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 作者:康拉德-赛茨-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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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罗马通过中间商用黄金从中国进口丝绸，故此早在一世纪时罗马帝国元老们就抱怨说，罗马所有的金子都流向了亚洲。　
　　　　　　　　
　　　　　　　　两个帝国都是在北部原始部落民族的冲击下终结的；在其衰落的那个时代都接受了外族宗教：罗马人是基督教，而中国人是佛教。两国并列到此为止，因为西欧在公元6世纪开始陷入了一个持续两百年的黑暗时代，古希腊、古罗马文化走向没落；东罗马在公元7世纪由于阿拉伯人进入巴尔干和土耳其而被削弱。中国人的王朝相反在隋、唐时期（公元589～906年）达到一个新的水平，进入了一个空前辉煌的时代。这是世界上一种没有竞争对手的却持续发展了几千年的高度文明，一直延续到17世纪初叶欧洲的快速发展时期。　
　　　　　　　　
　　　　　　　　唐代（公元618～906年）——世界文化的中心　　　
　　　　　　　　唐代是一个惊人的爆破性发展的时代。大唐皇帝把自己的王土向东北扩展到满洲、朝鲜，向南占领了安纳姆（今越南北部地区）。最重要的扩张当属向西北的推进。经过戈壁、穿过草原、越过无数高达5000米的风雪连天的山口，大唐皇帝的军队暴风般地冲过中亚走廊，经过介于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沙漠，在遥远的中亚地区建立了军事武装保护国。　
　　　　　　　　
　　　　　　　　重新开通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使中国贯通了与西亚、地中海周围的阿拉伯地区以及南部的印度等国家与地区的联系。唐朝的首都长安（今西安所在处）成为世界活动的中心。在这座百万人口的城市中，住有土耳其人、维吾尔族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克什米尔人、印度人、僧伽罗人、藏族人、鲜族人。巴格达也像拜占庭一样给这里派驻了使臣。仅在城墙围起来的长安都市里，就居住了数万名外国商人和使者。除长安城外，在唐王国土上还有其他的大型城市，在那里分布有许多颇具规模的外国人居住区。像佛教、穆斯林、摩尼教、东正教、犹太教、基督教等都有自己的教团，都在传教、发展信徒。唐朝成了一个世界文化的中心。佛教徒用石雕、铜铸塑像以及巨幅壁画来装饰他们的寺院。也正是这个时代，纯粹的中国文化经历了一个建筑、绘画、音乐等艺术的黄金时代，尤其是抒情诗歌空前繁荣的时代。18世纪初叶所整理的唐诗集，收集了2300余名诗人的4。9万余首诗歌。唐朝文化之光越过国界，朝鲜、日本以及越南诸国在此时期学习并接受了中国文化。　
　　　　　　　　
　　　　　　　　唐朝当时属于一个完全开放的世界，它的开放程度对这个地理位置上封闭的国度来说，不仅是前无古人，而且直到1912年皇室时代的终结为止，也是后无来者的。大约公元8世纪时，出现了排外情绪。在公元842到845年间，4600所佛教寺院被毁除、所有外国宗教被禁止。自此，佛教与政治和经济分离，尽管它作为一种宗教很快又复兴起来，但是也只是作为一种纯粹的宗教信仰而存在。公元906年，唐朝政权被推翻。唐代的光辉与佛教的光辉同时熄灭。　
　　　　　　　　
　　　　　　　　儒教文化的高峰——宋代（公元960～1279年）　　　
　　　　　　　　随着大唐王朝的崩溃，中国陷入了持续约半个世纪的军人混战、诸侯割据的岁月，直到宋代的开国皇帝于公元960年重新统一了中国。唐王朝所掠夺到的中亚也就随之丢失了，而且在北部，辽、夏还占据了长城以外原属于唐朝的土地。宋代的朝廷统治的是一个比较小的王国，而且是一个仅仅关注王国境内事宜的朝代。反思传统文明使得儒教文化，也就是使纯正的中国创造达到了一个辉煌的登峰造极的高度。新儒教运动把儒家的道德学说发展成为包罗万象的哲学，并在其中确定了人的位置。从而，这种以仁、理为主的哲学成了中国社会精英们的信仰和精神支柱。由此到19世纪末，在这近一千年的时间里，它不仅是社会精英们人生和思想的准则，而且是维系国家和社会秩序的纽带。但是在明代，当那个在唐代那么开放的中国社会逐渐变成了一个封闭、因循守旧的社会时，儒家学说也变成了僵化的教条。在宋代，儒教的复兴却是一场充满朝气和活力的发展运动。如同哲学方面一样，在艺术领域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昌盛。富有魅力的、淡色的青瓷和以山水、田园为主的水墨画当属于宋代最美、最崇高的艺术作品，在其中人被作为微不足道的成分自然地表现出来。　
　　　　　　　　
　　　　　　　　宋代的皇帝都是经过严格培养的儒家子弟，身边大臣都是那些精明能干、忠心耿耿的儒家出身的官员。这些管理着国家的官员们，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经过严格的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这种考试很快地就成为社会上流的主题。儒家教育的发展对于印刷业自然地产生了一股巨大的推动力。宋代第一个把唐代的这个发明付之于大规模的使用。大宋朝廷把传统儒家的典籍整理为130卷，于公元953年交付印刷并且由国家发行。私人印刷业则出版了大量的年历、诗歌集、佛教经卷以及其他的许多书籍经典，其中不乏以百万册付印的书籍。一个规模巨大的印刷业由此诞生。就当时书籍印刷在社会的精神和政治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而言，宋代当属世界第一。　
　　　　　　　
　　　　　　　　技术：先于欧洲数百年　　　
　　　　　　　　在技术认知以及使用方面，宋代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1620年，英国哲学家和王室重臣弗朗西斯？培根出版了其划时代的著作《新工具论》。在书中，他对欧洲人进行自然研究的过程进行了科学分析。他指出：“观察发明的结果、影响以及其动力是一件有益的事情。在此方面，没有什么能比那在古代鲜为人知的三大发明更说明问题。这三大发明就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它们改变了世界的历史：第一项发明是在文字交流方面，第二项发明是在进行战争方面，而第三项则是在辨别方位方面。随着它们的出现，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发展。就对人类的巨大影响和力量而言，没有哪一个王国、哪一个宗教或者哲学能够与这三大发明相比。”　
　　　　　　　　　
　　　　　　　　弗朗西斯？培根当时并不知道，这三大发明以及与书籍印刷密切相关的造纸术的发明都是来自于中国。造纸术早在汉代初期即公元前100到公元前200年之时就已发明。中国人把纸用作书写的材料，也大量地用于其他方面：包装纸、手纸、漆画垫纸，他们也用纸制做窗花、墙画，甚至冬季保暖服装，也基于纸的重量比铁轻等特点而作为盔甲辅助材料。纸真正地作为书写材料最早大约是在公元110年左右。如果没有纸的话，中国这种官吏体制国家的建立将是无法想像的。公元8世纪，中国的造纸技术传到了阿拉伯地区。阿拉伯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守了造纸术的秘密，并以巨额利润把纸销往欧洲。13世纪时，欧洲的造纸术在意大利得以发明，大约晚于中国1500年。　
　　　　　　　　
　　　　　　　　书籍印刷术大约是公元8世纪初叶在唐代发明的，其产生的原因就是由于佛教经书必须大量地重复抄写之故。印刷术的第一阶段是雕版印刷，也就是把每页上的文字和插图雕刻在一块木板上。活字印刷术是毕升在1041年到1048年之间发明的。由于汉字拥有数千个字，故此雕版印刷无疑是必经之路。在此基础上，中国人取得了难以想像的成就。他们把五种颜色用于印刷，从而形成了能够刊印高质量艺术品的彩绘书籍。印刷术最早进入欧洲大约是在蒙古人的时代。成吉思汗大帝1283年占领了匈牙利，并且已经站在了德国的边境上。雕版印刷很快就在德国出现。1440年，约翰内斯？谷登堡发明了铅字的活字印刷，他的发明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中国先驱的启示。从印刷术的出现到传入欧洲，过去了至少700年。当中国在宋代以数百万册的印数印刷书籍时，中世纪的欧洲仍然靠修士们成年累月的抄写来复制书籍。　
　　　　　　　　
　　　　　　　　磁铁指南针大约是公元前400年最早在中国发明的。当时它的主要用途是确定地理位置，但它却是被看作依据某种磁性技术来确定住宅、城市与地球引力、气力之间的和谐的工具。指南针作为定位仪器最早也许是在唐末或者宋初用于航海的。欧洲从中国人那里接受了指南针，时间大约是在公元1190年左右。如同造纸术一样，也是在中国人发明它数百年以后的事情了。　
　　　　　　　　
　　　　　　　　火药大约是在唐朝的晚期于公元850年发明的。最初是那些炼丹士们为了寻找长生不老之药，用硝石、硫磺和木炭混合在一起，富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尝试的结果却是发明了火药，一种后来演变成为大规模杀伤人的武器手段。第一次在欧洲的文字中出现描述中国火药的当属1285年，而此时，火药的发展在中国已经完成了它的所有流程：从火药到爆炸品，最后到弹药。　
　　　　　　　　
　　　　　　　　在这四大发明的基础上，宋代的中国还为世界带来了一系列其他的重要技术发明，它们比欧洲的经济和技术发展至少早几百年。　　　
　　　　　　　　其中成就中最大、持续最长的当属农业技术。早在公元前600年，中国人在播种时就实施特殊的沟种，它确实有助于农作物的生长。公元前400年，中国人就已经使用简单的播种机。在此基础上，中国人在公元前200年研发出了多管播种机。中国人在此方面的最大成就之一还有，铁犁以及精制的结构特殊的犁片（大约公元前600年，至少在公元前200年就有）。基于这些以及其他方面的技术，中国的农业生产能力远远超过欧洲。直到进入新时代时，欧洲农作物的收成与种子的比例还保持在4：1时，而中国人早已经达到了10：1。当欧洲人在十七八世纪学习了中国的农业技术后，欧洲农业才发生了巨大的飞跃。　
　　　　　　　　
　　　　　　　　中国人还培育出了不同种类的早熟农作物。公元11世纪初，宋朝的真宗皇帝赵恒（公元997～1022年在位）从越南南部引进了早熟稻种，使得插秧到收获的时间从原来的150天缩短到100天，从而使稻子一年两熟成为可能。到15世纪时，中国人已经把稻子成熟的时间减少到60天；到19世纪初叶，这个时间近乎又缩短了一半。相反，欧洲基本上还保持着这种行业差距上的规律，即中国在12世纪时的水平，欧洲人在20世纪才达到。　
　　　　　　　　　
　　　　　　　　中国在冶炼技术方面走得更快。早在公元前400年，中国人就能控制高炉中的所需温度，以便浇铸所需要的铁器。他们发明了一种控制铸铁易脆性的方法，用这种铸铁浇铸了数百万个犁头。而直到13世纪末，欧洲才出现值得一提的铸铁生产，落后中国近两千年。公元5世纪，中国人研发出炼钢技术，其内容在某种程度上与1864年西门子－马丁技术相当。宋代时的中国在1078年就已经生产出11。4万吨的生铁，这样的生产能力对于英国来说，最早也只是到了工业革命开始时，即18世纪末才达到。　
　　　　　　　　
　　　　　　　　在造船和定向仪方面，中国人显示出他们巨大的先进性。从宋代初期到明朝宣德皇帝在位的最后一次远洋航行（公元1433年），在这近500年中，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海上霸主。这位霸主并非很少把自己所拥有的优势用之于军事技术，并非像我们中有些人所断言的那样，中国人只是用火药造爆竹。其实不然，他们用火药造了一连串的火器，如能够用投石器抛向敌方的火药包、火弹，还有地雷、水雷、火箭、炮弹和火炮等。新型武器上常常还刻写着显示其奇妙功能的名字，譬如“穿心箭”、“魔力溅毒火雷”、“活霹雳”、“水火龙”（一种二节式对付船只的火箭）。第一架真正的火药炮应该是在公元1250年投入使用的。炮弹里充填着石子和铁丸，当然是由“震天雷”发出，在落地爆炸时散射出置人于死地的碎铁片。相对于火药来说，欧洲人在接受大炮方面，花费的时间很短，可以说第一张有关火炮的设计图早在1327年就出现了。可是，不同于中国人的是，欧洲人马上投入全力去发展它。　
　　　　　　　　
　　　　　　　　欧洲把先进于他人的优越感建立在自我感觉的基础上，觉得是它的发明才有了今日的现代世界。甚至在今天西方出版的一些著作中，许多作者仍然不知道，那些他们标榜为西方发明的许多东西，事实上是由中国人发明的。欧洲把它们拿了过来，而且恰恰是通过这种接受才使得欧洲第一次真正获得动力，有可能从中世纪跃入新时代。今天，把这种相互关联的认知传播开来，当属英国生物化学家和汉学家约瑟夫？尼达姆？李约瑟先生的功绩。在一个由中国和西方工作人员组成的小组的支持下，他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现在对古代中国的科技史进行了研究。他那浩瀚、多卷的《中国科学和文明》、《中国科学技术史》巨著尽管尚未搁笔，但是在促进人们从欧洲中心的历史观转向真实、客观的世界历史观方面，他所做出的贡献是无人可比的。　
　　　　　　　　
　　　　　　　　经济：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诞生在中国？　　　
　　　　　　　　只要认可宋代是精神艺术生活与技术革新的黄金时代，那么就不会否认它同时也是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而有些观察家甚至称之为一场经济革命。他们所讲的革命是指在扬子江流域引进水稻栽培，并由此迅速地扩展到近乎整个中国南部。这种发展原本开始于唐代，而到了宋代，由于皇帝全力支持水稻栽培，并从越南引进早熟稻种，从而使年收成几乎翻了一番。当地水稻亩产量迅速地超过了北部以小麦和谷子为主要的农作物，落后的南部地区，从而很快地成为了国家的“粮仓”。宋代时流传着一种说法：“苏常熟，天下足”。　
　　　　　　　　
　　　　　　　　农业经济的遽然崛起带来了手工业、手工制造业以及贸易业的直线上升。扬子江及其辅助河流和引向北部的运河为贸易提供35万公里船运网络。当时世界上最大、桅杆最多的舰只就航行在这些河流上。国内大型商业城池比比皆是。贸易的发展也带来了金融经济的进步。在唐代就已经被发明的纸币在宋代经历了其辉煌的时期：由国家发放的、品种多样的三色纸币大量地流通起来。钱庄在发展，支票已经出现，转账和货币兑换成为可能。如同国内贸易一样，对外贸易也发展起来。中国的丝绸与瓷器大量向朝鲜、日本、东南亚、印度洋上的国家以及非洲东海岸诸国出口。国民人口数量由唐代的5000万迅速上升，在宋代末期达到1亿。人均生活水平据估计提高了1/3。随着水稻栽培、手工业以及手工制造业的崛起、贸易的扩大以及技术的进步，形成了一股巨大的生产推动力。按照现代专业术语的说法，宋代经济增长不单是（基于劳动力数量和其他资源的数量增加所带来的）粗放型增长，而且也是（基于有效利用资源方法提高所带来的）集约型增长。　
　　　　　　　　
　　　　　　　　中国文明在宋代达到了最高点。其后的历代王朝还没有哪一个在精神和物质的丰富程度上超过它。经济和技术已具备了发展所必要的一切条件，也许只有700年后欧洲工业革命才可以超越它。那时宋代已经是商业化和货币交换式的经济。先进的技术已经为机械生产与全球航海提供了必要条件。许多现代历史学家会问，为什么当时的中国就没有看到这些？为什么没有打通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