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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契约-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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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ion in Australian History）。
娼妓是一个分散的从事某项特殊工作的雇佣劳动者群体，卖淫是男权制资本主义劳动分工中的一种特殊职业，这两者都不具有普遍性。
在这三个国家，直到19世纪后半叶，娼妓都只不过是偶尔工作的穷人中的一部分。
这一阶层的妇女断断续续地从事卖淫活动，她们也断断续续地从事其他形式的工作。
娼妓并没有被当成一个特殊的妇女阶层，她们也没有从其他劳动者或者说工人阶级的社区中孤立出来；专门的“卖淫”这种职业尚不存在。
例如，在英国，当代意义上的卖淫是由传染病法（1864，1866，1869）的出台而促成的。
根据这一法令，驻军城镇的妇女可以由便衣警察认定为“公妓”，强制接受妇科性病检查，如果受到感染，就强行关进医院。
为废除这一法令而举行了无数的政治运动，妇女在这些运动中的作用十分显著。
皇家委员会有关这个法令的有一份报告并没有接受公共卫生必需不仅对妇女而且还要对士兵和海员进行定期的性病检查的建议，报告认为“妓女与光顾她们的嫖客之间没有什么共同点。
对于一方来说，这种冒犯是一个收益问题；而对另一方来说，它是偶尔放纵一下的自然冲动。
“引自特拉斯特兰：《是恶心人还是损人？检察维多利亚时期士兵的性病》（Distasteful or Derogatory？ Examining Victorian Soldiers for Venereal Disease），载于伦敦女权主义史协会编辑的《历史性动力》（The Sexual Dynamics of History），第62～63页。
艾滋病在当前也引起同样的反应；例如，已经有人向内华达立法机关呈交了一份提案，要求允许对患有这种病还继续工作的妓女提出谋杀指控。
我在1987年4月24日的《华盛顿邮报》上读到的这篇报道没有提到男嫖客。
女权主义的倡导者如约瑟芬。巴特勒就认识到，这个问题所牵涉到的并不仅仅只是性道德——惟一与性契约相契合的道德——的“双重标准”。
她认为这个法令涉及了每一个妇女，对大多数妇女的安全和私人生活的尊重都取决于公共可得的妓女这一“奴隶阶层”，这是不应该接受的。
巴特勒后来在写给她姐姐的信中说：“锁住我们被奴役的姐妹的链子正向我们压来，即使我们没有这种感觉，我们也不能逃避这一事实，即只要她们还被锁着，我们就不能完全地、真正地获得自由。
“巴特勒（JEButler）：《自传》（An Autobiographical Memoir），第3版，第215页。
对于反对这一法令的女权主义者来说，卖淫是男性对女性进行性统治的一种最为强有力的形式。
然而，女权主义的问题被社会净化运动所淹没。
这场运动开始于19世纪80年代的英国，对保证1885年的刑法修正案的通过起了重要作用。
这一法案给予警察对于贫穷妇女的更大的即时判决权。
到1886年传染病法废除时，卖淫的性质已经在改变，这一行业正经历“专业化”。
被法令列为公妓的妇女很难把自己的名字从登记册上划出，因此也很难再找别的工作。
这些妇女常常在寄宿妓院租房，开办寄宿妓院的也是妇女，她们常常有家要养，除妓女之外还有其他房客。
1885年的法案给予警察关闭妓院的权力，从1890年到1914年，妓院被系统地关闭。
警察有权对拉客进行查禁。
妓女们转向拉皮条者寻求保护。
卖淫从由女性控制的行业变为由男性控制的行业，正如茱蒂丝。沃克维奇（ Judith Walkowitz）所说，“现在出现了一个对延长妇女的站街时间非常感兴趣的第三方。
“沃克维奇：《卖淫与维多利亚社会》， 第212页。
在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消除自由卖淫采取的是另一种不同的途径。
与其他英国殖民地不同，新南威尔士并没有立法反对传染病，也没有采用1885年法案。
1908年才开始立法反对拉客、拉皮条和经营妓院，根据茱蒂丝。阿伦（Judith Allen），治安策略的目标是取缔光天化日下的卖淫。
结果是，自谋职业的妓女不可能再经营下去：“妓女的工作从结构上来说被无产阶级化了。
“阿伦：《妓女无产阶级的形成》，第213页。
妓女被迫求助于有组织的犯罪网络或者是受雇于同样的罪犯的拉皮条者。
在美国的拓荒时期所发起的反对卖淫的大战役产生了同样的结果。
鲁丝。罗生（Ruth Rosen）对这些变化进行了总结，变化之一就是行业的控制权“从嬷嬷和妓女本人向拉皮条者和有组织的犯罪团伙的转化过程……从此以后，妓女极少作为自由人而工作。
此外，她所面临的暴力越来越严重，这些暴力不仅来自警察，而且来自她的新‘雇主’“。
罗森：《沦落的姐妹》第12页。
罗森在第172页还提到当今美国妓女所面临的新危险，如被中央情报局的人利用来获取情报，或做毒品实验。
卖淫一旦专业化，就成为男权资本主义制度里的一个主要行业；妓女在一个由男人控制的行业工作。
例如，在伯明翰，大多数妓女都有拉皮条者，“桑拿”以及其他类似机构通常都由男人所有或经营。
很少有妓女成为经理，或者“与其他妇女一起建立一些互利性的商业企业”。
麦克列奥德：《工作妇女》，第51页。
卖淫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普遍特点这一论点不仅取决于“古老的行业”这句老话，而且还取决于一个被广泛接受的假设：卖淫起源于男人天生的性需求。
据说这是一种普遍的、与生俱来的（男性）冲动，需要并且总是需要娼妓所提供的发泄口。
既然婚外性关系是不道德的这种观点已经不再具有社会力量，卖淫的捍卫者就常常把卖淫说成是“没有爱情的性关系”的一个例子，是满足自然欲望的一个例子。
关于这一术语的用法，参看里查兹：《怀疑主义女性主义》，第244页。
然而，这种看法是站不住脚的。
捍卫没有爱情的性关系的人以及所谓的自由恋爱的倡导者都常常假定，这种关系是基于男女之间相互的性吸引，包括相互的肉体满足感。
但是，自由恋爱和卖淫相差十万八千里。
卖淫是一个男人为了他自己的满足感而使用一个女人的身体。
妓女本身并没有欲望或满足感。
卖淫不是愉快的相互交换使用对方的身体，而是一个男人用钱来换取对一个女人身体的单方面的使用。
卖淫制度可以被视为人类冲动的一种自然延伸，“没有爱情的性关系”之所以能够被等同为资本主义市场上女人身体的买卖，纯粹是因为一个重要的问题被避开了：为什么男人要求自然冲动的满足必须采取在资本主义市场用钱来购买女人身体这一公共的形式？性仅仅是一种自然欲望的表现，持这种观点的人总是把卖淫比做食物的提供。
他们声称“我们都需要食物，因此我们应该得到食物……因为我们的性欲与食欲一样是基本的、自然的和迫切的，因此我们也应该满足性欲。
“但这种观点既不能维护卖淫，也不能维护任何形式的性关系。
埃里克森：《对卖淫的指控》，第341页。
比较里查兹的《性、毒品、死亡和法律》，第49页。
人们只要缺乏起码的食物（或水，或住处）就会死去，但据我所知，还没有人因为需要发泄性欲而死去。
人类对食物的需要与对性的需要之间有一个根本的不同点。
生存物质有时并不能随处可得，但每一个人都掌握着满足性欲的方式。
要减缓性冲动，并没有必要发生性关系。
当然，使用这种方式具有文化上的禁忌，但什么才算食物也根据文化的不同而不同。
食物生产和消费的形式或性关系的形式不经文化的中介，直接起源于一切人都会感到饿和性欲冲动这一自然事实，这样的社会尚不存在。
性禁忌的后果也许不像食物禁忌的后果一样灾难深重。
讨论20世纪后半期男权制下的卖淫还遇到另一个困难，即什么样的行为属于“卖淫”常常被假定为是不言而喻。
现在，卖淫已成为国际性贸易的一部分，这种贸易包括销售色情书籍和录像的大众市场，比比皆是的裸体俱乐部和脱衣舞场等等以及向男性提供到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性旅游的市场。
向大众展示女人的身体和性器官，或者是以表演的形式，或者是以活体的形式，这是性贸易的核心，它不断提醒男人——以及女人——是男人在操纵着男性性权法则，他们具有得到女人肉体的男权。
原始性契约有助于辨别在性贸易中存在的五花八门的活动，哪些才适合于被称为“卖淫”。
例如，满足纯粹的自然欲望并不需要男人接触女人肉体；那么，在伯明翰妓女的客户中有15％～25％的人要求提供这一行业所说的“手淫”服务，这一事实的意义何在？麦克列奥德：《工作妇女》，第69页。
男人们给出了一大堆理由，所有这些理由都借助了资本主义的自助美德。
性契约的故事表明，上面提到的那种需要是构成男人的意义的一部分，是男性性特征的当代表现。
男人自然性需求的满足必须通过接触女人来实现，尽管她的肉体并没有直接被用来性交。
不管一个男人是否能够以及愿意寻找其他方式，他都能够通过购买女人肉体的使用权来展示其男性特征。
卖淫契约是现实中的“原始”性契约的又一例证。
展示男性性特征的典型方式就是从事“性行为”。
（因此，同性恋中买卖男人肉体的行为不具有同样的社会意义。
）卖淫制度保证男人能够购买“性行为”从而展示他们的男权。
尤其适合被称为卖淫的行为就是“性行为”以及像“手淫”和口交等等与此相关的行为，现在，它们的需求是非常之大的。
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只有10％的嫖客要求口交；到60年代差不多90％的人要求口交，要么代替性交或者作为性交的补充。
（数据引自罗森的《沦落的姐妹》，第97页。
）在当前，男子为了口交而购买女人身体蔚然成风，这与女性主义运动的复兴和妇女说话的要求是有联系的，可以作这样的猜测吗？如果其他行为也被视为广泛的性贸易的一部分，那么在对卖淫的讨论中存在的一些最顽固的问题就会被忽视。
这一市场严格需要“约束和纪律”或者说幻想奴隶契约。
这种最为强劲的统治关系和统治符号的大众商业繁殖，就是对宣称依附契约即（性）自由的契约观的权力和智慧的证明。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妓女逐渐地组织起来，为了提高妓女的工作条件，反对敌视和暴力，要求消除对卖淫的歧视，妓女权力国际委员会于1986年举行了第二届世界妓女代表大会。
总之，在一个没有工会保护的行业，妓女们正在努力争取被认定为工人。
妓女也是妇女，因此与其他所有挣工资的妇女一样具有一个不明确的“工人”身份。
但是，妓女与其他女工有很大的不同；她的身份更不明确。
卖淫被视为是与妇女的其他工作形式不同的，尤其是在低级市场，妓女是可以与其他女工区分开来的（几乎每一个人都能描绘街头拉客的“妓女”的服装、姿势和金钱欲）。
为卖淫辩护的契约主义者把妓女没有能够被接受为工人或服务的提供者的原因归结为性行为的虚伪性和被扭曲的态度。
的确，虚伪是围绕卖淫问题的一种流行的非理性的态度，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很久以前就在《沃伦夫人自白》（MrsWarrens Profession）中对此进行过揭露。
然而，虚伪这个词似乎还没有把握住一些男人对妓女的感情。
妓女被谋杀，因为她们被视为污染源，谋杀她们的人的名字能够像职业杀手杰克一样家喻户晓。
妓女每天都冒着被自己的男客户伤害肉体的危险，尤其是那些街头妓女。
这并不是骇人听闻。
埃伦。麦克列奥德（Eileen McLeod）发现，在伯明翰，“与我有联系的妓女几乎都毫无例外地从她们的男客户那里遭受到严重的肉体伤害。
“麦克列奥德：《工作妇女》，第53页。
当然妓女并不是惟一的在工作中面临身体伤害的工人。
每年都有大量工人因为缺乏安全措施、或者安全措施不充足、或者没有实施安全措施、或者由于真正的偶然事故而被杀或受伤，对此类事件的宣传极为少见。
当然这些伤害并不能因为这个工人不是女人就不发生。
契约主义者并不是惟一的否认妓女是女人这一事实的意义的人。
除有些女性主义的分析之外，很难再找到人承认卖淫是公民社会的男权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的人。
左派和右派以及有些女性主义者都认为妓女的工作就是受雇用，在这一点上与其他任何此类工作没有什么两样。
与矿工或电工、秘书或电子产品装配工相比，妓女只不过是在一个不同的行业工作，提供不同的服务（劳动力形式）。
因此，对卖淫的批判常常使用经济学术语，这就没有什么可奇怪之处了。
例如，很久以来我们就听到这种观点：妓女是由于经济上的必要才做这种生意的。
妓女签订卖淫契约的条件与就业契约和婚姻契约的签订一样，备受关注，妓女签订这种契约并非出于本意，这常常被视为卖淫的问题之所在。
因此，爱利生。雅格（Alison Jaggar）曾经说：“正是由于卖淫现象背后的经济胁迫性……才为女性主义反对卖淫提供了基础。
“雅格（AJaggar）：《卖淫》（Prostitution），载于索布尔（ASoble）编：《当代性哲学读本》（The Philosophy of Sex：Contemporary Readings），第360页。
现在，在宗教界，左派和右派都持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卖淫的错误之处就在于，一旦一个女人进入这一行业，她就像资本主义制度下许多其他行业的工人一样受到剥削和贬低。
依附问题再一次被忽视。
卖淫错在哪里？。2
在有关经济胁迫性和剥削的观点中，比较常常颠倒过来；不是妓女被视为受剥削的工人，而是相反，工人被认为与妓女处于同一状态。
马克思主义者对卖淫的批判源自马克思的一句话“卖淫只不过是劳动者普遍卖淫的一种特殊表现。
“因此卖淫成为经济胁迫、剥削和雇佣劳动异化的表现。
正如一个批判家所说：“卖淫是现代公民生产者的堕落的具体化。
“莱曼（JHReiman）：《卖淫、吸毒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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