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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杜鹃 白杜鹃 作者:桂恒彬-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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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宝珊笑了笑说:“好好。一路上,也要多加小心!特别是穿越潢麻公路,更要当心才是……”
“嗯嗯……”吴焕先连声应着。但不禁又冒出这样一句话儿:“这一次往返于潢麻公路,再要有个什么闪失的话,呵呵,我就该提头来见!”
“别开玩笑,还是当心为好。”
“是呀是呀,去年过路时被毒蛇咬了一口,今年还是多加提防才是!”
于是,吴焕先便带领七十五师千余人,又一次穿越潢麻公路,东去皖西北会合红二十八军。
这是历史的穿越!
说来也十分巧妙而又顺利,这一欢穿越公路,吴焕先采取了“昼伏夜动”的秘密行动,神不知鬼不觉地迂回了一百多里,直插到公路附近;同时又利用东北军布防尚未就绪的有利时机,出其不意地穿过公路。4月16日,两支红军主力在商城县东南方向的豹子岩,胜利地会合在一起,指战员们都激动得热泪盈眶,青山绿水都向这支多经挫折磨难的英勇之师点头致意!吴焕先,徐海东,时隔半年之久被敌人分割于鄂东北、皖西北两地的红二十五军的核心人物,又一次在皖西北根据地会面了。二人相视而笑,握手无言,从此以后历史也就紧紧地把他们拴在一起……
当天,除了开会传达中央及省委意见之外,互相间还交谈了鄂东北、皖西北两地的反“围剿”斗争情况。吴焕先这时也才明白:坚持在皖西北根据地的红二十八军,这半年也打了不少胜仗,仅就葛藤山一次战斗,就毙伤俘敌一千余名,活捉敌五十四师一六一旅旅长刘书春。如此重大的作战胜利,这一时期在鄂东北地区还不曾有过,吴焕先也打心眼里感到高兴。他在了解了红二十八军的真实情况以后,他和郭述申一起向党中央报告了皖西北的胜利。
可是,省委原来所料想不到的事,这时也提到了吴焕先的面前:决定担任军长的刘得利师长,在两个多月之前的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后光荣牺牲,眼下,由谁担任军长呢?两军合编以后,没有军长是不成的,如同一支正在准备整队列阵、急待起飞的雁群,却没得一只凌空展翅的领头雁,将令人感到十分扫兴,有失军旅的威严!经过再三考虑,他又跟郭述申交换了意见,一致推举由徐海东担任军长。事到临头,他们也只好采取这种先斩后奏的做法,过后再向省委报告。据此,吴焕先在4月16日写给党中央的报告中,即刻写下这样一笔:
“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
谁知徐海东偏又憋着一肚子气儿,一口一个“当不了”,就是“当不了”!
徐海东,1900年生,湖北黄陂县人。1925年入党,1926年参加国民革命军任排长。北伐战争汀泗桥战斗受嘉奖。1927年回黄陂河口区任农民自卫军队长,参加黄麻起义。后任中共黄肢县委军事部部长,县赤卫军大队长、独立营营长,红色补充军第六师师长,警卫团团长,红四军红十三师三十八团团长,红十二师三十五、三十六团团长,红四方面军独立第四师师长,红二十七师师长,红二十七军七十九师师长,红二十五军七十四师师长、副军长,红二十八军军长。因作战勇敢足智多谋,敌人怕他,称他为“徐老虎”。红军战士热爱他,喊他“海东哥”。
徐宝珊估计到了,吴焕先此行皖西北,这边可能有些“疙瘩”。吴焕先了解徐海东的耿直心肠,便采取激将法对他说:
“呵呵,你当得了二十八军军长,当不了二十五军军长?葛藤山战斗,刘书春两个团,就被你打得落花流水……这一仗,都是由于你的指挥正确,巧妙灵活,大胆果断……”
“你少给我戴高帽子!”徐海东恼怒地嘟哝着,“我可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吴焕先不觉一怔,但很快就明白过来,晓得是怎么一回事儿。他接着又说:“海东同志,我们也是不吵不闹不相识,不打不骂不成交!这顶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大帽子,我可从来没有给你扣过。要说扣帽子的话,倒是真正扣过几顶,叫你想也想不着,猜也猜不到……呵呵,比起‘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大帽子,还要具体吓人!”
徐海东说是真的吗?
吴焕先说一点不错,不瞒你讲,我上个月在三里城时,曾以我个人的名义,给中央写过一个报告,确实给你和郭大个子扣了两顶大帽子,向中央告了你们一状!说你们在苏区按兵不动,日以打粮为生,敌人来攻打一打,不攻就不动……听听,这帽子也是够厉害的,够你喝一壶的咧!可是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儿,跟我原来所听到的反映大不一样,完全是捕风捉影,不顾事实地胡说嘛……
“我就是对你有意见,说风就是雨的……”
“这就对咯。我这次来皖西北,就是要听听你的批评意见!我这个人嘛,你也不是不知道,有时候也很执拗,独断专行,听不得别人的意见。记得有那么两回,因为意见不一致,愣是把沈胡子都气哭了……说我‘欺人大甚’!你说我敢么?直到他临死的时候,我心里也十分后悔,总觉着没照顾好他……”
说到沈泽民之死,两人都默不作声。徐海东不由抹了抹眼泪,说:“沈书记可是个好人哪!打七里坪的时候,戴季英要肃我的反。他后来对徐宝珊说:‘只要我不死,不准谁再说徐海东有问题。’没想到他就这样走了,还派人把怀表送给我……我知道这块怀表还是在上海开中央会议的时候,瞿秋白同志送给他的,只要我不死,一定让它物归原主!”
“胡子可是一直念叨你啊!记得那次过路时,他等不来你怎么也不走,我让担架强迫抬他走。他还骂我‘欺人太甚’。都是敌人太狠了,把我们分割开来,通不了音信,产生不必要的误会……”
当天晚上,吴焕先就跟徐海东睡在一起,两人整整谈了一夜。谈郭家河战斗的欢乐,也谈七里坪之围的痛苦;谈飘忽的游击战略的经验,也谈死守防御、分兵活动的教训;谈红二十五军成立以来的作战胜利,也谈所遭受的挫折失败。谈到红二十五军的领导问题时,吴焕先不禁又说:“还是我这个军长没有当好!一万多人的红军队伍,现在只剩下两三千人,够叫人痛心的了。说来道去,许多问题都得由我担当!”“戴季英实在欺人!”徐海东忍不住又冒出这么一句话来,把戴季英数落了一阵,说他老是跟他作对。吴焕先忙说:“我是军长,应当负主要责任!领导工作方面的问题,大都是由于我的过错而造成的,叫你也受了不少委屈。算了算了,咱们从今以后,重打锣鼓另开张,共同带好队伍,多打胜仗,少吃败仗。我嘛,今后也当尽力而为,当好军政委,战场上给你做个好助手!”徐海东听了,还是那么一句实打实的话儿:“我们两个,能够尿到一个壶里!”
但是后来发生的省委对皖西北道委的错误处理,是吴焕先不愿看到也承担不了责任的。1933年7月,郭述申到省委汇报工作时,省委的同志对他说,在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工作的留苏学生胡正明是反革命,已被处决,他的爱人夏玉华也是留苏学生,在皖西三路游击师当政治部主任,也是反革命,叫郭述申把她处决。郭述申反对没有根据的乱捕乱杀,回去之后立即进行调查,结果证明,夏玉华是个好同志,红军里难得女才子,群众关系好,对苏区贡献很大,便没有执行上级领导的错误指示,将夏玉华保了下来。1934年5月,省委领导到皖西北巡视工作。凭借逼供得来的所谓证据,指出游击总司令吴宝才和红八十二师政委江求顺是反革命,责令道委将他们逮捕。郭述申对朝夕相处,长期战斗在一起的同志深为了解,吴宝才是黄烟工人出身,1927年就加入中共,曾任苏维埃主席,皖西北游击总司令并代理过道委书记。他为人豪爽忠诚,艰苦朴素,在战斗中机智勇敢,对敌斗争坚决,为革命做出了卓越贡献,深受人民爱戴。江求顺1932年任三路游击师师长,后为红八十二师政委,对开辟六霍游击根据地,创建工农武装有很大贡献。像吴宝才、江求顺这样的同志怎么能是反革命呢?郭述申和徐海东都坚决反对。可是省委领导诬指郭述申“严重右倾”,“肃反不坚决”,是“反革命”,撤消省委委员和道委书记职务。红二十五军向陕南转移途中,到达河南方城县独树镇时,负责肃反的领导人要处决郭述申。徐海东拍案而起:“郭述申是反革命,我们都是反革命,干脆散伙吧!”很多年后,郭述申还感慨万分地说:“由于海东同志的坚决反对,我的生命才得以保全。”
1934年4月17日,汤家汇的豹子岩。红二十八军重新编入红二十五军,下辖红七十四师、七十五师。军长徐海东,政委吴焕先,政治部主任郭述申。红七十四师辖三个营,师长梁从学,政委姚志修;红七十五师辖两个团,师长丁少卿,政委高敬亭。全军两个师,加上百十人的手枪团,总共三千余人。
吴焕先以军政治委员的身份,向全军指战员讲了话。他说,皖西北、鄂东北两地的红军主力,被敌人分割半年之后,现在又胜利会师了,集中在一起行动,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同时也讲到七里坪之围以后,红二十五军所走过的一段下坡路,都是由于上级领导上的错误,使红军队伍碰了几次钉子,根据地也遭到很大损失,这是很令人痛心的……总而言之,他这个军长没有当好,负有主要的责任。现在,上级领导从血的教训里面提高了认识,找到了新的出路,正在积极转变斗争方针,前途也是大有希望的!他号召全军上下团结一致,英勇奋战,为打垮敌人的五次“围剿”而斗争!最后,他又可着嗓门讲道:“当军长是指挥打仗,当政委也不完全是战场鼓动,耍耍嘴皮子,同样也要指挥作战!危急关头,政委也要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带头跟敌人白刃格斗。军长和军政委只是职务不同,职责范围各有侧重,打起仗来都得拧成一股劲儿,坚决消灭敌人!我和海东同志,就好比一个人身上的两条胳膊,随时随地嫖都得紧紧在一起,共同领导好红二十五军!从今往后……”
这就是他改任军政委的就职演说,如同开场锣鼓一般,当着全军指战员敲响起来。
4月18日,红二十五军即向鄂东北地区实行转移。19日越过潢麻公路以后,驻光山县沙窝集的东北军一○九师牛元峰部,即以两个营尾追袭击。就在这时,吴焕先建议徐海东乘此机会,选择有利地形,打敌一次埋伏!徐海东立即将七十五师二二三团埋伏于沙窝集以西之高山寨,指挥其余部队继续前进,诱敌跟追。当敌人进入伏击地区时,七十四师三个营突然回头反击;与此同时,二二三团也从侧后发起攻击。敌人遭到前后夹击,顿时乱作一团,仓皇溃窜。红军乘胜猛攻,将敌两个营大部歼灭,毙伤敌百余名,俘敌五十二人,缴获轻机枪十余挺,步枪百余支。
这次战斗,是两军合编后的第一仗,也是对东北军的首次打击!当天晚上,红二十五军就转入西高山一带,即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的活动区域。这时,徐宝珊也由天台山转到这里,跟戴季英住在一起,期待着吴焕先的归来……
东北军进山
吴焕先把队伍给带回来了,这真是红二十五军历史上的光荣。徐宝珊的病好了三分,连担架也不用坐了,拐棍儿也不用拄了,他亲自去给红二十五军同志们洗尘接风。吴焕先向省委报告了部队整编情况,以及推举徐海东担任军长之事,徐宝珊的心也像悬着的石头落了地。说到高山寨战斗,吴焕先特别讲道:“抓到五十几个俘虏,全都带了回来,缴了十来挺机枪,都是捷克式的新玩意,卸都卸不开,我想从俘虏里留下几个,你看这事要得要不得?”
“要得,要得!我们红军队伍里面,就缺少一些专门的军事技术人才……”徐宝珊态度十分明确。可他又说:“这种小事,你们自己决定就是,还用省委开会讨论不成?你能把个格老子带在身边当号官,就不能留下几个东北军俘虏么?也真是……”
“情况不同,这回留下来的大都是机枪射手……”吴焕先很不好意思地笑笑,没有多作解释。他所提出这个问题,也不是伯承担什么责仕,而是两个师政委持有不同意见,吴焕先做了一番解释才勉强把俘虏押了回来。得到省委书记同意,等于拿到一把“尚方宝剑”。
徐宝珊鉴于东北军刚来不久,接防部署尚未就绪,决定抓紧时机召开省委会议,认真研究一下斗争形势,统一思想认识。他认为蒋介石把武汉三镇及鄂豫皖边区交给了张学良,仍是继续发动整个第五次“围剿”的一个组成部分,只不过是采取填补窟窿的办法,将其十三师万耀煌部、三十师彭振山部、三十一师李敬时部,乘机调往江西围攻中央苏区。这样,就更加暴露了蒋介石“摄外必先安内”的狼子野心。对于东北军九个师的来到,他以为将是一次更为残酷的阶级决斗战争,首先必须以顽强斗争精神,紧急动员和行动起来,粉碎敌人新的进攻!同时也要看到东北军人生地疏,不善于山地作战,粮饷也有一定困难,尤其是下层官兵思乡怀土,要求抗日心切,不愿参加内战,对蒋介石非常怨恨,等等。因此,除军事上给以坚决打击之外,还必须采取一切积极行动,做好对东北军的政治瓦解工作。
吴焕先也打心眼里同意这些看法,省委对东北军的策略取得共识。将大部分俘虏予以释放,剩下十来个愿意留在红军中服务的人物,正好编成一个班,集中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可是无论把这个“俘虏班”分到哪个营里,都不乐意。营政委们的脑袋是铁铸的,按着一触及发的保险机,万一生出个什么事端,可不是闹着玩的2零星几个倒也好说,弄个不拿枪的差事做做也可以。而这整整齐齐的一个“俘虏班”,大多又是些机枪射手,其中还有那么两个留着偏分头的“漂亮阶级”……谁个吃了豹子胆啦?几经挫折的红二十五军,首次补人一个“俘虏班”,加之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影响,心有余悸啊!
“赵凌波,你个格老子敢不敢?”吴焕先无奈点了将。
跟随吴焕先一年之久的号官赵凌波,这时已经入党,刚刚提升为营政委。这家伙当上了营政委,给全营战士讲起话来,也是格老子长格老子短的,因此都喊他“老子政委”。可是,谁要是当面喊他一声“老子政委”,他马上就会把脸一沉,没好气地说:“你念过《百家姓》没有?赵、钱、孙、李,周、吴、郑、王,格老子在《百家姓》里排行第一,全中国头一个大姓!”虽说当了营政委,后腰上仍然吊着一把军号,无论是行军作战、宿营开饭、或联络调动哪个连队,都是他亲自掌握吹号,身边从来也不带号兵。到了紧急关头,向敌人发起攻击的时候,也是一手拎着驳壳枪,一手举着军号,嘀嘀嗒嗒地猛吹一阵……吴焕先对他这点突出表现很是满意。
“啥子敢不敢的,我收下就是!”赵凌波倒是无所顾忌,满口答应下来。
别的营政委乐了,没有不说不合适的。“老子政委最合适不过!现成的政治课本,十天半月也讲不完……”
省委4月25日至30日,先后在卡房召开了两次常委会议,就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以及对东北军的策略方针,分别作出了两个决议。为贯彻这两个决议精神,吴焕先及时主持编写了《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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