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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年中国社会大震荡-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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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方针可以概称之为“款清灭寇”，弘光朝廷持此论者大有人在，而为首的强有力人物正是奸臣马士英。他入朝辅政，提出此设想，并在奏疏中详加论述。他说：
欲成恢复之奇功，须联天下之大势。臣以谫劣，剿贼不效，猥蒙皇上简任中枢，臣虽治兵无才，而不敢不尽其愚。夫今天下之事已去其半．然以全治半，则可保；若狃其半而遗其全，则余无几矣。今之计者曰“守江、守淮”，此其微者也，须以天下之全局熟筹之。然有其局，而无所因焉、非其人焉，则亦无可图之者。故臣谓今日之可因者有四：其一，吴三桂宜速行鼓励，接济其用，在海有粟可挽，有金声桓可使，而又可因三桂以款清，使为两虎之斗。有知县马绍愉者，陈新甲时曾使于清，昔之下策，今之上策也，当咨送督辅以备驱使。其一，江北诸将，淮上之师，可收拾山东以联三桂；徐、寿、安庆之师，可收拾楚、豫，以联左良玉。如刘洪起、萧可训、沈万登、李际遇等，皆联络。其一，左良玉如复荆襄，则有窥秦之势；如驻武昌，则由阳逻、麻城、固、颍、徐、宿，可与江北指顾相联。其副总兵卢光祖，左营首将，多筹略，乞宣谕之，与高、刘诸镇议认信地，为联络之策。其一，则赵光远，该镇合高汝励等，兵势甚盛，今虽补四川总兵，不尽其用，须改换敕印，授以招讨之职，经略陕西，招集边丁、属卤以塞川口，以复汉中。盖三桂引清兵杀进，其势原猛，江北请将马步可五六万，若四局并举，联络得法，贼不敢出关门一步矣。此外，则巴蜀者东南上游也，顷镇臣龙文光不能守，地方辽阔，须分东西川为两抚两镇，择人而任可也。若巴蜀不保，则湖南绝；夔藩不通，则巴蜀弃，当将楚抚何腾蛟为川湖黔郧总督，俾集议土汉官兵，开白帝之路，提荆襄之衡，黔督可易而为抚也。因松潘一带，以购诸卤，市买边马；招用甘肃诸镇忠勇之士，以牵贼势，是亦一著。蜀之抚镇得人，则俱可图矣。以上诸款，虽多迂阔，然及时联络，处置得宜，天下事尚可为也。不然，则局势涣散，人心瓦解，臣不知税驾何所矣。如臣言不谬，祈圣鉴敕臣部会同吏部，即议施行。《爝火录》上册，189~190页。
上面这一大段话之所以照录，是因为这是弘光朝廷收复失地的全部计划，是其实权人物马士英对“天下之全局”权衡利弊的结果。马士英提出四个步骤即“四局并举”的设想：一、“因三桂以款清，使为两虎之斗”，清朝和大顺交战，坐享渔人之利。二、江北明军收复山东、湖广、河南，与吴三桂和左良玉的军队连成一片。三、以驻武昌的左良玉进攻陕西，或至少堵截大顺军的东下。四、重用赵光远、高汝励等在四川的明将，收复四川，经略陕西。尽管马士英宣称有收复失地实现明朝中兴的愿望，但他这个精心策划的方针的基点是放在依靠清军打败大顺军，而后通过谈判使清军退出关内的幻想上，“昔之下策，今之上策也”。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清军从范文程建议入关之日起，不仅抱着取代明朝达到统治中国的既定目标，而且根本没把弘光政权视为谈判对手，“款清灭寇”不过是弘光政权君臣的一厢情愿而已。
弘光政权成立之初，不仅是马士英，几乎所有的大臣都是赞成“款清灭寇”方针的。连史可法也在《请遣北使疏》中，提出同样主张，这与他们不了解吴三桂降清的真相有很大关系。三月下旬，吴三桂重占山海关，“纵兵至永平沙河驿，大掠而东，驻兵关上，移檄远近讨贼，必得太子而后止兵”《流寇志》，卷11，182页。从吴三桂写给多尔衮的求援书信来看，吴三桂本人的确有过联清灭顺的打算。时在北京的明朝官员杨士聪于四月初四听到的消息是：“总兵唐通及吴三桂不服，结营自固，势将西指。”四月二十三日，即山海关之战的第二天，杨士聪在北京听到的消息是：“民间喧传吴三桂与贼遇，贼使人谕降。三桂曰：‘吾父安在？又东宫安在？’李贼出东宫及吴襄于阵前，三桂以计夺之，遂奉之以西。”《甲申核真略》，35页。北京城中的明朝官员听到吴三桂奉太子进京的消息，很受鼓舞。原任御史曹溶自为西城巡视，传诸大臣为崇祯帝发丧，设祭位于城隍庙。五月初一下午，杨士聪又听说吴三桂与清军头目力争，“不令其众入城，止头目同吴三桂护东宫以入，阖城军民大喜”《甲申核真略》，29~37页。
因为吴三桂是在不得已的紧急情况下降清的，而清军为了减少前进的阻力，有意隐瞒了吴三桂投降的真相，使弘光政权完全蒙在鼓里。加上江南明朝官员信息失灵，得到的都是吴三桂大胜李自成的报告。如五月初辽东海州卫生员张世珩塘报说：“吴总兵即将士民挑选二十万，于四月十三日离城十里红花店扎营。闯贼亲率兵马，出北京往山海关，内带总兵吴襄随营。十九日，闯贼兵马到山海关，至城十里，亦在红花店安营。总兵吴三桂出城诱计，闯贼假服，令伏兵于城外十里红花店，大战闯贼，吴三桂得胜，闯贼大败，随将吴襄枭斩。吴三桂率领人马追赶闯贼，至深河驲五十里两下收兵。吴总兵又诈竖抚旗，上书顺民字号，在彼诱贼，一日，又设伏兵埋伏，将闯贼大营攻破，砍贼数万，追赶闯贼至囗宁县，大约四十余里。吴三桂官兵得其辎重不计其数，骡马二万余口，闯贼大败，仍回北京。闯贼将北京城外各关厢放火焚烧，将城外军民人等俱收进城。总兵吴三桂分兵三路行，追贼至通州高碑店扎营。世珩因兵马荒荒，南往之急，其后事未详，不敢乱言。”赵士锦：《甲申纪事》附录，28页。张世珩自以为他报告的情况详细可靠，特地表白了不敢乱说，言外之意句句是真，但恰恰缺少吴三桂降清和清军已进入北京城的重要情报。又如五月十六日的一份塘报，从大顺军逃回的兽医张魁明报称：“闯贼于三月十八日攻开北京，贼进北门。至四月十六日出京，往边外招抚吴三桂。至二十日，两兵相遇，闯贼被吴兵杀败。次日又战，大败，闯撤兵入京。至二十七日午时进城，分付阖城人民俱各出城避难，鞑子来的势恶。闯贼二十八日上殿，叫人满城收拾金银骡驮。二十九日黎明出京，行至芦沟桥，我兵赶上，大杀一阵，杀死贼兵无算，将金银妇女尽行夺回。至初一日赶至保定，又打一仗，将贼杀死一半，贼昼夜逃走，我兵追赶。初三日赶至定州北十里铺清水河，又打一仗，贼益披靡，杀三分之二。初五日赶至真定府，又打一仗，闯贼胁下中箭，抬至固关而死，余贼四散奔溃，自保定迤南至开州，沿途皆贼，弃盔甲满地。鞑子向固关追剿，吴三桂自居庸关抄出截杀，未知后来端的。”《爝火录》上册，188~189页。后一份塘报比前一份更清楚，其中两处提到了“鞑子”即清兵参加了与大顺军的战斗，但仍是突出强调吴三桂的作用。
弘光失德“款清灭寇”之败（2）
北中国已经易主，吴三桂成了清朝的平西王。由于不了解吴三桂已经降清，弘光政权的官员们把吴三桂视为明朝的救星，纷纷上疏赞扬吴三桂是讨贼英雄。刑部侍郎贺世寿、太仆少卿万元吉等都盛称吴三桂为国家干城、当世俊杰，连在扬州督师的史可法也是如此。他在疏中说：
臣在淮扬安顿兵马，目击人情之乖忤，心忧时事之艰危。忽闻北地报捷，络绎而至。或云：辽帅吴三桂杀贼数万，贼闯西奔。或云：唐通内应，闯已授首。据抚臣黄家瑞送臣一报，谓有武弁子刘崇岫，于四月二十七日自京中来，亲见吴帅入城，驱剿伪逆，已经发牌南来，而旧辅谢升于德州集兵数万，声势大振。又青州诸绅遣臣一札，内云：“四月二十四日，吴镇大败贼兵于一片石，贼踉跄入都，尽掠资财，于四月二十九日西遁迄。青州士绅军民杀其伪将军、伪道、伪府，其余相继杀伪官者十处。诸君子速立新天子，号召义勇，补天浴日之功，正在此时。”臣读未竟，不觉举手加额，为宗社生民庆也。此时，黄河之北便同异域，我皇上进膺大宝，正位旧都，在山东北直之人，尚未通晓，万一人心涣散，固尽弃前功；即或割据分争，又渐生后患。伏乞皇上即谕该部院，选廷臣之有才望者，赍监国、即位二诏及赐吴三桂、谢升二敕，直抵山东北直一带，晓谕通知，庶人心有归，扫三秦之余孽，在指顾间矣。《请颁诏敕定北方人心疏》，见《史可法集》，卷1，22~23页。
人们谈论史可法与马士英的矛盾与斗争很多，然而从这一奏疏中可以确信，“款清灭寇”不仅是马士英个人的独特发明，而且是弘光朝廷举国一致的中兴战略。
“吴三桂借夷破贼”语出陈洪范：《北使纪略》，见《崇祯长编》，117页，上海书店。之说，虽不存在，却被奉若神明。在马士英的提议下，弘光帝以吴三桂“倡议讨贼，雪耻除凶，功在社稷”，进封吴三桂为蓟国公，子孙世袭，赐坐蟒滚龙纻丝八表里，银二百两。户部发银五万两，漕米十万石，派沈廷扬负责由海路运送给吴三桂的军队。弘光帝还请吴三桂开列灭贼有功将士名单，“以凭升赏”。六月初，清军传檄至济宁，其中有的已表明，“平西王吴为安抚残黎事，称摄政王简选虎贲数十万南下，牌仰山东等处速速投诚”《爝火录》上册，197、208页。之意。可以证明吴三桂和清朝都很靠不住，和谈的前途很难预料。在这种情况下，弘光政权应当积极作战斗准备，以武力收复失地。然而在大局方面看错了形势，即使搞些小打小闹，也无济于事。农民军可以争取，不争取；吴三桂应大力争取，仅封一公，岂能奏效；清朝不可能争取，偏要争取，能不徒劳无益！
六月初，都督陈洪范自告奋勇，主动上疏愿充当出使清朝的谈判代表。六月十五日，东平伯刘泽清报告从北逃难民传来清军有长期占据中原企图：“大清国摄政王令旨，……军民者非一人之军民，有德者主之。我今居此为尔朝雪君父之仇，破釜沉舟，一贼不灭，誓不返辙。所过州县地方，有能削发投顺，开城纳款，即予爵禄，世守富贵。如有抗拒不遵，一到玉石不分，尽行屠戮。有志之士，正干功名立业之秋，如有失信，将何服天下乎！特谕。”《明季南略》，卷2，“北事”。马士英得到刘泽清的报告，原应了解清朝此次进兵与往日掳掠财物大不相同，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即清朝才是更主要的敌手，明朝若想中兴不能再指望清朝。马士英却没有看透此点，只简单地理解为是清朝不知道中国已经有了皇帝，多尔衮才出来维持秩序的，所以他请求弘光帝立刻把监国和即位两份诏书颁发给山东、河北军民，要当地军民服从弘光政权命令，并尽快制定和谈方案加速派出谈判使者。
弘光政权的和谈方案集中体现在大学士高弘图提出的《使燕事宜》一疏中。高弘图说：“臣闻先帝时，已有款清意，阁臣杨嗣昌、周延儒阴主其议，阳避其名，首鼠两端，我以是故于清失威信。今清得燕京于逆闯之手，大非昔日之比，又非唐宋之已事也，即明目张胆言之何讳？”他勇敢地挑明了款清的来龙去脉，指出从崇祯帝就有与清朝谈判议和之事，而且肯定了议和的必要性，强调现在的形势还不如崇祯朝，没有再忌讳议和弃地的必要，越是闪烁其词，越是在清人面前失去威信，可以光明正大地公开议论此事。但毕竟关系重大，需要朝廷上下取得共识，方可进行。在谈判代表的人选上，因为有总兵陈洪范请行，他认为如果右佥都御史左懋第“果与偕行，二人皆老成持重，临时经权互用，足可济事”。然后高弘图列出了谈判的具体条款，以供皇帝选择裁定，所列条款如下：
一、天寿山（今北京昌平）特立园陵，改葬崇祯帝。高弘图说，如今崇祯帝被埋在田贵妃坟园，是李自成的主意，并不符合崇祯帝的身份，应当在天寿山给崇祯帝专门建一座陵墓安葬其中。陵名应由钦定，不必再拟，至于明楼、享殿等建筑可待将来另修。此事朝廷应当派山林使与谈判代表同去北京，以示隆重。
二、割山海关外之地给清朝。崇祯朝以放弃关外之地为下策，高弘图认为“昔日之下策，今日之上策也”。他考虑到清朝已占领北京，未必能同意以山海关为界，但无论如何不能给山海关以内之地，办法可以用金钱给清朝补偿，“惟金币不妨优厚，应若干金？助我剿寇有功，复应劳军若干？亦宜从厚”。就是说宁可多给金币，绝不放弃关内之地，以免华夷无复界限。
三、对清朝的称号。虽然努尔哈赤原被明朝封为龙虎将军，为明朝的地方官员，但是自万历末年，就已建国称汗。高弘图主张可照夷俗称可汗或照蒙古例别立封号，还可以承认既成事实，仿照南北朝的先例，“或称金国王”。
四、使臣仪节。高弘图说，尽管这次是出使外夷，但清朝据有燕京，不能按出使外夷的成礼对待，“我使第不至屈节，即是不辱命，全天朝体”。表现出一种灵活态度。
五、岁币数目。高弘图提出除现在带去的劳师款之外，以每年十万两为原则，如有出入，可以由使臣斟酌确定。但超过十万，数目太多，应请示而定。他还举出历史上“汉祖与陈平四万金，不问出入”的故事，说应当给和谈代表大笔活动经费，用以贿赂清朝有关人员。
六、补缺赏。高弘图回顾明朝曾给过女真各部的封赏，这里他又假定清朝会要求恢复原来明朝每年所领给女真各部的赏银怎么办？他认为现在不能同意补发，但可许诺如和谈成功，清朝三年内遵守协议，“每量征岁币十分之三，以渐补其积年缺赏之数”。他还主张向清朝表明开了互市，不必索旧逋。
弘光失德“款清灭寇”之败（3）
七、约誓定盟。高弘图从“戎狄无信”考虑，设想若清朝提出得到金币然后才能退兵，因为清朝很重视盟誓，谈判代表应和“吴三桂、黎玉田面议，令歃血开刀，为誓定盟，乃为有济，宁展期报命”。清朝同意盟誓，才能把答应送给清朝的银两发运，否则，宁可拖延谈判时间。《爝火录》上册，254~256页。
高弘图提出的七条，最关键的是与清朝划山海关为界这一条，从中可以看出弘光政权的谈判条件完全是狂妄自大而又不切实际的产物。迄至甲申年六月底，清朝不仅在京畿地区巩固了自己的统治，而且还占领了山东、河南、山西的大部分地区。在历史上北宋与辽和西夏的谈判，南宋和金朝的谈判，两宋政府每年送给对方数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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