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统治-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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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谈李隆基，不是因为杨玉环。
　　大唐官钱奇缺，民间铸钱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私铸者最初是士族，以后就是皇族和地方权贵。最终，皇族和地方官员手中的财富太多了。据记载，李隆基在位期间，后族家庭收入甚至已超过了太府寺。
　　这是李隆基绝对无法忍受的，就算都是皇族，也有亲疏远近。过于有钱会有很多想法，比如，造反……
　　717年、718年，李隆基两次下诏，私铸当死。负责这件事的人，是当时的宰相宋璟。有人说，爱一个人不需要理由，在政治上什么都需要理由，比如选择宋璟。
　　管理学认为，即使职位很低，权力却不一定小，比如领导秘书、子女，比如唐朝宦官。这些人靠近皇帝，虽然在皇帝面前必须毕恭毕敬，但举手投足间也可以传递某种信息，即使不说坏话，也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皇帝。李隆基之前，没有一个太子顺利即位，宦官和皇子公主的影响不可小觑。
　　李隆基当然想改变这一切，即使没有士族掣肘，皇权仍然需要绝对权力。然而，毕竟这些人也属于皇族，靠他们整治自己似乎不太可能，都是自己的骨肉至亲，没什么恶行（造反）就办了，也说不过去。靠中下级官僚好像也很难，毕竟敢跟皇子皇孙对着干的人是少数。
　　李隆基之前，朝廷有很多宰相，尚书省左右朴射、中书令、门下侍中、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总之，宰相很多，最多的时候有16位。
　　李隆基改变了这一切，创立了相权，以此对抗皇族中的反对势力。
　　开元年间，李隆基废尚书省左右朴射，仅留门下侍中、中书令，这两个职务也不允许同时在职，实际上仅有一名宰相。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二章　西汉的财富（24）
相权集中于一人，才有可能对抗强大的皇族，对抗接近皇帝的宦官，此时宰相才真的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不过，相权仍旧不能与皇权抗衡，因为相权出自皇权，不过是皇权延伸，不具备挑战皇权的终极实力。
　　第一个宰相是宋璟，很快他接到了一项任务，收缴私钱。
　　宋璟在李隆基支持下在淮南一带收缴私钱，这是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错误的对手，更是错误的方式。宋璟想消灭私钱，手段有点狠（捕责甚峻），不但要没收私钱，还追求从肉体上消灭。
　　这就过分了。
　　弄到砍头的份上，不至于，在收缴私钱的过程中宋璟得罪了很多人，更重要的是，私钱不可能禁绝掉，朝廷铸钱不足，再不让私铸，那才会真的很麻烦。
　　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战争，李隆基不可能得罪所有权贵，那些人是他政令的传达者，市场也不可能真的没有货币。当“以此招怨益多”、当“市井不通”，李隆基本人也开始嘲讽宋璟。
　　接受缴私钱命令当年，宋璟罢相。
　　盛世货币辩论赛
　　粮多钱少，就会落价，如果没有私铸的话。
　　李隆基统治中期，这个问题严重了。并非私铸搞得物价飞涨，而是私铸也满足不了流通需要，长安粮价已经降到一石粮食15钱。很多人认为，应该放开私铸，当然也有人反对。
　　中国历史上第二次货币理论争霸赛开始了。
　　正方选手：张九龄，职务：宰相（下平章事）；
　　反方选手：刘秩，职务：国子监祭酒。
　　辩论会主席：李隆基，职务：皇帝。
　　辩论题目：货币可以私铸吗
　　李隆基：现在由正方辩友陈词。
　　张九龄：首先，我方认为应该放开民间私铸货币。原因如下，第一，货币经济总体上优于实物交换，目前国家经济面临通货紧缩，因为国家铸币太少。第二，铸币给国家不能带来任何收益，还经常赔本。第三，通货紧缩的结果是谷贱伤农，有损国本。详细情况，请见拙作《泉货论》。
　　李隆基：现在由反方辩友陈词。
　　刘秩：对方辩友提出铸币不能给国家带来任何收益，但我方认为铸币权必须归于国家，这不是挣钱赔钱的问题，这是皇帝的权威（人主之权），放弃货币铸造权，就等于让皇帝放弃驾驭民众。对于民间私铸问题，我方辩友认为，要禁止，但尺度不能太严。
　　辩论结果：张九龄胜，民间可铸钱。
　　这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有意义的一次货币理论年会，张九龄从朝廷收入出发立论，在官铸未减重前提下放开民间私铸。中国古代货币此时回到自然演进轨道，树立了官方货币信用标准，这在中外货币史上是第一次。
　　安史之乱是唐朝的一个悲剧，唐朝自此由盛转衰。
　　安史之乱后，唐朝人丁减少，按人丁收税，财政收入锐减。不过，皇帝还是很聪明的，很快就找到了新财路。
　　人丁少了，按财产纳税皇帝也不反对。
　　这被称为唐朝“两税法”：所有人都在居住地纳税，每年两次，纳税数量按财产划分，朝廷不再收实物税，两税以钱缴纳。
　　李渊曾自认是老子的子孙，因此唐初道教地位很高。武则天登基后打击皇族，道教当然是打击对象，于是她下令焚毁《老子化胡经》，在武则天时代佛教开始兴盛。（《老子化胡经》是典型的阿Q思维，大意是说如来佛祖其实就是老子）
　　先秦儒学提出“未能侍人，焉能侍鬼”，所以我们的历史从来就看淡宗教，以至于培根指责中国人是没有宗教的民族。到了皇权独大的时代，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都只是封建统治者的一种工具，以此来支持皇帝权力，唐朝僧尼、道士都需要户部发给度牒，也就是宗教工作证。

第二章　西汉的财富（25）
皇帝才是真正的教主，可以决定你是否是信徒。
　　崇佛还是崇道，要看教主的心思。
　　宗教并不总是符合教主心思，比如寺庙僧徒可以不纳丁税，也可以不纳财产税，长此以往是不行的，事情在禅宗这里得到了解决。
　　禅宗六祖慧曾写下了一首偈帖，并由此创立了禅宗的南宗：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使落尘埃。”
　　这首偈帖的真实含义就是：佛是不存在的，我就是佛，只要静下心来，大家都是佛祖。
　　佛法都不见了，“一切诸法皆由心造，诸缘顿熄。”既然如此，皇帝当然可以是佛；既然如此，信徒还是照常纳税。
　　在文明传承上，禅宗在中国流行并非偶然，而是唐代儒学的映射。唐朝儒生可以不拘泥于《正义》自由讲经，安史之乱后啖助著《春秋统例》，韩愈著《论语笔解》，儒学大师连《春秋》、《论语》都可以按自己的意图解释，更别说《五经正义》了。
　　佛家宣扬灭情灭性，人世间的情欲影响见性成佛，韩愈却认为恰恰相反，只有在人情伦理中才能体现儒家修养。禅宗虽然是佛教的一个分支，却能达到韩愈的要求，因此，在中国流行也就不奇怪了。
　　不过，如果神真的要泯灭人性，即使真的有神，又有何意义？
　　唐朝的信用形式
　　唐朝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出现了很多信用形式，多数出现在中晚期，最为著名的，就是飞钱。
　　唐朝显然缺铜钱，很多地方开始不准铜钱出境。这就难为了商人，由此，中国人开始使用货币汇兑——飞钱，也称“变换”。
　　京城的人如果手持大量货币，首先未必能出城，即使能出城，带着一车铜钱也没准碰上强盗。无论这些钱来自贪污还是经商，自己的钱变成别人的钱，总是很痛苦的事。当时，地方各道都在长安设有进奏院（驻京办），通过进奏院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商人把钱交到进奏院，然后领取一张凭证，另外一张凭证会随着公文送回本道，商人回原籍后依凭证取钱；进奏院拿到钱后可以直接缴纳本道赋税。飞钱属于汇兑业务，不是纸币。这种汇兑，好像钱在两地飞来飞去，因此取名“飞钱”。
　　后来，朝廷看中了“飞钱”收益，既然进奏院可以做，朝廷也可以，而且还能在全国范围内实行。
　　想法是好的，做法是差的。
　　官府把这个生意交给户部、度支、盐铁三司办理，汇费收到百分之十（千钱百文），因此无人问津。在李隆基过问下，朝廷终于将飞钱改为公益事业，免费。只是到了唐末，地方官府收到三司开出的飞钱，经常留难拖延不付（以此疑惑商人，乃致当司用度不充），飞钱逐渐失去了信用，也就衰亡了。
　　飞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代汇兑业务，而汇兑靠的是信用。
　　对那个时代的居民来说，朝廷在一定条件下还是可以信赖的，倒不是朝廷一定比商人讲信用，朝廷府库的钱总比商人多，而且朝廷也不可能无缘无故消失，即使灭亡过程也很漫长，至少比某个商户败亡时间要长。
　　第一代汇兑飞钱，因朝廷信用起，又因朝廷信用终。
　　唐朝商业发展促生了第一代存款机构：柜坊。
　　唐朝以前，人们也需要走州过县做生意，必然带着现钱，通常这些现钱锁在客栈房间或者寄存于亲友家。
　　在客栈中或者亲友家，总有丢钱的时候。
　　柜坊解决了这个问题，柜坊专门接受存款，是为了商人存款方便，在史籍里发现的最高存款纪录是十万贯。最初，可能是柜坊向商人提供柜子，商人自备锁头，逐渐发展到商人把钱直接放在柜坊，柜坊出具书贴，取款也不用本人到场，凭书贴即可。当时的书贴还比较原始，没有固定格式，全凭柜台伙计记忆辨认真伪。发展到后来，柜坊开始向外贷款，大体方式应该是质押贷款。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二章　西汉的财富（26）
唐末，柜坊多了一个责任，就是举报买官、纳银。买官的钱基本也都存于柜坊，知情不报，流涉边远。
　　更多关于柜坊的记录留存于小说中，这些故事不一定真实，甚至荒诞，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真实世界。
　　有个穷书生，虽然是书生，品德却不怎么样，因为他的兼职是偷窃。一次，书生跑到府库偷钱，遇到一位金甲神人看守金库。神人很尽责，告诉书生，钱属于尉迟敬德（凌烟阁功臣之一，现在的门神），取钱必须有尉迟敬德的手贴。尉迟敬德当时混得不怎么样，还是个铁匠。书生就忽悠铁匠，尉迟敬德倒也爽快，反正不是我的钱，就给书生写了一个500贯的帖子。李世民称帝后，赐给尉迟一个钱库，尉迟发现其中少了500贯，却多了当时自己的帖子。
　　公廨钱，始于隋朝，即官营高利贷。
　　表面上，高利贷官营、私营似乎没什么分别。
　　实际上，区别很大。
　　公廨钱绝对是一个坏的先例，从隋史、唐史记录看，当时人们就一直在痛骂。
　　首先，我们假设有人去借私人高利贷，即使债主穷凶极恶，债务人肯定是自己去借的，当然，不排除个别人被忽悠。即使被忽悠，借款人必定也考虑过后果，搞不好会典妻卖子，甚至被卖为奴隶。但是，即使债主欺骗债务人，债务人仍然有思考的权利。
　　无论如何，自己决定是否借款。
　　官营高利贷，借款不一定需要理由。
　　不一定有什么过不去的坎，也许就是因为缴税晚了两天，还不是不想缴，而是那两天没在家。好了，官家直接从公廨钱里替你借了。
　　现在，官府收债，不收租。
　　还不上私营高利贷，好歹还可以选择逃走，即使有人追杀，毕竟杀人这个事儿，犯法。
　　官营高利贷不一样。
　　没有选择，甚至你不知道，就借了。
　　如果不还，监狱等着。不是不想还，实在是还不起。公廨钱利率实在是太高了，连私营高利贷都望尘莫及。贞观年间，公廨钱的月利率就是10分，而且，唐朝曾多次颁布律令，民间借贷利息不能超过本金，唯独公廨钱例外。如果借款人死亡，由其子嗣来还，子孙又亡，由其亲族旁支来还，没有亲族保人，乡亲还。
　　总之，钱是一定要连本带利还的。
　　经营公廨钱的人叫做“捉钱史官”，李渊、李世民最初设“捉钱史官”，目的是安排富余官吏。但他们没想到，“捉钱史官”不厚道，自己经营高利贷，却用官府渠道来追索，官府也没有办法禁止。而且，公廨钱利息是用来发官吏薪水的，事关自己福利，确实是要当做大事来抓的。
　　隋唐两代，公廨钱业务停了又开、开了又停，始终也没真正停止。
　　高利贷的新业务
　　唐朝有很多关于民间信贷的律令，看了以后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朝廷虽然自己开办高利贷业务，却不准个人、寺院放高利贷；第二，第一条从来没有得到认真执行。
　　安史之乱之前，唐朝民间高利贷与以前没什么太多的区别，但利息相对比南北朝要低很多。
　　唐朝中晚期，新业务出现了。
　　初唐，高利贷客户大多是农民、商人，中晚期出现了一种很特别的客户——官员。这种业务在史籍里有个专有名词，“京债”。所谓京债，就是放款给在京新选官吏，待他们到任后归还。
　　这实在不是好主意，有钱，谁也不会借高利贷，还钱自然靠贪污。
　　更离谱的是，很多借款人是节度使，也就是封疆大吏。他们借的钱岂能是小数（皆以倍称之息贷钱于富室，动辄亿万，然后得之），他们又岂能仅是个把恶霸，更何况从当时的借据判断，利息高得实在是离谱，月息在10~20分。
　　另外，一种比较特殊的客户是地方富户，这种业务没有一定之规，但有一条原则是确定的：
　　诈骗。
　　要说也简单，就是骗富户欠下债务，然后以极高的利息搞得人倾家荡产，回报极高，而且还款来源有保证，就是手段不够光明磊落。
　　《太平广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刘钥匙是一个富户，因为他用钥匙开家里的任何一个箱子都会看到满箱帑藏，于是就被高利贷者惦记了，高利贷者故意借给刘钥匙一笔钱，很多年都假装忘记了。多年后，忽然有一天光临刘钥匙家，并取出借据。很可怜，刘钥匙的家财都归债主了。虽然《太平广记》没有描绘收债时的情景，如果说没使用武力，鬼才信。
　　世界上有很多骗子，靠钱骗钱的最可恨。
　　此时，借贷已经不再是信用，而是抢劫。更可耻的不是骗人，骗人最多让一家人跳楼，骗国家却会让一个民族失去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努力。这个图景我们将在现代部分见到，只是结局也更为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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