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金枝玉叶-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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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完成。许多女干部也曾是〃四清〃工作组的一员，只是那时，她们是迫使别人情洗厕所的人。
　　我不知道当一个女干部看到戴西那样熟练地刷洗马桶，她会不会想到为什么戴西会熟练如此？
　　八十年代以后，戴西在中国大陆几十年的经历成为海外的传奇，外国的新闻记者找到戴西，这时，戴西已经是一个独自住在一条上海安静大弄堂里的白发老人，与邻居合用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但仍旧保持着明亮的眼光。
　　香港记者前来采访，回去以后，报道说，上海的郭家小姐住在只有几平米的小房间里，无法自己养活自己，靠海外的亲友资助。戴西为此非常愤怒，她说自己过去的确有一栋房子，现在虽然只有一间房间，但绝不只几平米。自己虽然失去了所有的家产和首饰，美金和金条也早已经没有了，但自己从来不靠美国的亲友帮助。〃文化大革命〃以后政府偿还了一部分家产，她照着吴家的规矩，为静姝、中正和自己各留了一份。那时中正已经在美国生活，于是她把中正的一·份存在外汇银行里。他说：〃记者总是最大的说谎者。〃
　　英国BBC电视小组来到上海访问戴西，他们要求戴西领他们去拍摄利西路的郭宅，那处带着大花园的大房子。戴西领他们去了。他们问到戴西每月可以拿到多少退休金，大概可以折合多少英镑。戴西问他们知不知道中国人日常的消费指数，他们说不那么清楚。于是，戴西说：〃我不愿意告诉你们。〃事后，戴西解释说，要是她说谎，她就侮辱了自己的德行，而要是她回答了正确的数字，那英国人会非常吃惊，他们会觉得无法生活。因为他们不知道在中国房子租金的便宜程度。但是，BBC却认为是几十年生活在红色恐怖中，郭家小姐已经吓破了胆。
　　美国著名的新闻节目〃六十分钟〃主持人华莱士来到中国，他是全世界权威的新闻节目主持人，采访了许多世界重要人物。在北京，他成功地采访了邓小平。然后他来到上海，要采访戴西，这时，戴西久经磨难的经历在海外被许多人传说。华莱士希望戴西能亲口说自己在中国大陆经受的磨难，那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生活的人不能想象的。戴西接受了华莱士的采访。可没谈多久，戴西就不愿意再说下去了，她拒绝回答华莱士提出的任何关于自己吃苦经历的问题。结果，他们不欢而散。
　　戴西说：〃我不喜欢把自己吃过的苦展览给外国人看，他们其实也是看不懂的，他们是想把我表现得越可怜越好，这样才让他们自己觉得自己生活得十全十美。〃
　　从此，戴西对外国的媒体抱着警惕和审视的态度，她认为这样才能保护自己的自尊。
　　而这时，一些参加过红卫兵运动的年轻人，去到美国，发表了关于中国生活的小说，书里常常把中国的生活描写得一团漆黑，全然没有了人性，甚至真的人吃了人。




　



　　

1968　五十九岁　来一碗八分钱的阳春面

　　She　tried　her　best　to　keep　calm；　to　avoid　using　language　with　emotion；　but　she　could　no　longer　be　at　ease。　She　was　like　a　kid　who　fell　and　cut　her　knee；　although　in　great　pain；　she　would　only　dear　to　peek　at　the　bleeding　with　a　quick　glance；　not　having　the　courage　to　look　into　it　directly。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
　　这时我感觉到气氛不同了。当我走到南京路上的时候，发现人们从这里冲到那里。靠近河南路的地方，我看到一家有名的绸布店老招牌被拉了下来，他们在街的当中烧了一把火，把招牌放在火上烧着了。人们兴高采烈地围在一起叫喊。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怎么对付〃四旧〃的，马上我就会学到怎么对付资本家的了。我被认为是一个资本家。虽然我在公司里从一开始就是英文秘书。
　　这一年，戴西的工资从一百四十八元被减为二十四元。其中十二元是戴西的生活费，另外十二元是中正的生活费，那时他还在同济大学读书，学校规定每个月必须要交十五元生活费，所以，戴西从自己的十二元生活费里拿出三元给他。
　　我必须要付三元一个月的交通月票，用于上下班。剩下的六元钱，就是我一个月的实际生活费了。这仅仅够我吃东西。我不吃早餐，在学校食堂里吃最便宜的午餐，可我实在不能忍受再在红卫兵的叫喊声中吃食堂的晚餐，所以我去波丽家吃晚餐。可红卫兵发现以后，说我们是在地下串联，不再允许我去波丽家。我只能去找最便宜的小吃店。我找到了一家，那是在从前的中国城墙边上，一家面条店，它的墙上写着菜单。菜单上写着：
　　肉丝面：2角5分
　　咸菜面：1角3分
　　阳春面：8分
　　我想吃第一项，可太贵了。第二项也不坏，也更便宜。不过我知道我不够钱吃它，所以我要了第三项，8分钱一碗的光面条。
　　到1996年，戴西对我提起八分钱的阳春面时，她轻轻地吸了一下鼻子，好像在回忆一朵最香的玫瑰一样，她说：〃它曾那么香，那些绿色的小葱漂浮在清汤上，热乎乎的一大碗。我总是全都吃光了，再坐一会，店堂里在冬天很暖和。然后再回到我的小屋子里去。〃
　　这时，戴西已经遣散了家中所有的仆人。为了付给佣人足够的遣散费，她卖掉了中正的照相机。
　　12月，戴西和中正被扫地出门，连冬天的衣服都未能如数带出。这时，中正告别了1945年时父亲从敌产管理局带回来的那套小兵玩具，它们被留在他的房间里没有能带出来。他们被允许带几件必须要用的家具。从实用考虑，戴西带出来了一只餐具橱，因为她想餐具总是最有用的。那里面从前放了整套的银餐具，在抄家的时候被没收。而等到中正回家来，才发现戴西在无意中做了一件对以后来说至关重要的事。她无意中带出来的餐具橱里，有两个扁扁的抽屉，原来是放刀叉的。因为银制的刀叉已经被拿走，中正就用来放自己的底片。在最后一次红卫兵来烧东西时，他们把餐具橱上的盖板翻下来，检查里面的东西，翻下的盖板正好遮住两个抽屉。那满满一抽屉底片因此得以保存，1984年中正去美国时，随身将它们带到美国，当我决定要为戴西写一本书的时候，中正从美国带回了复制的照片，它们是这本书重要的一部分。
　　他们的新居是一间3调2。4平方的亭子间，朝北。学建筑的中正用一个建筑师的精确设计了这间亭子间，搭出了一个阁楼，这样可以让母子有自己的空间，使戴西可以在房间里洗身，而不需要用公用的厕所。这是戴西有生以来第一次和自己已经长大的儿子同住一间屋，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学习怎么和人共有卫生间。在屋顶上有漏洞的房间里，戴西度过了1966年的冬天，晴天时，有阳光会从屋顶的破洞里射进来。而有北方寒流到来的早上，她醒来时，常常发现自己的脸上结着冰霜。
　　1967年1月，郭家在上海郊区的墓地被红卫兵捣毁，郭标夫妇的铜棺被撬开。等中正得到消息赶去时，墓碑，包括那些用大石头砌起来的墓园都被敲掉了，所有的棺木和骨殖都已经不知去向，包括1963年人葬郭家墓地的吴毓骧的骨灰盒。从此，再也没有找到。1985年戴西决定向上海红十字会捐献遗体并不留骨灰时，静姝和中正马上就想到，她是不愿意自己的骨灰有一天会被人胡乱挖起来，而且，在她心里，要是不能与自己的父母亲人安息在一起，她就没有地方可以归去。
　　7月，戴西被派到法国公园外面外贸公司下属的小水果店里，卖西瓜、桃子和鸡蛋。
　　当我在卖桃子的时候，顾客总是问我，哪一种桃子最甜，可我不知道。一天，关店以后，我每样桃子买了一只，尝了它们。因为每天在水果店关门的时候，大概等不到明天开门就会坏的水果，就要很便宜地处理掉。我买了处理的桃子。第二天，我就告诉顾客什么样的桃子最甜，他们都很高兴。
　　到了卖蛋的时候，她请教店里的老职工，然后懂得要是把蛋放在灯光下，用手拢着照一照，就能发现这是不是一只蛋黄完整的好蛋。当时大多数鸡蛋没法冷藏，在夏天坏得很快。常常有顾客拿了打开的坏鸡蛋来店里要求换新鲜的。戴西学会了对鸡蛋的识别。总是帮顾客先选好，顾客开始信任她，认住她的摊位来买鸡蛋。
　　从戴西卖鸡蛋的小店一直向北走，经过淮海路到南京西路，就能看到一栋老式的大楼。在那一年，常常有人不能忍受生活中的巨变来这里跳楼自杀，因为那里自杀事件多了，人们把那栋楼叫作〃自杀大楼〃。我以为，在1958年就开始经历重大不幸的戴西，到十年以后的1967年，发现自己不光没有否极泰来，反而更加险恶，她没有自杀，已经很不平常。而她尽量与命运合作，调和尖锐的冲突，让自己和孩子都看到生活并没有完全失控，则是一个奇迹。二十年代出门需要防弹汽车和保镖的郭家小姐，在1967年时懂得，怎么在恶意滔天的时候，保护自己和自己的孩子了。
　　这一年，波丽被红卫兵打得很厉害。一次，戴西去看波丽，发现她独自坐在卧室的暗处，她的脸和手上到处都是乌青的淤血。另外一次，她发现红卫兵从开着的窗子里爬进波丽的家里，他们总是随时进出波丽的家，将她大骂一顿。
　　戴西留下的，是一份回忆录的草稿，就是在她的最后一天，我见到她，她为我签署了同意我使用回忆录和照片的授权书，她还计划等身体恢复了以后，要修改回忆录，但她说明，她的回忆录不是为了发表，而是为了让后一代人知道她的生活。在这份文件里，她写到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这时，她的叙述开始慢慢变得跳跃和潦草。写到〃四清〃时，虽然已经日见昏暗，但她还有条理，保持着平静。可进入〃文化大革命〃的阶段，她竭力保持平静，保持不用带有情感的词语，可已经不能从容。她像一个孩子，摔破了膝盖，痛得要命，但自己只敢一眼一眼地瞥着流血的地方，不敢认真去看。
　　在那些段落里，常常会突然加进对童年往事大段的回忆，开始，看上去觉得乱，然后，慢慢地，想起了戴西的话。戴西的确很少说起她〃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她说过，她要是回忆一次，就像是重新再经历一次一样，非常痛苦。即使是已经过去了三十年，远在美国，一个人对着打字机和纸，她还是做不到。她不得不像浮上水面来呼吸的蛙泳者一样，埋头游一段，就不得不挣脱出来，回到她的童年往事里，在她对童年的回忆里，也没有用任何一个带有感情色彩的词语，只是她的叙述突然单纯，她的回忆突然明晰，可以看到一颗小姑娘积极的，向往的，爱父亲也爱家里的马的心在那里有力地跳动。她在回忆里，常常会不由自主地向童年逃去，而且是向在澳大利亚爽朗的蓝天下度过的童年逃过去，后来在上海经历过的那些奢华岁月，包括在〃中西〃时代的自如和在燕京时代的骄傲，竟都不是她想要逃去的方向。
　　1968年，戴西接到通知，在同济大学的中正被认定是反动学生，已经被学校隔离。戴西又一次为自己的儿子送去了变相关押需要用的衣物。然后，每到一个月，她像从前去第一看守所一样，去同济大学为儿子送日常用品。从前，中正常常代替戴西去第一看守所，现在，没人能代替戴西了。没人知道在从她的家到同济大学的路上，她心里怎么想，会有什么体会，她从来都没有说到这些事，她只是从来没有逾期不去。
　　不过，她常常用的是晚上的时间。在白天，她总是尽量不回家，或者不出门，避免路过弄口，因为那里有红卫兵把守，看到了她，他们总是像看到了兔子的猛兽一样兴奋起来。在被逼到角落再无路可退以后，她也会挺起胸来。
　　每次戴西离开弄堂，就必须先在那里竖着的毛泽东像前站十五分钟。那时她已经没有手表了，所以不知道自己到底站了多久。总要等到红卫兵放她走，她才能走。后来戴西有了一个主意，她带着闹钟出门，那天，当红卫兵对她叫：〃时间已经到了，你还站在这里想干什么？〃戴西摸出钟来拿给他看，然后说：〃你错了，还差三分钟才到时间。〃
　　但是，在戴西的回忆录对这一年纷乱的描述中，她写下了这样一个影响了她的人。
　　他让我体会到了在这时想要与任何人论理都是不明智的。他是个医院里的主治医生，他乘公共汽车去上班。每天早上他妻子都给他五分钱买车票，她把钱装在他的衣袋里。公共汽车总是非常拥挤的，医生只能站着。他想要伸手到衣袋里去摸那五分钱，可因为太挤了，他不小心把手伸到了贴在他边上的乘客衣袋里。那个人立刻叫了起来，他说医生是小偷。公共汽车停了下来，医生被带到了警察局。警察局立刻通知了医院的党组织，党组织来了人，想要弄明白他们医院最高的医生到底怎么了。这时，医生说出了真相。〃为什么你当时不对公共汽车上的人说呢？〃他们问。〃因为我想要对他们解释，他们也不会相信我，反而会打我。我想就当我是错的，我才会安全。〃
　　这是戴西的1968年。
　　这一年，在美国的兄弟姐妹为断了音讯的波丽和戴西留下了照片，那是他们的家庭聚会上的合影。沃利晒得很黑，好像是刚刚从海边度假回来，大嫂嫂没有什么见老。安慈还有着惊人的秀丽，保留着第一届上海小姐的风范。他们的孩子都已经在美国长大，不怎么愿意多说中文了。
　　后来，波丽和戴西先后在上海去世，家中的八个孩子，只有她们俩一直没有离开中国，也只有她们俩先后把自己的遗体捐献给了上海的红十字会，不求任何报偿，她们都在志愿书上签了自己的中文名字。志愿书上写着：〃我志愿将自己的遗体无条件地奉献给医学科学事业，为祖国医学教育和提高疾病防治中国的水平，贡献自己最后一份力量。〃
　　没有人真正相信她们在这份文件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就真正认同那上面表达的意思。有人说，她们一生被别人说成是寄生的，最后想要表明自己不是寄生的，而能做到大多数人不能做出的贡献。
　　也有人说，她们没有了自己家的墓地，觉得没有地方安息。




　



　　

1969　六十岁　骄傲与坚持

　　A　person；　who　was　suffering　not　for　the　masses；　could　still　keep　one's　tough　dignity。　Being　an　ordinary　woman；　she　was　doing　all　this　in　order　to　maintain　her　own　clean　record；　not　willing　to　let　her　children　encounter　any　more　mishap　because　of　her。
　　这是一张用在上海市区公共交通月票上的照片，不过从1969年开始，戴西终于可以不再用十二元生活费中的三元去买月票了，她被送到祟明岛上的东风农场劳动改造。
　　开始因为从外贸系统送去崇明的，就戴西一个女资本家，她在资本家连队里没地方住，所以她被送去与下放在农场管理资本家连队的女干部住在一起，在那里，她知道了，资本家在背地里叫农场〃集中营〃，女干部们在背后也叫这里为〃集中营〃。
　　在太平洋战争中，这个小岛上，日本人真的为在上海避难的两万犹太人造了死亡营，只是最后没有执行。
　　清洗马桶还是我每天的功课。有一个干部每天和我一起去。我们屋子里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