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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散步 龚鹏程-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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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以，理智逻辑与美感直觉纠结缠系于心，酿成另一类表现，例如互相排斥或互相融通。所谓排斥，其实在心灵中产生的冲击力和激荡往往非常强烈。有些作家同批评家甚至因此而有“反智”的倾向，认为创作与欣赏皆无待于知识和学问，多读书穷理，只会日渐戕伤纯粹的心灵，使得敏锐丰饶的感应能力被理障所蒙蔽。这种态度，诚属偏激，但在他们生命中却可能是真实而深刻的感受。我们之所以反对它，在于此种生命内在的割裂以及对知识的偏宕，必然会在文学创作和欣赏中尝到恶果。为什么呢？
就知识论的角度来看，一个人的意识有明显自知的集中意识（focal awareness）和无法表面说明，只能在与具体事例时常接触后经由潜移默化而得到的“支援意识”（subsidiary awareness）。人的创造活动，即是这两种意识相互激荡的过程。我们在阅读或创作文学作品时，集中意识当然群集于此，但是，我们长期受到熏陶的教育文化环境、时常碰触到的典籍知识内容，却形成了支援意识，潜移默化地发挥了更为深刻重要的导引功能。所以，越是多读书、多穷理、多阅历的人，他的支援意识就越丰富而灵活，在这种支援意识支持下的创作或欣赏活动，自然也越容易深入。
在这种情况之下，创作与欣赏当然又形成一种对等的关系。因为文学作品所面对的是全幅历史、社会与人生，所以，创作者对于这些知识掌握愈丰厚、支援意识愈灵活，作品就愈精彩。而读者循迹蹑影，若缺乏此等涵养，又如何奢望能欣赏其奥妙呢？我们必须明了一个事实：文学作品确实具有文学的特质，但其内容却不纯粹是感性的，其中可能融经铸史，可能涵藏世事，也可能与作者独特的哲学见解有关。读者学殖不富、见识不深、阅历不广，毕竟是难以理会的。欧阳修所谓：“不识黄云出塞路，岂知此声能断肠。”（《明妃曲和王介甫作》）真是值得我们深思啊！
这条路子既不可行，显然应该寻求融通的方式。这种融通，事实上早已构成了文学知识的内容。其中最明显的，即是希腊以来的文学或艺术美的观念。这些观念认为美即是和谐，而和谐起于比例法则。于是，类似黄金分割那样的几何学考虑，便常被视为艺术奥秘的所在。但几何学的点、线、面、体，乃是一种纯形式的程态概念（modal concept）或逻辑构造品，在几何的考虑下讨论艺术，正是在逻辑知识的系统中发展文学知识。这种方式，当然也不很理想。
我们所谓理想的融通方式，应是紧扣文学的特质，并同时发展与此特质相呼应的一般性知识和逻辑性知识，而以此类知识切入生命存在的感受中，去做思虑的体会和涵泳的辨析，达到严羽所说“多读书多穷理以极其至”的境界。如此，则“充实知识”在文学欣赏活动中，就不只是一句浮泛的言谈了。
比量、现量
关键词
比量、现量
佛教语，量论（pramanawastra），指探究知觉、推论、证言等致知活动的知识学。其中又分为比量（anumana ）与现量（pratyaksa ）：比量是推论，指运用概念思维而以共相为境的致知活动；现量是知觉，又可分为根现量、意现量、自证知及瑜伽行者的直观四种。
集中意识、支持意识
美国哲学家博兰尼（Michael Polanyi，1891—1976）区分人的意识为明显自知的“集中意识”（focal awareness），以及无法表面明说、在时常接触具体事例以后经由潜移默化而得的支持意识（subsidiary awareness）。人的创造活动是这两种意识相互激荡的过程，但在这种过程中，“支持意识”所发生的作用更为重要。所以说：“在支持意识中可以意会而不能言传的知的能力是头脑的基本力量。”
知性与感性的辩证
第七章 如何欣赏文学作品（下）——运用方法
文学与非文学知识，在划分时，其实都隐含了知性与感性的双重划分。无论是严羽还是克罗齐，都是如此。但，为什么要以知性和感性来分析知识的性质呢？
022。知性与感性的辩证
勉强地解释，我们只能说，所有人类的知识必然与生命有关，而生命的主要趋向有二：一是知性，一是感性。我们每个人由于接受教育的影响，所以，多少都拥有了一些历史文化内容作为知性与感性的基础。而每天遭遇到的经验，也必将成为知性与感性运作的场域和材料。因此，知性与感性是在我们每天生活中起作用的。
但是，知性与感性虽每日运作于生命之中，我们却很少自觉地对它们思考或感受。这真是非常可惜的事。作为一个人——而不只是一个混沌的有机生物——我们应该对自己知性与感性的运作内容，做一番知觉的分析，做一些概念分际的辨明。如此，我们的知性能力就可以不断成长，对（古、今）世界认识得更清楚，而其认识的层次也能逐步推高。
经过这种努力，我们对外在世界的感觉和情感性的体会，就有了一些更坚实的基础，不再是处在灰暗蒙昧的无知状态之中。而正因为我们的心灵有了内容，所以，对于外在世界也愈能有所体会，体会的层次更是能够愈炙愈深、愈求愈高。同时，我们还可以细腻地体会自我感性经验的内容，了解自己情感的走向和历程，并通过这样的体会增加感性能力与内容的细腻度。
这样子，经过不断的反省，生命不断进展之后，我们更可以把眼光放得宽广些，对自己以外其他人的情感做一些概念的辨析，以概念的层次架构说明各种感性经验。于是，我们的知性能力也就增加了。
而就在这种辨析或增加中，其实也就隐含了对于概念架构中方法的运作。例如，爱是一种感性经验，尤其是文学作品中极端重要的内容，但爱这一经验，实有极多殊异的面相，我们可以尝试着去辨析各种爱不同的性质与内涵。譬如，爱最初可能是根于生理冲动所带来的情绪反应，可以称为肉体爱，但是，这种爱太飘浮了，太接近于兽类发情期的交配行为了。人类的爱通常并不仅限于这个层面及性质，还要求男女双方必须有一点儿生命内在的感通，承认彼此有能够互相接纳的态度。这种爱，可以称为浪漫爱。至于这种感通是否需要理性的估量或道德的肯定，则又是另一种有关爱的探讨了。
语言与心灵内容的辩证
023。语言与心灵内容的辩证
类似这样，我们给予每一层次一些概念的辨析，并安装一个术语，在感性经验的形态与意义中挖掘其内涵，必然也将使我们的生命提高一个层次，由肉体爱到浪漫爱而层次上升。但是，生命每提高一个层次，可能又会遭遇到新的感性经验。人，就在这一连串过程中，不断辩证发展地把生命推向高处，不断发展，而达到“极其至”的阶段。
在此辩证发展的历程中，知性与感性显然不是“拒绝往来户”。然而，一切心灵内容，毫无疑问地均须以语言予以落实。因为完整而混沌的心灵内容，只有以语言的逻辑性来布置、疏通、整理，才能使之精确。
语言的叙述只能是单向性的，只能处理一条线索，步步分析、步步展开。可是，运用这样的展开和分析，却可以让我们把握并思考到心灵内容的贫乏、稀薄与不周到之处，而予以填补，运用重新经验与思考的分析去填补，使之趋于充实和完美。
如此，当然也一定会使心灵层次及内容不断扩充提升。而我们即在不断提升时，不断尝试以语言去表达。可是，心灵提升或丰富到某个程度之后，固有的语言，可能就不太容易表达这一丰富而独特的经验内容了。到了这个时候，便不得不考虑着去创造新的语言。历史上，任何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或文学家，必然都是“独铸伟词”的语言工程师，理由不难索解。因为只有那些创新的语言，才能构成独特的文学表现及哲学系统；而独特的辞采，也正显示着独特的生命情调和心灵状态。这样明显的事实，我想不用举例，大家都应该能了解才是。
以上这个事实，同时也揭示了知性与感性辩证发展之外的另一种辩证关系。那就是，语言与心灵内容也是辩证地发展着的。但我们面对这种语言与心灵内容的辩证发展时，似乎还需另有些作为，才能掌握控制这一发展过程，使它形成知识。这些作为，简单地概括，我们可以总称之为“方法”。
对象与方法的辩证
024。对象与方法的辩证
所谓方法，即是寻找认知及感性对象中的线索，试图通过某一线索，以“出言有章”的方式，展开有关对象的思考和解释、剖析，去透视其内部的关联与外现的意义。这是人类建构知识所必须要使用的一套程序。否则，就好像下棋。小孩子下棋，不懂得什么棋法规则，也没有打谱的知识背景和训练，他随手乱下，看棋的人必然是觉得这个小孩下得很有趣，而哈哈大笑，不予计较。可是，假如已经是个大人了，也来乱下一通，就会让人感到幼稚可厌了。同理，无方法的素朴形态只能是发生在知识成长的幼童期，一旦知识建构已有自觉地展开了，方法即不可免。
（1）无限开展的方法
然而，所谓方法，就像下棋一样，绝不能是封闭而固定的。不但千变万化，法无常规，即使同一方法，在运用时也尽多差异。头脑简单的人，或许要觉得这样子太麻烦、太复杂了，如果有而且只有一种方法，不是简捷便利得多吗？但即使是如此愚蠢的人，在他想要自杀时，仍然会考虑到好几种不同的方法。而他选择其中之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时，也还能清楚地知道除了这一方法外，另有死法，每一死法，亦各有其优劣。
为什么方法是可以无限开展的呢？
在文学欣赏中，方法本是一条条通路，通往文学作品之路。这条路，其实就是上文所说的线索。通过一条线索，可以让我们有秩序地观察对象。一篇有方法架构的文学评论文章，通常总是分章分节，一二三四地讨论下来。为什么要这样呢？岂不正因为唯有如此才能更具体地显示“线索”与“秩序”吗？但是，线索固然以贯穿整体内部关联为职事，却也不可避免地不能完全等于全体内涵。通过任何一条线索，都必将有所遗漏，甚至于为了配合线索贯串时的方便，我们会稍作一些扭曲。此所以任何剑法，都有破绽；任何棋路，都不能保证不败。方法本身既有此特质，自然也就容许并且需要多样化，才能充分而完整（或者说接近完整）地发掘认知与感性对象的全貌。
（2）方法与工具的不同
我们必须了解，方法不同于工具。工具譬如木棒榔头，人人可用，其功能也不会有什么差异。方法就不然了，它虽然也可以有工具的用途，但其基本性质并不相同。
工具所能完成的，至多只是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用它能最有效地达成我们的目的。而方法，则关联着价值的问题，依我们认为合理的价值与方法，去达致合理而有价值的活动，乃是“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之事。但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方法不可能是螺丝起子，任何人都可以用它来旋起任何钉子；方法必然牵连着研究者本人特殊的价值信念与思想内容，更关系着认知及感性对象的性质。
所以，它不能硬套，也不能任意移易。每种方法均有其信念及哲学立场，其中当然有可以融通之处，可是，方法的运作毕竟还是百花齐放的。每一个人都使用同一种方法，实在是不可思议的奇闻，虽然它已经是我们社会中流行的现象。
（3）非客观普遍的方法
就文学欣赏来说，文学欣赏乃是读者与作品“相与融洽，读之便觉欣然感发”（《六一诗话》）的历程。因此，我们从文学作品中获得的知识，不是与主体隔绝的客观外延真理。故而，建构此类知识的方法，也不可能是客观普遍的方法。一位文学理论家，应该有雄心发展一套最具统摄力及解释力的方法，也可以宣称他的方法是“客观普遍”的，但实际上有什么方法是“最终的方法”呢？也许有人会因此而沮丧，可是，文学欣赏的迷人处就在这里。请问：倘若棋只有一种下法，谁还有兴趣去玩呢？
既然如此，在方法的运作及其开展上，每个人都可以或必须“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你有你的方法，我有我的方法。那么，岂不是混乱成一团了吗？不然！方法诚然可以多样化，但是，它必须基于两个条件。
（4）方法的自觉与验证
一是方法的自觉。方法是如何建立的？是不是我忽然间有了一个想头，就有了一种方法？待会儿换了一个幻想，又有了另一种方法？方法不是这样的，它必须是在方法的自觉意识中逐步发展出来的。
我们自觉地意识到我们是怎样地去思考感性及认知对象的，思考它哪一部分，如此思考有何意义及目的，而我们这样的思考是否真的可靠……只有经过了这样的自觉意识过程，才能真正地建立一种方法。所以，方法的建立其实极为艰辛。理论上，方法可以无穷尽地发展，但历史上真正建立了的方法却不是很多。有些哲学基本上只是一套方法，例如黑格尔的辩证法、胡塞尔的现象学，以及本世纪声势庞大的数理逻辑等，均是如此。许多人不明了方法必须建立在这种自觉的意识上，便不免把方法看浅了，以为方法就是“程序”。譬如，我们做个实验，应先安置某些仪器，然后用甲种药液，接着用乙种物质，再放入丙种药剂，做实验时应把手洗干净，要仔细记录其变化……诸如此类，都是程序，不是方法。坊间许多文学研究法、史学方法的书籍，所谈亦属此类，例如如何搜集材料、如何安排大纲、如何修缮润饰、如何校勘、如何辨伪、研究态度应该如何、证据是否足以支持论证……这些，假如不关联着以上我们所说那些方法自觉的思考，则都只能是程序或步骤，离方法还遥远得很呢！
然而，经由自觉意识而发展出来的方法，是否能保证合理而有效呢？那倒也未必。原因在于每个人的感性及思考能力都有所局限，而方法本身又只是一隅之解，所以，无法保证能够完整而充分地诠释对象。既然这样，那么，方法的验证自然就变得异常重要了。
所谓方法的验证，是说方法虽然必须关联着研究者个人特殊的价值信念与思想内容，但是，它却不可能仅仅代表个人特殊信念。这是什么缘故呢？首先，从“价值理性”的观点来看，它是根据我们认为合理的价值与方法去达成合理且有价值的活动。因此，方法固然基本上都只是“我们认为合理的”；然而，它所持有的价值（如道德、宗教、美等价值）既然是理性的，对方法的自觉也是理性的活动，则方法的运作，就应该可以承担理性的审察，看看它本身的效力、目的、运用是否合理而有效。这就是验证的工作。
另外，验证之所以必要，在于方法本是控制语言与心灵内容辩证过程的行为；而语言又牵涉到表达的问题，希望我们这一套处理方法能为人所知、所接受，自当容许旁人有观察此一方法的可能。而且，也只有通过恰当的检验程序，方法才能确保其可信度。否则，一切都靠自由心证，如何建立理性认同的知识系统，知识又如何传播呢？
唯有通过方法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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