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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第5期-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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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有一腔愤火是不够的。那么那些文史小品又如何呢？这应该是吴晗1949年后写得最多也最为人所知的文字。以一个甚有根底的历史学家写文史小品，现在看来，吴晗的确是游刃有余驾轻就熟，其中多数篇什也的确写得既有知识性也有趣味性，还对青少年颇有教育意义，如那篇著名的《谈骨气》。但这样能不能算是杂文呢？坦率地说，其中绝大多数是不能算的，当然我这里用的是杂文的高限，即以“鲁迅风”为标杆衡量，这些为吴晗赢得盛名的文史小品终究只是文史小品，而不是杂文，既没有“批判的精神”也没有“思想的火花”，有的只是从从容容的“博雅”。
曾经是杂文好手的吴晗却写不出杂文来了，从吴晗的身上正折射出杂文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命运。
杂文这种文体，区别于其他文体的特点有二，一是紧紧植根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二是与政治的联系总是最为紧密。可以说正因为与政治联系太紧，所以命运也最为多舛，多次面临被取消的窘境。据我所知，在整个二十世纪，杂文的危机先后发生过多次。1942年3月，罗烽在丁玲主编的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上撰文，感慨于鲁迅先生那把“划破黑暗”，“指示一条去路的短剑已经埋在地下了，锈了，现在能启用这种武器的实在不多”，而坚持说“如今还是杂文的时代”，但很快就遭到了批评。“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这种观点迅即上升为政治立场问题。1956至1957年，文学界提出发展各种文艺形式和风格，也容许甚至有时还提倡对“人民内部”的缺点进行揭露和批评，杂文的写作问题又一次引起关注。这次杂文写作的恢复，随着反右派运动的开始而告结束。后来还有1961、1962年，以《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为代表的杂文的复兴和随后而来的被批判，以及八十年代“新基调”讨伐“鲁迅风”……
现在再看这些关于杂文的争论，窃以为，维护杂文的理由也好，取消杂文的宏论也好，对杂文本身而言，都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他们都从根本上在误读杂文。首先，他们都认为，一个杂文作者不可避免地会有自己的立场，不过取消派认为，一旦杂文作者身处光明而硬要批判，那就是错误的立场，而维护派认为，即使他们批判也是为了更好地拥抱光明；其次，他们都对杂文附加了杂文本身不能承受的功能，不过取消派认为，杂文这柄利剑只能去刺伤敌人，而维护派认为，即使刺向自己，也是为了引起疗救的希望。
如果全面而深刻地认识杂文这种文体，认同上述我对“鲁迅风”的概括，那么就不能不承认，从根本上说，一个杂文作者不会有什么先验的立场，他可能既不属于左也不属于右，既非激进也非保守，他只是他自己。在他动笔之前，也并不是早已打定注意要去歌颂什么、抨击什么，只是某人某事某种现象触动他非写一篇充满“批判的精神”和“思想的火花”的文章不可，如果硬要问他秉持什么准则，那只能是自由、民主、正义、良知等这些人类普适的价值。“杂文作家要养成对黑暗的敏感”，徐懋庸1957年的这句话让人赞叹，因为他依据的正是人生而为人的正义感，在这种正义感之下，他是不会去管这“黑暗”来自哪里的。既然杂文作者不应有什么先验的立场，那么杂文就不会有一个具体的物化的“敌人”，杂文的敌人只是自由、民主、正义、良知等这些人类普适的价值的反面。
一个真正的杂文作者肯定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也许有人会反驳说，若以此为据那么连鲁迅也不能入杂文作者之林了，因为他有明显的倾向性，他有那些为苏联唱赞歌而事实证明完全赞错了的文章为证。是的，的确有许多方面的人以占有鲁迅为急务，不同阵营的人都在说“鲁迅是我们的人”，但鲁迅本人什么时候说过他是准的人？鲁迅只是他自己。那些拥苏的文章也不能成为鲁迅盛德之累，因为即使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也无法保证他表达的任何意见都正确，最关键的是看他表达的意见是否缘于他个人真实、独立的思考。
杂文与政治的紧密联系是杂文的悲剧，真正的杂文应该是一种独立性很强的文体。可是这种独立性怎么可能是无源之水呢？没有作者的独立，就决不会有杂文的独立。而过去那些维护和取消杂文的人都是不认同这种独立性的，只不过他们是从不同的方向进行打击，殊途而同归。这不奇怪，“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一旦取消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杂文的衰落乃至被取消就是必然的了，哪怕还有人给它冠以“杂文”的名目。
吴晗1969年冤死狱中，杂文也是“祸根”之一。据当年和他一起被批斗、享受“喷气舞（弯腰低头）”的廖沫沙回忆，吴晗深感沮丧和悲愤。一个“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人，这种悲愤中肯定包含了很大的委屈。也许吴晗至死都没有明白，他那些博雅的杂文究竟错在了何处，当然更不可能知道自己的悲剧究竟在哪里。
近代中国与新世界
康有为的名字，既象征着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又包孕着亟待发掘的丰富内涵。他忧患多思的情怀，使之在实践层面上居为疾呼改革的活动家；他超迈磅礴的才气，又使之在精神向度上成为富于创意的思想家。上述双重因素构成了有机的张力，激励他既在儒家价值范式之导引下渴望与时俱进的制度创新，以期当今世界能走近变法图强的中国，更在外缘文化的刺激下憧憬儒家思想的自我递进，以期其命维新的中国能走向未来的世界。
然而，无论在国内学术界，还是在国际汉学界，对于康有为的研究成果，似都难与其显要的地位相称。正因此，萧公权先生晚年的这部平心之作，才更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萧先生在大批的康氏末刊手稿的支持下，以同情的了解和细密的笔触，既凸显了这位“南海圣人”特重人际关系的问题意识，也还原了他纵笔代圣贤立言的畅想过程。由是，本书就通过对一位“儒家修正主义者”的追述，提示了一种激发古代思想生机的哲学式态度，和一条活泼的传承文化资源的创造性思路。
（《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美＇萧公权著，汪荣祖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版，35。00元）
中国版权问题的思考
张桂华
一般而言，读书人与版权无关，版权是作者与出版社、杂志社之间的事。但目前中国内地的版权问题却远超出行业范围而成为一个涉及广泛的问题，不仅政府关心、海外密切关注，而且读书人也不得不关心了，其原因主要是近年来愈演愈烈的书刊盗版，作者和读者的利益受到劣质书籍的侵犯。我国内地的版权问题，从无到有，颇具“中国特色”。一方面，这与我们过去几十年出版惯例有关，与市建设有关，亦与民众的法律观念和道德自律自觉相关。另一方面，版权对我们文化传统中书籍的神圣性产生的颠覆作用也影响了读书人对书籍本身的认识，它的产生和发展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和文化嬗变的一个缩影。
中国内地的版权问题大致可分为：计划经济时期（1949～1978）、市场化前期（1978～1992）、市场化时期（1993年至今）三个时段。
一、计划经济时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即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因为冷战，东西方两大阵营基本上互不往来，双方的版权交易很少。对东方社会主义阵营而言，更多的是兄弟党国家之间进行的版权交易。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至六十年代初，中国与苏联及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翻译书刊的版权处理，应属于整个经济往来的一部分，自有相关的协议加以约束，没有太大问题。有问题的是西方国家书刊的翻译版权。不过，这个时期对西方书刊翻译得极少，这里无法给出数字，只能以两本译作推论：
一本是作家出版社1955年3月出版的《马尔兹短篇小说集》，印数19000。马尔兹是美国当代进步作家，其代表作是长篇小说《潜流》（亦有中译本）。根据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的“出版说明”，这个短篇小说集中的七篇小说，除一篇直接译自美国1951年7月号《群众与主流》杂志外，其他六篇译自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的英文本《马尔兹小说选》，中文本附录也就是这个英文本的俄文序言节录。小说集的中译者是荒芜，校者是朱孟实（光潜），都是第一流翻译人选。仅从这一点也能看出，当时内地翻译西方小说很稀少。
再一本是通俗哲学读物《锁住的巨人》，作者是怀特海的学生，美国邓波尔大学教授巴罗士·丹汉姆。原作发表于1953年，这个中译本是从1958年俄译本转译再根据原文校订的，共有三位译者和两位校者，由三联书店1965年7月出版，印数2500。此书书后有一“丙”字加圆框的符号，可能是“内部发行”的标志；另外，从其印数、白封面不加装饰以及“出版者说明”中强调“如需引用，务请核对原文”等等，可判断其为当年“内部发行”的书籍。
从这两本书可推知，当年在大量翻译苏联作品的背景下，对西方书籍的翻译是很少的，而且大多是从俄文转译，即便在与苏联关系恶化以后仍然如此，如《锁住的巨人》。所以，即便在对西方书刊翻译方面存在着版权问题，那问题也不大。
“文革”开始以后七八年，内地书刊出版几乎空白。直到“文革”后期，情况才有所变化。此时曾出现一个外国作品翻译小高潮，主要是翻译苏联当代文学作品，如柯切托夫的《你到底要什么？》《落角》，西蒙诺夫的《最后一个夏天》以及《多雪的冬天》《白轮船》等小说。此时中苏早已分裂，六十年代末还发生了严重的边界军事冲突，经济不往来，再加上这些作品显然超出了当时严格的意识形态控制界限，版权自然也不能按过去做法，这些书都是“内部发行”，但控制的范围不太严格，前后发行了至少有几十万册，直到以后变为公开发行。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我国开始大量翻译西方书籍。如美国海斯、穆恩、韦兰三人著的《世界史》，由著名学者费孝通、吴文藻、谢冰心等人翻译，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当时翻译数量最多的是西方各国首脑的各类传记，非洲、拉美国家首脑人物的传记也有数种，还有如苏联朱可夫的长篇回忆录《回忆与思考》等。所有这类翻译读物，采用的都是“内部发行”形式。
用“内部发行”形式翻译西方书刊的做法，在“文革”以前就有，如哈耶克的《走向奴役之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初出版过两种译本，其实这本书在六十年代就以“内部发行”形式翻译出版过，只是当时这类读物的发行数量极少，控制很严格，只有少数高级干部和相关研究人员才能读到，即通常说的“灰皮书”和“黄皮书”。
“内部发行”除了政治因素之外，也起着避开版权的作用，可以看作是版权的合理使用，可见当时尽管没有版权法，也未参加世界版权组织，但版权意识还是有的。这种做法以后就逐渐变质了。
二、市场化前期
1979年始，我国开始改革开放，整个社会松动，文化知识方面尤其敏感。多年与外部世界的隔绝，群众中积聚了了解西方的强烈求知欲。此时以北京、上海等地出版社、杂志社为首，开始大量翻译西方各国的文学作品和政治文化读物，所出书刊的品种之多、之丰富以及在社会上反响之热烈，蔚为壮观，短短几年已超过以往几十年的总和。
最初的译介仍较为谨慎，由有条件的出版社、杂志社延续“内部发行”方式翻译出版有影响的西方书刊。如外文出版局的《编译参考》杂志，以定期专辑的形式翻译西方书籍，先分段连载刊登，然后再出全书。这份杂志先后翻译的书籍有：赖·肖尔的社会学著作《日本人》，斯大林女儿的《致朋友的二十封信》，奥威尔的小说《1984》，阿瑟·黑利的小说《最后诊断》等等。该杂志以后又出版了单行本《仅仅一年》（斯大林女儿回忆录）和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译》多册，同样是以“内部发行”名义出版。三联书店出版了反映美国半个多世纪历史的《光荣与梦想》等著作。这些书刊发行量很大，但因为是“内部发行”，所以可以不考虑版权。
但此时“内部发行”的形式开始变质，原来印数很少只是为少数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阅读的书刊，现在几万和几十万册的印刷发行，出版社、杂志社也开始利用“内部发行”谋利了。如内地在1978、1979年引进英国朗曼（LONGMAN）出版公司出版的“新概念英语”（New Concept English），最初是为大学新生做参考，但不久就成为许多大学、中学的正式教材，又陆续成为无数英语提高班、补习班的教材，成为我国最为风行的英语教材。教学使用属版权合理使用的一种，但近二十年的“内部发行”．几十万上百万册的数量就不属于版权的合理使用了。所以，以单本书籍而言，《新概念英语》可能是版权受侵害最严重的一种。
另一种情况是翻译西方图书。最初出版的主要是西方经典小说，以前的译本几乎全都重新出版，这部分经典作品年限已过，没有版权。各出版社还翻译、公开出版了许多西方现代和当代文学作品，如赫尔曼·沃克的《战争风云》《战争与回忆》，阿瑟·黑利的《紧急诊断》《汽车城》《药商》等。文化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西方作品也大量被翻译出版，如影响很大的《走向未来》丛书。此外就是翻印港台地区的小说和读物，如金庸、琼瑶、三毛的小说，柏杨、李敖的作品。
不问版权，随意出版西方国家和港台地区图书是当时内地出版社普遍的做法，用版权专家的说法是：“毫无区别地一概自由使用”（郑成思：《版权公约、版权保护与版权贸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6页）。所谓“自由使用”，就是连招呼都不打。海外作品，北京、上海的大出版社、老资格出版社出，各地出版社也出。我曾问过最早出版琼瑶小说的一家出版社编辑，他说，出版前没打过招呼，稿费反正放在社里，她要就来拿好了。1987年，他们社曾与琼瑶直接谈另一本小说的出版，琼瑶的条件是最高标准稿费再加版税，他们感到条件苛刻而没有谈成。这种做法在当时是情有可原，一则我国当时尚未制定版权法（著作权法），也未参加签署国际版权公约；再则，当时出版的大多数西方书刊只为解放思想、开阔眼界，绝大多数出版社不是为了谋利。
八十年代中期政府部门相继出台了几个法规，如1984年文化部出版局的《图书、期刊版权试行条例》，1988年国家版权局公开宣布我国的版权保护政策，并延及港澳台版权。1986年通过、1987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也有可运用于版权保护的相应条款。至此，以往“自由使用”的做法不再能继续，各出版社出版海外中文作品，必须得到版权人许可，要有作者或出版社出具的委托书，并要付酬。1990年，我国制定了《著作权法（版权法）》，不久又参加了“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版权的使用情况走上了正轨。当然，各地情况不一，北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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