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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十年精华-第5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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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迹”出现，他并没如医生断定那样夭亡，到了第二年端午节那天，他终于能够起床了。这“奇迹”或许正是由于他那顽强的求生意志，才能战胜死神吧。
但可惜“奇迹”的出现也未能使他恢复如初，而是造成了一个“终身缺憾”。他左腿胯关节骨膜粘连，变成僵硬的直角。从此，他是必须扶着拐杖走路了。金坛中学会计的职位当然也丢了。
对一个残废的人来说，谋生都有问题，还能够“梦想”攀登学术的高峰么？
为伊消得人憔悴
他变成跛子，但并没有倒下去。他在数学书籍中发现了广阔的天地。
多年后有个记者问他，为何选中数学自修，他说：“我别无他选择。学别的东西要到处跑，或者要设备条件，我选中数学，因为它只需要一支笔、一张纸道具简单。”
于是他就凭着一支笔，一张纸，和从王维克那里借来的几本书，后来又添上了上海出版的《科学》杂志，每天在杂货店关门后，在昏暗的油灯下，不管家人的埋怨，苦读，钻研。他能够得到的数学书籍虽然不多，但根基却是极为扎实。现在他还保留有过去在自学中一本厚厚的习题簿，墨迹都已褪色变黄了。
他好学，又能深思。读过的书在他脑中由繁化简，真正做到了触类旁通。这种自学的锻炼，造成了他一种独特的本领，研究问题，一抓就抓到了问题的核心。
经过了五年的自修（从十六岁那年开始算起），他开始写些数学论文投稿，他的投稿也并非一帆风顺的，往往收到退稿的信件，编者指出：这一个题目是法国某一个数学家解决了的，那一个题目又是德国某一个数学家解决了的，等等。这非但没有使他气馁，反而令他充满自信。因为他并没有看过那些数学家的文章，但同样可以解决那些难题。
终于他有一篇论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在上海的《科学》杂志刊登出来了。《科学》杂志是当时中国在自然科学方面最权威的杂志，经常在《科学》上写文章的有李四光、竺可桢、翁文灏等等名家。而苏家驹也是一位相当有名的大学教授。
这篇文章惊动了清华大学的数学系主任熊庆来。
他是哪国留学生
熊庆来坐在他的数学系主任办公室，打开《科学》杂志，随手翻阅这篇文章，越看越被吸引，脸上的神色也凝重了。看完这篇文章，他抬起头来，问周围同事：“这个华罗庚是哪国留学生？”没人能够回答。再问：“他是在哪个大学教书的？”同事们仍是面面相觑。
也是“无巧不成书”，恰好有江苏籍的教员在旁，忽然想起了他的弟弟有个小同乡名叫华罗庚，便道：“这个华罗庚哪里教过什么大学，他只念过初中，听说在金坛中学当事务员。”
熊庆来惊奇不已，迅即作出决定：“这个年轻人应该请他到清华来！”
出幽谷而迁乔木，华罗庚终于离开了杂货店的“暗室”，第二年（1931）夏天，来到了北京的清华大学，限于资格，他只能当数学系的助理员，月薪四十大元，比起他在金坛中学的薪水多了一倍多了。
重要的不是收入增多，而是清华大学提供给他更好的自学条件。有个记者写他这段期间勤学的情形：“清华的藏书比金坛自然丰富多了，对他来说有这个就足够了。他每天徘徊地数学海洋的岸边觅珍探宝，只给自己留下五、六个小时的睡眠时间。一个自学者对知识的巨大吞吐力，这时惊人地表现出来！他甚至养成熄灯之后，也能看书的习惯。乍听起来不可置信，实际上是一种逻辑思维活动。他在灯下拿来一本书，对着书名思考片刻，然后熄灯躺在床上，闭目静思，心驰神往。他设想这个题目到了自己手上，应该分做几章几节。有的地方他能够触类旁通，也有的不得其解。他翻身下床，在灯下把疑难之处反复咀嚼。一本需要十天半个月才能看完的书，他一夜两夜就看完了。真好似：“风入四蹄轻，踏尽落花去！”
这个助理员可不寻常，他的座位在熊庆来办公室隔壁，熊庆来碰上难解的题目时，也往往朝着隔壁喊道：“华先生，你来一下，看看这个题怎样解呀，……”
他的论文也开始在国外著名的数学杂志陆续发表。
第二年他就升任助教，初中学历当助教，破了清华先例，但却是教授会一致通过的。再一年半升讲师，然后当了两年研究员。一九三六年，他二十六岁，就到英国留学了。就读的最著名的剑桥大学。但他不愿读博士学位，只求做个Visitor（访问者）。因为做访问者可以冲破束缚，同时攻读七、八门学科。他说：“我来剑桥，是为了求学问，不是为了得学位的。”所以直到现在，他拥有的唯一的一张文凭，就是初中毕业文凭。
他没有拿到博士学位，但在剑桥的两年内，他却写了二十篇论文，论水准，每一篇论文都可以拿到一个博士学位。其中一篇关于“塔内问题”的研究，他提出的理论甚至被数学界命名为“华氏定理”。英国著名的数学大师哈代是这方面的权威学者，他听到这个消息，兴奋地说：“太好了，我的著作把它写成是无法改进的，这回我的著作非改不可了！”
Number：2557
Title：黎氏八兄弟
作者：康咏秋
出处《读者》：总第27期
Provenance：年轻人
Date：1983。8
Nation：中国
Translator：
南岳衡山逶迤向北延伸，入湘潭县境有一段支脉叫晓霞山。清澈的溪水，翠绿的楠竹，妆扮着这里的山川，景色分外优美。
晓霞山下的石塘村有一座旧式槽门的白墙青瓦的老屋，座东朝西，背后是浓荫覆盖，丛林莽莽，绵延到无穷无尽远方的群山；门前是十里平川，一条波光粼粼的山溪从川中流过。这里居住的是黎氏一家。黎家是个“书香门第”，祖父黎葆堂，前清戊子科举人。黎葆堂之子松安，晚清秀才。葆堂妻黄赓，是一个性格坚毅聪慧，自立精神极强的女子，靠自学达到能看书填词的学力。
黎松安夫妇有八个儿子，老大黎锦熙，老二黎锦晖，老三黎锦耀，老四黎绵纾，老五黎锦炯，老六黎锦明，老七黎锦光，老八黎锦扬都是近代颇有名气的人物。松安先生有着强烈的民族情感和爱国精神。中日甲午战争时，中国海军惨败，他曾经发表过慷慨激昂的言论，抨击当权者的腐朽无能，主张学习西方先进和科学技术，船坚炮利，富国强兵，抵御外强的侵略。他们夫妇非常重视子女的培养教育。清末民初，由于时代潮流的推动，黎松安辞官不做，着意用“新学”教育子女。特意设立了家庭学校长塘杉溪学校，聘请了几位有秀才功名能掺用“新学”的教师，开设中西合璧课程，在讲授中国古籍《四书》、《五经》的基础上，也讲授算学、格致、博物、音乐和美术等新课目。从教育的方式来看，社会上的家庭教育可以粗略地划分为溺爱、放任型，控制、管制型和教育、修养型等。黎松安夫妇的家庭教育方式属于教育、修养型。首先，他们注意用民族的传统美德教育子女，培养子女爱祖国、爱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操和献身事业的顽强精神。其次，他们对子女不溺爱，不放任自流，尽管家庭比较殷实，也不为子女设置舒适的环境。再次，他们对子女既严格要求，又不“控制”、“管制”得太死，而是放手让他们广泛地接触社会，接触新的知识，自由地阅读各种有益的书籍报刊，参加各种有益的课外活动，促使其身心健康地发展。良好的家教，使黎氏兄弟都有着坚韧不拔的毅力和高度的专注力。在事业的选择上，一旦经过深思熟虑而确定下来后，则不管成功还是失败，便“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地奋斗下去，有着一种“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精神。黎氏兄弟接受新事物快，有着较新鲜活泼的思想和独立思考的精神。在“五四”以来的文化科学界都有他们作出的或大或小的贡献。
黎锦熙语言学家。毕业于湖南优级师范学堂史地部。他早年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1916年，他倡导组织了“中华国语研究会”，提倡国语统一，言文一致，推广白话文，普及普通话，后来他又认为汉字是一种不适用的符号，改用拼音才是治本的办法，他创拟和推广“国语罗马字”，研制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草拟汉语拼音字母“双拼制”（草案）。1918年以后，以鲁迅为首的新文学作家，创作了一大批彻底反封建的白话文学作品，封建卫道士们在惊恐中却说白话文学作品虽有“文学”，却无“文法”，有“文”无“法”终是无以为“文”。1920年，黎锦熙在北京高等师范国文系首创讲授“国文文法”用大量例证阐明白话文不仅有“法”，而且其“法”缜密，足以指导为“文”。并于1924年出版了《新著国语文法》，第一次科学地、系统地提示我国白话文内在的语言规律。1920年，他和“国语研究会”的同人共同努力，促成旧中国教育部下令全国废除小学“读经”，并以语体文取代文言文，实行了言文一致。1925年，旧中国教育部再次议决读小学《孝经》。黎锦熙无比激愤，当即公开上书教育部总长反对“读经”，同年发动苏、浙、皖三省部分师范学校焚烧小学文言文教科书，以示坚决反对封建文化。1922年，他和另外十四人组成“汉字省体委员会”，1935年，三百多个简化汉字终于问世了。黎锦熙历任北京女师大、北京大学、西北联大、西北师院等国文系教授、主任，北师大文学院院长等职，建国后任北师大中文系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等职，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全国政协第一、二、五届委员。在七十年的教学实践研究工作中，他进行了广而深的学术探讨。他在语言、文字、训诂、语法、修辞、文学、史地、教育、哲学、拂学和目录等学科，都有着丰富的著述，据不完全统计约有四百余种，成为我国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和教育家，并在文字改革、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和辞典编纂三个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黎锦晖音乐家。毕业于长沙优级师范绘画音乐科。他从学生时代起就广泛地接触家乡的民间音乐。1916年参加了北京大学音乐团的活动。此后十多年间，创作儿童歌舞剧十二部和儿童表演歌曲二十四首，音乐一般喜爱选用民歌小调和戏曲曲牌等加以改编。1926年，他帮助田汉将“南国电影剧社”改为“南国社”，将原有的电影一个部门，改为文学、绘画、音乐、戏剧和电影等五个部门。1929年创办“明月歌舞剧社”，带领黎明晖（大侄女，当时有无声电影小明星之称）、王人美和黎莉莉等演员赴东南亚各国演出《麻雀与小孩》、《月明之夜》、《葡萄仙子》和《三蝴蝶》等节目，向侨胞介绍祖国的艺术，普及国语，促进他们和祖国的语言交流。当然，他也编演过一些不太好的歌舞音乐，如《毛毛雨》、《桃花江》等，当时就受到聂耳等的批判。但是，他的大部分创作是积极健康的，尤其是他的代表作《小小画家》（根据其六弟黎锦明短篇小说《小画家》改编），讽刺了陈旧迂腐的读经教育，艺术上也有较高的成就。解放后，他一直在电影戏剧界工作。
黎锦耀矿业家。湖南高等工业学校采矿冶金科毕业。解放前，曾任南京中华矿学社主事和
《中华矿学杂志》主编。抗战期间回湘潭，为发展家乡的采矿工业，曾花掉大量家产在故乡开采盐矿、煤矿。解放后，任湖南省工业厅高级工程师。1953年，他年迈六旬，不顾家人劝阻，还自告奋勇接受中央有关部门交给的任务，带领一班人去海南岛探矿。第二年不幸病故在海南岛的矿藏考察工地。
黎绵纾湖南高等工业学校机械科毕业。早年与朱德同志一道留学德国，回国后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对于促进全国平民教育的普及作出了较大的贡献。解放后在湖南省民政厅任过职，后来又担任过湖南省教育局局长。1954年调北京，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是年病逝。
黎锦炯我国著名的桥梁专家，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共党员，铁道部专业设计院总工程师。他于1921年进入唐山交通大学铁路及造桥工程系读书。1927年毕业后，他在京奉铁路先后当过见习工程师、工程师和主任工程师。在三十年代的中国，重要的铁路大多控制在帝国主义手中，重要的铁路桥梁，都是外国桥梁专家承担设计和修建的。当时，我国要修建京奉铁路的滦河大桥，比利时人承担设计和建造，费用很高。他很不服气，提出由他主持设计，大桥标准和质量可以高于比利时的设计，造价也低得多。经过艰苦努力，他与中国其他桥梁专家设计并建成了中国北方第一座大型的铁路大桥滦河铁桥。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升官发财，他根本不在乎这个，只是说：这是件扬眉吐气的痛快事。不久，日军占领了滦河一带，桥梁工厂的一些工人被捕押到日本宪兵队。他挺身而出，保释被捕工人，被日寇宪兵队关押。出狱后，他拖着一家大小八口来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工学院担任教授。北京沦陷后，他家里生活更艰难了，小孩捡煤核，买不起一双布鞋就自己纳鞋底，连一个结婚戒指也送进了当铺。就在这时，伪建设总署督办、老同学殷同带着委任状找上门来。殷同给他“极宽的条件，只拿干薪不上班，薪金超过当教授的许多倍。殷同以为他在生活上已陷入绝境，用这样优厚的待遇一定要以将他拖下泥坑。不料，他当着殷同的面，把委任状撕毁，把这位“大人物”兼“老同学”轰出了大门。抗战胜利后，他在党组织的保护下到了晋察冀边区首府张家口，投入了党的怀抱。因为四十天就主持修复了北平到张家口之间的康庄铁路大桥，为解放区争了气，党和人民授予了他“人民工程师”的荣誉称号。他担任解放区铁路局的副局长兼工程师时，聂荣臻、贺龙和几位纵队司令员曾当面问他：“铁路能保证军运吗？”他坚决地回答：“军队打到哪里，铁路修到哪里！”建国后，他在铁道部负责设计领导工作，为修铁路踏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全国每一条新修的铁路都凝结了他的心血。1965年，他把考虑了很久的修筑西藏铁路的设计计划写出来，一份上报铁道部党委，一份呈报周总理，一份送给陈毅同志，他是多么希望计划能早日批下来啊！没想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被诬为“走资派”、“党内反动学术权威”，并进了“牛棚”。1971年，他从干校初步落实政策回到北京，一条腿断了，身体衰弱了，他还是想搞西藏铁路，又多次表示他年龄虽大，也要到西藏去拚拚老命。1981年虽然四度入院医病，他知道生的日子不多了，在一次昏迷醒过来后还说：“没有搞成西藏铁路，真是死不瞑目啊！”不久，他逝世了。留下的遗嘱是“丧事从简”。补发的工资，全部交了党费。
黎锦明现代文学家。“五四”前夕，他先后进北京艺术专科学校学习绘画和北京师范大学学习英语。在我国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北京，他接爱了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艺术主张，“为苦难的人生而写，写人生的苦难”。1924年开始创作，他的第一篇作品《小画家》控诉了陈腐的教育制度对青少年的摧残。1925年，在“五卅”后的反帝爱国运动和反对以《甲寅》周刊为代表的封建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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