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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十年精华-第79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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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王稼祥夫妇的关注，贺子珍在疯人院还不知要关多久！
王稼祥是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团长。他们夫妇据理力争，颇费周折，才将贺子珍从疯人院接了出来。那是1946年秋。
嗣后，王稼祥给毛泽东同志发了电报。毛泽东立即回电，通知王稼祥带贺子珍回国。
子珍自珍
贺子珍的回国惊慌了江青。经过与康生密室策划，两人在毛泽东面前“演戏”，搅得领袖心神不安。江青一会捶胸顿足恨自己没生下个宝贝儿子；一会是埋怨自己患了不治之症如何是好；一会是嘻嘻哈哈像个疯子，一会又大声嚷嚷像失了魂。康生则述说江青是如何如何忠于毛主席，而对贺子珍的“疯”更是描绘得有声有色。这还不算，他翻查了古今中外的例子，大讲有“疯女人”的国家不会平安。
毛泽东同志在这个家庭纠纷中遇到了棘手的问题。凭感情，他怎么也忘不掉贺子珍，在艰苦的长征途中，是贺子珍无微不至地关心着自己；但考虑了种种因素，毛泽东将贺子珍的事搁置了下来，暂不处理。
贺子珍带着娇娇回国后，由东北的哈尔滨南下到天津，等候党中央召她进京的消息。可是，入京的消息就迟迟不来。贺子珍在哈尔滨参加了中国第六届全国劳动代表大会，投身于工运工作。一九四八年，她们母女俩从哈尔滨来到沈阳，贺子珍尝到了无事可做的苦恼。组织上考虑到她曾在长征途中的瓦窑堡搞过一段时间的点钞工作，就调她到某财政部门去。贺子珍喜出望外，这至少能减少点寅夜不寐的孤寂和闲愁。妹妹贺怡的突然来到使贺子珍欣喜若狂。自从1934年10月在江西瑞金出发长征时分手后，两人已有十四年未见面了，姐妹彻夜长谈。贺怡了解贺子珍的情况后，她的倔强脾气发足了，二话不说，带上娇娇就去找主席。
毛主度听说贺怡和娇娇来了，十分高兴，忙请来了好几位中央领导同志。首长们热闹了一阵后，见贺怡默然无语，情知有事要同主席谈，都一一告辞了。贺怡见人都走了，这才说道：“主席，我一是来送外甥女的，二是来给子珍姐找地位的。”
毛主席渐渐收敛起笑容，眉头渐渐地蹙紧了。他转身走向书桌，颤着手，提起一支斑竹杆的毛笔，在一张通天十行笺上匆匆写下几行字。
这是一封给贺子珍的信。信的大意是：
自珍：向您问好！
娇娇在我身边很好。我很喜欢她。
望您要保重身体，革命第一，身体第一，他人第一，顾全大局。
当毛主席写完最后一句时，禁不住淌下了几滴泪水。
已经赶到天津的贺子珍一次又一次读着贺怡捎来的信稿，一次又一次用滚烫的脸颊贴在这张信笺上，贴在“自珍”两字上。子珍写成自珍，是笔误？不！贺子珍用整个身心对自己喊道自珍！
贺怡之死
1949年11月22日，贺子珍的妹妹贺怡牺牲了。她是为寻找贺子珍的儿子毛毛而遭敌人暗害的。
1934年3、4月间，广昌失守，中央苏区的形势越来越紧张。10月18日，中央作出决定，全军辙出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这天的早上九点钟，贺子珍接到通知，调到卫生部干部休养连，随军转移。下午三点队伍就要出发，时间迫在眉睫。她销毁了文件，整理好书籍，准备好干粮，对伤病员作了部署，接下来要干一桩她最不愿干但又不得不干的事，把儿子毛毛托付给了妹妹贺怡和妹夫毛泽覃。后来几经辗转，贺怡只好又托付给乡里老表，继而失去了联系。
全国解放前夕，贺怡不辞劳苦，千里寻亲人。那次，她因公事出差去广东，当时海南岛尚未解放，贺怡到广东后顺便把寄放在广东的女儿贺海峰和儿子贺春生一起找回来，同时还接来烈士古柏的遗孤古一明。贺怡在广东接到江西吉安地委的电话，要任吉安地委组织部长的贺怡迅速赶回吉安，说是可能已打听到毛毛的下落，她们一行从广东赶到泰和时天已大黑，按说理当在泰和借住一宿，第二天再赶路。当时这一带土匪活动还很猖獗，他们扬言要杀掉贺怡。所以，警卫员和贺海峰兄妹的养父都劝贺怡在泰和住下，待天明时再赶路。可是贺怡把个人安危放在脑后，毅然决定了连夜驱车。贺怡抱着贺春生（当时才七岁），养父抱着贺海峰，吉普车疾驰在颠簸不平的泰和至吉安的公路上。当吉普车沿着下坡路俯冲的时候，对面的一个小山丘上出现了火把。贺怡机警地省悟道：“有土匪！”警卫员马上命令司机刹车，在这危急的关头，驾驶员不但不刹车，反而加速，车子直冲向大桥。原来这驾驶员是个国民党特务，他在赣州时已受国民党特务上司的指示，要暗害共产党的功臣，毛主席的姨妹。在车子即将翻下河的千钧一发之际，贺怡当机立断，把儿子贺春生推出车外，因而贺春生没一点伤害，贺海峰在警卫员的保护下，压在车下，直到第二天的早上被附近村庄的一位老婆婆发现，才将她拖了出来，而贺怡和两个警卫员都牺牲了。
贺子珍受伤的心灵上，又增添了新的创伤。
相会在庐山
十年过去了。
这是1959年。在庐山庐林别墅的幽静的内厅里，毛泽东站在厅的中央，抽着烟，凝神深思。此时，方志纯应召而来。毛泽东请他坐在沙发上，然后和蔼可亲地说：“我要叫你办桩事情。”方志纯听后有点坐不稳了，主席在这样的时候，这样慎重地叫自己办桩事，重要性可想而知。
“这个事情不要声张出去。”毛泽东返回书桌，取了一封信递给方志纯。方志纯抽出信笺，匆匆扫了一眼，立即问：“什么时候？”毛泽东答：“马上。”
因为这封信，贺子珍从上海来到南昌，又从南昌坐轿车赶往九江，沿着蜿蜒的盘山公路疾驰而上。轿车驰到一幢具有中国特色的大楼前，缓缓停了下来。
蹬上石级，贺子珍迈着稳重的脚步，走向外厅的吸烟室。蓦然，内厅里突然传出雷鸣般的吼声，把贺子珍吓了一大跳。
“我调查过，我有发言权。”这声音很熟，贺子珍想到了，这是彭德怀同志。她意识到他们必定在商讨国家大事，不能打扰。另外，站在门外也不好，容易被人怀疑在偷听，干脆退回吸烟室。
“德怀同志，你太固执了，容易犯错误！”
一听到毛泽东的声音，贺子珍情不自禁地凝神谛听着。
“主席，我是犯过错误，而且不止一次，主要犯了主观主义。这回我调查了，那边确实饿死人。”彭德怀说到最后三字，连音调也转了，让人听着辛酸。
沉默。两人的踱步声。
毛泽东轻轻咳了声后，有条有理地说：“一棵树总难免有一张、两张枯叶，你总不能把树锯了，还是要看大局嘛！”
“不管怎样，你们的做法，我坚决反对！”
贺子珍永远也想象不出，一个杰出的领袖和一个著名的骁将有什么理由争吵。
隔了一会儿，毛泽东和彭德怀的争吵平息了下来。没多久，彭老总走出内厅。贺子珍从沙发上跳起来，走上前去，彭老总忙不迭伸出一双大手，两手握得很紧，但没有说话，贺子珍意外地发现彭老总的眼角有些湿润。
贺子珍蹑手蹑足走进了大厅。她看到了毛泽东的背影。毛泽东正踱着步，回首见是贺子珍，愣了一下，几乎同时出口：“润之”，“自珍”。
毛泽东压抑着自己的感情，尽量平静地说：“自珍，我对不起你……”
贺子珍抢在他前面说：“是我不好。那时太年轻，太任性，要是听你的话，不去苏联，也……”
贺子珍没再往下说，毛泽东也没往下问。两人在椅子上坐下了。
贺子珍呷了口茶，缅怀地问：“你还记得黄洋界下的茅坪吗？”
毛泽东想了想，赶紧说：“记得，记得……”是啊，怎么能忘记呢？那特殊的年月！
闲扯着往事，俯拾着零碎的记忆，使贺子珍几乎要忘了她早想说而总没机会说的话。她也不绕弯儿，直打直地说：“刚才我看见德怀同志，他好象……”
“他是个痛快人，就是这个，”毛泽东用中指敲扪自己的太阳穴，“转不过弯。他说我不谦虚了，我说‘我还是我，你想当魏征吗？’”
“润之，”贺子珍语重心长地说，“你不是总说‘言者无罪，闻者足诫’吗？我倒觉得：与其多个马屁精，宁可多个长舌妇。中国历史上就一个魏征难得呀！”
“你不在中央，不知情。”毛泽东不以为然地淡淡一笑，“言者可分两种：一种是好心的，一种是恶意的；前者不但无罪，还有功；后者就不是这样罗，该罚！”
二十年不见，贺子珍觉得对毛泽东有点陌生了。
一顿饭，从暮霭正起的时分吃到月上柳梢时候。饭后，毛泽东说：“你我难得见面，更谈不上散步，我看到外面走走不是很好吗？”“我也这样想的！”贺子珍一口应允了下来。他们步出庐林别墅，顺东谷而下，毛泽东搀扶着贺子珍，沿着如独龙的石阶拾级而下。两人在秀丽的山色中边走边谈。天已很黑了，贺子珍怕打扰毛泽东的休息，提出回庐林别墅。相见时难别也难！贺子珍违心地要和毛泽东告别了，毛泽东送了一程又一程，在贺子珍的催促下，才不胜依依地吟出一首古诗：“东林送客处，月出白猿啼。笑别庐山远，何烦过虎溪。”
轿车开走了很远，贺子珍还看到毛泽东独自站在那儿，依然一动不动。
Number：3834
Title：我怎样看待死
作者：宋振庭
出处《读者》：总第52期
Provenance：
Date：
Nation：中国
Translator：
“临终诀语无滴泪，
为党驰驱日夜心。”
“来去一生身磊落，
七尺从天唱大归。”
这是我纪念亡友李都同志的诗句。这里边讲的是死，也是我自己对于死的态度。
1982年初，我因患癌症作了手术，在手术台上八个半小时，以后又养了几个月。当时说的情况严重，几乎可以向遗体告别了。我自己也明白：“快了！”但我依然是谈谈笑笑，朋友们都觉得奇怪。其实，我自己是另有想法的。
要讲死，我早已是死过多次了。小的不算，大的险遇就有几次，我都这样过来了，现在，不管明天怎么死，反正我已花甲出头，死不为夭了。如果排队排号，一定要死，那就死吧！记得1942年在晋察冀反扫荡时，那时跳崖、负伤，爬到山洞里七八天，心想是死定了的，为了怕同志们说被日军俘虏去了，还用铅笔头写上“宋XX，华北联大哲学教员”等字样，放在衣袋里，以便同志们收尸时好辨认。可是，那次也未死，一直活到现在。
我对死，看得比较平淡，其实也没什么秘密，这不是我对生活没有感情，活得没有劲。正相反，我爱生，但也不怕死。我觉得死没啥可怕的。比如火化一事，我从年轻时，得过肺结核，我就想死后如能火化，那才好呢！为什么呢！我想把我烧了，也把结核菌烧了，咱们俩一块完蛋。真可谓“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在中学学物理，知道人体的化学成分不过是碳、氢、氧，各种微量元素，还有水，一百七十余斤，就是这么点东西造成的。按物质不灭原理，我死了，不过只是作为生命的我结束了，而且作为生命来说是物质中最短暂的形式，长远的还是无机物。我死了一百七十来斤的东西，除了水蒸汽等在空中外，这些东西都在，只不过是还原回老家了。用中国哲学的老话说，叫“大归”了。我的孩子们如果高兴，把我变成肥料，上到一棵树上，那我无疑可以变成树的一部分，那么那棵树就可以叫做“爸爸树”。
十年大动乱中，我一再声明，我决不自杀，如果死了，就是他杀，绝非自杀。我之所以作此声明，因为对自杀二字的名誉觉得不好，违反党纪。其实后来我也想过，这声明也属多余，因为到底你死后别人怎么宣布，自己也参加不了讨论啦，也只能听天由命。记得读拉法格传记，他和夫人，马克思的女儿的死就是久病之后，两人吃药死的。其理由是：“我没有了生活能力了，不需别人照顾。”其心情我理解，但这办法我却一直不同意。但人们如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女儿和女婿这种死叫叛党，我看也大可不必。
我们知道整个宗教体系，无非就是在死生问题上做学问，编造了种种学说。佛教说死是轮回，而且是六道轮回，人、天神、阿修罗（半人半神似的东西）、地狱、畜生、饿鬼等等。在一个如大饭店的几层隔子的转门那里，分道扬镳地去再投生了。修行好的人可以了悟三生的来历而不迷失方向。但他们连这样的六道轮回的死也不想参加，还想拔出于轮回之外，那么到哪去呢？这就是往生极乐，去那一个不生、不死、不变、不灭、无色相、亦无任何的存在的涅之境。那个地方是永恒的好地方，有多少庄严妙境，有莲花八宝玻璃，几千万亿的化身。其实玻璃世界也没啥，现在买也不过几块钱一平方米。天主教呢？说永生天国，灵魂永生。这些宗教最妙不过的是中国的道教，按他们的说法是成仙，是羽化飞升，不但自己飞升，连爱人、小老婆，鸡犬住房、连同好吃好玩的东西，一起能带走。马克思说的，想把他们的地上的王国带到死后的天国里去。地主还当地主，大官还当大官，奴隶丫环呢？当然还当丫环奴隶。鲁迅说得好，这种人甚至洪水滔天也不怕，只要有我和老婆两个人，再有一个卖烧饼的就行了。当然，如连一个卖烧饼的也没有，那就不好办啦！
《庄子》一书中说，庄周妻死，他鼓盆而歌，就是这个道理。按他说，死不该哭，应该象开欢送会一样热闹一下，至少该庆祝一下，大家发表发表演说。因为这其实是大归了，回老家了，这老家是不分彼此，谁也逃不脱，全得回去的，不过有早有晚之别罢了。我的一个老朋友，烟瘾很大，有人劝他戒烟，他问“有什么好处？”人告之，一合烟能减少寿命多少分钟，他算了一个帐，然后说，吃烟下去，才减少寿命两星期，于是振振有词地说：“行！我早死两星期可以！不戒啦！”
其实，宗教也好，鼓盆而歌也好，不怕死或怕死也好，这只是一己的私事。但人们的眼光一放大些，这就是：我反正要死，但我的死或不死，都应从属于让别人活上去，活得好一些，真正象人一样地活。只要我的同胞，我的人类，能活得美满。我可以死，如果需要死的话。我该活，如果我活着能尽一切力量干有益于人的事。想通了这一点的人，就是先驱者、革命者，就是个大死生的人。
在悼念张志新烈士时，我写了几句诗，其中有一联为：
“千古艰难小生死，
万代权衡大是非。”
因前人有句为“千古艰难唯一死”，亦即“除死无大难”，“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按照小生死观是这样，如按今天该明白的道理，死算不了什么！死就死嘛！但活着就不能苟且偷生，死也应死得有价值，不能如细菌病毒一样，活着叫别人遭罪，死了也拉着别人死。林彪、“四人帮”一些流氓、亡命徒的人生观是，我活着得当老爷、流氓，死了也得让你们陪着死，其实正是《天方夜谭》时代的野蛮酋长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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