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 作者:康拉德-赛茨-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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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帝国主义的妓女”在毛的领导下变成了一个单调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城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成了极左主义的中心。上海在战前已经是中国的工业中心，但基本上是轻工业，主要是纺织业。现在共产党人在这里要建设重工业，60年代初，536家归中央政府管理的国有企业中有480家建在这个城市里。企业必须把全部赢利上缴北京。上海从中央得到的财政经费远远地少于上缴的资金。上海衰退了。出生于上海的历史学家贝蒂？裴梯？魏1980年首次返回了她1945年离开的这个城市，她讲述自己的印象：“上海35年来除了没有对城市清扫外，什么都没有变。”71　
　　　　　　　　
　　　　　　　　外国资本重新返回　　　
　　　　　　　　一切很快都变了。80年代的老上海还能看到不少陈旧之物：住房拥挤不堪的小区，四周被高楼和大型起重机围着。没过多久这些小房子就被拆掉了，它们的老住户搬到了城区边上的高楼大厦里。黄浦江的另一侧，即浦东地区，1990年前还是一片农田，现在变成了亚洲的曼哈顿，摩天大楼敢与纽约和香港的相比。而且世界上最高的大楼就耸立在这里，它是由日本企业家建造的森塔楼，因为上海人自然不甘认可吉隆坡的双子星塔是亚洲和世界最高的大楼。　
　　　　　　　　
　　　　　　　　上海再生的年代是1990到1992年，这次被视为东方的纽约。邓1990年催促北京政府要在上海建一个大型的国际经济区。他后来承认，80年代他最大的失误是没有把上海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心来建设。如果说1979到1980年开始的经济特区按照当时的想法搞的是出口和轻工业而引进的国外技术很少的话，那么建设浦东的目的就是要把资金和技术密集型的投资吸引过来。它应该成为现代工业的中心，即成为电子、电器、石化、汽车制造和机械制造工业的中心。邓希望中国国有企业和日本跨国大公司以及克服天安门事件带来的影响后和美国、欧洲的大公司联合搞大型合资企业。　
　　　　　　　　
　　　　　　　　李鹏总理1990年4月宣布在浦东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时，中国的上空还笼罩着后天安门时期的压抑气氛。北京的保守派计划着要把浦东塑造成社会主义纯净的样板特区，与深圳形成对比；中央政府要直接管理这个特区，并考虑为建设现代国有企业大量注入资金。随着邓1992年1月的“南巡”和10月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宣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之后，气氛就突然转变了。这样浦东的发展就进入了高潮。邓对西方和日本投资者的希望变为现实，上海成了美国、日本、欧洲许多跨国企业资本和技术密集型投资的中心，同时德国人也到这里投资。大众汽车公司与上海汽车公司共同建立了合资企业，通过与外国、特别是与德国下属的配件公司的联合经营使上海成为中国最现代化的汽车城，中国小汽车市场超过50％的产品由这里提供。　
　　　　　　　　
　　　　　　　　旧上海和浦东十几年来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场地，市长曾自豪地宣布，世界上每6架起重机中就有一架在上海。办公大楼、豪华酒店、地下铁路、高架路桥以及通向浦东的黄浦江大桥以欧洲人无法想像的速度建立起来。在1992到1994年这3年里，浦东建起了面积为470万平方米的办公场所，这么多的建筑面积，香港需要30多年的时间才能完成。面积为523平方公里的浦东几乎和新加坡一样大。这个经济特区下属6个区：陆家嘴财政商业区、金桥出口商品交易区、外高桥自由贸易区、张江高技术工业园和孙桥农业食品加工区。　
　　　　　　　　　　
　　　　　　　　到1998年底有5630家外资企业落户于浦东，占上海1。76万家外资企业的1/3，其中有98家是西方和日本的跨国公司，最大的投资者是通用汽车公司，投资10亿美元，建立合资企业，生产别克君威系列轿车。其他大的投资者还有西门子公司、蒂森克努伯钢铁公司、阿尔卡特公司、科达公司、摩托罗拉公司、英特尔公司、日立公司、日本电器株式会社和夏普公司。1997年，上海6大“支柱产业”的产值，即汽车制造、通讯设备、石油化工、电子技术、电力设备和钢铁冶炼的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50。7％。在这些企业中有外国资本参与的占到了40％。更重要的是600家由上海市选定的高技术企业发挥了它们的作用，这些企业资金的一半是来自国外。72战前外国资本在这个城市居统治地位，然而此次资本是在中国人的控制之下运转的。　
　　　　　　　　
　　　　　　　　自1992年以来上海的经济一直以两位数增长，即使在通货紧缩的1998和1999年增长速度仍然超过10％。如果说80年代是属于广东的年代，那么90年代是属于上海的，而且可以预计，新的世纪仍然属于上海。　
　　　　　　　　
　　　　　　　　上海：21世纪的国际大都市　　　
　　　　　　　　上海的大后方是一直到南京的长江三角洲，也是一直到中国最大的内陆港口武汉的整个长江下游地区。从宋朝以来，长江下游地区，包括江苏的南部和浙江的北部一直就是中国的经济核心地区。这一地区有许多历史名城和经济重镇，例如苏州、扬州、南京、杭州等，属于这个区域之内的还有许多中小型工业城市，如距上海东北方向50公里的太仓，这里是巴登符腾堡州企业集团的集中地。这个经济区的农村地区也有较高的工业化水平，建有成百上千个农村乡镇企业，这些企业几乎都是私营的，农业只占农民家庭收入的15％。　
　　　　　　　　
　　　　　　　　“长江下游”经济区的生产总值超过了印度尼西亚，它的“龙头”当然是上海。中国人盼望的是经过长期的努力使上海成为世界城市的老大，现在看来是可能实现的。它不仅要有世界最大的港口，而且也要有最大的机场。国际机场的第一期工程已经于1999年在浦东开工。德国的磁悬浮列车将用来连接内地城市，世界上第一个磁悬浮列车将在上海行驶。这也是上海和中国现代化的一个象征，对于德国来说则是一个令人悲伤的难以说出口的反象征。　
　　　　　　　　
　　　　　　　　今天的上海已是中国和外国银行最集中的地方，上海首先要提高自己的地位，成为国家的财政中心，然后在国际金融与股市交易中超过香港，最后赶上纽约。作为财政商业中心的陆家嘴就位于黄浦江的东岸。“东方明珠”，这个高有468米的亚洲最高的电视塔作为一个象征，耸立在这里。1999年，江泽民在那里为被称作“东方华尔街”的世界最现代化交易所大楼举行了落成典礼。　
　　　　　　　　
　　　　　　　　上海还想恢复它曾经拥有过的亚洲文化都市的地位。90年代中期，在老城区的人民广场中央，在市政府大楼的对面建起了世界上最美的博物馆。它的形状就像一个3500年前的带有4个手柄的商朝青铜器皿，这里的收藏品仅次于台湾故宫博物院，是第二个最重要的中国古代艺术收藏馆。它的斜对面，在市政府的旁边，按照法国著名设计师夏邦杰的方案建起了新的大剧院，剧院由闪闪发光的玻璃和铬合金不锈钢架组成。在浦东的岬角地带建起了最大的“东方音乐厅”。上海决心重新赢得作为亚洲文化和知识中心的荣耀。这能否成功完全取决于中国除了有市场经济的自由外，是否还有思想和政治上的自由，即有一个社会的自由、一个新闻出版的自由和一个民主的自由。　
　　　　　　　　　　　　　　　
　　　　　　　　第二十五章　从邓的“南巡”到他的逝世　　　
　　　　　　　　（1992年1月～1997年2月）　　　
　　　　　　　　1992年1月17日，邓坐着专列火车从上海开始了他的南巡，他从1990年10月以来就一直住在那里，利用这段时间解决了上海党组织的问题。第一站是扬子江畔的内陆港大城市武汉。1月19日到达深圳特区，这是邓的杰作，有人认为它是资本主义的象征，也是出卖中国的象征。邓出现在深圳，并表扬这个城市是快速发展的样板，这对那些保守派人士来说是一个震动，就像一位美国总统出现在拉斯维加斯把五光十色的宾馆和赌场说成是美国的一个新模式所产生的震动一样。　
　　　　　　　　
　　　　　　　　邓避开了北京冬天的寒冷，在南部的广东一直待到2月中旬，其间访问了珠海经济特区，经由上海，于2月22日回到北京。他在所到之处同当地干部的谈话都表达了两条信息：加快改革开放的速度，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所有人都很清楚，党的中心任务仍然是中国的经济建设。一方面要坚持改革开放，而另一方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党的领导地位是为实现这个任务服务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政策是赵紫阳在1987年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讲的，成为共产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　
　　　　　　　　
　　　　　　　　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方面邓重新明确表示，他坚持拒绝按照西方的模式搞民主改革，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反对西方帝国主义搞的“和平演变”阴谋。在这一点上邓同他的对手们的意见是一致的。但在改革开放的态度上他是走在前面的。他像毛一样，把反对改革的人比喻为“小脚女人”，不敢往前走。他公开要求撤销反对改革的人的职务，甚至在北京还点过这些人的名。73　
　　　　　　　　
　　　　　　　　邓的遗嘱　　　
　　　　　　　　2月底，邓的支持者把他“南巡”讲话的主要部分在党内印发。这些内容又编入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即最后一卷。74这是他向全国人民留下的遗嘱，成了“邓小平理论”，至今仍然指引着共产党前进：　
　　　　　　　　
　　　　　　　　一、社会主义就是发展生产力：　　　
　　　　　　　　“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闯不过就乱，乱就打内战，‘文化大革命’就是内战。”　
　　　　　　　　
　　　　　　　　二、向外国学习：　　　
　　　　　　　　“‘三资’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取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三、怎样认识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四、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五、“发展不平衡”：　　　
　　　　　　　　“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六、主要的危险来自左倾：　　　
　　　　　　　　“‘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就是‘左’。”　
　　　　　　　　
　　　　　　　　七、以四小龙为榜样（香港地区、台湾地区、新加坡、韩国）　　　
　　　　　　　　“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止，甚至等于后退……比如广东，要上几个台阶，力争用二十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　
　　　　　　　　
　　　　　　　　八、承认不平衡的经济发展速度：　　　
　　　　　　　　“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　
　　　　　　　　
　　　　　　　　九、新加坡是一个社会秩序好的榜样：　　　
　　　　　　　　“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了，中国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丑恶的现象，如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要注意很好地抓，坚决取缔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发展……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于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　
　　　　　　　　
　　　　　　　　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我在十二届六中全会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来还不止二十年……　　　
　　　　　　　　“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十一、革命的老一代去世后，对未来表示担忧：　　　
　　　　　　　　“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所以，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但是没有解决问题，两个人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头……”　
　　　　　　　　
　　　　　　　　3月底，北京的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一个关于邓“南巡”的新闻电视片，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公开了邓的重要讲话内容。　　　
　　　　　　　　3月20日，李鹏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讲话说，中国人“必须敢于创新，大胆改革开放”。总书记江泽民在政治局会议上说，他以双倍的激情要求党的干部“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