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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历史误读-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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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进是刘裕的好徒弟
第一点，既便做下十恶大罪，你来到我庄上，捕盗的官军也不敢管，因为我庄子的牌头硬。
第二点，我也有胆量，别说杀个平常人，就是杀了朝廷命官，我也敢收留你。
柴进的威力与胆量，不只是有大周皇帝嫡派之孙的名号，也不只靠铁券的诺言，靠得是一种道义的力量。柴进代表了这种道义的力量，或者说他就是道德资源的象征。他想不想当皇帝并不重要，他造不造反也并不重要。关键是他倾向谁，站在谁那一边。当他彻底站在宋江一边时，王朝的神圣性也就不再了！他所代表的道义的源泉就是社会公意对腐败的义忿、对不公的痛恨、对昏庸的轻蔑。倘使在位皇上敢和柴进当面较劲或说让柴进谨守法度，柴进一定会回答即反驳：“我的祖先把帝位禅让给你赵宋家，是看你们有德；而今天，你们这些子孙败坏无德，失去了治天下的资格了。”
当然，皇帝还不致愚蠢到与他进行辩论的地步，由他去吧！其实，在《水浒传》中，施罗二先生所不愿明说的就是这句话。道义基础的转变，是一切王朝出现或溃灭的根本。历史上的北宋王朝没有亡于强盗（宋江们）手中，或者说《水浒》小说还努力转化强盗去认可朝廷，但它却实实在在地亡于外族。
何以亡于外族？最重要的原因是内部出了大问题，吏治腐败、司法不公、皇权昏庸。
所谓国的盛衰，也左右着所有的人的命运。巨宦达官还有一些回旋余地，而平民百姓只好随风倒了，或说一如江中漂苇任止任行。
柴进在被官司所累陷于高唐州之前，也早已“身在贼中”，丢弃合法的壳子也早晚之事。在迫使朱仝上山的整个过程中，他的柴家庄已是梁山的交通站了。柴进对追踪李逵而来的朱仝同说：“近间有个爱友，和足下亦是旧交，目今在梁山泊做头领，名唤宋公明，写一封密书，令吴学究、雷横、黑旋风俱在敝庄安歇，礼请足下上山，同聚大义。”（第五十一回＜插翅虎枷打白秀英，美髯公误失小衙内＞）－－他对朱仝表明了自己与梁山的关系，也说出了引他上山的真实目的。吴用在柴进庄上暂时摆平了朱李二人的纠葛之后，也明确地告诉李逵：“待半年三个月，等他（朱仝）性定，去取你还山。多管也请柴大官人入伙。”（第五十二回＜李逵打死殷天锡，柴进失陷高唐州＞）。
至于，在高唐州因叔叔柴皇城与高俅亲戚发冲而入狱，也是偶然中的必然。新贵的兴起以贬损旧族为代价，已经是常识性问题。只是这个新贵是腐败、不公、昏聩的代表，终于与柴进所代表的社会公正的道德（资源）力量发生了冲突，才引发出一场具有社会学意义的事件来。
如果说“高俅系统”对待王进与林冲仅仅是在个人恩怨、利欲上的事情，那么它对待“柴进系统”的粗暴就是无可救药的败笔了！
被裹挟者的状态
宋清在整个《水浒传》中是最平淡不过的人了。从艺术角度讲，他的出场显得很勉强。宋江杀了阎婆惜逃匿在家，官方去人追查时，也只有宋太公的一人答对。按现代术语说，宋清缺席即未在场。既便是到了他与哥哥远走沧州躲难时，也只一句话涉及他的特征：“原来这宋清，满县里都叫他做铁扇子。”（第二十二回＜阎婆大闹郓城县，朱仝义释宋公明＞）。
这“铁扇子”的诨名由来没有详细介绍，没有晁盖夺塔故事的简略铺垫，更没有宋江时不时掏钱资助穷人并让受助者感激涕零的传神描写。
宋清是个边缘化的人物，并且是最边缘化的人物，份量还不如神医安道全与轰天雷凌振。只因遵守父命，保护逃亡中的兄长，才接触到一班有揭天掀地的大英雄。他之所以上山，也是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判断下才选择的。
宋江在江州法场被救了，并且上了梁山。因思念父亲，回家探望。宋清没让兄长入门，急不可奈地说：“哥哥，你在江州做了的事，如今这里都知道了。本县差下这两个赵都头，每日来勾取，管定了我们不得转动。只等江州文书到来，便要捉我们父子二人下在牢里监禁，听候拿你。日里夜间，一二百士兵巡绰。你不宜迟，快去梁山泊请下众头领来，救父亲并兄弟。”（第四十二回＜还道村受三卷天书，宋公明遇九天玄女＞）。
如果说，在他随宋江到沧州躲难的时候，他还是个随从、观察者话，那么到了出了江州大案，他身不由己地被裹挟于其中。宋清的生存状态的变化典型地说明了一个公正缺位、道德沦丧社会中草民阶层的选择。
作为庄主的李应被裹挟上梁山的经历要比宋清的多些情节，然而他被预先定好的套路（一半是命运，一半是他为）套住，也几乎与宋江一样：发誓不愿入伙，迫于形势又不得不入。起初，他只想以情义那种底层社会的道德规制来为时迁（梁山的代表）与祝家庄（官方势力在农村的代表）之间提供妥协的平台。但祝家庄以毁三村之盟约为代价驳了他的面子。他与祝家庄一战，少有救时迁的成份，而是找回面子，纯属一场“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村际械斗。械斗中，他中了箭，左臂伤了。为了自保，他闭门不出，一并谢绝了梁山的礼物。与当初宋江不要五百两黄金何其相似乃尔！但是知府不这么认为，倾向认为他有罪，必带到州里讯问。到了宋江解救他时，他还分辩：“知府是你们杀了，不干我事。”其实梁山的根本没杀知府，因为知府溜得不见踪影。宋江已经经历过有关的法律程序，知道不公审判的后果（“官司里怎肯与你如此分辩”）。逼他也是救他，裹挟他也是保护他。于是，下面的情况发生了。
柴进是刘裕的好徒弟
当下不由李应、杜兴不行，大队军马中间如何回得来。一行三军人马，迤逦回到梁山泊了。（第五十回＜吴学究双用连环计，宋公明三打祝家庄＞）。
法律不公的成本是隐性的，而国家所谓朝廷也在为此默默承担着这无形中加于其上的负资产。等这种积累到一定程度，社会便崩溃了。不休的征伐，难止的战乱，疯狂的抢掠，肆意的屠杀，便成为社会的常态了。
第三章专制下的洗脑术
春秋”二字合用，在古代是“历史”一词的代用语，相反，“历史”一词却很有近代意味。《鲁春秋》在孔子地时代是一部较为完备的史书，记载了鲁国的真实情况。且“春秋”也是一个历史时代的代称，这是由于孔子据《鲁春秋》而作《春秋》一书所致。
篡改历史比焚书坑儒更有效
误读点评
◎在中国读书人的心目中，焚书实在是可恶之极的事。唐朝诗人还在骂秦始皇，章谒在诗中说：“坑灰未冷山东起，关河空锁祖龙居。”殊不知，有一种比焚书更有效的办法，那就是改书——篡改历史！
是谓读史（写诗）之人（如章谒）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
●不少读书人破口大骂皇帝的暴虐，但竟然忘了读书人也自觉不自觉地加入了施暴的行列，什么“治家格言”啦，什么“曾文公家书”啦，其根本目的就是让人少说话，免得引来祸端。
◎专制制度下，坏蛋得到无尚荣耀的概率大增。《水浒传》中高俅的兴起，表面上以林冲家破人亡、落草为寇为代价；实际上，它所揭示的是我们文化病态的核心问题。至今，人们仍没明白奴隶转为暴民的动因是什么。
“春秋”二字合用，在古代是“历史”一词的代用语，相反，“历史”一词却很有近代意味。《鲁春秋》在孔子地时代是一部较为完备的史书，记载了鲁国的真实情况。且“春秋”也是一个历史时代的代称，这是由于孔子据《鲁春秋》而作《春秋》一书所致。概指鲁隐公元年即公元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即公元前481年之间（二百四十一年）历史时期。后来，也有稍为不同的看法，把这段时期扩展为公元770年（即周平王元年，东周开始）至公元前476年（即周敬王四十四年，战国开始）。
无论哪种计算方法较合乎实际，可以肯定地说，那时的史官的地位十分突出，史的最重要功能之一就是监督最高执政者。这种权力是由最初的占筮与征伐并列甚至占筮左右征战的客观情形构致的。随着时间推移，占筮的政治作用转化成了史鉴作用，而且史鉴的作用就起自周。
史鉴的作用威力巨大，基于它作为职业的世袭性和垄断性。某国（如鲁）的合法历史只能由这些人来完成，并传诸后世，当权者（如鲁公）无法随意篡改。当权者可以合法暴力（如法律）来威胁史官，甚至剥夺其生命，但很难改变书写者的意志。这种如实写作（记录）方法，称为“书法不隐”。因此，像周宣王无理干涉鲁国立储而引发鲁国内乱的事情才得以记录下来。
孔子作《春秋》的出发点与以往的史鉴观念相反，他要做一个道德说教版本，让“乱臣贼子惧”。他所做《春秋》的主要史料来源是《鲁春秋》，其次是参照周游列国时所搜集到的各国史料。
孔子选取的历史时段起始点即从鲁隐公元年。这给后人留下了千古之谜。鲁隐公元年以前的情况是什么样，后人无法详知；而在司马迁的《史记》中，与鲁有关的史料又比较详备，他的资料来自何处？最重要的一点是：《鲁春秋》原本是个什么样的？今天人们已无从得知。
这是孔子故意所为，他也愿承担历史责任，所以他放胆预言：“后世知丘者以《春秋》，后世罪丘者亦《春秋》。
由于孔子的改写，《鲁春秋》永远地消失在历史的视野之中。从此以后，以史讲义而非以史纪史的传统确立了。司马迁写《史记》资料还算详备，否则，我们将永远无从知道《春秋》以前社会面貌与重大历史事件的详情，但是既便如此详备，他还是要秉承孔子的传统，以微言叙大义。
孔子用《春秋》确立了一个史学正统，却永远地埋没了《鲁春秋》的正统。中国历史自此，也开始了一个“用正统埋没正统”的往复循环。
对孔子予以如此评判，也绝非“微言大义”之说或不自觉间用一种正统去埋没另一种正统。从“仲山甫缺失”现象中，便可知晓其中奥秘。
＜大雅＞被《诗经》研究专家认定为西周王室的兴衰史（的记载）。此种判断合乎事实，从＜大雅＞之篇对最高统治者有颂有刺的写作中也能得出相关的结论。＜大雅＞被《诗经》研究专家认定为西周王室的兴衰史（的记载）。此种判断合乎事实，从＜大雅＞之篇对最高统治者有颂有刺的写作中也能得出相关的结论。
《文王之会什》（“什”数量词即“十”，亦为约估数即“十几个”之意）为史诗，记述周室先人创业的历程，合迁徒，片伐之事。
《生民之计》与《荡之什》更倾向于现实政治。其中：＜生民之什＞中的“民劳”、“板”两篇是讽刺厉王的＜荡之什＞中亦有三篇为讽刺厉王的作品；讽刺幽王的作品在＜荡之什＞中亦有两篇。
纵观＜大雅＞共31篇有7篇是对统治者的批评的作品，也就是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的作品是对时政进行批评的作品。这还是孔子改造过的结果，估计未经孔子编辑过的原初作品中这个比例还要高。由此可见：在孔儒之学形成特别是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之前，中国文化中的言论自由观念是很正统的；换言之，言论自由是中国历史上的优秀传统之一。
以＜荡之什＞最后一篇“召旻”为例，可见一斑。诗中有“我想此邦，无不溃止”一论。全段今译为：“就象那年天大旱，连那草也长不好，（国家之势）就好比那倒下的枯草。看看（幽王）这个统治德行，国家没有不丧亡的道理。”
诗的预言果然不爽，幽王因烽火戏诸侯（加之，废申后），导致内叛与外敌入侵：“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
篡改历史比焚书坑儒更有效
“召旻”－－诗的最后，还把幽王定为祖宗江山的败家子，说道：
“从祖先受命于天，有召伯那样的臣子，一天可开疆一百里；如今，却一天丢一百里。可悲呀，如今（幽王）这帮人，一点维持了旧日之盛了！”
《诗经·丞民》一首为歌颂仲山甫专做，其白话意为：
天生众人性相合，万物所生依法则。人心顺应自然情，万众皆惜好品德，
上天详察我周朝，周王祈祷意不惰。为保天子持大业，上天生下仲山甫。
……
仲甫恪行周王令，行事规范诸侯家。祖先事业他继承，辅佐天子立章法。
天子命令他代布，作王喉舌讲政话。政令畅通无阻拦，四方协同不能差！
天下都明一道理：“软物好吞又好化，硬物难吞扔一边”，山甫一反古俗谚，
“软物不吞放一边，硬物定要克立为。”每逢弱势不欺侮，见到强暴必清算！
……
仲山甫是西周宣王时代的杰出政治家。《诗经·大雅》之＜荡之什·烝民＞对仲山甫做了大量的歌颂。先说：“保兹天子，生仲山甫”，又称：“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周王命令仲山甫，要做好榜样），最高的评价则是：
“邦国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大意是说：全国政事的好和坏，山甫观察得很明白；他知识丰富又明世事，所以能保全节操，夜以继日地工作，全是为了国王呀！
《诗经》也是孔子编定的正统版本，从他之前的古诗三千余篇中，裁定三百一十篇，一方面他按礼义标准予以了编选，另一方面他又用它作教化手段即“温柔敦厚，《诗》教也。”特别是他还主张学诗以达政事的观点，对诗的理解与运用成为一种政德、政能的评价标准。孔子在一次与学生子贡对话中，明确地表达了这一观点。
子贡说：“贫穷而不逢迎谄媚，富裕而不骄矜傲慢，怎么样？”孔子说，“好，但不如虽贫穷但快乐，虽富裕却爱好礼制”。子贡补充说：“诗经上说‘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是不是这个意思？”孔子大为高兴，赞赏子贡的理解力：“子贡呀，这样就可以和你讲论诗了，告诉你过去的，你便能用在未来上。”
因为诗的重要政治功效，汉代定其为五经之一。但是纵观历史关乎《诗经》的文献，没有任何一种提及仲山甫即对仲山甫之为政进行榜样化评说。而相比之下，仲山甫作为《诗经·大雅》所赞颂的对象，地位又如此之突出。
仲山甫在有意地被人压抑。
这不是妄猜，因为《春秋》的哑谜般选取时间段的方式，已经说明了问题。最明显的证明则是一本“活化石”一样的辞书称为《孔子大辞典》【注1】，其上没有“仲山甫”条目。好在《史记》中《鲁周公·世家第三》一卷对仲山甫有所涉及。当然，时至今日，仍无从
【注1】《孔子大辞典》，张岱年、夏乃儒（全书统稿）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年版。该词典为中国研究儒学的最权威工具书。共计有102位儒学研究专家撰稿。除一般词条解释外，历史及海外评孔要论均集于此。
得知司马迁的史料来自何处。
仲山甫辅佐中兴之主周宣王的时代，被《春秋》的选时排除在外了。个中的原因，仍令人费解。宣王这么伟大的中兴也被排除在《春秋》之外，也令人不可理喻。而且，更重要的是宣王与鲁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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