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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谍王-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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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国民党人的记忆里，1941年12月7日对珍珠港的偷袭震惊了美国战争部。美国信号情报界，尤其是海军情报署突然对戴笠刮目相看。为了解日本的军事密码，他们立即开始争取中国的合作，而美国海军也开始积极亲近起肖勃少校来。
美国人在珍珠港事件后倾向戴笠时，正值这位中国特务机构头子本人在国民党内部的低潮期。在这之前的1941年3月，一组反军统情报机构的官员向蒋介石递交了一份申诉状，指责戴笠在管理上为所欲为。被军统的放肆所激怒的蒋撤销了魏大铭的职务，并任命他的前秘书毛庆祥领导特种技术研究室。
作为一个缺乏理工或电子技术背景的政治人选，毛庆祥带了一批在欧洲受过教育的律师和文科人员来。这引起了特种技术研究室专家们的不满，他们在珍珠港事件之后公开对毛及其下属表示蔑视。但当戴笠企图利用这种不满而对毛进行公开挑衅时，蒋介石站到了他的秘书一边。1942年1月，蒋介石下谕：“命令所有来自调查统计局（即军统）的人员于（1942年）2月底之前离开（特种）技术研究室。”
这是对戴笠沉重的打击，他比以往更加意识到，若要在向蒋介石汇报的军政情报方面战胜自己的对手，就必须获得美国的电台技术。当时的局势，就像一个亲共产党的观点所表示的那样：
戴笠除希望美帝方面多供应一些当时军统所急需的无线电通讯器材外，更希望美帝能把它专搞密电码翻译的一个叫做“黑室”的机构与设备，分一部到重庆来，以便偷学到美帝的那一套东西，而把自己所懂得的侦译日本空军一点经验保留起来作为本钱不让美帝特务学过去。
总而言之，中美双方均感到在获得信号情报方面进行秘密而谨慎的合作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即将诞生的中美合作所的舞台渐渐成形了。
第二十章 戴笠、梅乐斯及中美合作所的成立海军的关注
沈醉急于把戴笠描绘成一个对美国顺从的人，但他对他的前上司、军统头子和美国海军官员“玛丽”·梅乐斯之间关系的形容并不准确。梅乐斯从一开始就对戴笠作为中美合作情报业务的无可争议的领导表示坚决支持。这种支持不仅意在对战时合作中的中方利益的认可，而且也确认了他自己作为海军官员在中国舞台上的关键角色。美国军方尤其是情报局和美国陆军的确曾极力表明，在戴笠的军统和美国之间的共谋，首先一个就是海军事务：
珍珠港事件之前，肖勃少校向美国信号团建议提供信号通讯方面的帮助。这个建议被束之高阁。珍珠港事件之后不久，有人找到陆军G…2，但谈判没有成果。这以后又有人与美国战略情报局（OSS）和海军情报局（ONI）联系。但结果不了了之，因为OSS和ONI都各有自己的打算。与海军准将梅乐斯有八年交往的肖少校与梅乐斯准将在一次鸡尾酒会上谈论了关于在中国沿海组织海上袭击的事。梅乐斯准将向莱希上将报告了这些建议，后者立刻予以准许。总司令也批准了。
其次，根据梅乐斯准将接受的、美国政府批准的条件，包括情报局在内的中美合作所几乎完全服从于中国秘密特务头子的领导。正如邓诺文（Donovan）将军对总统罗斯福说的那样：“根据中美合作所的规定，我们于1942年4月到中国，但只作为戴笠将军的中国情报机构的伙伴……对戴将军来说，中美合作所是一个接受物资援助的机会，同时亦可得到保证，如果情报局必须得到中国认可，那么起码所有的活动都得在他的控制和持续的监视之下。”
成立中美合作所的初步措施，是在美国对日宣战后于华盛顿开始的。美国海军的当务之急是绘制太平洋中西部的气象图：这个任务要求来自亚洲大陆气象站的气象数据。当肖勃和梅乐斯在华盛顿某旅馆的一次鸡尾酒会上首次讨论成立中美合作所问题时，这两人考虑了以美国人向国民党交换通讯情报来换取在中国建立气象站的合作，地点包括中国北部和西部在内，那里最适于观察到西伯利亚和戈壁滩的气象模式。那次初步会面之后，梅乐斯征求了上司们的意见，并获得了他们对这个起初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计划的赞同。但肖勃却在其中预见到了更远大的机遇，于是他通知了重庆的军统。在重庆，在蒋介石批准了戴笠与美国人建立关系后，在美国使馆武官们和军事统计局的一组中国官员们之间，才举行了一系列更加正式和高层次的会谈。
第二十章 戴笠、梅乐斯及中美合作所的成立梅乐斯的中国使命
梅乐斯于1942年4月5日离开纽约，由西向东飞往中国。同机的还有艾德加·斯诺及各种军事人员。他们在巴西短暂停留，然后穿越大西洋到达非洲，直至开罗，再到卡拉奇，又途经孟买、科伦坡和加尔各达。在那里，从新德里与美国高级专员开会回来的海军陆战队上校麦克修（Mchugh）、驻重庆海军武官及美国大使高斯（C。E。Gauss）又加入了这一行人。他们乘坐的飞机是中国国家航空公司最后一架经曼德勒飞进重庆的飞机，飞机不得不飞越缅甸，因为日本人已经控制了那里的机场。飞机在昆明着陆，然后在嘉陵江上空惊险地飞行之后，最终到达重庆。
在茅草盖起的海关棚子里，一名官员将梅乐斯拉到一边，问他是否认识肖勃。那人显然是戴笠的特务。在他把梅乐斯从其他旅客中拽走之前，麦克修上校向梅乐斯表示愿意用自己的房子来接待他。但梅乐斯已经决定与使馆人员和阿尔冈·路瑟（Alghan R。Lusey）领导下的情报局使团保持距离，于是他跟着戴笠的司机去了当地的一个旅馆。
梅乐斯一到重庆便处于军统的监视之下。接送他到使馆并最终送他去拜访杨宣诚将军（中国军事情报头子）的褐色雪佛兰（Chevrolet）是军统的，司机也是戴笠的特务。这辆车还带梅乐斯、麦克修上校和杨宣诚将军去了戴笠的一个秘密住宅：“一个有点像迷宫的房子”，到了那里，杨将军就把美国人交给了军统的一个助手，然后识趣地离开了，这使梅乐斯感到意外，因为严格地说杨的军衔高于戴笠。穿过一个又一个狭窄的通道后，他们终于被带到了一个客厅，被告知在那儿等着戴将军。
将军只让我们等了不到一分钟，便带着微笑进来，露出了一嘴金牙。他是一个略显壮实的人，没我那么高，大约5。7英尺。他穿一身中山装式的黄马裤尼便服，上装扣到脖下，烫得非常平整，有一个高翻领。我觉得，他比肖少校给我看的照片要年老些。我所见到的照片中没有一张暗示过他那双分得很开而且犀利生动的黑眼睛。他说话很快，常常讲对我来说不知所云，甚至连麦克修也不熟悉的方言。但那个与将军一起进来的翻译轻车熟路，使我们的谈话十分顺利。我随身带了两件小礼物：一件是为肖少校带的Minox照相机，另一件是我给戴笠的个人礼物：一把38口径的短管自动手枪。它与我携带的那把完全一样，他立刻佩带上了。
会见中，梅乐斯感到自己一直被戴笠审视着，他尤其对美国海军军官们在科伦坡滞留感到好奇，那里是英国的盟国中国—缅甸—印度战区总部的所在地。梅乐斯后来意识到，这说明戴笠对美国人可能很接近英国情报机构而感到担心，后者在那时刚被挤出中国。显然，梅乐斯让他的主人放心，特别是在他表示想让将军替他在中国人控制的领土上安排旅行时，因为戴笠在结束谈话时向他保证，等原来的人一腾空，就会给他一个单独的住处。
几天后他拨给梅乐斯住的公馆正是“神仙洞”：原重庆市市长的住宅，先是让雅德类住，后来成了重庆警备司令的公馆。梅乐斯搬进神仙洞（就像刘镇芳所翻译的那样）的那天，他应邀参加戴笠将军的全局大会。中美双方交换气象报告、电台侦收情报以及在内陆水域布雷的计划的活动正式开始，并得到认真的实施。
不久，戴笠为梅乐斯举行了必不可少的欢迎仪式，梅乐斯再次提出要在中国控制的地区和敌后至沿海地区旅行。戴笠的反应非常积极，因为，他把这看做是一个既能向梅乐斯显示军统统治的威力，又能将他们的合作计划推向崭新方向的机会。梅乐斯提出携前上海全球无线电记者、现在又代表重庆的邓诺文的阿尔·路瑟同行。戴将军想必对此感到扫兴。但他最终向梅乐斯保证，旅行的邀请也包括路瑟，同时做出了一系列安排，坐卡车或步行穿越东南部的悬崖峭壁到达福建省多岩石海岸的艰苦跋涉，由戴笠本人亲自带队。
第二十章 戴笠、梅乐斯及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国沦陷区
虽然梅乐斯很容易对一切产生好感，但戴笠在前往中国沦陷地区的旅途中仍然表现出色。日本人也许在白天控制了主要的通讯线路和城镇，但到了黑夜，在他们四周环绕行动的往往是走私大军、海盗、地方抵抗分子和向军统提供信息和资助的难民们。在绝大多数村镇里，地方执法当局表面上都支持汪精卫伪政府，但他们的警察头目往往都是军统体系的人，要不就是通过战前戴笠主办的警察训练班而认识军统的人。尤其是在华东地区，戴笠有他自己的“忠义救国军”，其司令靠他提供物资和设备。当日本军队从密探那里得知附近有国民党军队和西方观察家，准备对其进行包围时，戴笠总是及时听到风声而得以转移到他们在沿海的另一个安全据点去。
在仙霞岭以南，即戴笠的家乡保安镇所在的浙江边界对面的福建南部的浦城，日本人差点把他们抓住。日本飞机开始轰炸这个镇子，迫使戴笠他们放弃了驻地，在夜幕的掩护下躲进一片稻田。轰炸机飞过之后，戴笠转向刘镇芳，要他对梅乐斯——中文译名梅深冬——提出一个建议。
告诉梅深冬，我想让他武装我的5万游击队并训练他们与日本人作战。他行不行？……美国对中国有很多需要——为你们的飞机和海上的船只导航的西北气象报告——关于日本人的意图和行动的信息——我们运河里和海湾的地雷——我们在海岸对船只的观察——还有发送这些情报的电台……我有5万优秀的人……他们是从最恨日本侵略者的人中挑选出来的，但他们只有土造或者缴获的武器，而且大都没有受过训练。但如果我们能够满足你们的需要，那么你们的行动则要受到保护，而你们的人手不够。所以，我的人若能够武装起来并且受到训练，那他们不但能够保护你们的行动，而且也能够为中国效力。
梅乐斯（他拒绝了戴笠给他一个中国军衔的提议）对此很感兴趣。戴笠等于是在提议建立一支5万多人的中国游击队，由中美联合指挥。路瑟对此感到怀疑，他主张谨慎从事，在与蒋介石的这个声名狼藉的特务头子进行合谋之前，应先得到华盛顿的批准。但梅乐斯认为他接受的“骚扰敌人”的命令就包括这一类的互相合作，而且戴笠既不是一个刺客也不是“一个使任何美国人都会感到耻与为伍的中国OGPU（前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又称‘格别乌’）头子”。于是梅乐斯决定开始这项计划。
第二十章 戴笠、梅乐斯及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美会谈
虽然梅乐斯一行人的海军先遣队是在1942年9月到达重庆的，但戴笠和梅乐斯之间的正式会谈到了冬天，等这两人在戴笠磁器口的别墅里会面时才开始。军统这方面要求通讯设备、美国武器和交通工具，以及人员训练。梅乐斯同意了（他于1942年9月22日被正式任命为美国情报局远东协调员）。双方让美国把气象人员和设备，连同武器（史密斯和威森左轮手枪、可特45口径自动武器、汤姆森冲锋枪等）及给戴笠准军事力量的大量军火一起带到了重庆。戴笠对美国人的速度和大方感到非常满意，他觉得美国人与十分吝啬的英国人完全相反。
但他也反复叮嘱梅乐斯照管军统“武装特务部队”的训练，他们也需要通讯和医疗设备。
1942年的新年除夕，中国外交部部长宋子文开始执行梅乐斯—戴笠协议，它规定中美合作所的所长为中方，副所长为美方，双方均有对该单位行动计划的否决权。几天后，1943年1月初，路瑟把协议草案带回华盛顿后，它便被打入冷宫，一直等到梅乐斯本人回到那儿，亲自要求执行这个协议，派遣一支海军先遣力量直接在金上将指挥下运作。陆军及海军情报局对这个协议提出质疑，结果马歇尔将军给重庆发信，建议梅乐斯及其他美国人直接归史迪威（Stilwell）指挥，而戴笠及其中国部下则归中国战区名义司令蒋介石领导。
史迪威将军反对双重指挥系统（在那时被称为“友谊工程”）的想法，他认为这样做行不通 “这样我们就得不到戴笠的合作。戴将军是个极端秘密和极端多疑的人，他不会允许在他和梅乐斯中间有任何人存在。”结果，史迪威建议梅乐斯对参谋长联席会议负责，并在戴笠之下。于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另外颁发了一份指示，规定中美合作所和情报局不受战区司令指挥。初步协议是，戴笠担任中美合作所所长，梅乐斯为副所长，两人各自有对整体计划的否决权。
为在美国逐级执行这个协议，梅乐斯必须被任命为情报署在中国活动的负责人才行。邓诺文将军一开始对这一结果有所抵触，但由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没有把情报局包括在太平洋战区内，邓诺文就不得不为在亚洲的行动而在中国保持一个基地，这意味着“与梅乐斯和戴笠的不愉快的联盟”。就这样，他在1943年1月同意执行这项协议，尽管“很快，就连哪怕是情报局在名义上的独立都遭到拒绝。戴笠对情报局涉入任何中国内务感到疑心，他把自己的盖世太保收集到的情报直接通报给梅乐斯，而后者也不向情报局提供这些情报，直到他完全肯定它们已先被发到了海军司令部为止。
到了1943年3月，中国方面强烈感到有必要在双方之间正式签署一个“合同”。这个举动本身说明，中国人认为，被美国人称为的“协议”，是在一个平等合作基础上的安排。整个一个月戴笠的人日夜工作，准备中文版的合同，在把它递交给蒋介石之前宋子文亲自审阅。蒋介石对“合同”一词非常在乎，他让自己的内弟为在美国进行最后的交换签字仪式做准备。
第二十章 戴笠、梅乐斯及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美合作所正式成立
与此同时，在华盛顿，梅乐斯与威廉·普奈尔［他解除了威利斯·李（Willis A．Lee）的上将职务］、杰夫·梅泽（Jeff Metzel）、一名情报局的代表和肖勃少校一起，把协议草案带给马歇尔将军，马歇尔在上面签上了自己名字的缩写。然后，总参谋长威廉·莱希上将（Willian Leahy）把该文件呈送给罗斯福总统，总统批准了。1943年4月15日，中美合作所的协议由代表美国的海军部长佛朗克·诺克斯（Frank Knox）和代表中国的宋子文正式签署。邓诺文将军、肖少校和梅乐斯也分别在上面签了名，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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