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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思想史讲义-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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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12。经济的文明化影响
赫希曼继续说：“希望通过巧妙地运用一种欲望抑制另一种欲望来调控社会发展，这似乎变成了18世纪也就是亚当·斯密生活的那个时代相当普遍的智力消遣。”赫布曼的结论是什么呢？“在某种意义上，像现在许多暴君的胜利一样，资本主义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人们普遍地拒绝认真对待它，或归功于人们普遍地拒绝相信它能一展宏图或取得重大成就……”孟德斯鸠说：“因为哪里有善良的风俗哪里就有商业，哪里有商业哪里就有善良的风俗。”商人相信和气生财，他通常不敢有政治野心，甚至不敢追求名誉，他就是要赚钱，所以他很和气，风俗也就改善了。这被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叫做“经济的文明化影响”（thecivilizinginfluenceofeconomy）。
提到苏格兰启蒙学派，就不能不提到休谟和亚当·斯密的道德哲学老师哈奇森（FrancisHutcheson，1694—1746），休谟和斯密从这位老师那里学到了很多经济学和伦理学方面的东西。哈奇森的观点是：对利益的追求是一种“温和的欲求”，它导致理性计算。休谟承接这个思想继续写道：我们必须区分温和的欲望和虚弱的欲望，狂暴的欲望与强劲的欲望；追逐利益的欲望既温和又persistent（顽固、不屈服、强劲），所以最后你还得向它屈服。
到了18世纪中叶，赚钱已经被普遍认为“是一种温和的欲望”，1769年，一位苏格兰历史学家在其著作里这样写道：“贸易有助于使那些维持国家之间的差别和敌意的偏见逐渐消失。它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变得文明与温和。”显然，这是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承接的著名口号——“经济的文明化影响”的渊源。也是1769年，巴黎学院颁布的内部规章中使用了这样的句子：“由于学生离开学院后要在社会上生活，他们需要提前训练客气、随和、诚实交往。”那时的人们认为，赚钱是一种自然情感，没有什么不好，只是有点自私。亚当·斯密则认为，过分沉迷于这种欲求的时候，自然情感就会沦落成为非自然的情感，就成了“贪婪”。斯密进一步指出：人们追求财富的欲望是“与生俱来，至死方休的欲望，尽管它是温和的且不易冲动的欲望。”这就是一个很全面的论述了。
以上是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的一个思想来源。在斯密生前的《道德情操论》的版本的最后一版（第六版），斯密添加上这样一种担心，他写道：“……我们追求财富、逃避贫困，主要是出于人类情感的考虑。这个世界上的一切辛苦和忙碌是为了什么呢？贪婪、野心以及追求财富、权力、优越地位的目的是什么呢？……遍及一切地位不同的人的那种竞争是何以发生的呢？……我们感兴趣的，是虚荣而不是舒适或快乐。”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日后纠缠涂尔干的问题——我们这个世界通过劳动分工发展到今天到底是更幸福了呢，还是更不幸福了呢？这个问题，犹如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也在困扰着晚年的亚当·斯密。
弗兰克·奈特：反对享乐主义
现在我们转入当代经济学家对“幸福”问题的论述，在介绍最新的研究成果之前，我们先来回顾弗兰克·奈特（FrankHKnight）的一组经济学与伦理学方面的文章。对于这些文章的阅读将有助于澄清我们的观念，使我们避免经济学家们最易犯的那些错误。
弗兰克·奈特是芝加哥学派的“教父”，据张五常的一个考证，从奈特到芝加哥大学执掌经济系到今天，在他的学生中间已经有九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张五常说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老师。奈特虽然是一个伟大的导师，但不是很有原创性，他的主要贡献是帮助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调整他们的思想，他不单单是他们学术的导师，也是他们思想的导师。在这篇文章里（他有很多文章在各个学科的刊物上），他批评了经济学家通常持有的伦理立场，即“享乐主义”（hedonism），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只要快乐就行了，明天洪水滔天也无所谓。作为老师，奈特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批评他的学生们的这个立场。这篇文章不是直接批评享乐主义，而是作出了间接的批评。奈特认为，享乐主义实际上是把人类的行为折换成了动物的快乐感，继而用边沁的效用主义伦理学和功利主义伦理学来论证：人类所追求的幸福无非就是所有快乐的最大化。如何论证快乐的总量最大化是合理的呢？经济学家们通常使用“科学方法”来论证自己的看法，包括下文将要介绍的ItzhakGulboa和DavidSchmeidler的科学方法，它们都基于这样一条基本信仰，那就是人类的所有欲望都可以通过测量折算成价格，简单加减之后，变成一个统一的目标函数，然后把这个目标函数最大化。奈特认为这是一种“科学方法”。这种科学主义的伦理观支持了经济学家的享乐主义立场。“Reduceethicstoasortofglorifiedeconomics”——“把伦理学的精神转化成了经济学精神”。
第四部分 13。奈特论发展
这是奈特1923年写的：
所谓发展是什么呢？奈特认为总是指称一个精神的或审美的而不是简单生物功利主义角色的欲望满足的扩张过程。发展不是简单地指生活的量的增加，那是增长（growth），我们知道growth和development有本质差异。增长只是量的增加，发展是质的变化。经济学家不应当简单地把人的物质生活降低到行为科学层面上来研究。我们不接受把欲望的满足当做最终的价值判断准则。因为我们从来就没有把欲望当做目的。你问你自己，你的欲望是你生活的目的吗？不是。这里最困难的是什么呢？是评价我们的欲望，这就是反思。对你所追求的目标要时时停下来想一想，想一想它是不是真的让你幸福。这种反思的能力决定了精神的自由程度。如果你完全不能反思，那就完全是精神上的奴隶，你是物质生活的奴隶，你是房子和车的奴隶。只有反思的能力，表示着你超越了房子和车的圈套，你变成了精神上的自由者，或者是你享受了精神上的一定的自由。所以最难的就是评价我们自己的各种欲望，最为麻烦的是这样的一些欲望，是“thedesireforwantsofthe‘right’kind”。我们每一个人都试图判别什么样的欲望是正当的欲望，但是非常困难，这才是伦理学。所以这个意义上，奈特是经济学家里的思想家。最困难的是评价我们自己的各种欲望并且确定何种欲望是正当的，我们所需要的不是生物功利主义的立场，而是审美批评思路上的伦理学——“Anethicsalongthelineestheticcriticism”。你觉得你的人生是幸福吗？其中两个重要维度之一就是“是美好的吗”，这就是审美。如果你损害了所有人的利益而拥有了所有人的房子和车，你一定觉得不美，会觉得失望。“estheticcriticism”是奈特提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判断，用以确定人们的何种欲望是正当的。
自由是什么
弗兰克·奈特1944年在《伦理学杂志》（Ethics）上发表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主题是“自由是什么”。因为幸福千差万别，所以应当给每一个人追求幸福的自由，但这就需要建立合理的社会秩序。那么这个合理的社会秩序表现为什么呢？表现为权利（right）而不是权力（power）。当时美国正面临着战后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了，马上要推行新的政策，作为芝加哥学派的掌门人，奈特当然有责任写这样一篇关于自由与权利的文章。他这样确定权利，它包括了三个主要观点，几乎贯穿着他的思想。“Men，asweknowthem，inevitablyhavesomefreedom（asdoallanimals，asfarastheyareconsciousandintelligent）。”（所有的动物和人，但凡他们是有一些智慧的，他们就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这是奈特对自由的解释，即“自由行动”。叔本华说过，连海星这样的动物也有一定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isinevitablylimited”（不可避免地要受到限制），因为什么呢？因为Thepowerislimited，这里的power只能解释成能量或者是能力。权力或者能力是有限的，所以任何生命的自由都有一定的限度。
在所有的生命当中，虽然很多低等动物也有有限度的自由，但它们满足于自己的限度，人与动物不同。“men，asweknowthem，bothcravemorefreedomandpowerthantheyhaveandalsodemandbothasa‘right’”，人渴求更多的自由与权力（power）；“morethantheyhaveandalsodemandbothasa‘right’”，这就是权利的定义。当你渴求更多自由和能量的时候，你把你占有的那部分freedomandpower定义成为你要求其他人承认的“权利”。Allrights，intheabstract，arerightstofreedomandpower（抽象而言，所有的权利，一言以蔽之，就是追求自由与权力）。经济学家的思考是非常清晰的，所有权利都是关于自由和权力的权利。
进一步地，奈特说；“Allhumangroupsaremoreorlessinstitutional”（所有的人类群体或多或少都是制度的）。什么意思？翻译成汉语有点麻烦，这里“制度”有两方面的因素来界定。首先；“Institutionsarepartlybrutehistoricaldata”（历史资料本身就是一套制度），中国尤其如此。董仲舒“春秋决狱”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法官拿着一本史书（《春秋》）就能判人的罪。奈特说，制度的一部分是由历史资料（historicaldata），即历史上存在过的事物来界定的。比如，下岗工人的权利部分地是由国有企业几十年的历史以及他本人在这个企业里劳动的历史界定的。另外一部分权利是“partlydefinedandenforcedbylaw”（由法律界定和实施）。这是今天下岗工人的另外一重困境，就是虽然几十年的历史资料表明对国有资产你有权利，但是对不起，你必须寻求法律的支持。这是界定权利的制度来源。
总结一下，奈特的第一个主要观点是，人类是惟一的无止境地追求自由和权力的物种。第二个观点是，所有的权利，所有的法权的权利都是关于自由与权力的权利。第三个观点是，权利是制度的，而制度是被历史和法律双重地界定的。
第四部分 14。打通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学者
《社会选择与福利》是一份非常重要的公共经济学和新政治经济学的专业刊物。我们将要介绍的这篇文章的作者是特拉维夫大学的两位心理学家（ItzhakGulboa和DavidSchmeidler），他们在经济心理学方面的成就可以与获得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卡尼曼媲美。1994年，他们在《经济学季刊》（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试图完全取代经济学的效用理论，这是一场革命。这篇文章叫《基于案例的决策理论》（CaseBasedDecisionmakingTheory）。这两位出身心理学的经济学家提出了几条公理以取代效用函数，这些公理是基于案例的。这样就把经济学和管理学之间的鸿沟彻底打通了。管理学家始终批评经济学家不靠案例，完全先验地推出一套人的行为，再用数据去检验，他们认为这种“六经注我”式的学问走错了方向。管理学家强调通过案例研究总结归纳出人的行为模式。而这两位经济学家则跨越了这道鸿沟。从20世纪30年代到今天，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很少有过成功的沟通，我认为1994年的这篇文章是最有希望的。
幸福的数理表达
在2001年的这篇文章里，他们俩在参考文献里引了1994年的这篇文章，他们用“基于案例的决策理论”来论证什么呢？论证这样一个模型：如果亚里士多德传统、希腊传统、西方思想传统告诉我们善和幸福是惟一因其自身而值得我们去追求的，是自由的目标，而这个目标的方面之一就是你知道不知道什么是对你最好的，知道不知道你应当追求什么才是对你而言最高的幸福。这是一个cognitivemodel，需要有认知的过程。比如说一个儿童，不管是亚里士多德还是哈耶克都认为他不应该有投票权，因为他还不成熟。所以这两位心理学家提出一个“认知模型”，即有关个人的较好生存的认知模型。
为什么这篇文章要发表在《社会选择与福利》这么重要的学术刊物上呢？因为这是“公共选择”的一个基础，是新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从亚里士多德开始，人们就已经知道幸福是千差万别的。我们无法扛着“幸福”的大旗去解放全人类，把自己的“幸福”强加给所有人，必须允许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幸福。但在理论上有没有对千差万别的幸福的抽象描述呢？这是我们今天要回答的问题。
这两位作者指出，可以先考虑每一个个人无穷多的具体幸福的抽象模型。他们的这个模型是基于行为科学的假设，可以说，他们继承了亚里士多德提出来的基于“满意”的选择模型。管理科学的大师，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HerbertSimon）教授（2001年去世）在50年代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人其实并不是效益最大化的动物，而是满意最大化或非最大化的动物，是你先预设了一个所谓的“aspirationlevel”，预期得到一个行动效果，如果你的行动真正付诸实施之后，超过了预期的效果，你就感觉到了satisfied，于是就不再动作了。这就是管理学家眼中的人类行为。没有人真要去追求效益的极大化，因为追求极大化到了极致，其成本是很高的。
新古典经济学家为了回应西蒙对他们的批评，尤其是斯蒂格勒，专门要研究“optimalstoppingmodel”（最优停止算法）。西蒙说，人类从来不是追求任何一个方向上最大化的动物，因为它不经济，违反经济学假设。斯蒂格勒举出找工作的例子，对于求职者，未来是未知的，再找十个工作都不知道后边是不是有更好的offer，所以这个时候需要用一些不确定性的信息分布函数来决定你的最优化选择，在某一个点上最优地停止搜索，这就是optimalstopping。这个思想当然非常重要，是经济学对经济理性假设的一个辩护，在真实生活面前，这个辩护很苍白。真实生活就是这样，就是管理学上所说的人类行为，只要我满意了我就不想动了。这两位作者意识到行为学的基础非常贴近现实，所以他们采用行为学的方法来定义人的满意水平，并在此基础上展开讨论。
Gulboa和Schmeidler提出如下的效用函数：
U（x）=∑twt（xt…at）
它的含义，套用欧文·费雪的名言，就是把幸福看做“一连串事件的回报”。t代表“一连串事件”的时间次序，t等于1，2，3，4……假设从过去到现在个人的所体验过的回报是行为学可以度量的，xt是第t个事件的回报。at是预期的满意程度（aspirationlevel），它在这个公式里很重要；“惊喜”在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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