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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的警号-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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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洗个澡。”汪敬远确实有点累。
“好的，给你留着。”
“什么东西？”
“园林管理局朱鼎送来一筐鲥鱼，天太热，留不住。今晚把它消磨了。”
“噢，我过会去。”
汪敬远见过朱鼎其人。他原来是个山东济宁一家皮货商的学徒。矮个，宽额头，嘴唇薄而宽。因嗜赌成性，被掌柜辞退。临走头天晚上，偷了钱柜，潜逃上海，当了伪军，混上个排长，从此敲诈勒索百姓，被弟兄们半夜把他蒙头捆起来狠打了一顿。他没想到汉奸伪军里还有这等人，却不敢声张，因为弟兄们说了：“漏一点风出去，马上宰了你。”他见呆不下去了，跑到南京，当上了治安便衣，凭着手里有金条，结识一帮地痞流氓，混进了园林管理局，今年春天起，常和公馆门外的警士们厮混。
汪敬远洗过澡，换了衣，见陈壁君已经出门坐车走了，抬脚过马路，进了警士团，警士们没有不认识他的。他大摇大摆上了二楼，果然一个个正在又吃又喝，便也嘻嘻哈哈上了桌。
酒醉饭抱后，照例又是一局赌，照例又是他赢。到晚11 点，估计陈壁君该回公馆了，便起身告退，几个陪赌的，却盛情挽留。他说不敢久呆，万一夫人有事，担不起罪。他们说没关系，他执意要走，其中一个惋借他说：“特任官，今晚你只好在这里委曲一会了。”
他惊问：“这话什么意思？”
那人看看墙上挂钟说：“到12 点，他们来接你。”
“谁来接我？”
“我们也不清楚。”
汪敬远火起来，高声叫：“看你们哪个敢拦我？”一拍桌子往外走，朱鼎突然从门外闪出，用短枪抵住他的当胸，瞪眼低声道：“我就敢！”
“你敢造反？”汪敬远高叫一声，随手打去一记耳光。朱鼎没敢“造反”，只端着枪发愣。
这时，屋里陪赌的，看赌的慌作一团。上校团副走上前，对汪敬远说：“特任官，不是他的事，是日本宪兵司令部给我们安排的，有什么话，你到那里说去吧。我们都是朋友，实在没有办法。”
汪敬远气急呼呼地指着朱鼎骂：“好，你小子，等着，看我怎么收拾你！”
上海，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有她突出的位置。这片土地，20 世纪初起，被世界列强大块大块地分割吞并，名曰“租界”。这里有封建阶级、买办资产阶级以及帝国主义势力的代表。他们张牙舞爪，无所不为地盘剥中国人。
同时，这里也有中国优秀的产业工人群和孜孜进取的知识分子群。这两股力量，在革命运动中形成血缘关系，孕育出许多他们的优秀儿女。自1921 年6月起，到1949 年10 月止，28 年间，上海工人、市民、知识分子，为中国革命所作出的牺牲和贡献，是不能用数字来说明和统计的。上海人精巧，用同样的原料，可以做出比别处物美价廉的产品，这是被压迫下磨炼出来的本领。上海人具有革命共性，同样的压迫现象，他们会作出更深刻的分析和灵敏有力的反抗，这是亲身感受着压迫的痛苦的本能反映。他们见不得以强凌弱，更忍不得异族侵略。这是抗日战争时期上海人空前团结的感情基础。他们对汉奸，虽不当面拳脚相加，但他们总要扭转头骂一声“贱骨头！”他们用行动帮助抗日的人，譬如，故意挤凑上前，阻滞一下敌军宪特追捕一个散传单的人，随后不声不响地竖一下大拇指，笑一笑，转身而去。中国共产党早在上海人民中深深扎下了根，除了外围组织，还有数不清的同情者。他们都以有机会帮助一下共产党而感到无限欣慰。
“在汉口路四川路附近日本汽车上跳下一个人，跌得头破血流。日本人急忙下车，慌手慌脚把他抬上车，拉到宪兵司令部去了。”这一消息，像五级风速般传遍大半个上海。
人们互相传说，纷纷猜测：
“是个什么人？”
“还用问吗？”
“可是那辆车一路上没有拉警报啊？”
“抓的是重要人物，他敢拉？”
“有人看见是从‘满铁，开出来的。”
“是他们自己的人吧？”
“他们自己人会跳车吗？用得着吗？”
“当然是我们中国人。”
“从‘满铁’出来的？”
“我敢断定，是地下游击队。”
“听说他跳下车的时候大喊了一声。”
“喊什么了？”
“大家都没听清楚。”
“喊着口号跳车的可不是一般人。”
“。。”
我们说过，中国人最后的武器是沉默。世上除了死，哪有真正的沉默？有的人死后也不会沉默，因为另有人代替他，却不是代替他继续去沉默。
上海人传说这消息，并非有意代替程和生不沉默，而是出于巨大的痛惜和震惊，且含有希望和鼓励的成分。仿佛如果他们早知道在上海有这样一位抗日分子，也早去投靠他了。又仿佛他们断定，这样的抗日分子在上海还有，不过人家不丘露罢了。这种自动着力的传说、猜测、议论，无意间既标明了自己，又鼓励了周围的人。张明达是第二天下午听到这传说的，当时他已到香港路“中联社”分社去交过差事了。在回家的闵行路上，听到人们议论，不由心头一惊。连忙到紧急联络点，给程和生发信号，要求见面。他在接头点附近，转来转去，直到天黑，不见程和生来，知道出事了。第一个念头便是：情况紧急，事不宜迟，要赶紧回南京，给老李报答。
昏黄的马路灯光，照着空旷的大街，像比白天突然加宽了许多。不见什么行人，到处一片寂静。远方传来“隆隆”雷声，闪电耀眼的白光，映出幢幢大楼直耸的黑影，和黝黑而低沉的夜空。
怎么回南京？直奔火车站？夜里几点钟有到南京的票车？凭这身服装，能像白天一样大摇大摆的不买票，走日伪要员专用的通道吗？
他的脚步渐渐犹豫了。
先回家去，过一夜，明天再走？
不成，不成，不成。事情太急迫了，现在，敌人已经开始对我们紧急行动，只有“提上脑袋撞金钟”了。
他脚步越来越快。
上海的街道，他熟悉，不管从哪个方位到火车站，走哪条街最近，穿哪条巷省路，他都了若指掌。他可以随时敲一家住户的门惜路穿堂越巷，也可以随时敲一家熟悉的商号的门，请求给点帮助。在上海，他有多少熟人，可没法计算。他认识的人多，认识他的人更多。
麻烦的是身上这套衣服，若在白天就好了。而现在，是宵禁时间，行人不准通行，怎么走啊？把衣服脱下来抓在手里，光膀子走？更容易招来麻烦。
走到一家旅馆门前，旅馆的门虚掩着，泄出一道浅黄色的灯光，从背后照着他，不高的个子，却投出条长长的影子。旅馆的门，都是这样通宵虚掩着的，这是不成文的规定。因为随时会有巡捕、包打听、便衣特务和汉奸、宪兵来查店，来打秋风。
“急中生智”，这话一点也不假。他随即推门进了这家旅馆，向店员说明，求借用一下电话。店员明白，这个时间，突然闯进来借用电话的，都不是等闲之人，便很客气地答应了。
他拨通了一个电话号码，和对方通了话。然后坐下来和店员闲谈，问他店里的生意，问他自己的生活。店员很警惕，一方面客气地有问必答，另方面不多说一句话。同时不断偷眼打量他。
大约半个小时，来了个老闸捕房的巡捕。店员忙迎上去。那巡捕向他摇摇手，口叫“去去去”，赶店员进了后柜房。然后拿出一套巡捕服和一套中式便服，问张明达：“穿哪套？”
“都穿上！”张明达先穿便服，手里一摸，是绸料，再穿巡捕眼，竟是老厚布，倒是挺刮。穿罢衣，匆匆结好钮扣，巡捕又递给他一根警棍。两人出了旅馆，并肩向北火车站走去。
这个巡捕，是地下党外围同志。抗日初期，张明达在沪南活动时，就互相熟悉。后来，由于工作需要，张明达故意疏远了许多熟人，包括他。偶然见面，也只点个头，不说话。今晚他电话急召，并且明确地向他提出要借用服装，他当然明白。所以，干脆送来两套，随你用。没想到，张明达竟都穿上了。他现在唯一怕的是碰上巡长或探目来查哨，那可就三言两语应付不过去了。
张明达更紧张，穿上巡捕服，手提警棍，固然严然一巡捕。但是碰上巡长、探目或宪兵之类的怎么办？自己要露馅，还要把这位外围同志连累进去，所以他比这位巡捕更注意观察四周的动静。待他们走近火车站时，张明达从头发梢到脚底板，全身汗湿个透。觉得套在里面的衣裤，全粘贴在身上，头上汗水顺着帽边鬓角流进眼里，煞得眼疼睁不开，忙从里面裤袋掏出大手帕，抹一把，张眼仔细远望，发现快到北火车站的列车段了，他边走边把那位巡捕挤进一排长房黑影里。找个角落，匆匆脱下巡捕服，摘下帽子，匆匆叠起，用袖管和裤脚扎好，递给那位巡捕。推他一下，低声说：“路上小心。”目送他转过墙角的身影消失后，他才整整便衣，向列车段值班室走去。虽然雷雨前的闷热仍旧包围着他，但是仍然感受到突然的轻快和凉意。
生活本身有时按意外的章法进行结构。当张明达和这位外围同志在墙角黑影里脱换衣服时，被躲在对面黑影里的一个人瞄上了。此人是谁？林得山。近半个多月来，林得山为他的差事，在南京、上海两地汽车站和火车站上往返忙碌，观察每个他见到的人。火车站，每天都有许多人上车、下车，既累眼又劳神，真个是苦不堪言。限期一天天逼近，拿不到这个共党“联络官”，他就要回监狱，这是无法讨价还价的。在经过一段奔波后，他突然醒悟，暗骂自己愚蠢。“共党分子”多是夜间活动，而自己却在日间瞎忙，怎能得手？于是他改变战术，白天睡觉，晚上通宵守候在火车站外。刚才灯影里，他看见两个巡捕快步走过，进了黑影里，片刻之后，一个款款而去，另个却不见了，这是怎么回事？他极力向黑影望去，好一阵时间后，才见另一个脚步沉稳地走出来。他决定跟上去看个究竟。心中暗喜：“说不定交差有望了。”
张明达脱去巡捕虎皮，身着便衣，越发提心吊胆了。须知，这般宵禁夜里，在铁路附近走动是最危险的。从任何一个看不到的角落里冒出警戒的日本兵来，即使不被捅一刺刀，至少也要被捕无疑。正这时，转眼间，看见一个人，从右侧黑影走出来，一步步，跟上他。他的心“嗵嗵”直跳，胸膛里像在撞钟。
他边走边打主意，现在撤腿逃跑是最下策，而且已经太迟了。必须弄清他是个什么人物，随机应变。他突然转身迎上去，面对来人站住。来人也在他面前站住脚，顶着灯光看他。借着灯光看去，张明达一下子认出了他。怎么会认不出呢？二十几天前，在票车上，他和押车日本兵并肩而坐，还和他用日语谈过话呢，他自称是西里龙夫的朋友，引起了张明达的警惕。就是为躲避他，从那天起，张明达安全观念大有提高。今晚他如此突然的出现，不是什么好兆头，但见他手里腰里没有刀枪之类的东西，张明达才放了点心，决定先发制人，便冷冷地道：“是你！”
“你？”林得山觉得在什么地方见过眼前这个人，但猝然间，想不起，多日来，他见的人脸实在太多了，难记住。“你站在这里干什么？”张明达斥问。“你呢？”林得山也摆出架势，决意盘诘一下这个或将是他到手的猎物。“你看我在干什么？呃？”林得山听来，这口气不一般，脑子里打转转。刚才，他明明看见他穿着巡捕服的，现在换了便衣堵住他，用这口气说话，必有来头，正想着，又听对方训斥地喝道：“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林得山再看他神色，一副不容抗拒的架势，好像如果不即刻遵从，他将被打倒在地，或者被带走。他顿时悟出来：这是个日本领事馆派出来监视他的便衣特务，惊恐之下，连忙点头，同时请求宽恕地一笑，急忙转身而去。
张明达一直注视他的身影消失在一条巷口黑影后，才转过身，一步步走向列车段。他必须这样地把架子撑到底。他这一举措在那个年代，那个地区，通称叫“胡文虎堂。”的万金油——“虎（唬）牌”。在刚才的特定情景下，便是“李逵上场，军师改姓”，顶用了。
其实，林得山也不是个初出茅庐的老实头，他毕竟熟悉中国社会，深谙日、汪、蒋特工人员那一套。他决定跟踪这个监视他的人物，和他再会一次面。若他真是个监视他的，则可以显示出他对特高课的忠诚。若他是个冒牌货，而且是那个中共的“联络官”呢？刚才仓促间让他从手指缝间溜掉，岂不溜掉了改变后半辈子命运的大大良机？况且，刚才那样并未真正弄清他的身份，就糊里糊涂地败下阵来，也太窝囊又可笑了！
他又绕回车站旁，躲在黑影里东张西望。
张明达左绕右转，进了车站区，条条铁轨在灯光里闪亮，像条条长蛇，他每走一步，它们便在灯光下扭动一下，整个现场竟意外的安静。有两个蒸汽车头并列停在两股道上，不停地泻出白雾，发出刺耳的“咝咝”响声，又尖又细。他躲在这两个车头之间张望，只见有一个人提只信号灯，在铁道问一晃一晃的向西走去，再不见回来，左前道上，停着一列货车，看不清装载的什么东西。正转头间，忽听车头吼了一声，又见那列货车徐徐启动了。
“是向西去的！”他心中一热，便三蹦两跳扑了上去。
他是怎么爬上车的？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也不知哪来的那么大力气，只记得一只脚跳上了这列货车的最后一节“守车”的登车踏脚板，另一只手又抓住踏脚板的扶手下端，一纵身便敏捷地登了上来，跨进了守车车厢。
火车出了站，押车工从守车前门转身过来，忽见车厢里有个人，吓了一跳，忙喝问：“谁？”
张明达向他摇摇手，笑一笑。
押车工举起灯，细瞧他。红色灯光里，映出张明达庆幸微笑的脸，押车工也惊喜地笑了：“是你？怎么回事？”
“说不得！”张明达拉过他，两人挨肩在长椅上坐下，兴奋得大口喘气。
原来，当这列货车启动后，张明达决定扒车西去的瞬间，只见列车尾部“守车”的前一个踏板上站着的押车工正是他要到火车站求助的地方同志，就是他。
东方天色将晓的时候，张明达所乘的“专车”到达南京和平门站停下了。那位押车工帮助他乘上了去芜湖的轻轨小货车进了城。在白下路小火车站下车。这一夜，他心着急，脚不停，车上没合眼，实在累极了，一下车便跌坐在地上了。他用力蹬蹬两腿，双手按地，强撑起身，左右转头四望着，一拐一瘸，跨过一条铁轨，翻过车站矮墙，钻进市区小巷。
当他在南京市区小巷穿行时，在上海火车站那个鬼鬼祟祟地跟踪他的林得山，已被化装成便衣的宪兵推上了一辆黄包车，拉回监狱去了。他始终没敢提及曾遇到过一个换过巡捕服在车站上消失了的青年人。他知道，如果提及了，“特高”不栽他个“故意纵敌”才怪呢。因为现在他明白了，无疑那个人定是他要寻找的那个中共“联络官。”
从那以后，林得山下落不明，再无消息。
张明达先到复兴路八条巷的家，脱换了上海老闸捕房那个外围同志给他的外衣，马不停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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