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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治,长治-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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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种方式解决问题，对群众来说方便了；对干部来说，在办公室和广场跟群众对话有实质性的不同。在机关条件好，坐着谈舒服。面对一个人两个人可长谈，可短谈，轻松愉快，没有压力，还要经过一定程序。在广场上，有时日晒，有时雨淋，有时被群众包围。在长子县和群众对话，我站了将近四个小时，后来腿酸得不能动，感觉吃了很大苦头。但干部吃苦后就能感觉到群众的苦，群众体会到干部吃苦就会受感动。这一点是坐在办公室里感受不到的。
每次对话会结束，临走时群众还有那么多的问题要问，我就感到担子很重，感到好多问题还没有解决。不像办公室接待一样，接待了一个人就觉得今天的任务完成了。对话会不一样，即便接待了10个人，我也觉得心里沉甸甸的，因为还有许多人因为时间限制没来得及说话，有所失望。这种经历多了以后，就可以变成一种感情，变成一种愧情，变成一种压力，最终变成一种动力。
长治市的对话活动，每次都要提前在报纸、电视、电台或海报上发出公告，并选择在最繁华、热闹的地方进行。全市每个系统至少一个月内要进行一次对话活动。有的问题当场解决。当场解决不了的逐步解决，但要把时间表告诉群众。对于那些“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的问题，尽管错综复杂，甚至连当事人都找不到，我们也要想尽办法给群众个交待。
事实上，对话是受广大人民群众欢迎的。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我曾在市、县、乡、村以及机关、学校参加了20多次对话。无论我走到哪里，都被群众围个水泄不通。到2002年10月，长治市直机关的45个单位先后在八一广场与群众开展两轮以上的对话，180余名副处以上干部参加了对话活动，共接待群众2万多人次，接受群众提出的各种意见和建议2980条，当场解答群众提问2737条。
舆论的力量
监督要得罪人
从2000年2月，《长治日报》第一次刊发批评稿件，到2002年10月已经累计开展监督1935次。有人推算这个频率，长治已经揭露各种问题2000多个。其实，除了市报，我们还有电视台、电台、有线广播电视台以及《长治日报》的子报《上党晚报》，五家媒体加在一起，长治就形成了一种强大的舆论攻势，使得一个个突出问题被揭露，一件件民忧民虑被解除。
长治日报社的同志整理出一份关于我对报纸的批示，零零总总，总计381条。如果再算上给长治其他媒体的批示意见，共有597条。按我到长治上任至2002年10月底的991天计算，不到一天半就有一个批示。这个精确计算，可能是同志们对量的关注结果。我觉得，大部分工作是班子里同志们，特别是分管宣传工作的副书记尚平安（后调到晋城市）和副书记卢晓中、宣传部长史耀清，大家齐心协力才形成全党办报的合力优势。
在《长治日报》当过20年编辑记者的一位同志告诉我过去的报纸是个啥样子。
就舆论监督而言，10年前《长治日报》有一个批评栏目，名为《读者来信》。其内容三分之二是表扬好人好事，三分之一为批评稿件。监督的内容和对象多是些服务态度问题，攒破天，壮足胆，也只敢不指名道姓地批评一些卖假药、或者小偷小摸的“儿科”小事。就是这样不痛不痒的批评也常常遭致攻击，被告上法庭，甚至还有市领导的批评指责。
后来，《读者来信》逐渐被改版，从一周一个版改为半个版，从半个版改为四分之一版，不管怎么改还是找不到批评问题的稿子，就连来函照登的勇气也被削平了。再后来，《读者来信》栏目干脆取消，这样就彻底“免生是非”了。
报社有个群众工作部，过去负责读者来信，偶而转一点群众信件，但也从来不问结果如何。再往后，群工部就成了报社的行政科室，负责登记来稿，分寄稿费，不闻不问群众的事情了。
我到长治工作第二天就找来报社总编辑，讲了我对办报的指导思想：群众靠前，领导靠后；市场靠前，官场靠后；多报道基层一线，少写会议活动。关于我的报道一般不上一版，重要活动也不占头条。二版、三版也行，四版或者中缝都可以。所以，我在长治三年，除了党代会、市委扩大会和一年一次的经济工作会，基本没有发过关于我的头版头条。
我的办报观是把版面让给基层，还给人民。重要的还是要督促去反映群众呼声。我找来报社的王占禹、弓德旺同志，商量办了两个栏目，日报叫《望哨》，晚报叫《啄木鸟》，旨在揭摆群众中的问题，根除官场上的积弊。
这次谈话表明我的态度。一周过去，我没有看到一篇批评的文章。又过了一周还没有反映问题的报道。我再把总编找来问话，他哈哈一笑：“吕书记，你要真批评，我们还没有稿源呢！”没有稿源，我给你提供。刚上任时，群众来信特别多，我每天从中选几份有代表性的送报社转发。
稿源问题解决了，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
只要点名批评过的人，都来找我，我问他们为什么不去报社解释？来人说，报社的人说是你让批评我的。原来，他们把矛盾都推到了我这里。我不怕人记恨，而我痛恨那些对群众没有感情的人。
之后，我坚持批转稿件，批示报纸，坚持要得罪人，这个麻烦我自己挑着，不让下面的同志替我分担。新闻媒体拿起矛的前提，是我自己必须当盾牌。因为不这样，他们顶不住反攻过来的力量。我自己甘当盾牌，报纸也就越战越勇。因此，他们也直言不讳，有什么样的书记，才会有什么样的报纸。全国各地媒体介绍长治做法时，也就有了“人治”的说法，而我的说法是加强党对报纸的领导。
2000年4月15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对沁源县新华书店强搭书本加重学生负担的问题曝了光，《长治日报》以《诚恳接受舆论监督，切实减轻学生负担》为题报道了市委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然而，仅仅“诚恳接受”是不够的，必须要“热情欢迎”，我在当天报纸上作了明确批示：“‘诚恳接受’应为‘热情欢迎’。这四个字的改动，体现了一个指导思想。市委、市政府不是害怕，也不是诚恳，而是热情，你们以市委、市政府名义写一封公开邀请信，发表于各家新闻媒体，并写一言论，还要组织实施。”撰写的邀请信被新华社转发，以“热情欢迎舆论监督”为题的评论见报后产生强烈反响，对内“撵猫出室”，对外“引猫入室”，舆论监督有了宽松环境和浓厚氛围，内外媒体形成强大合力，对改进作风、解决问题、推动工作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秦和平：从反面典型到正面典型
2000年4月12日，与往常一样我5点钟起床后，看当天的报纸。《长治日报·晚报版》一条醒目的新闻稿映入我的眼帘：
赌桌上捉住了乡党委书记
本报讯2000年3月3日下午2时许，壶关县公安局“110”
电话接到一举报，报称“壶关县城南小区有人赌博，要求派
员查抄”。公安机关接报后，迅速组织力量驱车赶赴城南小区，
干警分头逐户观察，终在一家门外听到有赌博的声音，在判
断准确的情况下，干警推门而入，将正在参与赌博的四人当
场抓获，查抄了赌场，收缴了大量赌资。后经审查，其中一
名参赌者竟然是常行乡党委书记秦和平。他在光天化日之下，
伙同矿长牛国姣、秦书进、牛福旺聚赌。公安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条例》，分别给予秦和平等人罚款1500元的处罚。
（本报通讯员）
这篇报道所反映的是干部队伍中存在的一个极为突出的普遍问题，可以起到警示全体干部的作用。
我在报纸上作出批示：“抓住反面典型，一追到底，全市讨论秦和平，问人民群众怎么处理这个乡书记。”
第二天的《长治日报》头版刊载了冠以通栏标题《对这样的干部怎么办》的《这哪像个共产党员》《农民最恨这样的“官”》《老百姓真不放心》三篇讨论文章，旗帜鲜明地指责了秦和平和干部队伍中存在的违法乱纪行为。
第三天，讨论仍在继续。
一个读者写道：“这种行为是违法的，这样的‘赌官’做带头人会把一个乡带成什么样？”
一位小学老师这样写道：“每个党员干部都应该廉洁奉公，勤政为民，要用自己的行动回答‘当官为什么？’、‘用权干什么？’、‘工作图什么？’。”
还有位读者写道：“这样的村干部、乡干部，又何止一个常行乡，又何止一个秦和平？像这样连自己都‘领导’不了的乡党委书记，如何带领群众奔小康？”
市纪委及相关部门闻风而动。4月17日，壶关县召开常委会，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规定，给予秦和平撤销常行乡党委书记职务处分，并给予了行政降级处分。
《长治日报》为此再发表三篇文章：《这样的干部早该撤》《他让群众灰心》《绝不允许损害党的形象》。市纪委还就此开展了一场党风党纪、思想作风和干部纪律的大检查。
疾风暴雨过后，我惟恐被处分的干部承受不了这种压力，于是找来秦和平，与他进行了一次长谈。教育他深刻认识自己的错误，正确对待大家的批评，振作起来继续为党工作。秦和平因一场赌博竟然断送了自己的前程，也因一次处分，有了新的觉醒。
痛定思痛，秦和平向我表示，只要还是党员，就会为党争光。他向县委提出请求，要到全县最落后的一个农村去，用自己的行动洗掉身上的污垢。县委答应他的请求。
4月下旬，秦和平骑着自行车，带着铺盖卷，沿着崎岖的山路，来到黄山乡南河村上任党支部书记。
这个村已经三年没有村支书了，由一位非党群众管理村子，因此成了壶关县最落后的村庄之一。
一进村委大院，秦和平就遇到了一件麻烦事。只见村委院里横放着一口装着死人的棺材，村干部都吓得辞职不干了，而死者家属依然大哭大闹。
秦和平支住自行车，急忙问是怎么回事？原来，村里一座煤矿发生事故，砸死本村一个矿工。矿主躲着不见踪影，事故无人处理，死者家属就把棺材抬进了村委，要求村干部解决问题。
为了不给群众添任何麻烦，秦和平选择了一个破庙住下来，白天在庙里自己做饭吃，夜里点油灯熬通宵。他与群众见面，以开大会的形式，在会上，秦和平坦诚地说，我是一名犯过错误的干部，不瞒大家，是因为赌博被撤了职的干部。见秦和平说话实在，群众听得真切。
他又说，乡亲们如果信得过我，咱们一起把村子搞好，让大家挺直腰杆走路。
首先要处理死人的事，秦和平不能让村委院里老放口棺材。他通过黄山乡领导和派出所的同志把煤矿矿长找回来，详细了解了事故原委，严厉地告诉矿主应负什么责任。如果不尽快处理，要承担法律责任。
这位矿长不服秦和平管，说：“你一个下台干部少拿法律帽子唬人。”秦和平在这件事情上理直气壮：“我的问题归县委管，你的问题归我管，这件事我要管到底。”乡干部和派出所干警也批评矿主的态度，在干部和群众的指责下，他乖乖地接受了调解。第二天，他主动来到死者家里，赔礼道歉，补偿了经济损失。一场纠纷得以平息下来。
南河村的落后，远远超出了秦和平的想像。由于村党组织瘫痪，大事小事都无人管。南河村成了当地有名的“三不”特区：十年不交农业税，不执行计划生育法规，不交集体提留。土地承包，随心所欲，想换就换，想种就种，不种就荒。
面对一桩桩“老大难”问题，秦和平首先恢复了基层组织，然后又理顺村级班子，选举产生了新的村委会，使各项工作走向正轨。
在南河村，秦和平用很短时间整顿了村财务，并修路、护林，抓计划生育，还让孩子们搬出危房，住进了新学校。南河村变了样子。
听了秦和平的故事，我打心里高兴。我让县里主要领导到这个村调查，与当地村民座谈，老百姓夸秦和平是位好干部。“要不是秦书记工作吃苦，南河村不知要乱到什么时候。”“秦书记早起给党员上党课，组织干部扫街道。”老百姓说，“看见秦书记就想起了当年的八路军。”县委把群众表扬的话告诉了秦和平，他笑笑说，还不是党组织逼的！
坏事变成了好事。我为和平同志高兴，更为党内有这样一批正确对待批评，勇于改过的好同志而欣慰。
给改正错误的机会，也要给重新挑担子的权利。我和市纪委曹燎原书记、县委领导商量，要让犯了错误而有立功表现的好同志发挥更大作用。在壶关县委常委扩大会上，我仔细听取了村民们对秦和平同志的评价。
之后，秦和平主持了一段黄山乡党委工作。期间，他带领群众建设“引水解困工程”，使15个村都通上了自来水，两年没有完成的农业税，当年就超额完成了27。13万元；几个长期得不到治理的小村子也得到了治理。
秦和平在黄山乡期间，我又见过他。他说：“批评是一笔财富。如果不是市委领导对我的批评教育，我可能至今还认识不到赌博的危害，更不会自觉重新认真地学习《党章》，学习‘准则’，特别是江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领导的批评，使我真正知道了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怎么做，真正领会到了人民利益关乎一切的内在含义。今后，无论走到哪里，我都会一门心思为群众办实事。”时间不长，壶关县委把他安排到壶关县交警队当指导员。在新的岗位，他自觉抵制歪风邪气，一身正气抓工作，过往司机不时给他送锦旗。我俩因为监督和被监督结为好朋友，感情变得更深、更真、更近了。
禁赌碑的来历
2002年春节前夕，一块旨在警示世人、宣传禁赌的“禁赌碑”亮相长治街头。竖立在市公安局大门北侧的一红一黑两块石碑不断地提醒人们匡正祛邪。
长治过去赌博成风，曾有人夸张地描述“十个人中八个赌，还有两个在跳舞。”赌博
，变成了一种交际手段。也有人建议我不要老下基层查岗，要求太严格会脱离群众，到基层和大家打会儿扑克、赌两把，这样更能联系群众。我当然不能去迎合这种低级趣味。我反对赌博，尤其反对干部染上这种坏习气。所以，我们抓了几个参与赌博的干部，处分了有此嗜好的一批人。
2000年5月31日凌晨，襄垣县城关镇派出所巡逻队在巡逻时，发现一个行迹可疑的人，便上前盘问。不料此人立即慌了神，夺路而逃。巡逻队员追上前去，将其抓获，从其身上搜出撬棍等作案工具以及盗窃的钱财。经突击审问，被抓获的盗窃犯罪嫌疑人竟是这个县王桥镇副镇长郝志岩。
据其交代，他曾先后5次到县新华书店、运管所、粮库、粮食局、土地局等单位，撬门凿墙，入室盗窃，共窃得现金8万多元。巡逻队员问他：身为一个镇干部，为什么行窃？他直言道来，赌博输了钱欠下债，只好出此下策，误入歧途。
巡逻队员顺藤摸瓜，在襄垣挖出一个赌博团伙。参与这一团伙赌博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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