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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 作者:康拉德-赛茨-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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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依据。如果那些“愚昧落后的中国人”不愿意主动地敞开大门与英国人继续进行文明的贸易，那我们就得强迫他们享受这些文明。英国在1840年就是以这样的态度对中国宣战的，其原因就是因为中国政府不愿意继续进口那些来自英印地区的鸦片，不愿意让自己的国民继续受此毒害。继英国之后，几乎整个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国家都变成了“解放者”。那位英国东方学家威廉？琼斯先生⑥就是这样来评说的：随着这种专制政体的消灭，亚洲各民族将开始某种新的腾飞。不同于孟德斯鸠的是，琼斯认为，东方民族有能力驾驭自由，但是却不能自己解放自己，故此欧洲要把自由带给他们。30欧洲负有“传播文明的使命”。这种思想时至今日仍然在继续着，尽管时代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是美国以及那被其牵着的欧洲国家总是把此看作为西方的使命，那就是：使整个世界以及所有的国家，尤其是使中国回到西方自由的民主体制上来。
作为专制政体表象的中国在20世纪，即当民主中国在1949年成为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时，获得了新的发展。1957年，经济学家和汉学家卡尔？奥古斯特？维特夫格尔发表了他对“东方专制政体”31的研究报告，并以此一举成名。他在这本书中对亚洲国家，尤其是对这个专制政体提出了一种新的见解。从一个人口如此众多的民族之稳定和保持秩序的必要性出发，他认为，为了保障大型水利工程，如引水工程、灌溉渠道以及水运河道等的顺利畅通，就得对水施加压力、提高水位。中国以及亚洲的专制政体就其出发点而言，也属于这样一种“液压型专制独裁”。
在中国数千年的帝制历史上，实际也只有一个独裁专制者：秦始皇。它源之于法家的统治学说，众所周知是一个“通过令人敬畏、惧怕而实现其统治的政府”。在后来的历史中，秦始皇帝以其短命王朝，即天赋之命很快就被上天收回的教训而成为所有后来者的警钟。他们从中意识到了另外一种实现统治的途径：以增长国民的富裕生活取代增长国家的权力。他们也意识到了另外一种统治方式：通过道德教育去维持统治。
尽管，儒家的帝制借鉴了法家学说，对小民实施刑法，但是它仍力图通过对百姓从小就开始教育，通过皇帝及其大臣们的道德表率，来实现社会的和谐共存并保障社会等级秩序。皇帝及其大臣们的中心任务就是发挥作为社会道德榜样的影响力。通过儒家伦理道德的普遍渗透，再加上由地方绅士对具体社会团体，如村镇、集市、商业行会等的领导，进行国家治理。儒家的帝制形式所显示的是，长期的道德灌输和礼貌行为对于一个社会的文明生活以及国家的稳定是何等的重要。欧洲的专制主义规则是无法理解这种国家管理体制的。
即使“经过启蒙的绝对君主专制”也无法理解这种国家的管理体制。康熙的帝制法则，即他在遗昭中所表述的法则，尽管似乎可以与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那“国家第一公仆”之说相比，但是康熙的国家尚未经过“启蒙”！当欧洲的启蒙运动者与过去的迷信进行抗争时，儒家的皇帝们却把理想和榜样放在远古的周朝。此处的区别一清二楚，借用弗里德里希的口头禅就是：人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对于一名儒家的皇帝来说，这样的口号是不可想像的，因为恰恰相反，他和他的大臣们所肩负的任务就是，引导国民统一生活在儒家伦理道德学说的基石上。
停滞的王朝
随着19世纪开始的专制政体理论，又出现了第二种说法，对中国的敬仰之情最终被彻底地揉碎了。在18世纪最后的几十年中，中国处在乾隆盛世的早期，耶稣会会员所报道的正是此时的中国。但衰落是在慢慢地进行着，而中国形象在欧洲的急剧改变并非是基于对中国历史的回忆，而是针对由欧洲自己所形成的深刻变化而言的。由于1789年的法国政治大革命以及英国自18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的工业革命，欧洲走上了一条全新的道路，把欧洲引向了人类历史新的一页。欧洲把过去远远丢在身后，全力奔向自由和富强的未来。欧洲的新信仰是对先进的信仰，而18世纪启蒙运动者们所表示的那种对中国的敬仰，即对文化的延续和稳定的敬仰在这种新精神环境下变成了令人嘲弄的东西。对中国的新观点完全集中在专制主义理论上，认为造成中国思想发展停滞的原因就在于缺乏自由。
法国人所想的只是文明的进步，对他们来说，中国似乎只有落后的文化。英国人所想的只是经济的进步，他们把中国看作停滞的经济体，根本就没有增长的能力。德国人把哲学理念发展到了顶峰。黑格尔把世界历史归之为自由的个人意识中的精神进步，而且这种发展是从东方到西方运动的，中国和亚洲构成了这个发展的起点，而且仍然处在“这个历史的童年时代”：东方人早就知道而且至今也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希腊人和罗马人的世界是一些人是自由的；日耳曼的世界知道，所有的人是自由的。那第一个形式，也就是我们在世界历史中所看到的第一种形式，就是专制政体；第二种形式就是民主和贵族统治；而第三种就是君主立宪”。32
汉学家们自此刻起，努力着去证明，中国自从王朝建立以来的两千多年中，在文化和国家发展方面，有着何等深刻的进步，但是他们的反驳却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处在停滞状态”的特征。自从儒家确立其统治地位以来，中国的文化就变成了一种以过去为基点的文化，也就是以他们理想中的黄金时代，即早期的周朝为理想境地的文化。儒家由此目标出发，排斥所有新的东西。任何意在能有一个好的、始终的新东西，都得想方设法披上再生的外衣。在从“百家”争鸣的轴心时代直到宋末的两千多年中，中国文化尽管以过去为理想，但它仍然是世界文化中最富有生命力的一种文化，在国家机构、技术和经济诸方面，它创造了最先进的世界文明。
可惜，中国事实上还是停滞下来了。数百年的明、清两朝靠过去的成就活着，这些继承者们不仅没有新的发明创造，相反甚至使许多技术发明和知识失传；军事技术，这些原本可以使中国强大无比的现成的技术，却没有得到继续发展。自从15世纪出海远航被停止以后，中国实施了严格的闭关自守政策。这时的中国王朝忙活自己已经够了，它们把所有的兴趣和精力全都集中在国内。按福兰策斯？福库雅玛那著名的，也是借之于黑格尔的说法，这就“走到了历史的终点”。这个对于国家的政体、对于社会的共同生活以及经济和文化来说最理想的体系已经被找到，领导集团的任务就只剩下了守住这个体系，而且别让它为外部影响所感染。
从汉朝（公元前206年～公元221年）起到清朝于1911年终，在这两千余年的时间里，儒家为中国带来了一种令人惊奇的稳定的文化和国家机器。中国民众长期生活在封建王朝的和平统治之下，而历代王朝最后的覆灭要么是农民起义所致，要么是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入侵所为。中国文明也以此与欧洲的基督教文明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基督教文明自从创立以来一直处在持续反复的毁灭性内战的厮杀之中。而在同一时期儒家给中国人带来了一种持续稳定的生活，这种生活并不排斥现代人伴随着疾速的社会变化而向前迈进，有时不免让人感到羡慕、嫉妒。
19世纪初叶，恒久持续的中国世界还是走到了终点。远在西方的欧洲越洋过海，按照所谓的进步原则打破了中国的大门。这个欧洲要中国，也包括这个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只有这样的选择：抛弃过去，要么随欧洲一起进入某种新的未来，要么孤立而无望地与这种欧洲理性进行抗争。
西方的这种强权文化获胜了。此时此刻它所揭示的是，它要把人类引向精神和物质高度发展基础上的新的平等，还是为人类吹响走向没落的悲凉号角。
第二部 古老中国：王朝的崩溃（1793～1949）
第七章 帝王朝代周期
轮回的末日（1793～1838）
1793年：最后的一次机会
1793年9月8日，在距离北京150公里的东北热河，皇帝行宫里正在举行一场盛大的外国使团活动。在百名中国陪同的护送下，大英帝国国王乔治三世的全权代表罗德
马戈尔尼在近百名使团成员的簇拥下进入了下榻的府邸。乾隆皇帝把英国使团看作归顺的使团，感到自己道德感召力之大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足以感召遥远西方的蛮人，吸引他们前来自己的皇宫朝拜。33英国人宣布是以祝寿使团的名义前往中国，而且带着大英帝国国王乔治三世给83岁的乾隆皇帝的祝寿信。但是马戈尔尼真正想要到达的目标，也就是中国人眼里的革命性目标，与中国签署一个贸易协定，达成在北京和伦敦相设使馆的协议。所有这些内容都写在他要面呈乾隆皇帝的英王亲笔信中。
当时在欧洲，英国已属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英国人不仅购买了中国市场上1/7的茶叶，而且还大量进口中国的瓷器、丝绸、漆器、大黄药物等。可是只允许在一个地方进行贸易，那就是广州，一座远在大清王朝南部的城市。前往广州的英国货船无不经常受到贪得无厌的海关人员敲诈勒索，而且英国人的贸易业务还得经过垄断专卖的“十三家贸易商家”，即所谓的“十三行”。这样，英国所有的贸易船只，才能畅通无阻。在十月到来年一月的贸易期间，英国商人住在珠江的一个名为沙门的小岛上，这个小岛远在广州城墙之外。他们的生活与中国人完全隔离，而且他们的行动自由实际上被局限在这个贸易点。马戈尔尼的任务就是要想方设法解决这一问题，他们认为，这是一个误会，清朝皇帝肯定对此一无所知。他尤其是要尝试着，让中国尽可能自己向英国敞开进出口的大门，至少能让皇帝答应给英国再开放几个贸易港口。
对于中国人来说，与这些未开化的民族进行贸易原本是一种惠顾，旨在让他们学习中国文明。按照中国人的观点，他们拥有自己所需要的一切，根本不需要外国商品。英国人在与中国贸易方面所提出的那些要求，简直是可笑至极，根本不值得予以答复。特别是他们那双方互派使团的建议更是荒唐，似乎他们的英王和大清天子之间有什么平等可言。早在皇帝接见英使团的礼仪问题上，就发生了一系列的争执。马戈尔尼不愿在拜见皇帝时行磕头礼，不愿在皇帝面前三跪九拜。大清皇帝对于无知的蛮人表示了“宽容”，最后允许马戈尔尼采用英国公爵们的礼仪，以单膝跪拜礼代替中国的三跪九拜。马戈尔尼自认为这是外交上的胜利，可是他实际上却是失掉了面子：他不愿意给天子磕头证明了英国还属于尚未开化的国度；而他拒绝磕头之举不仅仅是冒犯了乾隆皇帝，而且破坏了宇宙秩序的和谐。
9月14日早上6点钟，晋见正式开始，而外交使团必须提前三个小时到达，等待皇帝的接见。马戈尔尼屈膝致礼，并把一个盛放着乔治三世亲笔信的金盒子面呈乾隆皇帝。作为亲自带来的礼物，他还面呈了一对搪瓷烧制并镶嵌有宝石的时钟。作为回赠给乔治三世的礼物，乾隆交给这位英国使节一个象征着和平与繁荣的玉如意，并且补充说，他祝愿英国国王像他一样长寿。随之，乾隆宴请了使节代表团。乾隆所显示出来的尊严给马戈尔尼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他把这些在回忆录中赞誉为“灵光闪烁的英明国王”。
英国人带来600大箱、价值1。56万英镑的礼物。这些礼物并非是按照中国人的口味挑选的，而是作为显示大英帝国现代高超知识和技术，并为英国手工业制品作广告而精心挑选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个按照太阳系运行而制作的天体运行仪，此外还有一些科学仪器，一架望远镜、一个气筒、一只透视镜、出自伯明翰和舍菲尔德的钢铁产品以及韦奇伍德瓷器等等。中国回赠的礼物有绿色玉如意、景泰蓝花瓶、珍珠编串的丝绸钱袋以及其他贵重礼品。双方所挑选的礼物形象地显示了各自的文化特征。白发苍苍的乾隆大帝并未注意到英国礼物中所展示出来的现代化特点，他为自己的大臣们所误导，因为他们告诉他，这些礼物已经被摆放到北京皇宫的收藏室了。
这些英国人所遇到的问题是，中国政府没有兴趣与他们会谈。正像马戈尔尼所惋惜的那样，这个使团只有纯粹礼节上的涵义，当参加完皇帝的祝寿活动之后，使团的任务便结束了。
回到北京后，马戈尔尼于10月3日早上再一次被召到皇宫，为的是与总理大臣和绅会面。他在太和殿照旧等了3个多小时后，和绅才和他的随员们出来，并随之有一场令人惊奇的礼数。大殿中央放着一把扶手椅，上面陈放着大清皇帝的亲笔信。对着皇帝的信札，中国的大臣们施以磕头大礼，马戈尔尼和他的随员们则施单膝跪拜礼。下午，也就是在马戈尔尼回到他们下榻之处后，皇帝的这封信才通过隆重的礼仪方式正式交给他。这封信是以诏书的方式写给英国国王的，乾隆以此向英国国王应诺，允许他们以附属国的方式加入中国文明圈。“奉天承运，我皇昭英王曰”，这封信就这样开头了。而英王关于互派使团和开放中国市场的要求尚未提及就被否定了。互派使团没有必要，贸易对于中国同样是不需要的，“我们瞧不起技术戏耍，我们也不需要你们国家的手工业产品”，乾隆的信就这么写着，而且是以这样的要求结束他的信的：“国王，你当顺我意愿行事，增强你的忠心并永保服从，以保你国共享神圣的和平”。
乔治三世以及马戈尔尼自己从未真正阅读过这封信的内容。那位把这封信翻译成拉丁语的使团翻译，在翻译过程中已经弱化了乾隆的口气，譬如，他省略了开头的那句话。而马戈尔尼自己则删掉了所有有损于英国尊严的句子。34
两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在此相逢，各自都想向对方显示，自己是何等的进步和文明。他们相逢然而却错过了接轨的机会。二者中的任何一种文明都没有权力取代另外的一种。
英国人使团遭当头一棒便终结使命。代表团成员回国后所写的报道在欧洲迅速传开，它们实际上是向昔日欧洲推崇中国情结泼了一盆冷水。就中国方面而言，坐失了与工业革命和现代化的欧洲接轨的最后一次机会。面对欧洲的快速发展，中国却一无所知地停滞在那里。中国停着不动就足够了，马戈尔尼的副手乔治？施涛彤评述说，“这个国家的人们以为，他们是最杰出的，认为任何改进都是多余的，要么就是鸡蛋里挑骨头”。35
那在皇帝眼里对中国没有意义的外贸，事实上在相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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