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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说清朝12臣-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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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后，于成龙升湖广下江陆道道员，驻地湖北新州（今新春县），在湖北期间，无论地位和环境都有很大改善，但他仍保持了异于常人的艰苦生活作风。在灾荒岁月，他还以糠代粮，把节余口粮，薪俸救济灾民。因之百姓在歌谣中唱道：“要得清廉分数足，唯学于公食糠粥。”为广行劝施，让富户解囊，他更以身作则，甚至把仅剩的一匹供骑乘的骡子也“鬻之市，得十余两，施一日而尽”。康熙十七年（1678年），于成龙升福建按察使离湖北时，依然一捆行囊，两袖清风，沿途以萝卜为干粮。
于成龙在福建上任伊始，就做了一件为民称颂的好事。当时一清廷为对付台湾郑氏的抗清势力，实行了“海禁”政策。当地统治者不顾连年兵祸，民不聊生，动辄以“通海”罪名兴起大狱，使许多沿海渔民罹难。于成龙在审阅案卷时，发现每案被拟极刑的就达数十人或上百人之多，甚至殃及妇女孺子。于是他坚决主张重审，对怕得罪清室而劝阻他的人说：“皇天在上，人命至重，吾誓不能咸阿从事！”在他的力争和主持下，先后使千余名百姓免遭屠戮而获释，贫困不能归者还发给路费。
康熙十八年（1679年）夏，于成龙在按察使任上第三次举“卓异”后升任省布政使。福建巡抚吴光祚还专疏向朝廷举荐，称于成龙为“闽省廉能第一”，从此，于成龙得到清廷的赏识和破格招用。康熙十九年春，康熙帝“特简”于成龙为畿辅直隶巡抚，翌年春，又召见于成龙于紫禁城，当面褒赞他为“今时清官第一”，并“制诗一章”表赐白银、御马以“嘉其廉能”。未逾两年，又出任为总制两江总督。
身为“治官之官”，于成龙始终把整顿吏治放在工作的首位。他指出：“国家之安危由于人心之得失，而人心之得失在于用人行政，识其顺逆之情”。“以一夫不获曰予之喜，以一吏不法曰予之咎，为保郅致政之本。”在黄州时，他衣内的布袋便利了治盗。升巡抚后仆人请去掉，他笑道：“此袋昔贮盗，今以贮奸贪不省之官吏，未可去也！”他新任直隶，即发出清查庸劣官员的檄文，责令各属将“不肖贪酷官员”，“昏庸衰志等辈”“速行揭报，以凭正章参处”。针对各属贿赂公行，请客送礼之风，他从利用中秋节向他行贿的官员开刀，惩一儆百。他赴任江南，入境即“微行”访民间，面对“州县各官病民积弊皆然而江南尤甚”的状况，不禁叹曰：“噫！吏治败坏如倒狂澜，何止时乎？”很快颁布了《兴利除弊约》，其中开列了灾耗、私派、贿赂、衙蠹，旗人放债等15款积弊，责令所“自今伊始”，将所开“积弊尽行痛革”。与此同时，他根据自己的体会，又制订了以“勤抚恤、慎刑法，绝贿赂，杜私派，严征收，崇节俭”为内容的《新民官自省六戒》作为地方官的行为准则。方法上，他举优劾贪，宽严并济，时人说凡他所到之处，“官吏望风改操”。康熙帝也称其“宽严并济，人所难学”。
对廉洁有为的人材，于成龙反对论资排辈，他对清廷死板的任官“考成”制提出异议，认为不利于吏治建设，造成“问其官则席不暇暖，问其职则整顿无心，势彼然也，”常常使“远大之辞，困于百里，深为可惜！”为此，他屡上疏推荐人材。如直隶通州知府于成龙（史称小于成龙）、江苏布政使丁思孔等都是较有作为的清廉官吏，由于他的举荐而受到康熙帝的重用。
于成龙对科考和教育也十分关心。在文化发达的江南地区，官僚、势豪贿通学政，科考中舞弊之风盛行，贫苦士子虽皓首穷经却往往落榜。针对这种状况，于成龙规定：一旦发现弊行，“立刻正章入告，官则摘印，子衿黜革候者按律拟罪。其蠹胥、奸棍即刻毙之杖下”。对教育的重视还表现于他在各地兴办学校上。即使是像罗城那样条件困难的地区，他也很快办起学堂，并鼓励徭、壮子弟入学。他多以倡导地方绅仕捐资的方式兴办“义学”。
于成龙的官阶虽越升越高，但生活却更加艰苦了。为扼止统治阶级的奢侈腐化，他带头实践“为民上者，务须躬先俭仆”。去直隶，他“屑糠杂米为粥，与同仆共吃”，在江南是“日食粗粝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终年不知肉味。”江南民因而亲切地称他作“于青菜”。总督衙门的官吏在严格的约束下，“无从得蔬茗，则日采衙后槐叶啖之，树为之秃。”他天南地北，宦海20余年，只身天涯，不带家眷，只一个结发妻阔别20年后才得一见。他的清操苦节享誉当时。据载，当他出任两江总督的消息传出后，南京布价骤然上涨，“金陵阖城尽换布衣。即婚嫁无敢用音乐，士大夫减驱从，毁丹亚，至有惊恐喘卧不能出户者，……奸人猾胥各拿妻鸟兽窜”。卒后居室中只看到“冷落菜羹……故衣破靴，外无长物”。
于成龙逝世后，南京“士民男女无少长，皆巷哭罢市。持香楮至者日数万人。下至莱庸负贩，色目、番僧也伏地哭”，可见中下层人民对他的死是十分悲痛的。康熙帝破例亲为撰写碑文，这是对他廉洁刻苦一生的表彰。
于成龙擅长书法，诗词亦工。他的著述、奏稿等先后由其门人和孙于准辑成《于山奏牍》7卷附录1卷和《于清端公政书》8卷行世。此外，于成龙任职直隶和两江期间，曾组织编写了他《畿辅通志》46卷、《江南通志》54卷，对整理和保存当地政治、经济、文化资料做出了贡献。
《清史稿·于成龙》《清史稿》第33册，中华书局（北京）1977年2月第1版。
《清史稿·圣祖本纪》《清史稿》第2册，中华书局（北京）1977年2月第1版。
王春瑜主编：《康熙政风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王永泰著：《清官于成龙》，群众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明珠是康熙朝最重要的大臣之一，曾名噪一时，权倾朝野，人以“相国”荣称。他官居内阁13年，“掌仪天下之政”，在议撤三藩、统一台湾、抗御外敌等重大事件中，都扮演了相当关键的角色。同时作为封建权臣，他也利用皇帝的宠信，独揽朝政，贪财纳贿，卖官鬻爵，结党营私，打击异己，在封建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中，经历荣辱兴衰，有起有落。但是，由于他在从政晚期，被康熙帝罢相，导致关于他的许多资料都湮没不详。还有，因其子纳兰性德享誉文坛，常被人指为《红楼梦》中贾宝玉的原型，那么明珠似乎就是“贾政”了。这一切，都有待于从史料中逐一厘清，还原一个真实的“明珠”形象。
北京西郊有一块《明珠及妻觉罗氏诰封碑》，系康熙二十三年（1684）九月二十四日所立，上面记载明珠“初任云麾使，二任郎中，三任内务府总管，四任弘文院学士，五任加一级，六任刑部尚书，七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八任都察院左都御史、经筵讲官，九任经筵讲官、兵部尚书，十任经筵讲官、兵部尚书、佐领，十一任经筵讲官、吏部尚书、佐领，十二任加一级，十三任武英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佐领、加一级，十四任今职。”所谓今职，是指“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佐领、加一级”。从履历上可以看出，明珠真可谓是青云直上，飞黄腾达了。于是，人们不禁会问：明珠究竟是何许人？是什么样的机缘促成了他在官场上的春风得意？
明珠的家族是满族非常有名的叶赫部，不过，到明珠出生时，这个部落早已成为明日黄花，风光不再。他的父亲尼雅哈只得了骑都尉，世职，不能给他带来什么特别的好处。只是由于历史渊源，叶赫家族与皇室还有着姻亲关系，使得明珠从小就有机会接近皇室。
明珠的岳父是多尔衮的亲哥哥英亲王阿济格，他一生战功赫赫，但缺少政治谋略。多尔衮死后，他想继任摄政王，曾胁迫多尔衮的属下依附自己，结果被人告发“谋乱夺政”。多尔衮灵柩回京，顺治帝亲迎时，他又携带佩刀，“举动叵测”。议政王大臣会议据此将其囚禁。阿济格竟然想挖洞越狱，并声言要放火烧掉监牢。后来，亲政的顺治帝宣布了多尔衮的十二大罪状，为绝后患，又将阿济格及其已获亲王爵位的第三子劳亲赐死，次子镇国公傅勒赫削除宗籍，其余八子均贬为庶人。很显然，明珠与阿济格之女成婚已是冒了极大的风险，这种姻亲关系绝不可能成为他在官场上扶摇直上的阶梯。
一切都要靠他自己。明珠为人聪明干练、善解人意，又通满、汉两种语言，能言善辩，遇人嘘寒问暖，善结人心。这才是他官场得意的重要原因。
明珠，字端范，姓纳喇氏，生于后金天聪八年（1634）。祖父金台石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继其兄纳林布禄为叶赫部首领，天命四年（1619）时，被英明汗努尔哈赤斩杀。其子尼雅哈、德勒格尔归顺后金，隶满洲正黄旗。尼雅哈初授佐领，后屡次从征有功。顺治时改授骑都尉世职，康熙三年（1664）卒，长子振库袭职。
明珠为尼雅哈次子，顺治时初任侍卫，后任銮仪卫治仪正，又调内务府郎中。康熙三年升为内务府总管大臣，“掌内务政令，供御诸职，靡所不综”，成为宫廷事务的最高长官。康熙五年（1666），任内弘文院学士，参与国政。
康熙六年（1667），玄烨亲政，明珠更被重用。次年，任刑部尚书。他奉命和工部尚书马尔赛调查淮扬水患之处，并会同漕运总督、河道总督等官，到兴化县白驹场地方查勘。返回后，向康熙帝报告说：旧有闸口四座，所出之水，由牛湾河入海。后因禁海填塞，水路受阻，淹没田地。因为白驹场离海甚远，并非沿海地方，不应堵塞，应速疏通河道，将四闸开通，积水可尽放出。另外，仍可设置板拦，一遇发水，即行开放，地方不致淹没，居民也不必迁移。明珠等人又查明清口是淮河、黄河汇合处，如果黄河水泛滥，势必越过淮河，而淮河水弱，黄河水中泥沙，将阻塞河道。因此，他建议：将黄河北岸挑挖引河，以备蓄泄，使泥土逐水而下，保证运道畅通无阻。康熙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对解除水患，保护运道畅通，具有积极作用。十二月，传教士南怀仁认为吴明烜推算的康熙八年历书中，差错很多。明珠与其他大臣奉命前去测验。测验结果，吴明烜推算错误，南怀仁推算正确，都符合天象。康熙帝决定采用南怀仁的历书，并任命他为钦天监监副，掌管天文历法事务。
康熙八年（1669），惩办了鳌拜以后，明珠参与消除鳌拜集团及其影响时，为朝廷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建议。康熙九年，明珠改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康熙十年二月，充经筵讲官。八月，建议停止盐差御史巡历地方之例。十一月，调为兵部尚书。康熙十二年（1672）正月，康熙帝在晾鹰台检阅八旗甲兵。在明珠的指挥下，军容整肃。康熙称赞“此阵列甚善，其永著为令。”
平定三藩
清初，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并列为“三藩”。在对待“三藩”撤与不撤这个重大问题上，唯有明珠与户部尚书米思翰、刑部尚书莫洛等极少数人，坚决主张撤藩，与帝意完全一致。康熙帝认为：“吴、尚等蓄谋已久，今若不及早除之，使其养痈成患，何以善后？况其势已成，不若先发制之可也。”
当吴三桂发动叛乱时，朝廷有些人吓得惊慌失措。大学士索额图等人主张处死倡议撤藩的明珠等人，康熙帝严加拒绝。明珠竭诚效力，积极参与平定三藩叛乱的活动。康熙十九年闰八月，在处理尚之信属下兵丁时，给事中余国柱认为：尚之信标下官兵，应即撤回，三总兵官标下兵丁应予分散。议政王大臣会议认为：尚之信标下官兵应分入上三旗中，令驻广东，另设将军、副将军管辖。三总兵官标下兵丁，有愿为兵者为兵，愿为民者为民。康熙帝则认为：尚之信标下官兵均分八旗，另设将军、副都统管辖，分散其力量，日后或撤或迁比较容易。二总兵标下官兵仍驻广东，归将军管辖。裁去另一总兵标下官兵。他便征求明珠之意如何？明珠主张：尚之信标下官兵共十五佐领，分入上三旗，每一旗五佐领，为数不多，不必分隶八旗。以后若撤回迁移，亦不论旗分调取，有满洲大兵押送，分入上三旗办法可行。康熙帝表示同意：“既如此，不必分入八旗。尔等可改票来奏。”在处理耿精忠等人时，依照刑律应凌迟处死，其同伙董国瑞等十九人应立斩。明珠上奏：“耿精忠之罪，较尚之信尤为重大。尚之信不过纵酒行凶，口出妄言；耿精忠深负国恩，擅自称帝，且与安亲王内多有狂悖之语，甚为可恶。”随后又奏：“此内有陈梦雷、金镜、田起蛟、李学诗四人，犯罪固应处死，然于应死之中，尚有可宥之处。”康熙帝命议政王大臣会议集议。于是陈梦雷等四人，免死，给与披甲新满洲为奴。
三藩之乱的平定，巩固了清朝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治，维护了全国的统一，在此期间，明珠的工作是有积极意义的。
康熙十四年，明珠调任吏部尚书，十六年，晋升武英殿大学士。从此明珠与索额图势均力敌，共理朝政。到康熙十九年索额图解任，由明珠一人佐理朝政，一直延续到康熙二十七年。在这九年时间里，恰值清朝承“三藩”之乱后恢复经济，明珠发挥了他的政治才能。
收复台湾
平定“三藩”叛乱以后，康熙帝开始解决台湾问题。康熙二十一年（1682），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奏请自行进剿台湾。康熙帝征询大臣意见，明珠认为：“若以一人领兵进剿，可得其志。两人同往，则未免彼此掣肘，不便于行事。照议政王所请，不必令姚启圣同往，着施琅一人进兵，似乎可行。”明珠进一步指出当时的形势：“郑经已死，贼无渠魁，势必衰微。”康熙帝同意明珠对形势的分析，表示“施琅相机自行进剿，极为合宜”。施琅攻占台湾后，便疏陈善后意见：台湾有地数千里，人民十万，其地十分重要，如果放弃，必为外国占据，奸宄之徒可能窜匿其中，应该设官兵防守。康熙帝认为：不能弃而不守，但镇守之官三年一易，亦非至当之策。于是命议政王大臣会议。明珠代表议政王大臣奏报：施琅请守已得之地，设兵防守为宜；郑克塽、刘国轩、冯锡范、陈允华等头目及近族家人，不便安置在外省，应带来编入旗下。康熙帝表示同意。明珠还上奏：施琅之功实大，应加封为侯，授为将军，其属下官兵应加等议叙。康熙帝认为“此议甚当，即依行”。在统一台湾的战争中，明珠是康熙帝的得力助手。
治理黄河
治理黄河是清朝的一项重要政务。康熙二十一年，萧家渡决口，工部尚书请令河道总督靳辅培修，遭到康熙帝拒绝。明珠极力推荐靳辅参与治河事宜。他说：“靳辅历任既久，所见必真”，应令来京会议。次年，河水复归旧道，康熙帝甚为赞赏。明珠说：“河道既深，挽运无阻，往来商贾皆得通行，真国家之福。”康熙二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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