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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离我们有多远-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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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偿献血者５６８人，发现阳性感染者２４４例，阳性率为４２．９６％。
文楼一夜成名！
其实文楼在此之前就已经声名在外了。
１９９６年前后，文楼村的一些村民得了一种“怪病”，它的许多症状类似感冒：长时间低烧不退、咽喉肿痛、腹泻、浑身乏力。但是，医院按照感冒的一般治法治疗又不见效果，而且一日比一日严重。县城医院查不出这种“怪病”是什么病，村民们就更说不出是什么病了。
事情很巧，一位曾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进修过的河南籍医生无意中把文楼村出现的这种怪病，告诉了他的老师——武大中南医院传染科桂希恩教授。这位医生还说，如果老师对这种怪病感兴趣的话，可以抽空来上蔡看一看。
桂教授做人干事搞科研都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当他得知“怪病”最严重的地方过去也是卖血最疯狂的地方时，他的眉头蹙了起来，心里一惊：“难道是——”
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桂希恩教授决定亲自前往上蔡破解这一“怪病”。桂教授第一次来到文楼，他在村民中随意抽取了１１份血样带回武汉。血检结果使他大吃一惊：１１份血样中竟有９份被检测出ＨＩＶ呈阳性！换言之，此１１人中就有９人是ＨＩＶ携带者或者ＡＩＤＳ患者！
桂希恩教授决定再赴河南。
临行前，他得到他的学生传来的当地政府的告诫：以后没有当地政府的允许不准再来！
事情拖到１９９９年，村里又有几个年轻人得了怪病之后不治而亡，文楼引起一片骚动，情况上报，这才逐步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
上蔡县防疫站奉命到文楼抽取了几个村民的血样进行检测，其中有６份血样经过初筛及确证后ＨＩＶ抗体呈阳性。村民们如梦初醒：原来“怪病”竟然是艾滋病！
两个月后，又有１００多位村民接受了检测，结果又有多份血样初筛ＨＩＶ抗体呈阳性！
随着文楼名声远扬，“消息封锁”的状况有了松动。
２０００年，桂希恩教授利用休假又一次来到上蔡文楼调查，他从文楼村村民中取走１５５份血样，后经检测，竟有９６份ＨＩＶ抗体呈阳性，艾滋病感染率高达６１．９％！
如此之高的比例在中国绝无仅有，在亚洲、非洲也极为罕见。一时间，世界的目光纷纷投向河南，投向上蔡，投向有着优雅名字的“艾滋病村”——文楼。
一个已经被艾滋病毁灭的城市与一个正在被艾滋病毁灭的村庄的艰难对话
世界上有两个贝尔格莱德，一个在南斯拉夫，一个在美国。
美国的贝尔格莱德是佛罗里达州东南部的城市，位于佛罗里达大沼泽旁。这里原来是奥基乔比湖东南岸的居民点，后来移民增加，逐渐衍变为城市，是美国著名的农产品集散中心。１９２８年这里曾遭飓风袭击和破坏，同年重建并设镇，１９４５年设市。
由于贝尔格莱德的经济地位特殊，也由于这座移民城市地理位置特殊，每当播种、收获季节，大批临时工涌入城市，构成了这种城市独特的杂乱无章的交响曲。
在贝尔格莱德这首怪异疯狂的城市交响曲中，那些来自墨西哥、牙买加、海地、古巴的移民劳工，闲来无事就宿娼、吸毒，有的一周内竟有五六个性伴侣。一些女移民，认为卖淫比采棉花省力，于是也自甘堕落，纷纷涌入花街柳巷，以出卖色相为生。
正因为贝尔格莱德的怪异与疯狂，艾滋病终于在这里找到了生长、泛滥的气候和土壤。只要有一名劳工得了艾滋病，便以极快的速度传染给其他移民，并在市民中扩散，造成艾滋病循环大流行。
第十四章 祸乱中原文楼——一个优雅的名字（2）
从美国发现第一例艾滋病患者的１９８０年到１９８８年短短８年间，贝尔格莱德２万市民中，便有２５００名艾滋病患者，占全市总人口的１３％，其中２００人已经死亡。
贝尔格莱德从此便陷入了死亡的恐怖之中，能迁移的都逃亡他乡，走不了的在房子四周安上栅栏，严防外人进入，市民上街也要戴上防毒面具，不敢与生人接触。外地人也不敢贸然进入贝尔格莱德，生怕走进这座城市就染上艾滋病。
不久，贝尔格莱德街道阴森可怖，楼房无人敢住，昔日的繁华场所均已关闭歇业，万户萧疏，百业凋零，最后贝尔格莱德成为了地球上第一座被艾滋病毁灭的城市。
后来有人提议政府重建贝尔格莱德，逃得远远的市长遥望贝尔格莱德坟场一样的废墟和废墟周遭的孤魂野鬼绝望地说：“除非将移民劳工住的铁皮房子全部铲平，重新建设一个全新的贝尔格莱德，否则是没有希望的！”
贝尔格莱德轰然倒下了就再也没有起来。
今天的文楼，是否就是昨天的贝尔格莱德呢？
记者在豫南平原上穿行，触目之处几多断魂之人！
文楼村有一户姓李的人家，全家五口人就走了两口，而且走了的正值壮年，留下的不是老就是小，生活正压迫着亦老亦小的难以挺直的脊梁，也压迫着原本幸福美满、人丁兴旺的门楣。
倘若走进李家，你老远就会发现门楣上有一副紫纸白字的对联。上联是：水流东海永不归。下联是：日落西山还相见。横批：思念双亲。见那对联的色彩，想那对联的内容，你一定会怆然泪下的。
推开虚掩的大门，走进空荡荡的院落，更使你怆然泪下的是：一位７３岁的风烛老人守着１０岁的孙女１２岁的孙子艰难度日，艰难程度无异于山道悬崖边艰难而行的老牛破车。
老人眼里早已没有泪水了，她不太愿意回忆过去的事，但有时候过去了的事又老在眼前飘来飘去，挥之不散——
前年，老人的儿子得了“感冒”，低烧不退，一直拉肚子，头发掉得厉害，年前的满头青丝，年后便林木稀疏了。而且厌食，不进水，身体也就随之消瘦下去，原来１５０斤重的汉子，到死时不足８０斤！
老人刚刚把泪水揩干，谁知厄运又降临到儿媳妇身上。去年，老人的儿媳妇也开始患“感冒”，惊天动地的咳嗽声常常把老人和两个孩子从梦中“叫”醒。命运送给儿媳的还是一条死路。
壮年夫妇死后，便留下了一老两小。老人不清楚，婆孙三人面前会不会也是一条死路！
还有一户姓周的人家，两老体弱多病，没给儿女留下什么家业，女儿嫁出去了，找到了歇脚吃饭的地方。儿子初中毕业就在外打工，奔波几年，也没落下几个钱，两间青瓦小房还是挽起胳膊卖血挣来的。卖血时认识了邻村的卖血姑娘，半年之后成了婚。又过了半年多时间，儿子叫老子搬出青瓦小房，老子不干，父子俩便吵了起来。
“凭什么让我跟你妈搬出去住？我是你爸！”
“爹也好爸也好，谁不知道两间房子是我左胳膊一针右胳膊一针，一针一针抽血抽出来的！”
“抽血抽出来的又咋的？你还是我口攒肚落养活的呢！”
“我说爸，你老也为我想一想，秀芹快要生了，孩子出生了总得有个窝呀！你们住一间，我们住一间，房子不够啊！”
还是老娘好！两爷子吵来吵去没吵出来个名堂，老娘出面一锤子定音：“搬就搬吧，看在小的面前，咱还能活多少日子？”
自以为活不了多长日子的老爹老娘万万没有想到老两口会白发人送黑发人，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送走了媳妇，送走了儿子，又送走了孙子！
白发人送黑发人之后，老两口又搬回两间青瓦小房住。
家里如秋风吹过一样空空荡荡的，原来嫌房子太窄太窄，现在感觉屋子太宽太宽。老父亲早已忘记了与儿子之间的口角，精神恍惚时，只一个劲儿地嘟噜：“这房子……这房子是……是抽血抽的——”
老母亲似乎明白又不明白老头子的话，叹了一口气，说：“哎，有其今日，何必当初！”
李家和周家的不幸遭遇，仅是文楼许多不幸家庭的代表和缩影。
每到节日前夕，特别是农历七月十五和大年三十前夕，文楼上空总要飘起一股不可名状的气味。那是冥纸燃烧的气味，那是蜡烛融化的气味，那是文楼人缅怀亲人发自肺腑的叹息气味！
美国的贝尔格莱德已在黄泉路上走了十年了，中国的文楼正在起步，正在夜以继日地亡命追赶前之逝者。
不要遮遮掩掩，不必羞羞答答，我们应该给文楼当头棒喝：“就此止步！不要走远了——文楼！
第十四章 祸乱中原血魔狂舞
文楼震惊着中国，文楼震惊着世界。
早在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３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之前，河南上蔡爆发大规模疫情的消息便通过各种渠道，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美国、日本、英国、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等国的新闻媒体也趋之若鹜，对此一事实和现状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和渲染。
文楼大面积爆发艾滋病疫情的根源何在？性乱？毒品？母婴？还是血液？
大概人们不会忘记周老太太在儿子、儿媳、孙子相继被艾滋病恶魔夺走生命之后的那声叹息：“有其今日，何必当初！”
当初是什么？
如果不是无知，如果不是色盲，如果不是别有用心，我们绝对能从周老太太那声灰色的叹息中领略到曾在中原大地上恣肆挥舞的那道血红的鞭影。
让我们静下心来，认真听一听艾滋病感染者的自白吧——
艾滋病感染者马强说，他们家五口人，有四口人感染了艾滋病。他从１９８８年开始卖血，他老婆１９９２年开始卖血。他们分别于１９９９年８月和２０００年９月查出感染了艾滋病。
艾滋病感染者程金说，他们家有六口人，其中有三口人感染上了艾滋病。原因是卖血。他自己是１９９８年查出感染了艾滋病的。
艾滋病感染者程雪梅说，她和丈夫都是卖血感染的，丈夫已于２０００年２月死了。
艾滋病感染者李琴说，她卖血后生的两个孩子都感染了艾滋病，其中不足周岁的儿子马朝生下来七天就查出他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而她的大女儿是在卖血之前生的，所以没有感染艾滋病。由此可见，卖血是感染和传播艾滋病的重要原因……
鲜红的鞭影抽打着疮痍满目的中原大地，也抽打着勤劳朴实的中原人民。
这道鲜红的鞭影何时何地飘来的，已无从考证。这道鞭影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中原大地滥情狂舞，似乎还有一些印象被一些媒体记得。
据报道，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到９０年代中期，由于主管部门疏于管理，血站这一以救死扶伤、为人民服务的社会公益事业，被一些利欲熏心、牟取暴利的人看重，或假公济私，或巧立名目，或挪用过来，作为日夜转动不止的赚钱机器。成倍的高额利润使那道鲜红的鞭影挥舞起来，劲舞起来，狂舞起来，搅动着中原大地泛滥成灾的血潮！
一段时间，中原大地上的血站多得不知凡几。河南省某地区一度曾有３３个血站成立，仅上蔡县城就办了４个。其中有公办的、私营的、明公暗私的、卫生部门办的，也有行政、企事业单位办的。“钱”风吹拂之下，有技术的办，无技术的也办；有条件的办，无条件的照办不误！
血站多了，血源又成了问题。于是一些血站开始兵分数路，不分昼夜地拼命争夺血源，在血霸、血头眼中，鲜红的血液变成了黄色，变成了一股又一股金水。
买血者有利可图赚大头，卖血者薄利多销得小头，小头也是钱啊！于是，越来越多的中原农民为了摆脱贫困，纷纷加入了卖血致富的行列。
这个行列先是一个、两个，一群、两群，后来，星星之火竟成燎原之势！如上蔡县城的一个小型血站，仅登记挂号的卖血者就多达５２００人！该血站每天接待卖血者从４４４人到５００人！
此外，在中原大地血潮翻滚正劲时，还有一股数目不小的流动卖血者。他们成群结队北上郑州、开封，西进平顶山、焦作，南下武汉等地卖血。采血车一到，卖血者就卷起袖子，抽血的注射器来不及消毒，就从这一位卖血者身上抽出来，又插进另一位卖血者的脉管之中……
汹涌澎湃的血潮泛滥到８０年代末期，卖血大军中开始出现操纵卖血这一沟通买卖者之间的行业，从事这种特殊行业的人，买血者称之为“血头”，卖血者称之为“血霸”。血头也罢，血霸也罢，这种人却不是一般人可以为之的。
据调查了解得知，当血头、血霸的人非下列三种人莫属：首当其冲的便是卫生防疫部门的工作人员；其次是与卫生防疫部门工作人员沾亲带故之人；再其次就是卖血者中有关系、有头脑的人。
实际上此三种人都不是直接需血者，他们是中间商，砍这头，斩那头，中间留一大头揣进自己的腰包。这些人卖血抽头，或者直接采血再高价倒卖，确实也能够一夜暴富。
据文楼村村民反映，在１９９５年前后，血头、血霸获取的利润高得吓人。卖血者卖一袋４００ｃｃ的血浆仅能得４０多元，而血头、血霸们倒卖给血站，每袋可卖近百元。成倍的差价，让血头、血霸们一夜之间就能赚上二三万元！
一位经济学哲人说过，商人发掘财富的关键在于挖准财富藏身的脉络。
从事血液的非法采集和非法倒卖，算是中原血头血霸们挖准了一夜暴富的“脉络”。
贪得无厌的血头血霸们，为了攫取更多的财富，他们不惜乱掘乱采。在１９９３年到１９９５年期间，文楼村所在地的血站在采供血过程中，就存在许多不规范的操作之处。
孙东明是文楼村的艾滋病患者，他曾向记者披露过他的一次令人触目惊心的卖血过程。他１９８７年开始在上蔡县人民医院卖血，有时他一天要卖三次血。有一次采第三针时昏厥了过去，按道理这样的血液是不能要的，可是医院并没有因此住手，而是给他输了些葡萄糖后，又继续采！
众所周知，艾滋病病毒传播三个途径中血液传播最直接，威力最大，辐射最广，感染率几乎１００％！
正因为经血液传播感染ＨＩＶ的危险性最高，国家早在１９９３年就明确规定必须在高危人群的献血人员中进行ＨＩＶ抗体检测；１９９５年卫生部又规定要在全部献血人员中进行ＨＩＶ抗体检测并进行复检。但是在文楼村的血头血霸，无视国家有关规定，肆意非法滥采，在采血过程中根本不按规程操作，没有消毒措施，更未进行任何检测，来者不拒，啥血都采。另一方面，文楼村的献血者，只知道献血可以给他们带来经济利益，却没有意识到不按有关规程滥采乱采，将会给他们的生命财产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
据有关报道称，文楼村的献血者的献血“热情”空前高涨，几近疯狂的地步。一个村民有时一天能采五六次，胳臂一伸，袖子一卷，拿针管直接抽就是，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了十个多月的时间。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曾说，“这是造成艾滋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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