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他说--用历史擦亮思想-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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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要扯远，赶紧往回收。看，军事专家对以少胜多是既有信心，又有办法的，实情也是如此。读历史看了那么多战争，我有一个深切体会，呵呵，我也秀才谈兵一回，这体会就是：并不一定人多就力量大，这里要引入一个重要参数，就是“时间”——力量的大小，简单来讲，基本取决于人数和时间的关系。以春秋战国的联盟局势为例，如果你是人多的一方，就尽量把战争时间缩短，力求速战速决；如果你是人少的一方，就尽量把战争时间拖长，打持久战。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基于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世界上再没有什么能比人和人之间的联盟更不可靠了！我从历史上看了很多战争，终于总结出了这一句话。所以呢，如果你是多国联军，那就赶紧趁着热乎劲，打！如果你人少，对付一个大联盟，只要能拖些时候，这个联盟自然就会松动，自然就会出现内耗，自然就会给你可乘之机，甚至不用你打，他们自己就先散伙了——这个道理不仅体现在乱世战局之中，也体现在派系斗争甚至办公室人际关系上面。
　　另一种局势下，人多也不一定可怕。大一统时代，动用全国大军和外国作战，从政治势力来说，这是一对一的战争，双方都没有联盟者，或者说，没有有实质性力量的联盟者。拿刚才谈过的明成祖朱棣来说，他就动用过几十万大军多次出征蒙古，蒙古人的办法是，尽量躲着你。要知道，几十万人劳师远征，补给是很困难的，尤其往北去，又是沙漠又是荒原，想抢老百姓都找不着人可抢。好容易有几回交火，就说是打胜了吧，吹嘘战功是可以吹嘘，可实际上呢，这种胜仗虽胜犹败。好处呢，是皇帝争争面子，坏处呢，国力大伤，不过这种损失反正都是老百姓背着。
　　大家看我开始谈兵，不管有理没理，反正有自己一套。但是，如果我觉得自己很有军事家眼光，跑到国防部去给部长们支招儿出主意，恐怕所有人都得认为我发疯了，要不就是不知天高地厚。然而，在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上，文人谈兵可一直都是一景啊。
　　文人谈兵，乃至文人带兵，有没有成功的？当然有，曾国藩不就是一个范本么。有没有失败的？当然也有，史可法就是一个范本。这两位，都是大家熟知的人物。但是更多的，还是那些光说不练的嘴把式，说起来牛气，“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真牛，要投笔从戎什么的，王勃不是都说过“有怀投笔”么，可总是“有怀”的多，真正“投笔”的少，大多根本不了解实际情况就慷慨激昂空发议论，外人乍看上去好像豪气干云、忧国忧民，其实说的那些全不着调。我再多说句招人恨的话：现在论坛上不是就不少慷慨激昂、忧国忧民的谈兵书生么？
　　当然，书生也就是读书人，读书是会帮人明理的，而“专业问题找专家”这个道理也是不少读书人都明白的。那么，如果真要接触军事问题而又一时找不到专家的话，怎么办？——这个问题，其实真的是国家危急存亡的关头不少读书人所关注的问题。
　　怎么办？多做田野工作，实地勘查走访，去做实实在在、扎扎实实的真工夫。做了这些工作之后，才有了一些提出军事建议的资格。每当乱世，就会有这样的读书人在做这种工作。我举一个人做例子，这个人可能大家都知道，就是晚明最著名的两位大奸臣之一，阮大铖。
　　这位大反派阮大铖如何奸、如何坏，想来大家都知道。这个人从晚明被人一直骂到现在，写大字报骂他，编戏剧骂他，写书骂他，骂得淋漓尽致，非常过瘾。其实呢，我还真有点儿同情这个人。我还是别扯远了，表过了态，就不论证了，以后有机会再谈，总之，要了解一个人非常之难，无论是我们身边的人还是历史中的人。我现在要谈这个阮大铖呢，仅仅是要谈一下他作为书生的谈兵之道。
　　清军入关之后，南京立起来一个明朝的小朝廷。从这个时候来看，明朝并不一定就要灭亡，南京的明朝很有希望守住长江防线，北方最后是被清军占领也好，还是被起义军占领也好，长江以南还是明朝。这就像金军和南宋隔着长江南北对峙的局面一样。所以，这个时候，能否把长江防线守卫好了，就成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然，有不少声音说要守江北，要北上收复失地，这个问题我们不去讨论，反正，长江防线很重要。
　　我以前在读这个时期的奏疏的时候，发现有一篇东西，没什么空话、大话，直入正题，文字平实朴素，内容则是从实际调查了解出发，谈长江防务问题，给出了非常具体、非常清晰、非常具有可行性的意见。这篇文字让我觉得很是醒目，比其他人的东西都要感觉顺眼，感觉实在。没错，这就是阮大铖写的。
　　要是有人问我阮大铖这奏疏里提出来的办法对不对，管不管用？我也不知道。我又不懂军事，又不熟悉那段地理，更无法还原当时历史环境的全貌，所以呢，这个问题我根本就是没能耐去判断的。但是，就从一大堆奏章当中，空话、大话、慷慨激昂却不容易让人摸到门儿的话，打架的话，苛责人的话，套话，什么都有，我就觉着阮大铖这篇实实在在的，而且说的问题都是伸手就能够得着的，而不是像有些人说的，看着也觉得不错，但具体怎么做，能不能做得到，都是问题。阮大铖这个，我觉得是抓在了实处、近处、要害处。
　　史书里是说过阮大铖很喜欢谈军事问题，但历史上好谈兵的知识分子太多了，其中还有不乏一些名人，可大多都是不着调的，所以呢，如果不是看到这篇奏疏，我也会想当然地认为阮大铖谈军事也是满嘴跑火车那种，更何况他还是个著名的大反派呢。但是，现在看来呢，他的主意到底是对还是错我虽然没法判断，可至少看得出他不是玩虚的——这就不容易啊！
　　卖国、亡国全有理
　　接下去，孟子又有重要概念出炉了。
　　孟子说：“没有固定产业却还能保持坚定的道德观念，这只有士才做得到。至于普通老百姓，要是没有固定产业那也就谈不上什么坚定的道德观念了。人如果道德操守不牢靠了，那就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了。等这些人犯了罪，再去抓他们、关他们、惩治他们，这种做法，就等于设套儿等人钻啊！这是搞仁政的领导人做得出来的事么！”
　　这个观念，孟子反复在提。恒产和恒心的问题，孟子在这一篇里的用文字不够漂亮，叫什么“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是吧，话说得磕磕巴巴的，不过，孟子另外一篇里表达同样的意思的一句话却成了千古名言——“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这是漂亮话，置地有声，让人读一遍就能记住。
　　但这个观念呢，既不是孟子一个人所独有，也并非儒家所独有。往前来看，孟子在这一节里不是劈头就对齐宣王的那个关于齐桓公和晋文公的问题表示轻蔑么？可实际上，齐桓公的名臣管仲就说过这样的主张。管仲的话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这也是被传诵千载的一句名言。儒家很看不起管仲这号角色，却在这个问题上有着很深的共识。
　　就这么一个道理，孟子说的话也漂亮，管仲说的话也漂亮，都是格言警句啊！是不是有小男生已经抓来小本本要赶紧抄起来啊？别急，中国历史上谈这个恒产和恒心问题的人多了去了，漂亮话也同样多了去了。“礼义生于富足，盗窃起于贫穷”，漂亮吧？“让生于有余，争起于不足”，也漂亮吧？要说我见过的最漂亮的，最有文学色彩的，是这么一句：“凶年饥岁，下民无畏耻之心；饱食暖衣，君子有怀刑之惧。”文字优雅，对仗工整，对偶句能写出这种水平，这个作者的时代肯定早不了。这个作者谁都知道，他其实距离我们很近，是进入白话文时代还能写得一笔漂亮古典诗词的俞平伯。但是，这句对仗也并不能说就是俞平伯的绝对原创，他是化用古人成句来而的，化用的是顾亭林的话：“君子有怀刑之惧，小人存耻格之风”，呵呵，那顾亭林就该拿原创版权了吗？也不是，我们往前一个大步就又跨回来了，从孟子头上都跨过去了，看到的是孔子的话“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以上所有这些话，说的大体都是一个问题，要想接着引还能引好多呢。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说明了古往今来悠悠岁月，这个恒产与恒心的问题，德与刑的问题，始终都是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大问题。这个问题乍一看就是一个民生问题，稍微往里看看，接着就是统治者权力合法性的问题。
　　这问题要从头慢慢来讲。
　　“没有固定产业却还能保持坚定的道德观念，这只有士才做得到”——什么人这么强，即便到了没家没业的困顿时候还能保持道德操守？这些牛人，就是“士”。
　　“士”是什么？
　　“士”可能每个中国人都接触过，就是中国象棋里摆在老将旁边的那两个棋子。
　　——别扔鸡蛋，我可一点儿都没胡说。
　　要真把“士”解释清楚了，又免不了长篇大论，所以我还是简短节说，挂一漏万。老将就是国君，可以是诸侯国的国君，也可以是周天子，老将的那个九宫格就是他的“国”，九宫格的边缘就是城墙——“国”不是我们现在的“国”的概念，大体来说就是一座城。士就住在城里，身份算是贵族，不过级别最低。士是有政治权利的，虽然平时都不是什么牛人，可大家要真都急眼了，甚至能威胁到国君的地位。我们看春秋时代诸侯打仗，去打仗的这些人就都是士，我们现在不是还说“士兵”吗！
　　打仗既是士的义务，也是士的权利。城里人才能当兵打仗，这是一种荣誉，乡下人是不能当兵的。平时呢，士就住在“国”里，就是城里，就像象棋里的士得待在九宫格里，待在老将旁边。这些城里人无论贫富，都是有身份的人，都有点儿架子得端着，都是很有尊严感的——我们现在的一些大城市里也能看到一些士的遗风，比如，一些城里人哪怕再穷，哪怕一直失业着，可在乡下人面前也很牛气，如果你提供了工作机会给他们而他们认为这工作有失去身份、跌面子，他们宁肯穷着也不会接受，当然，更不会因为穷就加入外地人的盗窃团伙什么的。他们通常也会一直守在九宫格里，不愿意去乡下生活。这就是士。当然了，高风亮节的那也是士。
　　这就好理解了吧，“没有固定产业却还能保持坚定的道德观念，这只有士才做得到”。那么在孟子的观念里，和士相对的就是民。这些“民”如果没有产业那可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了。
　　民是什么？
　　我们就简单说是老百姓好了，乡下人什么的。
　　有人注意到没有，我在前面这么长的篇幅里表达“老百姓”这种意思的时候通常不说“老百姓”，我用的词一般会是“人民群众”，因为在以前，所谓“百姓”其实都是贵族，不是我们现代语言里的“平民百姓”，所以，虽然我用“人民群众”不很准确，但我总觉得用“百姓”更不准确。但是，语言和概念的演变啊，真是让叙述者很为难，现在我就遇到问题了，如果我还说“人民群众”的话，就不容易分清“士”和“民”，如果再解释呢，又怕越解释越乱。我决定，干脆不考虑那么多了，遇到非解释不可的地方再来解释好了。
　　“民”是哪些人？简单说，在当时的语境下，就是乡下人。
　　孟子认为，乡下人如果没有了产业，就会沦为流氓无产者，他们没有什么道德底限，为了肚皮可以做出任何事来。孟子为这两句话可没少在后来担罪名，诸如“美化封建贵族”，“侮蔑劳动人民”等等，我们不用拍脑门儿都想得出。可我们就算退一万步说，冉阿让是不是一个大好人？冉阿让有没有道德底限？冉阿让偷东西算不算罪过？冉阿让有没有到影响社会稳定？
　　孟子接下来推论，冉阿让当然影响到社会稳定了，那沙威去抓冉阿让合不合法呢？当然合法。但是，谁才该为冉阿让偷东西负责？谁才该为冉阿让危害社会稳定负责？谁才该为冉阿让被抓坐牢负责？谁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是统治者。是统治者设了套儿等冉阿让钻，是统治者挖了坑等冉阿让跳。
　　孟子继续推论：如果政治清明，让冉阿让有饭吃、有衣服穿、有房子住、有固定职业和稳定收入，这样的话，冉阿让还会去偷东西么？冉阿让还会去危害社会稳定么？
　　紧接着，孟子又来了在梁惠王面前就兜售过的那老一套了：“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什么的，车轱辘话来回说，我就不翻译了。
　　孟子这话先是提出了有恒产才能有恒心这样一个大前提，在这个前提之下来做论证，如果我们继续往下论证的话——如果统治者做不到政治清明，不让冉阿让有饭吃、有衣服穿、有房子住、有固定职业和稳定收入，这样的话，如果冉阿让去偷东西，去危害社会稳定，那么统治机构去逮捕冉阿让就没有合法性了，就是非正义的了。那么再往下推论的话——如果统治者的行为不具备合法性，不具备正义性，那人民群众是不是还有服从的义务呢？孟子虽然没写出一本《论公民的不服从》来，不过他确实早就讨论过这个问题了。
　　孟子的答案是：有权不服从，甚至可以造反！对于这一层意思，孟子现在的话还只是个引子，他在后文中还会一步步地一再坚定地指出：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观点非常犀利。
　　一般来说，什么样的土壤产生什么样的思想，很难想像在大一统的私天下时代会产生孟子如此凌厉的洞见。而孟子的这个时代已经在向私天下转型，这也是一个使他处处碰壁的重要原因。
　　我们前面提过，春秋时代的诸侯国里，大体上是一种贵族民主专政，君权受到很大的限制，周天子也是如此，周厉王就是因为胡作非为而被“城里人”给哄出去了。这种民主传统的源头来自原始部落的社会遗风，孟子不是“言必称尧舜”么，尧舜禹时代的政治结构就是这种部落民主制度。一般来说，尧舜禹并不是君主，而是部落联盟的首领，遇到大事不是能够像后世君主那样“乾纲独断”的，而是要召开酋长大会，首领的推举这种“大事”也是由酋长大会来决定的。那么，所谓“禅让”到底是怎么回事？真像后来传说的那样是尧舜道德品质特别高尚，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没有一点儿私心？
　　没那回事！
　　当时，部落联盟的首领是既有一个正职，还有一个副职：尧是正职，舜是副职，这种关系有些像美国的总统和副总统（我们先自豪一回：美国总统和副总统这种制度设计我们中国早在原始社会就已经有了！），当正职出缺的时候，就由副职来接任，同时再选出一名新的副职。这就是说，当尧下台之后，按规矩就是舜来接班，而酋长议会同时又选出了禹来作为新的副职，这样，原本尧正舜副的二人组合就变成了舜正禹副。这就是说，在这种制度实行的早期，正总统的权力并不很大，即便他想擅自改变这种传统制度，把总统的位子传给自己的儿子而不是由副总统接任，他也根本没有能力做到——酋长议会能不能认同，这很重要。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总统的权力越来越大了。人都是有私心的，权力又是最有效的腐蚀剂，在禹接班成为总统之后，新选的副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