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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的兴衰-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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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俄国和西方之间一两年后就出现了冷战，而冷战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性质暴露无遗。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俄国人不会允许东欧出现议会式的民主；俄国还保持着庞大的军队；在希腊、中国及其他地区，共产党同其敌手正进行着内战；还有最后一点，但绝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人们对“红色威胁”恐惧的日益增加，苏联的间谍网以及国内颠覆活动，这一切促使美国公众的情绪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杜鲁门政府对此也断然做出了反应。由于担心俄国会进入英国撤销其对希腊、土耳其的保证后留下的力量真空，杜鲁门总统于1947年3月发表了“杜鲁门主义”的演说。在这篇演说中，杜鲁门描绘了当前世界必须抉择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原则：
一种生活方式是以大多数人的意志为基础的。它突出地表现为自由的制度、代议制政府、自由选举、保证个人自由、言论与宗教信仰自由和没有政治迫害。另一种生活方式则是以少数人的意志强加于大多数人为基础。它所依靠的是恐怖和迫害、对报纸的控制、指名选举和压制个人自由。
杜鲁门继续说：美国的政策就是“帮助自由的人民保持自己的制度及统一，反对企图将极权政权强加于他们的侵略行径。”此后，国际事务，用更加生动的话来说，犹如摩尼教徒正在进行的一场争斗；用艾森豪威尔的话来说，就是：“正义力量和邪恶力量在历史上很少像现在这样聚集一堂、全副武装、相互抗争。以自由反对奴役，以光明反对黑暗。”
毫无疑问，这类语言好多都有其对国内目的，不仅美国如此，英国、意大利、法国及其他各国也都一样。保守势力可以使用这类语言使对手威信扫地，或者攻击自己的政府对“共产主义软弱无力”。但这样一来又肯定加深了斯大林对西方的怀疑。苏联报刊很快就说西方正在觊觎俄国在东欧的“势力范围”，在苏联四周树立新的敌人，建立前进基地，以包围苏联；西方还支持反动政权反对共产主义力量，有意在联合国“结帮拉派”。莫斯科声称：“美国对外政策的新方针，是过去反苏政策的翻版，其目的是发动战争，以武力建立一个由英国和美国统治的世界。”苏维埃政权便得以以此为借口，镇压国内异己分子，加强对东欧的控制，实施强制性的工业化，大量增加军费开支。因此，双方都在加剧冷战，都用意识形态原则来掩盖自己对内和对外政策的需要。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两个世界性的思想体系，互相“排斥”，水火不相容。因此，双方都把世界视为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意识形态的争吵不可能与权力…政治利益相分离。一个国家不站在美国领导的阵营内，便站在苏联领导的阵营内，不存在中间道路。在斯大林和乔·麦卡锡时代，那种走中间道路的想法是很不明智的。这就是新的战略现实，不仅被分裂的欧洲各国人民要适应它，而且亚洲、中东、非洲、拉丁美洲及其他地区的人民也必须做出调整，使自己适应它。
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11）
三 冷战与第三世界
正如以后所证实的那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年中，国际政治的主要任务是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苏美对抗的新形势；而次要任务则是反对苏美对抗。起初，冷战主要围绕重新划分欧洲国界进行。归根结底，冷战仍系于“德国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方式将决定1945年的战胜国对欧洲影响的大小。毫无疑问，20世纪上半叶德国侵略对俄国造成的损失，比对其他任何国家都大。俄国人决心不再让20世纪上半叶发生的事件在下半叶重演，且这一观念由于斯大林坚决要求得到安全保障而有所强化。俄国人考虑的第二个问题是，使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形势得到进一步发展。这是因为，如果要求莫斯科指导的更多的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国家得以建立，俄国的政治和战略地位很可能得到提高。这些比从前要求得到不冻港的更高层次上的考虑，可能是1945年后苏联制定政策的依据，尽管还有许多问题有待于它彻底解决。因此，苏联首先决心废除1918—1922年签订的各项领土协定，战略目的是“解围”。如前所述，这等于让俄国人重新获得对波罗的海各国的控制权，使波俄边界西移，使东普鲁士从此消亡以及苏联从芬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得到部分领土。这些并没使西方担心，其中许多的确是在战时西方就已同意的。使人不安的是，俄国想在中、东欧的独立国家中建立“亲莫斯科”政权。
在这一方面，波兰的命运预示着其他国家的命运，虽然这对西方的刺激较大，因为1939年英国就决心为保卫波兰的领土完整而战，且波兰军队（及流亡政府）战时也在为西方作战。在卡滕发现埋葬波兰军官的大坟场，俄国人对华沙起义的非难，斯大林坚持要改变波兰边界，以及亲莫斯科的波兰人派别在卢布林的出现，这一切使丘吉尔对俄国人的企图怀疑至深。几年之后，俄国人便扶植起一个傀儡政权，并在各级权力机构中清除了所有亲西方的波兰人。这使西方人的担心得到了证实。
莫斯科在处理波兰问题时在许多方面都涉及到“德国问题”。从领土上看，波兰边界的西移不仅缩小了德国的疆域（东普鲁士已被吞并），还使波兰人在阻止德国将来改变奥得…尼斯一线的边界方面处于有利地位。从战略上看，俄国坚持使波兰成为一个安全“缓冲地带”的目的是，确保自己不再遭受德国“1941年式”的进攻。因此，莫斯科坚持要同时决定德国人民的命运也是合乎逻辑的。从政治上看，俄国在支持“卢布林”波兰人的同时，还对流亡他乡的德国共产党人进行了培训，以便让他们回到祖国后起同样作用。从经济上看，俄国对波兰及其他东欧邻国进行剥削后，还想掠夺德国的财富。但当莫斯科清楚地看到，如果使德国人变成穷汉就无法赢得他们的友谊时，便停止了掠夺活动，莫洛托夫讲话的语调也变得比较受听了。不过，这些战术上的变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决定德国未来的问题上，俄国要求有重要发言权，如果不是最后决定权的话。
在波兰和德国问题上，俄国的政策肯定要与西方的政策发生冲突。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美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都要求整个欧洲执行自由市场政策，都进行民主选举（虽然英国人和法国人比自由放任的美国人更主张国家有较大的权力）。从战略上看，西方和俄国一样，也决心防止德国军国主义的重新复活。特别是法国人对此一直忧心忡忡，直至50年代中期。但是，他们都不希望看到苏联红军取代德国国防军统治欧洲。虽然1945年后法国和意大利政府仍能包容共产党人，但对掌权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西方人有一种非常不信任的情绪。这种情绪因东欧各国逐步取缔了非共产主义政党而变得更加强烈。尽管仍有人呼吁俄国和西方和解，但事实是，它们各自的目标在各个方面都不一致。假如一方的一项计划获得成功，另一方就感觉受到了威胁。至少从这个意义上讲，冷战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一直会持续到双方都同意在所有问题上进行和解。
有鉴于此，在这里详述东西方紧张关系的逐步升级实无必要，就像在前面的一章中在分析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时再详述梅特涅的外交活动一样。然而，1945年后冷战的主要特点则值得审视，因为至今它们仍然影响着各国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方式。
冷战的第一个特点是，欧洲两大国家集团进一步“分裂”。这种“分裂”在1945年没有马上发生是可以理解的。当时，同盟国占领军和“接班”政党（它是由在德国人离开后从秘密转为公开的党员和流亡回国的党员组成的）的主要任务是，处理迫在眉睫的行政事务，如恢复交通、通信等公用事业，往城市运送食品，为难民提供住房，以及追捕战争罪犯等。在进行上述工作时，意识形态的界线是模糊的：在德国占领区，美国人发现，他们与法国人的争吵同与俄国人的一样多；在欧洲各国新成立的国民议会和内阁中，社会党人与共产党员坐在一起（在东欧），或共产党员与基督教民主党人坐在一起（在西欧）。但是，到1946年底和1947年初，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鸿沟便开始扩大，并且日益公开化：在德国各地进行的公民投票和地方选举表明，“西德的政局……与东德的政局之间开始出现明显差异”。在波兰、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非共产党人被迫逐渐离开领导岗位。这导致1947年4月法国国内的政治危机，即共产党人被迫退出政府。一个月后，意大利发生了类似事件。在南斯拉夫，铁托实行的政治统治（战时各同盟国达成的协议规定实行分权统治），在西方人看来，是莫斯科预谋扩张的又一步骤。这些分歧，再加上苏联不愿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使那些希望在战后与莫斯科保持友好关系的美国人大为不安。
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12）
因此，在西方人的思想中产生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飞跃，即怀疑斯大林也打算在条件成熟时控制西欧和南欧，并且的确在加速创造这些条件。这种情况的发生，不会是直接动用武力的结果（尽管俄国对土耳其施加日益增大的压力不仅令人担忧，而且还致使华盛顿1946年在东地中海部署了一支海军特混编队），而很可能由莫斯科的代理人利用战争造成的经济混乱和政治纷争而促成。这种迹象之一是希腊共产党的暴动；迹象之二是法国共产党支持的大罢工。俄国企图取悦德国公众舆论的做法受到怀疑，意大利北部共产党力量的壮大也令人担忧（如果人们自寻烦恼，对任何事情都会忧心忡忡）。研究上述情况的历史学家们现在更不相信，它们与莫斯科制定的“总计划”有直接联系。希腊共产党、铁托最关心的是本地区的敌情，而不是建立世界马克思主义体系。西方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会领导人，首先要考虑他们的追随者的情绪。另一方面，如果在不发生大规模战争的情况下，共产党在西方任何国家上台，俄国人当然高兴。所以，当乔治·凯南等苏联问题专家呼吁“遏制”苏联时，在思想上引起了人们的共鸣，就不难理解了。
在迅速制定出来的“遏制战略”的众多要素中，有两个要素最为引人注目。第一个是，向莫斯科表明，地球上哪些地区美国“不允许……落入敌手”（这样做凯南认为有消极作用，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军事领导人的赞成，因为他们认为这可确保国际战略格局更加稳定）。因此，位于这些地区的国家将在美国的军事援助下，提高自己的防御能力。苏联对这些国家发动进攻，美国就与苏开战。第二个比较有积极意义的要素是，美国看到，抵御俄国颠覆的力量已经受到削弱，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严重地损耗了西方的物质资源和精神元气。所以，各项长远遏制政策最重要的内容是：美国大规模执行经济援助计划，以帮助西欧各国和日本重建受到严重破坏的工业、农业和城市。这样做，不仅可削弱共产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革命理论对西欧和日本的影响，还有助于使世界力量对比向着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凯南似乎很有道理的地缘政治论认为，从维护国家安全的角度看，世界有五大工业和军事力量中心对我们至关重要，即美国本身、其对手苏联、英国、德国与中欧、日本。如果真的如此，那么，只要使后三者留在西方阵营，并使其实力得到增强，就会建立可使苏联永远处于劣势的综合“力量对比”。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斯大林的俄国将对这一战略深感疑虑，因为它包括复活俄国的两个最近的敌人——德国和日本。
因此，我们可以再一次说，逐个评述双方于1947年这一“分水岭年”及其以后采取的各项措施，不如论述一下最后的总结果更有意义。美国取代英国对希腊和土耳其承担义务（这表示前世界警察将其职责交给了新兴的世界警察，伦敦的逻辑和华盛顿的逻辑基本相同），从而使适用于世界任何地区的“杜鲁门主义”的出笼有了理论依据。因而在欧洲，美国热心“帮助自由民族维护它们的制度”的具体表现是，与西欧人认真地探讨如何解决困扰欧洲大陆的经济萧条、食品短缺、煤炭不足等问题。美国政府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是，根据所谓的“马歇尔计划”大量提供援助，帮助欧洲各国实现经济自主。美国审慎地宣布，它的援助将提供给欧洲所有国家，既包括非共产党国家，也包括共产党国家。但是，不管美国的援助对莫斯科是否有吸引力，苏联与西欧的确进行过合作。正当东西方进行经济合作时，苏联采用了国有化和集体化这种没有一点弹性的经济体制。任何人都知道，美国推行马歇尔计划的目的是，使所有欧洲人确信，私有企业比共产主义企业更能给他们带来经济繁荣。在巴黎商谈马歇尔计划时莫洛托夫的退席，以及俄国不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申请援助的结果是，欧洲的裂痕变得比以前更大。在美国数十亿美元的援助下（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德等大国得到的美援最多），在北大西洋贸易体系内的西欧经济蒸蒸日上。在东欧，共产主义的控制则越来越严。1947年，共产党情报局成立。这是一个重新组建的、半公开的共产党国际组织。1948年，布拉格的多党政府被共产党发动的政变推翻。虽然铁托的南斯拉夫最终脱离了斯大林的严格控制，其他东欧国家却遭到清洗，并于1949年被迫加入“经济互助委员会”。该委员会不是苏联的马歇尔计划，而是“剥削其卫星国的一个新机构”。1946年丘吉尔就谈论“铁幕”也许有点为时过早，但两年之后，他的话便得到应验。
随着东西方经济对抗的加剧，其军事关系也变得日益紧张。在军事方面，德国又是争端的焦点。1947年3月，英国和法国签订了敦刻尔克条约。该条约规定，一旦遭到德国攻击，签约一方将向另一方全力提供军事援助（尽管当时英国外交部认为，发生那种突然情况的“可能性很小”，英国更关注西欧内部的弱点）。1948年3月，敦刻尔克条约被布鲁塞尔条约所取代，签约国除了英国、法国外，还有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虽然这后一个条约没有提到德国的名字，但可以说，当时西欧各国（特别是法国）的许多政治家们在感情上无法摆脱的是“德国问题”，而不是“俄国问题”。随着1948年的到来，他们这种传统的考虑问题的方法便受到冲击。在布鲁塞尔条约签订的那一个月，俄国人从四国德国管制委员会的会议上退席了，声称他们与西方人在德国的经济和政治前途问题上有无法调和的分歧。3个月之后，西方三国为了取缔德国的货币黑市交易和结束货币混乱状态，宣布发行新的德国马克。对此，俄国人做出的反应是，不仅禁止西德货币在他们的管辖区内流通，还不许在柏林这个仅离西方势力范围100英里的“孤岛”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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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13）
如果说有什么事件使西方人认识到东西方敌对立场的严重性，那就是1948—1949年的柏林危机。华盛顿和伦敦的官员们已在探讨，与俄国发生战争时如何使西欧各国、美国及其领地团结一致地采取行动。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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