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三国前传-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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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转为内在的“道德”，这就意味着对道德的尊崇已经超越了对政治的认同。　
　　而对道德尊崇，实际上就是对东汉国家的抛弃，钱穆先生就这样认为：东汉士人道德有些偏狭，他们所讲的孝廉，只是个人和家庭的，而不是国家和社会的（《国史大纲》第三编第十章《士族之新地位》，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90～191页）。但孝廉，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精神的体现，最终是要延伸到国家社会中，是道德—政治一体，是儒家政治理想在现实中的具体措施，原本是没错的。而在皇权变异之后，在仁人志士的血泊中，促成的道德与政治的分途，从更深层面上讲，则是天人感应学说在士大夫思想中的解体，是遭遇挫折后士大夫理想寻求安置、精神得到解脱的表现。　　　　　　　　　　　　
矛盾：无法摆脱的君臣之义（2）　　　　　
　　这样一来，有为的士大夫要离政治而去，渐行渐远，而天子却成了人们质疑的对象，这里可以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延熹年间（158～166），桓帝巡幸云梦，百姓争睹天子真颜，惟独一位老父耕作不辍，这引起了时任尚书郎张温的注意，他向老父问及原因，老父说出一番惊世骇俗的话：“天下乱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立天子以父天下邪？役天下以事天子邪？”（《后汉书》卷八三《逸民列传》）老父认为立天子没必要，有了天子很麻烦。张温肯定也无法让老父回心转意。而天子受到质疑，是因为天子及其能够代表他的母后、外戚、宦官一干人等，其作为与“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的皇权宗旨相背离，天人联系随之中断，天人感应学说为之解体，有为的士大夫在现实中报效无门。虽然也有人开始探索建立新的天人联系的可能性，像《潜夫论》的作者王符，但最终还是回到了起点，君主仍旧是天人联系的桥梁。因此，对道德的尊崇，会使士大夫暂时忘却现实政治的残酷，但对实际问题的解决，并无多大的裨益。　
　　一部分士大夫则在宦海沉浮中，逐渐丧失了激越的情怀，知其不可为而不为。我们前面说到的那位黄琼，后来在李固的推荐下，在仕途上终于有了起色，在桓帝时做到了太尉，但是目睹宦官专权，“自度力不能匡，乃称疾不起”（《后汉书》卷六一《黄琼传》）。又有灵帝时司徒桥玄，他的辞职很特别，“以国家方弱，自度力无所用，乃称疾上疏，引众灾以自劾。遂策罢”（《后汉书》卷五一《桥玄传》）。大凡不是对政治丧失信心到了极点，桥玄也不会“引火烧身”，把“天怨”顶在自己的头上。　
　　还有一部分士大夫则随波逐流，迎合皇权的口味。陈蕃对于此等人物评价是：“一朝群臣，如河中木耳，泛泛东西，耽禄畏害。”（《后汉书》卷六六《陈蕃传》）这里面的名人却是陈蕃的故主，那位能历事六帝，在三公位置上做了三十多年的胡广，究其奥妙，大概就因为他在政务中标榜“中庸”，能够做到“万事不理”，又能和宦官缔结秦晋之好吧！　
　　另一组矛盾是源于士大夫自身在行政层面上的苦恼，即理性行政与皇权压制臣权之间的矛盾。　
　　如前所述，士大夫运用自身所拥有的官僚职能对贪官污吏进行举劾，打击非法，目的都是为了保障政治的良性运转，来拯救皇权危机。但东汉前期，君主集权的态势极其明显，皇权在刻意地削弱臣权，“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矫往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后汉书》卷四九《仲长统传》），这则记载虽然有夸张之处，但是，光武帝要大权独揽，事必躬亲，而启用台阁近臣来协助他处理国家政务，就是对以三公为代表的朝臣持不信任的态度。台阁指的是尚书台，位于宫内，原本是一个管理国家文书的机构，办事人员的官秩比较低。光武帝的做法，在后人看来，实际上是一箭双雕，“崇三公之位，而削其权，大臣不相亲也；授尚书以政，而卑其秩，近臣不自固也”（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七）。在东汉盛产幼主的年代里，太后“称制下令，不出房闱之间”，诏书的起草、政务的决策、国家官员的任免，也就交给了尚书，尚书台渐成规模，成为一个“小政府”，是国家权力中枢所在。　
　　而东汉又是士大夫政治定型的时期，表现为儒生和文吏的融合，阎步克先生就指出：“当儒生进入帝国政府之后，就必须承担起官僚职责，而非单纯的文化角色了。”（《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第十章《儒生与文吏的融合：士大夫政治的定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48页）这种角色的转变，带来的是儒生进入行政层面成为官僚后，就要用制度、法令或故事来作为处理日常政务的工具，这就在客观上要求他们从经学教义中走出来，用更实际、更理性的态度来看待政治现实。　　　　　　　　　　　　
矛盾：无法摆脱的君臣之义（3）　　　　　
　　因此，在面对皇权危机的时候，士大夫在申述天命的同时，更多的还是援引制度条文、前朝故事来破除外戚、宦官专权，诸如“旧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势”（《后汉书》卷五四《杨秉传》），“案尚书故事，无乳母爵邑之制”（《后汉书》卷六一《左雄传》），“高祖之约，非功不侯”（《后汉书》卷六六《陈蕃传》）等。但士大夫所要惩治的是控制皇权的那部分人，制度、法令一经遇到皇权，其效力就会大打折扣或根本就无效。　　　　　　　　　　　　
路在何方：自强的出路是武装（1）　　　　　
　　但是对制度、法令的娴熟运用，还会出现一种结果，那就是促使士大夫走上一条谋求自强的道路。这里我们来看一则史料：和帝的时候，外戚窦宪派人刺杀了都乡侯刘畅，此案一直拖而未决。当时担任太尉宋由属吏的何敞，要求由他来具体查办此案，但是阻力重重，何敞就对宋由说：“……敞备数股肱，职典贼曹，故欲亲至发所，以纠其变，而二府（指司徒、司空府）以为故事三公不与贼盗。……今二府执事不深惟大义，惑于所闻，公纵奸慝，莫以为咎。……请独奏案。”（《后汉书》卷四三《何敞传》）何敞的大意是讲：查处此案是自己的职责所在，而司徒、司空二府却认为没有依据，实际上是用典不明，姑息养奸，既然这样，自己就要独立办案了。最终，还是在何敞的带动下，三府联合，将案情查实。　
　　其中应引起注意的是：光武帝削弱相权，造成三公府职能的弱化，三公属吏似乎是无事可做了，这就出现了“三府掾属专尚交游，以不肯视事为高”（《后汉书》卷四六《陈宠传》）。而由何敞主持，三府联合办案，则在事实上否定了前朝故事。可见，士大夫在明晰制度、法令的前提下，就有了以合理的、适合现实形势的制度来取代限制臣权的不合理制度的取向。　
　　桓帝朝太尉杨秉上奏要求惩治大宦官中常侍侯览、具瑗。这侯、具二人可是当时的强势人物，奏章到了尚书台，尚书可不想得罪他们，便告知杨秉：“他们不归您管，您要管也行，可是制度上有规定吗？”杨秉马上作出了答复：“汉世故事，三公之职无所不统。”（《后汉书》卷五四《杨秉传》）这无疑为解决理性行政与皇权压制臣权之间的矛盾，开辟了一个出口。　
　　然而，臣权的自强是建立在皇权危机的基础之上，其初衷是要将外戚、宦官控制的政权转由士大夫掌握。桓帝当年也像后来的灵帝那样，很重视自己的形象，向臣下发问：“朕何如主也？”侍中爰延称：“尚书令陈蕃任事则化，中常侍黄门豫政则乱，是以知陛下可与为善，可与为非。”（《后汉书》卷四八《爰延传》）从爰延的话中，我们大致可以悟出：以拯救皇权危机为目的的臣权自强，还需在净化天子上下功夫，使之出离外戚、宦官的控制为解决问题的根本。可是，行至出口处还有两条路径可供选择：　
　　一条是沿着理性行政的道路走下去，在制度许可的范围内，涉入皇统的继立，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法定继统程序的维护。延光（122～125）中安帝废太子为济阴王，就爆发了以九卿为核心的大批士大夫的集体抗争，出现了太仆来历等十余人前往鸿都门的请愿事件，而对于继嗣的北乡侯刘懿，士大夫则视之为“疏孽”（《后汉书》卷五二《崔瑗传》）。至永和（136～141）中，司隶校尉周举就更加严厉地指出：“北乡侯本非正统，奸臣所立。”（《后汉书》卷六一《周举传》）　
　　二是通过“豫议”来掌握皇统继立的主动权。在东汉，一般在皇统中断，需要外藩入继的情况下，士大夫有权在公卿会议上提出继统人选。虽然是在走过场，但提出来，就在表明己方的立场，或可有万一的收获。士大夫的标准，如李固所言：“今当立帝，宜择年长高明有德，任亲政事者。”（《后汉书》卷六三《李固传》）而且事先士大夫之间也要达成共识，像质帝崩后，李固就与司徒胡广、司空赵戒联合达成意向，才在公卿会议上提出了以清河王刘蒜作为继统人选。　
　　这两个方面体现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以确立新君为契机，扭转政治颓势，“国之兴衰，在此一举”。　
　　还有一条路就是将臣权自强发展到极至，行非常之举。这在党人严惩外戚、宦官党羽处，就有了最初体现，像司隶校尉李膺审完权宦张让弟张朔后，随即杀掉；南阳功曹岑晊等虽见赦令，仍旧将桓帝美人的亲属张泛绳之以法；更有甚者，如山阳郡督邮张俭道逢宦官张让母，以其“不避路”而使吏卒收杀……虽然这些都是党人的激愤之举，但却是任权的结果，具备了对抗皇权的态势。　　　　　　　　　　　　
路在何方：自强的出路是武装（2）　　　　　
　　而灵帝一朝发生的三件事，则代表了臣权自强的新动向：　
　　第一件事发生在灵帝建宁元年（168）。这一年灵帝刚刚登上皇位，外戚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谋议清除宦官。在此次事件中有两点需有所明了：　
　　第一点是窦、陈合作的基础。扶风窦氏是东汉著名的权贵之家，与皇室亲密无间，不是皇家的公主下嫁到窦府为媳，就是窦家的女儿入宫做了皇后。东汉外戚专权的“祸首”就是窦武的长辈窦宪。而窦武的女儿又是桓帝的皇后，灵帝自外藩继统，窦皇后成了窦太后，窦武做了大将军，俨然又会走上太后临朝、外戚专政的老路子。陈蕃这样的一代名公怎么会与外戚合作？　
　　但窦、陈二人确有合作的基础。拿窦武来说，他是一个有着双重身份的人。一重身份是外戚，这毋庸置疑。另一重身份是士人，他在经学上有造诣，有过传道解惑的经历，并且还是著名的党人领袖，与陈蕃齐名，位列“三君”之首。在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后，窦武以其特殊的身份，挺身而出，官可以不当，侯爷也可以不做，为的就是保全党人的性命。这样的外戚，能不被士大夫接受，视为知己吗？恐怕接受还是比较中性的字眼，窦武理应受到士大夫的爱戴才是。　
　　再就陈蕃而言，陈蕃有恩于窦家。桓帝立后的时候，中意者是田贵人，而陈蕃表示反对，在他的一再坚持下，才最终选定了窦武的女儿。　
　　第二点，控制机要中枢与军队。窦、陈决议清除宦官，随即进行了一次人事安排，史书中记载：“（窦）武于是引同志尹勋为尚书令，刘瑜为侍中，冯述为屯骑校尉。”（《后汉书》卷六九《窦宪传》）　
　　尹勋，党人名士，名列“八顾”，因在扶立桓帝亲政中建功封侯，不罹第一次党锢之难；刘瑜，汉室宗亲，经学之士，娴于图谶之术，晓天文历算，对于宦官专权明确表示过不满；冯述，事迹不详。尚书令，是尚书台的长官，尚书台在东汉政治中的地位与作用，前已言明，尹勋为尚书令，无非就是要通过控制尚书台，在政令的制定上为窦武、陈蕃打击宦官提供方便；侍中，比起尚书，与天子更近一层，从制度规定上讲，他大概可以和天子朝夕相处，后来因为发生过侍中的袭君事件，侍中似乎是被剥夺了侍从天子左右的特权，要在省外听命了。但是，这还要因人而异，像外戚、皇室成员，挂侍中衔，还是可以随时出入禁中，窦武子窦机、窦武侄窦靖早于刘瑜做了侍中，三位窦武、陈蕃的贴心人，以职务之便，时时向天子和太后陈说清除宦官的必要性，应该是情理中的事情；屯骑校尉，是北军将领之一。北军是东汉的中央军，由五营组成，分属屯骑校尉、越骑校尉、步兵校尉、长水校尉、射声校尉，承担京师卫戍。窦武曾经担任过越骑校尉，对京师武备应有相当的了解。在冯述出任屯骑校尉之前，窦武的侄子窦绍就任步兵校尉，则北军五营中至少有两营要听命于窦武，由此看来，窦、陈谋议中可能已经有了必要时动用武装来解决问题的方案。　
　　窦、陈合作基础牢固，安排不能说不缜密，最终却没有战胜宦官，究其原因：　
　　一是在行动中过于拘泥，事事要向太后请示汇报，拘捕宦官后还要经过一套司法程序，让他们认罪伏法，还是想走理性行政的老路。此点连陈蕃也有所认识，他就曾经向窦武说，要诛灭宦官，不必遵循常规。况且，太后并不赞成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整个宦官群体，做到“诛其有罪”，适可而止。从而使得宦官在处境危急之际，得以率先发难。　
　　二是北军失控。窦武在得知宦官发难之后，马上来到窦绍的步兵营，进而寻求整个北军的支持，转而对宦官展开反攻。当时，宦官纠集起来的武装主要来自宫内的卫士。而窦武对宫内卫士的掌控，虽然此前也有所顾及，譬如窦靖监羽林左骑，但恐怕还是准备不足。宫内虎贲、羽林仍旧掌握在宦官曹节手中。并且，宦官在突发事件中所表现出的操控能力，却为窦武所不及。宦官谙熟皇权的使用，既已起事，首先便是拉天子入伙，进而质押尚书，发布诏书，令周靖、张奂接管北军。北军作为窦武扭转局势的最后希望，却因为素来就对宦官有畏惧之心而最终倒戈，窦武被杀。陈蕃虽然也把自己的属吏和学生武装起来，但区区八十余人，怎能成事？陈蕃受辱而亡。　　　　　　　　　　　　
路在何方：自强的出路是武装（3）　　　　　
　　第二件事发生在中平二年（185）的洛阳。名士张玄听说司空张温已被任命为车骑将军，即将率军西征，去讨伐凉州的边章叛乱，便前往张温处，进行游说。他陈述了当今天下大乱的根源是宦官干政，进而提出了自己的建议：“闻中贵人公卿已下当出祖道于平乐观，明公总天下威重，握六师之要，若于中坐酒酣，鸣金鼓，整行阵，召军正执有罪者诛之，引兵还屯都亭，以次剪除中官，解天下之倒悬，报海内之怨毒，然后显用隐逸中正之士，则边章之徒宛转股掌之上矣。”（《后汉书》卷三六《张玄传》）张玄说得很明白，现在张温兵权在握，趁着达官贵人为他送行之际，先杀几个罪大恶极者，然后就起兵杀宦官，解除天下苦难。但是，张温却认为自己做不了这样的事。此事作罢。　
　　第三件事发生在中平五年（188）的冀州。冀州刺史王芬聚集了一批豪杰之士，他们是：陈逸、许攸、周旌、襄楷等人。陈逸，陈蕃之子，在陈蕃罹难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