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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 2006年第04期-第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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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杨惠根与林洁成家。不到一年，小夫妻就演了一幕《新婚别》。1992年11月至1994年3月，杨惠根受国家派遣参加日本第34次南极科学考察队，在昭和站进行极光越冬观测，在与世隔绝的极地生活了17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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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身之前，杨惠根做了大量的调研，查阅了极光观测的最新资料。照片上或红或绿或金或银的彩色光幕，是等待他拉开的奥秘帷帘。此行南极，杨惠根是历史上第一位在日本昭和站参加越冬观测的外国人。他心里清楚，日本队吸收中国科学家参加他们的极地科考活动，是想寻找与中国的合作——他们也看好中国南极中山站在空间物理学中的地理和科学位置。
昭和站建于1957年。50年来，日本科学家对极光等现象的观测研究十分深入，世界一流。昭和站的地理位置处于较低的地磁纬度，观测的是与中山站不同的夜侧极光，中山站恰好地处地球迎接太阳风的窗口，是日侧极光观测的最佳位置。杨惠根此行的任务是学习日本的极光观测技术，回来后在中国人自己的考察站筹建极光观测，并与日本科学家交流、探讨共同开展极光研究。
杨惠根从上海出发飞到东京，与日本队员汇合，乘“百濑号”科学考察船离开东京湾码头，驶向澳大利亚西澳州的弗利曼特港。考察船是以一位日本极地探险家的名字命名的，百濑原是一名海军中尉，1920年他成为第一个抵达南极的日本人。
科考队队长佐藤夏雄教授是经验丰富的极光研究专家，队员总共40人。用杨惠根的话讲：船上的阵势是“一对三十九”，他是唯一的外国人。适应，是摆在杨惠根面前的第一个考验，在语言、生活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差异。能否适应考察队的生活？能否让日本队员接受自己？在与世隔绝的南极，在地球最寒冷，最荒凉的极地，就是一个日本人能否顺利地完成越冬生活，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更何况对一个27岁的中国人。
上船后，杨惠根跟着其他队员一起倒货装舱，接受消防、逃生、结绳、打信号灯等各种技术训练，学习南极考察知识，进行野外生存训练，每天的日程都很充实。夜里，“百濑号”行驶在漆黑无际的瀚海上，日本队员们在舱里谈笑，杨惠根一个人走到甲板，扶着围栏，扬着脸，迎着潮湿的海风。有生以来，他第一次离家这么远，而且要到离家更远的地方，感觉自己像一位早期航海家，沿着古老的羊皮海图，开辟想象中崭新的航线。
日本南极科考队是经过严格选拔的国家队，队员们素质很高，虽然来自不同的领域，但彼此尊重，平等交流，队伍管理也井井有条。佐藤队长非常仔细，特意安排一个名叫六山弘一的小伙子与杨惠根同住，担任他的联络员。六山是位在读博士，课题也是极光观测。
对杨惠根来说，刚上船时遇到的主要问题，是日语和伙食上的困难。日本人吃大量生鱼片、生蔬菜和生鸡蛋，杨惠根的肠胃不适应、吃不消。另外，三分之二的日本队员不讲英语，因此杨惠根刚一上船，就拜一位叫角贞己的年轻人做日语老师。角贞己教得非常认真，每晚都给他上一次课。在船上的一个月里，杨惠根学完了《初级日语》的上册；半年时间就达到了日语中级水平，不仅能跟队员们交流，还能用日语说相声。
“百濑号”经过赤道，队员们举行了一次狂欢一样的“赤道祭”。杨惠根也和其他队员一样描眉画目，半穿起鲜艳的迷你裙，男扮女装地在甲板上开心……考察队在西澳州的弗利曼特港经过几天的休整，然后起程驶向南极。杨惠根永远不能忘记，在浩瀚无边的海面上，在天水相连的地平线上，当他第一眼看到在阳光下晶莹闪烁的南极冰山时，激动的心脏怦然狂跳。
“百濑号”抵达南极时，南极还是极昼的夏季。他们利用这段时间进行越冬队员的更换和基地的维修、保养和夏季野外调查工作。冬季到来之前，考察船告别南极，而将40名越冬考察队员孤独地留在这片杳无人迹的冰雪世界里。要知道，南极的极夜一旦降临，海上的冰面会几百公里的疯长，无论船只还是飞机，都无法接近考察基地，40名队员如同被困孤岛，要熬过一个寒冷漫长的冬季。
参加日本越冬队，杨惠根要跟同伴们一起生活、工作一年半，所以不可能把自己当外人。他不仅苦读日语，而且作为队里的一分子参加集体活动，分担工作任务。他跟队员们轮流值班，帮助厨师做饭，打扫站区卫生，清理厕所，冲洗澡堂。
每当轮到自己值班，杨惠根早上不到5点就从床上爬起，趁同伴们熟睡时打扫卫生，清倒烟缸，烧开水，冲咖啡，切面包，分牛奶。队员们用完早饭，他要收拾餐具，擦桌洗碗，然后拖洗整栋建筑的木制地板。早上的活儿刚干完，又到了吃午饭的时辰，之后又要收拾餐厅，然后跑到卫生区澡堂里去。日本人喜欢泡热水澡，虽然南极有冰，并不缺水，但必须把冰烧化才能用。为了节省有限的燃料，队员们在一个可以泡两三人的不锈钢浴缸里泡澡。队员们泡过的浴缸自然很脏，需将热水充满，让浮在表面的油脂溢出，然后再将浴缸边缘擦拭干净。浴室里有几个淋浴喷头，喷头下面的踏脚板也要一块一块地冲洗，晾干，并要掏净踏板下和堵在地沟口的毛发……杨惠根从小就干家务，不仅手脚麻利，而且累中生巧。别人清理烟灰缸时只会倒掉烟灰，而他清理时用水冲洗。大家只要看到明亮的烟灰缸，就知道是杨惠根值班。
为了多分担些队里的工作，杨惠根主动要求担任电影放映员，每周为队员们放一次电影。在南极的一年里，他看了不少日本影片和电视剧。不仅娱人，而且益己，他的日语口语突飞猛进。另外，放电影还有额外的是收获，每每谈到当放映员的经历，杨惠根都会笑着告诉朋友：他曾在电影《红色的铃兰》中，看到了栗原小卷一个早期仅有的人体镜头……
队员们住在集装箱式的建筑内，房间不大，但每人一间。在南极没有邮路，杨惠根每月要向国内发一份“传真报告”。每次，他都在传真纸的边角上写两句问候妻子的话，并请国内的同事转告给她。考察站有一台电话，杨惠根能享受每月一次的特别照顾，每次和妻子聊10分钟。只有一次他寂寞之极，忍不住给妻子通了20分钟电话，事后他主动跟站长道歉。可以这么说，在南极越冬的17个月，是一段没有私生活的漫长日子。
毕竟是新婚不久的年轻人。极夜里，随分秒疯长的寂寞与孤单不断腐蚀着他的神经，经常使他感到彻夜的焦虑和莫名的不安。只要他给妻子挂电话没有人接，就会立刻想到最坏的可能。与其说是担心，不如说是猜疑，与外部世界的时空隔绝，让杨惠根产生了许多虽然好笑、却无法控制的强迫意念。
从离开东京湾的那一天起，他就以对妻子倾诉的形式记《南极日记》。每篇日记都是以妻子林洁作为倾诉对象，不仅记录下考察队生活的琐碎细节，也描绘出当时孤独寂寞的心理轨迹。出国时他刚刚成家，妻子刚刚搬到上海，林洁本是家中的宝贝，一结婚就要一个人独居，怎么能叫杨惠根不担心？他不仅担心她的日常生活，更担心新婚妻子守不住寂寞，担心刚建立的家庭会变成空巢，在杨惠根的日记里，他倾诉自己的所有思念，袒露了内心的担忧、怀疑、不安、失落和不可名状的恐惧，甚至绝望的忏悔和无助的哀求。他哀求根本听不到自己倾诉的妻子等着他，盼望尽快回到她身边。
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在此给你写信也好也不好。好的是可以倾诉对你的爱，但毕竟你既看不到，也听不到。到了真跟你通话的时候，又忘了哪句话曾跟你说过，哪句话只在日记里默默地写过……”在刻骨铭心的漫长极夜，林洁成了他的心理支柱。一年半后，杨惠根回国，一跳下上海熙攘的码头，一看到在人群中冲自己微笑的妻子，所有的恐惧都消散了，日子立刻恢复到过去的平静。杨惠根说，他将日记埋在了箱底，从来没有给妻子看过。他怕妻子怪自己“多疑”，笑自己“神经”……事实上，的确有不少考察队员回到家，发现自己一年未见的妻子已经跟了别的男人。
南极的寒冷，极夜的寂寞，伴着一颗乞求不被人抛弃的心。
8
冰封的冬季是寂寞的，寂寞中，只有期待奇迹的拯救。对杨惠根来说，或许极光便是南极的奇迹。
第一次看到极光，是在赴南极途中，在“百濑号”船的甲板上。1992年12月的一个晚上，当时天气不好，极光距离又远，当时杨惠根只看到一些云雾样的光团。许多队员兴奋地跑到甲板上举着傻瓜相机一通狂闪……事后想来实在搞笑：用傻瓜相机的闪光灯，怎么可以拍下天际的极光？那次，他虽然看到了极光，但是并没有为之感动。
在杨惠根的记忆里，他在真正意义上看到了极光，是在1993年2月底。当是已经完成了夏季作业，极夜正向南极悄悄地降临。一天夜晚，杨惠根跟往日一样走进离主楼不远的“极光观测栋”，习惯性地打开仪器，调好屏幕，然后漫不经心地走到户外透一口气。就在这时，奇迹发生了！杨惠根看到一条从东向西、宽得几乎横跨整个天空的巨大彩带，彩带的下部有如窗帘的裙摆一样妙然掀动，白里透绿，红中见粉，摆动的地方神秘闪动。他被眼前的奇观震慑了，先是惊诧、兴奋和无法与人分享的感动，继而感到一股潮水般的自卑和沮丧。
杨惠根回忆说：“那次，作为一名空间物理研究工作者，我的自信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在此之前，虽然纸上谈兵地研究过极光，但当真正面对极光时，像好龙的叶公一样张着嘴，只能目瞪口呆地看着它。“当时，我的大脑里一片静寂，一片空白。这么多年积累的所有物理公式和定理，对眼前的现象束手无策！”
夜幕之下，极光之前，杨惠根手足无措地独自僵立。虽然从理论上来说，他知道极光形成的物理机制，但还是解释不了眼前的现实。眼前的极光如此之大并神秘地摆动，究竟什么力在驱动它？虽然他看到过不少的极光照片，但那些都是静止的，并未激发出这么多疑问。“我是搞物理学的，在日常生活中，习惯地用物理的眼光审视一切，自觉不自觉地用所学到的物理解释身边的每个现象。但是那一次，突然置身于极光面前时，我真呆了！发现自己那么渺小，那么无知，好像自己变成了白痴……”正是那一次感动，让杨惠根近乎狂热地开始了极光研究。
经常有人问他：研究极光有什么实用价值？杨惠根认为：作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未必要直接回答一个现实的、可以即学即用的具体问题。“人类探索的过程中，自然科学应该跑到人类前边，用一双科学的眼睛观察、发现和解释世界，然后告诉自己的同伴，这个世界存在什么。科学家应该有这种自觉。知识能够现学现用当然更好，但从人类认知的角度来说，我不认为科学家必须功利地回答使用问题。”
事实上，随着人类对极光研究的深入和对太空的不断开发，两极的极光观测已逐渐发展为一个崭新学科——空间天气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人对近地空间越来越依赖，无论遥感、导航、各种卫星和航天器，还是太空行走，都在这一遥远而神秘的区域内活动。作为从地球观望宇宙的窗口，极光是观测太空天气的晴雨表。通过极光的观测、研究与掌握，人类可以知道太空处于什么状态，对航天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意义深远，正是这个原因，世界各国在极地纷纷圈地建站，形成了极地科考的国际潮流。中国的极光研究起步虽晚，但凭着杨惠根和同事的才智与勤奋，已将中国极地科学推进到世界前沿。
在考察队中，极光观测员的生活最辛苦，他们的工作性质是“颠倒黑白”：每天，太阳落下，他开始工作；太阳出来，他才能睡觉。白天还要帮厨，打扫卫生，消防演习的笛声一叫，就要抱起消防栓朝外跑……由于南极的太阳停留很短，杨惠根顶多只能睡五六个小时，经常一熬就到天亮。夏季温度可以到18摄氏度，冬季在零下40多摄氏度。夏天，太阳在头顶上转，白天睡觉也要拉窗帘。
清晨，他疲倦地伸着懒腰走出屋外，眺望北方天空的绚烂朝霞，在浓艳的蓝天红云底下，是一片纯净透明的冰海世界。晶莹透明的淡蓝色冰山，还有地平线上的海市蜃楼，使人神志恍惚地置身于一个变幻莫测的仙国里。
南极是地球上最后一片无国界的疆土，最后一个尚未被人类破坏的自然之地。从地图上看，它的形状如同一只鹦鹉螺。在那里可以见到笨拙可爱的企鹅和悠然自得的海豹，可以呼吸最纯净的空气，可以欣赏最唯美的自然。
在南极，人类学会如何与自然相处。大自然的美是无法描述，无法再现，无法解释，无法掌控，在自然面前，杨惠根只能发呆，只能惊叹。那里的冬季干净，宁静，有一种冻结的、不再流动、不会消失的美。工作之余，杨惠根喜欢健身打球，野游摄影，他还常跟日本朋友一起在冰窟窿里钓鱼，挖雪洞烧火锅，或到较高的冰丘上滑雪。天然滑雪场没有缆车，他们滑下来，爬上去，居然能在零下40摄氏度的野外出一身汗。
天好时，队员们开着雪地车到远处考察，钓鱼，聊天，打麻将，将夜晚的梦，藏在雪地车的睡袋中。在南极，队员们的集体意识非常强，远离社会的孤独，将每个人的命运紧系在一起。
有一次，杨惠根又跟几名同伴开着雪地车，一起到昭和站附近的一座小岛上野游。池塘中夏季融化了的雪水已重新冻结，在阳光下平静如镜。他掷了一块冰在池塘冰面上，它轻盈跳跃，在万籁寂静中发出金属的声音。“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平的冰面，扔一块冰可以跑得很远很远。”他再一次惊诧于自然之美，他感觉：“这个世界仿佛并不属于人类，或者说，我是一个偶然落足到地球上的星外客。”
美，并不意味着绝对的安全。自然界有它温和的一面，也有它施虐的一面。暴风雪来时，南极变成了地狱，暴风雪的速度可达每秒40米以上！南极很冷，雪不是雪花，是一颗颗碎硬的玻璃碴，不要说风景了，就连自己的鞋都难看到。1993年3月的一天，杨惠根经历了一次终生难忘的雪地惊魂。
那天，下了一场罕见的暴风雪。清晨，杨惠根结束了观测工作，准备离开“极光观测栋”回“生活栋”休息。两栋建筑的距离不到百米，中间隔了“地球物理栋”、“生物栋”和“发电栋”三座建筑，在栋与栋之间有一根防止队员在暴风雪中迷路的“救命绳”。杨惠根摸着绳索走到“地球物理栋”，再往前走，发现连接前面的绳索已被积雪埋住，只好松开绳，顶着漫天风雪朝前走。雪太大，视线达不到1米，他只能凭着感觉走。雪下得天旋地转，杨惠根绕过“生物栋”时，已经迷失了方向，至少偏离了目的地30米！他幸好偏向驻地内侧，摸到一个可作为“陆地标志”的蓄水池，假如他当时朝外偏，肯定将朝海边迷路，一旦走失，就是死路一条。
杨惠根一想起这件事就觉得后怕：人都有求生的本能，越是迷路，越会惊恐，越会乱跑，而且越跑越远，最终失去任何可以借以辨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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