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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姨父-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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姨父说，开始举办舞会时，他遇到过一个难题，就是毛主席和江青喜欢的音乐不一样。毛主席喜欢我国的民乐，如他家乡的《浏阳河》；江青却喜欢西洋音乐，伦巴、探戈、华尔兹，都是带洋味或是上海外滩味的音乐。这两种音乐都需要一个演奏水平很高的乐队。武汉交际处虽然有一个很不错的专业乐队，却是旧社会留下的老班底，一些人在解放前的夜总会里干过，不敢起用他们，要用武汉人民艺术剧院的乐队。武汉人艺的前身是中南军区文工团，是四野留下的老底子，集中了一批政治上可以信赖的艺术人才，比如，在当时的流行程度绝不亚于时下“妹妹你坐船头”或是“抱着妹妹上花轿”的一首歌，名叫《三套黄牛一套马》，就是武汉人艺音乐家的创作。姨父还特意提到一位吹笛子的艺术家，说他真是把《林中鸟》吹到家了，好像有一群小鸟在树林子里唧啾唧啾地乱吵架。我插话说，《林中鸟》好像不是在吵架，只是在谈情说爱的时候耍一点小性子而已。姨父没有兴趣探讨鸟儿发出何种声音的学术性问题，他说反正给毛主席跳舞伴奏的，就是包括这支笛子在内的高级乐队。他们都是政治可靠的、有艺术身份的、经得起审查的、也是好难侍候的、要派车接送的、要请吃夜宵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还要为群众演出，群众是买了票的，他们有演出任务的时候，是不能随便叫群众退票的。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姨父大胆、破例地起用了交际处的乐队。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嘛。他们不就是在夜总会里给洋人、给阔人、给达官贵人伴奏过吗？这算什么问题？这只能说明他们是受压迫、受剥削的艺术劳动者，为什么不能为人民领袖和中央首长伴奏？
这个乐队一旦受到了信任就表现了不同凡响的聪明，他们拿到了中南海乐队的录音带，就把乐谱全部抄下来了。哪些是毛主席喜欢的舞曲，哪些是江青喜欢的舞曲，哪些是其他中央首长喜欢的舞曲，都分得清清楚楚。谁来跳舞就用谁喜欢的舞曲伴奏。朱老总的舞步很简单，是散步式的，对舞曲没有特别的要求，不要用快步圆舞曲逼着朱老总转圈圈就是了。毛主席跳舞喜欢走大步，从来不按音乐节奏走。这个乐队就学会了让音乐跟着毛主席的脚步走，乐队指挥始终瞪着眼，盯着毛主席的脚。可能因为喜爱的乐曲不一样，毛主席和江青很少在一起跳舞，常常是毛主席走了，江青来了，乐队就马上换曲子。这个乐队成了姨父手下一支不可须臾缺少的“王牌”乐队。
2。两套乐谱（2）
二十年以后，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姨父从广州出差到了武汉的时候，禁止多年的舞会开禁了，面向社会的营业性舞厅纷纷出现。姨父与一起出差的同事走在江汉路上，同事们拉着他说，走，到璇宫饭店跳舞去。他排队买票时，被饭店里一位老职员看到了，哎呀，你不是朱书记吗？老职员赶快找到经理说，朱书记来了。经理是过去的大堂服务员，票也不让买了，拥着他们就上了电梯、进了舞厅。还是过去的舞厅，却已经变成了只要花钱买票就能通行无阻的地方，不需要进行政治审查就可以进入舞厅的人民大众正在那里跳舞。他看到，过去的乐队队长苏醒仍在指挥乐队。苏醒一眼看到“外办”老书记来了，向乐队作了一个手势，乐曲戛然而止。全场哗然，这是怎么回事？倏尔，乐声又起，是一支欢快、热烈的曲子。姨父听得出，这是过去多次用来迎接中央首长和外国贵宾的《迎宾曲》。他怦然心动，百感交集，静静地等到乐曲结束，急忙走向乐池，向苏醒、向乐队表示他由衷的谢意。
乐队还是他五十年代大胆起用的那个乐队，演奏员都是六十岁上下的人了，又重新穿上了夜总会的演出服，洁白的衬衣领口上打着黑色的蝴蝶结。在他们曾经为之奏乐助兴的领袖人物和不少高级干部已经辞世，曾经为之急管繁弦、迎来送往的胡志明主席和英迪拉·甘地夫人、施特朗和路易·艾黎、蒙哥马利和西园寺公一都已成了古人以后，他们正在为大众服务，并把久置不用的音符送给了一个曾经跟他们一起付出辛苦、并把尊敬和信任交给了他们的“一只手的老八路”。
姨父说，苏醒在解放前也是夜总会的乐手，是拉手风琴的。那天演奏了《迎宾曲》以后，他还小声告诉我，当年给毛主席、给中央首长演奏的舞曲，还有给江青演奏的舞曲，他都小心保存着，一张也没有丢失。
3。舞会上的“安全保护”（1）
“文化大革命”后，朱汉雄（左）与老首长王震上将（右）相逢于葛洲坝。
姨父给自己规定了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为参加舞会的高级干部提供“安全保护”。所谓“安全保护”，就是要提防不三不四的女人进入舞厅，防止个别首长发生罗曼蒂克的越轨行为。
对于经历了长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争而终于占领了城市的“老红军”、“老八路”来说，必须加以警惕的都市文明的一个诱惑，就是能够在如此豪华的舞厅里、如此绚丽或是如此朦胧的灯光下、如此“哧溜打滑”的木地板上，在翻着乐谱操作的管弦乐加上打击乐的伴奏声中，每周一次的“嘣嚓嚓”或是“嘣嚓嚓嚓”。还有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舞会上“呼啦”一下子出现了那么多令人目不暇接、年轻美貌的都市女子，构成了都市文明中一道靓丽、炫目的风景。这就提醒姨父，要时常温习毛主席的教导，要警惕“糖衣裹着的炮弹”的进攻，不要重演闯王进京的悲剧。
姨父对首长的“安全保护”是从发放舞会入场券开始的。他还在中南公安部先后担任边防科、警卫科科长。他说，我这个科长权力大，先是管辖着靠近香港、澳门边界的两个边防团，后来又使他拥有了对每一个参加舞会的“舞伴”进行政治审查的权力，这就使得跳舞也具有了不可小觑的政治意义。不管你是哪个医院的医生、护士，你是哪个单位的干部，你是哪个企业的职员，你是哪个学校的教师，你的政治表现如何，有没有复杂的社会关系，都要一个个地审查清楚，认定没有问题，才能把舞票发给你。你要是歪门邪道、社会关系复杂，对不起，我不把舞票发给你，你来了也要把你挡回去。
有不少喜欢跳舞而没有进入审查范围或是没有通过审查的姑娘，挤在德明饭店门口，等首长来了就一哄而上，请首长把她们带进去。姨父对此早有防范。他手下有一个特别的卫队叫“政治保卫队”，简称“政保队”，是佩带短枪的便衣警卫。有一位首长一下小汽车，就披着大衣走过来，对女孩子招手说，来来来，跟我一起进去。把门的“政保队”员就按照姨父的命令，上前拦住说，有票的准进，没有票的不准进。首长丢了面子，发火说，我不怕你们腰里别的有枪！“政保队”员却毫不让步，不给面子，照旧像门神一样堵着大门。首长没有办法，只好面红耳赤地独自进去了。
姨父说，这是中南局的一位常委呀，是省委书记一级的大干部，照样得遵守跳舞的规矩。姨父为了“我不怕你们腰里别的有枪”这句话耿耿于怀达十年之久。十年以后，那位首长早已离开武汉，从一个省调往另一个省走马上任，路过武汉是姨父接待的。姨父对他说，首长晚上有空吗？我到房间来看你。首长说，好呀，好呀！他找这位首长只是为了清理“旧账”，说明十年以前发生在舞厅门口的事情。首长道歉说，我错了，你们做得对呀！姨父才消了气。
德明饭店楼下是舞厅，楼上是客房。首长们跳了舞，有人还要上楼洗澡，然后坐车回去。姨父发现了漏洞，立即派“政保队”员把守楼梯口，下命令说，首长上去理发、洗澡，或是带着老婆、孩子上去，可以；带着姑娘上去，不行，你们必须给我拦住，不准任何一个姑娘上楼。 姨父说，不要以为我多事呀！建国不久的时候，个别带兵打仗的老爷呀，说实在话，是不大检点的。他们跳了舞，就拉着舞伴，“喂 ，小李，跟我上楼，那儿有糖果。”到了楼梯跟前，姑娘就被“政保队”员拦住了，“对不起，首长能上，你不能上。”那些老爷有苦说不出，干瞪眼儿。一楼是舞厅，你跳舞就在舞厅里好好跳嘛，我的舞厅里，茶水、毛巾都给你准备好了，你要带姑娘上楼干么事？楼上就是旅馆，推开门就是床，你说说笑笑，把姑娘拉到屋里，门一关，谁也看不见，你是不是“周吴郑王”，谁能说得清楚？你要晓得，我是在保护你呀！所以，楼梯口必须把住，保护了官位很高的人，他们的名字我就不点了。
舞会上的“革命秩序”初步建立起来以后，学会跳舞就成了姨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第一要务。在延安的窑洞里，他曾惊讶地发现，是人都有娱乐自己、宣泄情感的天性。那些受到“抢救”而没有作出结论的人，等到看管稍微松下来，也在窑洞里跳起了交际舞。姨父说，挨整的人中，会吹、拉、弹、唱的人才有的是。还有从河南、陕南来的女学生。他们弹起三弦、吹起口琴，就在窑洞里跳起来了。只有姨父是寂寞的，他少了一只与舞伴相握的左手，只能站在一边，欣赏别人的快乐。
站在德明饭店法国舞池旁边，姨父朱汉雄同志跃跃欲试。他必须为自己设计一种特殊的舞姿，但他遇到的麻烦是，女伴的左手是搭在他右肩上的，但他没有左手，女伴的右手也只好像左手一样地搭在他的肩上了。他大为惶恐说，两只手都放在我的肩上，你想想，那像个什么样子？不仅有碍观瞻，而且容易发生“失控现象”呀！所以，我仅存的右手不能放在女伴的背部或腰部，而是把女伴的左手托起来，女伴的右手也要架在我的残肢上。姨父着重指出，这种特殊姿势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优点，就是不仅避免了过分亲近而可能带来的“失控现象”，跳起来也特别轻快、潇洒，是进、是退、是转圈，我的右手会“告诉”她的左手。开始，有人看我一个爪子，根本不理我，看我跟熟人跳了几个曲子，又觉得那样跳得蛮好，就跑过来跟我试跳，接下来，就成了我的舞伴。须知，鄙人跳舞是十分挑剔的，对舞伴是有严格要求的。姨父夸口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在欢迎朝鲜金日成首相的晚会上，王树声大将跟一位大名鼎鼎的女歌唱家一块儿走过来，王树声叫我和女歌唱家跳舞，可我婉言谢绝了。为啥？因为我不跟演员跳舞，包括歌唱演员和戏剧演员，尤其是舞蹈演员，我不乐意跟她们跳舞。姨父摇了摇脑袋说，她们善于表演哪，她们那个腿呀、脚呀，动作大得很；她们那个扭腰哇，摇摆幅度惊人，和我们跳交际舞是不大一样的。我指挥不了哇，跳起来弄得我一身大汗，我就不干了。
3。舞会上的“安全保护”（2）
我听到过别人夸姨父音乐感觉好，舞步轻灵、潇洒，步步踩到点上，空袖筒一如戏剧表演的水袖随风飘荡。大表妹夸说，爸爸还跟江青跳过舞呢！姨父露出不屑的神气说，我怎么会跟她跳舞，她跳舞有“上海滩”的味道，我是跳不来的。
德明饭店的高级舞会在健康的思想轨道和高雅的艺术氛围中兴旺发展，姨父的空袖筒威严而得意地随风飘荡。可是姨父说，我没有料到哇，一天晚上，我刚刚回家上了床——姨父指着六姨，我这个老伙计呀，就“咚”的一脚蹬过来了。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她不理我，“咚”的又是一脚。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哇！后来才弄明白，有人跑到我家里，装出十分正经的样子挑拨说，老朱跳舞，把人家搂得紧紧的。你考证一下，我只有一只手，还从来不放在对方的背上或腰上，怎么“搂”呀？我的一只手还要托着对方的手，就是随时准备起一点推挡作用的呀！我白白挨了两脚以后，武汉市旅游局副经理陈平晖就站出来为我辟谣，好多人都站出来骂那个家伙卑鄙，说压根儿没有那回事。太婆，你踢的那两脚好厉害呀，你要给我平反！
六姨瞥了姨父一眼说，反正，我特别讨厌跳舞。
姨父得理不饶人，又说，保卫、交际和外事接待工作可都是注重外部形象的“门面活儿”，富得流油，也忙得要死，为什么叫我这个“一只爪子”的干这些事？不就是看上我政治可靠、作风正派嘛！我刚刚上任，就对下属发表演说，第一，不要贪财。我们国家穷，可是让我们支配的物质丰富得很，想弄个沙发要个地毯，手一伸，东西就捞到了。我要告诉你，你要管好自己的爪子，不要往自己的窝窝里扒东西，东西会咬手的，不信你就试试看。第二条，不要贪色。搞交际、接待的环境里，献花的、跳舞的、演戏的，两条辫子的、一条辫子的、搽了口红的、穿了布拉吉的、穿着高跟儿鞋的漂亮女人有的是。在必要的场合，也要热情寒暄、真诚交往，适当的面带微笑，落落大方。但是，你们务必记住，除了自己的老婆以外，跟年轻漂亮的女人是不可以有私交的。你见了漂亮女人是不是暗自动心，那我是管不住的。可你要管住自己，不能动口动手，千万不要沾边儿。那些双辫子呀、单辫子呀，向你一甩，你就想着去揩油，那迟早是要栽跟头的！“文化大革命”把我关起来，搞了那么多年，说我对毛主席搞“窃听”，说我是大土匪，说我是谁谁谁的死党，他们随便发挥就是了。但是，说我贪财的，冇得；说我好色的，冇得。我冇得这些事情，心里安稳，吃得下，睡得好。姨父望着六姨喊道，太婆，你说，我说的是不是事实？
六姨翻他一眼说，谁说这是假话啦？
4。青蛙；你不要叫（1）
使姨父费尽心思的，还有怎样为领袖创造良好的居住条件。
五十年代初，毛主席来武汉时，住在汉口惠济路十六号。那时的十六号只有一道竹篱笆墙，墙外就是稻田，稻田里的青蛙从早叫到晚。虽然在篱笆墙外增派了哨兵，但哨兵也改变不了青蛙大声鸣叫的爱好，特别是夜晚，青蛙“咕哇咕哇”地叫得更欢。姨父生怕毛主席休息不好，就找到中南警卫团团长刘敬修，请他务必解决“他妈的青蛙乱叫唤”的问题。刘敬修虽是打锦州火车站的主攻营营长，却从来不曾把青蛙作为作战对象。他风风火火地带着战士在田埂上走了一趟，一走，青蛙不叫了，可他们一停下来，青蛙又变本加厉地叫起来。为了制止青蛙的叫声，战士要不停地在田埂上“齐步走”，走过来，走过去。这就成了别人看不明白的一道风景。后来，刘敬修发明了“打草惊蛙”的战法，给战士们一人发一根棍子，让他们分片包干，蹲在田埂上敲几下，休息一会儿，再敲几下，终于制服了青蛙的叫声。刘敬修说，老朱，你真行，我从小当兵，打了一辈子仗，没想到你会叫我跟“他妈的青蛙”打仗。
姨父的谈话是跳跃式的，刚谈了青蛙，又突然问我，你知道毛主席住室里的温度是多少吗？又替我回答，这是有规定的：走廊为二十摄氏度、室内为二十二摄氏度、卫生间为二十四摄氏度。
武汉是著名的“火炉”。毛主席后来在武汉的住地——东湖南山甲所也没有空调设备，只有吊扇，吹起来的是热风，室内温度降不下来。姨父只好采取最原始的办法，在屋子里置放冰块。冰块是装在脚盆、水缸里的。所以，一到夏天，毛主席一来武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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