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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的巢-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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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我幸运地遇到两位朋友，帮助我完成了这一想法。
一位是身居台湾的柯基生先生。数年前他曾自台北打电话到我家中，自报家门，声称在金莲文物方面的收藏，天下虽大，无出其右。他的声调朗朗，颇含自负，我却半信半疑。这因为我识得几位金莲文物的藏家，他们个个跑遍大江南北，藏品却很有限。金莲曾是女人的一个私密，她们大多做得秘不示人。这对于身在台湾的藏家就更加困难。转年我赴台湾做文化交流，柯基生先生闻讯与夫人一并到我下榻的来来大酒店看我。此时方知他是一位年轻干练而成就卓著的外科医师，掌管台北县的广川医院。他带来一些收藏品的照片给我看，一看便被惊呆。且不说中国各地各式金莲无所不包，还有大量相关的饰品、器物、用具、文献等等，包括洗脚用的莲花盆、缠足幼女的便器、缠足凳和熨鞋的熨斗……洋洋大观地展开了金莲文化的浩瀚与森严。而民国初年大兴放足的时代，山西省介休县〃不娶缠足妇女会〃的一枚徽章，则把他收藏中用心之良苦令人钦服地表现出来。尤使我惊呆的，是他居然珍藏着天津名士姚灵犀先生大量手稿。姚灵犀先生是第一位把缠足视为历史文化的学者。民国初年由于编撰缠足史料《采菲录》等书被视为大逆不道而锒铛下狱。但有关他的身世及学术，史书从无载入，以至资料空乏。可是在柯基生的藏品间，居然还有姚灵犀先生的自传手稿，以及出狱后感想式的墨书真迹。然而，柯基生先生对于金莲决不止于收藏兴趣，他更重于研究。他从医学包括解剖学与生理学的角度，研究缠足者特有的生理与心理，继而进入人类学、性学、社会学范畴，这是旁人不曾涉入的。我在另一本文化批评类的书《血写的句号》中，还要重点地对他这些可贵的研究进行介绍。
此次承蒙柯基生先生的友情与支持，将其所藏缠足文物三千余件，选精择要，摄得照片百余帧，合并我个人的一些〃金莲文化〃的藏品照片，一并放在书中，相信这些历史的真实写照会给读者深刻印象，亦使本书内涵得以深度的开拓。
另一位朋友则是《大众日报》的摄影记者李楠先生。他近十年的摄影生涯中，始终没忘了把镜头对准〃最后一代小脚女人〃。特别是他对山东滨州缠足妇女李吉英一生最后八年的追踪拍摄，则是把妇女缠足史凄凉的尾声定格了。他给我们看到的不是历史遗留的怪异的文化躯壳，而是一种延绵千年的可怕的生活真实。这位年轻而出色的摄影家不事声张的按照自己的思考工作多年，我却从中看到他的历史洞察力、文化敏感与人道精神，并为此深深感动。他的作品正是我的小说一种历史内涵的延伸。所以，我请他提供数帧珍贵照片，连同我为他写的一篇文章《为大地上的一段历史送终》，一并放在书尾，以使读者的思维视野一直贯通到今日。
我这两位朋友所作所为，其实都是在为金莲画一个句号。然而，往往一个事件能够用句号来终结，一种文化却很难用句号去中止。因而本书对图片的选取都鲜明地来自一种历史观：历史永远参照现实。
在我发表的小说中，大概以《三寸金莲》争议最为激烈。记得小说在《收获》问世后，即刻之间，或褒或贬，蜂拥而至。当时，上海一家刊物要我提供有关读者反映的信件。我便摘选了十四封寄去，清一色全都是痛斥和责骂我的。可是不久这家刊物又把这些读者的信件退还给我，没有发表，说是为了保护我的形象。这番好意令我啼笑皆非。其实作家的形象无须保护。作家向来存在于褒贬之间。因为作家总是在新旧事物的交替中发现与选择。姚灵犀先生不是为此还蒙受了牢狱之灾吗？存在于现实的是一种生活，消匿于历史的便是一种文化。作为生活，可以赞成或拒绝；作为文化研究对象，则不能有任何禁区。姚灵犀先生正是在这两者之间，在那新旧世界的生死搏斗中，抢先地把金莲视作文化，自然也就逃不出历史的误会和悲剧性的遭遇了。正是这样，时过境迁，如今人们对我的《三寸金莲》，比起十年前则宽容得多了，并渐渐亦能悟出我埋藏其中的某些深意。
三寸金莲，是封建文化这棵千年大树结下的一种光怪陆离的果实。尽管这果实已经枯萎和凋落，但大树未绝，就一定会顽强地生出新的果实来。历史的幽灵总在更换新装，好重新露面。〃文革〃不是这棵大树继而生出的一个更狰狞的果实吗？
自然，《三寸金莲》所写的绝不止于三寸金莲了。可惜知我者寥寥，此书出版后，被评论家列为〃历史小说〃，或列为〃传奇小说〃，或列为〃津味小说〃，其实全是胡扯。由此可见评论界诠释作品能力之有限。我的一位文友楚庄先生曾送我一首小诗，曰：
裨海钩沉君亦难，
正经一本说金莲，
百年史事惊回首，
缠放放缠缠放缠。
读了这诗，我一时差点落下泪水。我曾谓：知我者楚庄也。然而我深信随着社会进步，将来必定会有更多的知我者。写到这里，忽然不着边际地想到那两句无人不晓的古诗：
莫愁前路无知己，
天下谁人不识君。
在这里，识者，非做认识解，此乃认知是也。
至此，我在小说方面关乎金莲的事，就算全做完了。
灵魂的巢
对于一些作家，故乡只属于自己的童年；它是自己生命的巢，生命在那里诞生；一旦长大后羽毛丰满，它就远走高飞。但我却不然，我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家乡。我太熟悉一次次从天南海北、甚至远涉重洋旅行归来而返回故土的那种感觉了。只要在高速路上看到〃天津〃的路牌，或者听到航空小姐说出它的名子。心中便充溢着一种踏实，一种温情，一种彻底的放松。
我喜欢在夜间回家，远远看到家中亮着灯的窗子，一点点愈来愈近。一次一位生活杂志的记者要我为〃家庭〃下一个定义。我马上想到这个亮灯的窗子，柔和的光从纱帘中透出，静谧而安详。我不禁说：〃家庭是世界上惟一可以不设防的地方。〃
我的故乡给了我的一切。
父母、家庭、孩子、知己和人间不能忘怀的种种情谊。我的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无论是咿咿呀呀地学话还是一部部十数万字或数十万字的作品的写作；无论是梦幻般的初恋还是步入茫茫如大海的社会。当然，它也给我人生的另一面。那便是挫折、穷困、冷遇与折磨，以及意外的灾难。比如抄家和大地震，都像利斧一样，至今在我心底留下了永难平复的伤痕。我在这个城市里搬过至少十次家。有时真的像老鼠那样被人一边喊打一边轰赶。我还有过一次非常短暂的神经错乱，但若有神助一般地被不可思议地纠正回来。在很多年的生活中，我都把多一角钱肉馅的晚饭当做美餐，把那些帮我说几句好话的人认做贵人。然而，就是在这样困境中，我触到了人生的真谛。从中掂出种种情义的分量，也看透了某些脸后边的另一张脸。我们总说生活不会亏待人。那是说当生活把无边的严寒铺盖在你身上时，一定还会给你一根火柴。就看你识不识货，是否能够把它擦着，烘暖和照亮自己的心。
写到这里，很担心我把命运和生活强加给自己的那些不幸，错怪是故乡给我的。我明白，在那个灾难没有死角的时代，即使我生活在任何城市，都同样会经受这一切。因为我相信阿·托尔斯泰那句话，在我们拿起笔之前，一定要在火里烧三次，血水里泡三次，碱水里煮三次。只有到了人间的底层才会懂得，惟生活解释的概念才是最可信的。
然而，不管生活是怎样的滋味。当它消逝之后，全部都悄无声息地留在这城市中了。因为我的许多温情的故事是裹在海河的风里的；我挨批挨斗就在五大道上。一处街角，一个桥头，一株弯曲的老树，都会唤醒我的记忆。使我陡然〃看见〃昨日的影像。它常常叫我骄傲地感觉到自己拥有那么丰富又深厚的人生。而我的人生全装在这个巨大的城市里。
更何况，这城市的数百万人，还有我们无数的先辈的人，也都把他们人生故事书写在这座城市中了。一座城市怎么会有如此庞博的承载与记忆？别忘了——城市还有它自身非凡的经历与遭遇呢！
最使我痴迷的还是它的性格。这性格一半外化在它形态上；一半潜在它地域的气质里。这后一半好像不容易看见，它深刻地存在于此地人的共性中。城市的个性是当地的人一代代无意中塑造出来的。可是，城市的性格一旦形成，就会反过来同化这个城市的每一个人。我身上有哪些东西来自这个城市的文化，孰好孰坏？优根劣根？我说不好。我却感到我和这个城市的人们浑然一体。我和他们气息相投，相互心领神会，有时甚至不需要语言交流。我相信，对于自己的家乡就像对你真爱的人，一定不只是爱它的优点。或者说，当你连它的缺点都觉得可爱时——它才是你真爱的人，才是你的故乡。
一次，在法国，我和妻子南下去到马赛。中国驻马赛的领事对我说，这儿有位姓屈的先生，是天津人，听说我来了，非要开车带我到处跑一跑。待与屈先生一见，情不自禁说出两三句天津话，顿时一股子惟津门才有的热烈与义气劲儿扑入心头。屈先生一踩油门，便从普罗旺斯一直跑到西班牙的巴塞罗那。一路上，说得净是家乡的新闻与旧闻，奇人趣事，直说得浑身热辣辣，五体流畅，上千公里的漫长的路竟全然不觉。到底是什么东西使我们如此亲热与忘情？
家乡把它怀抱里的每个人都养育成自己的儿子。它哺育我的不仅是海河蔚蓝色的水和亮晶晶的小站稻米，更是它斑斓又独异的文化。它把我们改造为同一的文化血型。它精神的因子已经注入我的血液中。这也是我特别在乎它的历史遗存、城市形态乃至每一座具有纪念意义的建筑的原故。我把它们看做是它精神与性格之所在，而决不仅仅是使用价值。
我知道，人的命运一半在自己手里，一半还得听天由命。今后我是否还一直生活在这里尚不得知。但我无论到哪里，我都是天津人。不仅因为天津是我出生地——它决不只是我生命的巢，而是灵魂的巢。
孤独者的自由
当你和一位作家过从甚密，便会产生一种担心——这家伙会不会哪一天把你写进小说？
你的担心极有道理。作家能够真正写活、写得入木三分的人，恰恰都是与他贴近的人。即使虚构的人物，也常常从熟悉的人的身上〃借用〃一些情节和细节。借用太多便会〃酷似〃某某人。这就免不了招来麻烦。最典型的例子是，契诃夫在《跳来跳去的女人》中惹恼了他的好友列维坦；左拉在《杰作》中深深伤害了他一生的挚友塞尚。这两个例子有个特别的相同之处，就是被无辜遭到〃侵犯〃的皆为画家；但不同的是，事后契诃夫与列维坦重归于好，左拉与塞尚却终生绝交，至死不再见面。
从作家角度说，这真是没办法的事。因为在他朋友身上发生的事实在太诱惑了。可是谁去体验一下画家们内心深处那种难言的痛苦呢？比如塞尚。
与左拉的关系，贯穿着塞尚的一生。
这两位巨人的友谊，始自1852年。那一年他们一同进入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的包蓬中学。左拉十二岁，塞尚十三岁。他们志趣相投，很快结为伙伴。学习之外，一起去游泳，钓鱼，爬山。人高马大的塞尚还成了弱小的左拉的保护者。而共同的理想、抱负、见解和野心，在他们心中描绘着相同的未来。后来他们都千里迢迢北上到了巴黎，左拉从文，塞尚事画。从成长到成功几乎全在一个城市里。左拉又是作家中惟一涉足画坛并举足轻重的人物。可以说，他是印象派运动的发动者。但为什么他偏偏要把自己的挚友塞尚写进小说，并写成一个艺术事业上彻底失败的人物呢？
我们去艾克斯那天正赶上周末。艾克斯市比一个镇还小。偏爱传统生活方式的普罗旺斯的人在周末总是起床很迟。我们的车子在城中转了两三转，才打听到塞尚故居所在的那条劳伏街。这条用石块铺成的小街又窄又长，有些弯曲，而且是爬坡，车子上不去。徒步往上走时，脚掌还得用点力气呢！街上极静，走了一百来米，才见一位老人迎面走下来。我说：〃看，塞尚来了。他要到下边的包列贡街吃早饭去。〃大家笑了，继续往上走。待与这老人走近时，便问塞尚故居是哪一个门。老人说：〃你们走过了。〃他朝下指了指说，〃那个就是。〃
一扇不起眼的暗红的门板。门两旁的石墙快给从院内涌出的繁盛的绿藤整个包住了。连〃塞尚画室〃的标志牌也给遮住。看上去不像是〃故居〃。好像塞尚还在里边。我屈指敲门。门声一响，忽然弄不清是想敲开塞尚的家，还是想敲开藏着许多秘密和答案的历史？
塞尚的性格是他与别人之间的一道墙。1861年，他刚到巴黎的苏维士学院学画，就对人际交往频繁的巴黎生活非常不适。几个月后便返回老家艾克斯。尽管强烈的绘画愿望使他不得不重新再去巴黎那个绘画的中心。但他总是呆一阵子又走一阵子。塞尚的天性内向，为人拘谨，但又有情绪忽然紧张起来的神经质的一面。他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别人接近他困难，而是他难于接近别人。
19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是印象派的形成期。巴黎的画家们十分活跃。无论是在左拉家中常常举行的〃星期四聚会〃，还是在巴提约尔大道十一号的盖尔波瓦咖啡馆里，塞尚通过左拉结识了马奈、莫奈、雷诺阿、德加、芳汀、克洛德、丢朗提等等一大群画家。这些画家正酝酿着绘画史上一场伟大的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他们将把绘画从空气凝滞的画室带到大自然灿烂的阳光里。左拉把这即将掀起的艺术大潮称做〃自然主义绘画〃。他实际是这个画家群体——他们自称做〃巴提约尔集团〃——思想上的领导者。在印象主义者们翻开绘画史新的一页时，是他向全欧洲宣告〃古典风景画被生命和真理灭绝了〃！
虽然塞尚也是这运动的一员，他也声称〃我决定不在户外就不画〃。但他无法融入这个画家群体。他不喜欢高谈阔论，不喜欢乱哄哄人多嘴杂的场合，忍受不了与自己截然相反的见解。甚至会嫌恶个别的人，比如马奈。在别人眼里，塞尚也叫人反感。大家受不了他粗俗的穿戴，举止任性，很难与他沟通和融洽。尽管1874年4月15日举行的历史性的〃无名艺术家协会〃的展览会（即首次印象派画展）上，塞尚是参展的一员。但事先就遭到了画家们的反对。在展览会上，他独异的画风还受到公众的嘲笑。在印象主义一开始，似乎他与大家风马牛不相及。可以说，在当时的法国，印象派是一种〃另类〃；在印象派群体之中，塞尚又是一个另类。他是另类中的另类，一个和谁也不沾边的个体。此中的原故，就不是他的个性了，而是他的绘画本身。他和当时的印象派（早期印象派）有根本的不同。
塞尚实际上是埋藏在早期印象派中的一个叛逆。这是当时谁也没有看出来的——包括左拉！
在当时，两个艺术时代——古典画派与印象派之间的斗争中，塞尚属于印象派这一新的时代。他和梵·高一样，都把画架搬到田野中，面对阳光下的世界作画。但是他和梵·高在骨子里，与莫奈、德加、雷诺阿、毕沙罗等人是不同的。1876年塞尚给毕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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