动。这样中国的读者也能了解我们澳洲人生活中苦难的一面。”多丽丝为我们再一次讲述这样一段难以忘却的往事，语言平静、质朴，没有苦大仇深的怨恨，也没有难以释怀的不平，有的只是阔大胸襟的宽容和原谅。但在这平静的叙述中，南大的同学们还是体验到了澳大利亚政府20世纪30—70年代施行的“种族灭绝”政策对土著人身心造成的伤害。
《漫漫回家路》首先从宏观历史的角度，追述了澳大利亚西部的土著尼翁加赫人的生活，尤其是部落首领昆迪拉从晨起仪式到他的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善良的尼翁加赫土著人并不了解入侵的白人探险者，他们淳朴地把白人当作他们祖先的幽灵，与白人和睦共处，并对白人加以尊敬。第二章起多丽丝叙述了土著人和白人之间的冲突。随着欧洲移民的到来，白人摧毁了土著人的传统社会，剥夺了他们的土地。面对强势的白人入侵者，土著人只有退让，只有逃亡。从第四章起多丽丝把镜头从历史的叙述拉向近景，讲述皮尔巴拉地区的玛杜贾拉人在20世纪的生活。多丽丝把土著口头传说和自己的创作糅合在一起，描述了玛杜贾拉人在遭遇欧洲人的生活方式后的不适应，以及两种文化相撞后土著人的弱势地位，他们只有被动地接受欧洲人的文明。第五章才出现了小说的主人公莫莉，她是在吉嘎隆地区出生的第一位混血女孩。而小说的主要笔墨集中在小说的后半部分。1931年，澳大利亚当局将土著混血女孩们送到一千五百英里以南的穆尔河接受家仆训练，年仅十四岁的女孩莫莉带着妹妹戴西和表妹逃离训管，沿着穿过沙漠的防兔篱笆，踏上了漫长的逃亡返乡之路。三个小女孩冒着生命危险，以惊人的勇气，徒步穿越西澳大陆，回到家乡亲人的身边。小说的最后部分，多丽丝的母亲——八十五岁的莫利和姑妈——七十九岁的戴西仍生活在吉嘎隆地区。
从小说中我们窥见了澳大利亚一段不甚光彩的历史：20世纪30年代，澳大利亚政府开始对土著人采取同化政策，致力于改造土著人，促使他们接受白人的生活方式。开始仅对白人和土著人的混血后代实施，后来同化的对象逐渐扩大到所有的土著人。由于土著人强烈抗拒“文明”，于是，当时的澳大利亚政府采取“从小抓起”的策略，即从教育孩子入手，强制土著儿童上学接受西方教育。但土著人采取家庭“再教育”，把自己的文化传统传给下一代。这种家庭教育的强大影响力大大减弱了政府同化政策的效用，政府只得又采取措施：把土著儿童与他们的家庭强行分离，集体居住在封闭的寄宿学校，从此这些儿童再也不能和他们的生身父母一起生活。这些被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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