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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士大夫的悲哀-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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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在这里哭泣系列之九）
（一）
中国的集权专制社会能够维系两千一百年之久，科举制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如果不是西洋文明的强制性介入，今天的中国人也许仍跪在达官贵人面前三拜九磕。在中世纪，通过竞争性考试选拔官吏的人事体制为中国所独有，因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士大夫阶层，即专门为做官而读书考试的知识分子阶层。
士大夫是中国社会特有的产物。事实上，士大夫即知识分子，在儒家学派定于一尊之后的漫长年代里，当然专指儒家学派的知识分子，有时也笼统称之为〃读书人〃，当然读的是儒书。在专制社会的中国，他们以作官为唯一职业，所以更精密地说，士大夫即担任政府官员的知识分子，包括现职官员，退休官员，和正在苦读儒书，将来有可能性担任官员的人物。
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又不是一个完全等同的概念。士大夫都是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不一定是士大夫。士大夫专指那些以做官为唯一目的知识分子。十九世纪以前的中国，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很难区分开来，因为那时读书人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当官，只有极少例外。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与当官没有必然联系，但只要有机会当官，很少有知识分子会放弃这个荣耀。因此中国知识分子与士大夫在血统上是一脉相承的，本文的主题〃士大夫的悲哀〃也可以说成〃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
这里有必要提及一下中国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起源于隋王朝，到唐王朝才成为一种备受尊重的制度。最初目的是变革门第世家独霸政府的不合理现象，通过公开竞争性考试向平民阶层选拔新进官员，凡考试及格的知识分子，不问门第出身，一律委派官职。因此，科举制度在早期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它对提高整个统治阶级的整体素质，扩大政府的统治基础，促进社会公平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积极作用。这个进步合理的制度，因为唐以后的政府给予了过高的重视，才日益变得不合理起来。宋王朝时，考试及格人士所受的重视在今天的读书人看来简止不可思议。当进士及第的高级知识分子结队朝见皇帝通过街市时，首都开封就好象疯狂了一样，万人空巷。到了明王朝，科举成为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非进士出身的人无论贡献多大，都不能担任宰相或部长级高级官员。不通过科举考试知识分子就没有任何出路，汉唐王朝时还有学校一途，明王朝的学校不过培养参加考试的人才；汉唐王朝还有立功边疆一途，明王朝则没有任何其他机会。科举考试的重视程度步入了一种畸形状态，成为社会停滞不前的罪魁祸首。
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一千三百年（只十三世纪蒙古帝国时中断数十年），直到二十世纪初叶才被废止。在此一千三百年中，成为儒家学派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最高目标。科举制度的主要功能，是使政权向下稍微作一隙的开放，使拥有相当资产的平民有机会借此一隙狭缝，爬到政权高峰；但也使帝王用它来控制知识分子。这些被长久控制的知识分子，在帝王和平民之间形成一个新的统治贵族，使本来应该和平民结合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变为维护专制体制的力量。尽管科举制度对中华文明有利有弊，但从总体上来看弊大于利。中国国力的衰弱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在发明科举制度以前，中国一直很强大，中国人以饱满旺盛的精力，生龙活虎一样使山河动摇，从未被外来的野蛮民族征服过，相反还不断打败北方那些强大的游牧民族，把他们的领土并入中国版图，把他们的人民强制性地融入汉族这个大家庭。被中国击败在北方无法立足因而被迫西迁的北匈奴汗国，居然成为整个西方世界的巨大压力，引起多米诺骨牌式的民族大迁徙，强大无比的西罗马帝国在它的手中连吃败仗并进而支离破碎，可见中国当时强大到何种地步。自从有了科举制度，中国的国力日益衰弱，在对外战争中连吃败仗，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地
位，且先后两次整个国家被蛮族征服，全体国民沦为亡国奴。这就是科举制度惹的祸。
科举考试和十九世纪后期西方文明国家兴起的公务员考试不同。一是考试的内容不同：科举考试的内容相当狭窄，只考儒家学派的九本儒书，考生答题不能有自己的观点，而是代〃圣贤〃立言。公务员考试的内容相当广泛，不但考核与办理公务有关的专门知识，而且还考核自然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等通才知识，公正地评判一个人的综合素质。考生答题要有自己的观点，尤其重视考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二是考试的目的不同：科举考试的目的是做官；公务员考试是为国家选拔办理公务的合格人才。在〃官本位〃的中国，官僚是人上之人，拥有很多特权；公务员则是普通国民，没有任何特权。
西方的知识分子因为掌握了自然和社会科学的缘故，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导力量，因此他们是所在国家的先进阶级，是社会的进步势力。中国专制社会的知识分子所学的知识则与自然社会科学无缘，他们的知识面极为狭窄，所受的全部教育和所学的全部知识仅限于儒家学派呆板僵硬的教条，教材不是〃四书〃就是〃五经〃，课程则主要教授如何作八股文和如何应付科举考试。因此，中国知识分子充其量只是儒家学派的修士或传教士，不是国家的先进阶级和社会的进步力量。相反，因为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保守崇古，反对任何形式的社会变革，儒家学派的知识分子也就不自觉地扮演了阻碍社会前进的角色。至于知识分子中的士大夫，因为沾染了中国官场特有的腐败气息，就更不可能成为进步力量了。在封建社会前期，儒家思想里面还有部分合理内核，那时的知识分子因为识字较多见识较广的缘故（普通百姓则目不识丁足不远行），还可勉强跻身于社会前列。到了宋王朝，儒家思想已开始僵化，儒家学派中最为机械保守的宗派理学道学成为帝王钦定的中国社会正统思想，本来就少得可怜的一点理性火花不再闪现，儒家思想也因此变得更加保守刻板更加不合时宜，儒家学派的知识分子也因此由社会的进步力量变为阻碍社会前进的力量。尤其是到了明清时期，文字狱和八股文的出现，儒家思想蜕尽了人情味的外衣，只剩下死硬刻板的教条。知识分子残存的一点灵性也被无情扼杀，没有自己的思想，更没有自己的感情，不知道人类还有别的知识和别的情操，只知道如何做八股文和如何做官，成为社会最为可悲可哀的阶层和社会前进的绊脚石。自辛亥革命以后，知识分子终于从〃四书〃〃五经〃中解脱出来，但儒家思想并没有随之退出历史舞台，它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在一定时期内将长期存在，对知识分子的灵魂产生潜移默化的毒害。今天的知识分子虽然不象明清时期的读书人一样皓首穷经，作茧自缚，以做官为第一要务，但他们的脉管内仍流着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血液，个性品格、人生品味和价值取向受士大夫的影响很深，如果拿官帽子在他们眼前晃几下，不为之心动的没有几个。
我在文中一再地提到知识分子，似乎偏离了主题，其实是为了加深读者的印象。今天的中国人对士大夫这个名词不太熟悉，但对知识分子则耳熟能详。前文已经说过，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和士大夫同气连枝，谈知识分子也就是谈士大夫。下面又开始言归正题了。
（二）
在中华文明史上，士大夫扮演着受压制受迫害的角色，处境一直很被动；一旦与其它权力集团发生利害冲突，失败的总是士大夫，明末〃东林党〃的惨剧就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例证。尤其是到了近代，知识分子连最后的一点自尊也毁灭殆尽。士大夫的悲剧，当权者的责任不容推卸，他们认为读书人不好糊弄，而统治者或多或少都有点愚民的倾向，因此他们在感情上排斥知识分子；除此之外，知识分子自身的品格缺陷才是一切不幸的根源。
贪图安逸，不思进取，不尚冒险，对自己的生命过于珍视。
冒险精神是一个民族的最大财富，富于冒险的民族一定是开拓进取积极向上的民族。在世界近代史上，基督教世界接连出现了一连串功勋卓著的探险家，歌伦布发现了新大陆；麦哲仑驾着帆船环球航行，证明地球是圆的，为西方世界掠夺东方土地财富开辟了道路。近代史早期的两个殖民帝国西班
牙和葡萄牙的奠基人达卡马、柯尔蒂斯、阿尔马格罗也全是冒险家。柯尔蒂斯征服了黑西哥和中美地区，阿尔马格罗征服了幅员辽阔的印加帝国除巴西外的整个南美州。更为神奇的是：柯尔蒂斯的军队只有四百人，阿尔马格罗只带了一百八十名非职业军人，他们的对手是淹没在万山丛中神秘陌生的庞大帝国，没有置生死于度外不干出惊天事业不回头的冒险精神，就没有人敢向前迈进一步。可见冒险精神对一个民族的兴衰存亡至关重要。正是这些冒险家，使积弱不振的基督教国家加速度地富裕强大，从被动挨打被征服被奴役的恶梦中走出来，成为近代世界的主人。中国的士大夫阶级，最缺少的就是这种精神，在事关大局的场合总是把个人的安危进退摆在第一位，不切实际地期待天上掉馅饼，搏个没有危险的功名。殊不知风险和机遇是一对孪生兄弟，世上根本没有收益丰厚而又绝对安全的事业。中国历代的开国皇帝，没有一个是士大夫出身，接理他们最有条件统领群雄兴帮开国，就是因为他们贪生怕死不敢迈出第一步。等到刘邦、赵匡胤、朱元璋之流的市井流氓捷足先登坐上帝王宝座时，他们又开始在心理上大大地不平衡，抱怨上天不长眼睛。
有一则历史事件可以说明士大夫的患得患失心理：秦王朝末年，天下大乱，各地民众纷纷武装起来攻杀秦帝国的地方行政长官。萧何是沛县的一名文官，他策动民众暴动，率领暴民攻入县衙，杀掉了他的上司沛县县令，夺取了沛县的统治权。武装民众一致推举他当头领，这本是一个特殊荣耀和出人头地的巨大机会，可萧何却不领情，拒绝出头领导他们，而是别有用心地推荐沛县犯了死罪的地痞流氓头目刘邦代替他的位置。因为他对起义能否成功没有绝对的把握，如果起义失败，他这个头领将第一个掉脑袋，不如让意识不到严重后果的大老粗刘邦来顶缸。没想到刘邦的乌合之众居然打败了强大的秦王朝，刘邦坐上了帝王宝座，萧何则心不甘情不愿地作他的后勤部长，并为保住这个部长耗费了毕生的心血。萧何的才能比刘邦高出十倍以上，比刘邦更适合皇帝的位子，如果他当初多一点冒险精神，这个帝王宝座就非他莫属了。
除了不尚冒险外，士大夫的懒散也是有目共睹的。士大夫在取得功名之前，独守寒窗苦读圣贤书，既勤奋又能吃苦；一朝进士及第，当年的吃苦精神也随之丧失殆尽，除了升官发财外，没有人想到在学识和能力上作更高的超越，只满足于饱食终日，拥妻抱子，应付好到手的恍恍惚惚，不求进步，不求效率的官位。部分知识分子功名还未到手就出奇地懒散，除了读书外什么也不干，一幅颓塌潦倒的落泊相。如鲁迅笔下的孔乙己连衣服也懒得洗，胡子也懒得刮，就更不用说洗澡擦身子了。如果不是那一身破旧的长衫标明他的知识分子身份，人们很容易把他和乞丐划等号。今天的知识分子也或多或少地继承了这一劣根性，读中学时废寝忘食，几乎没有〃头悬梁、锥刺股〃，千辛万苦应付高考；一旦考上大学，毕业后谋到一份理想的工作就万事大吉，很多人一年到头不写一封信，不看一页书，对抹牌赌博等不动脑筋的消闲到有很高的兴头。
舍本求末，不辩是非轻重，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过于认真。
宋王朝的第四任皇帝赵受益没有儿子，收养他堂兄的儿子赵曙为儿子，赵受益的堂兄是封爵濮王的赵允让。一０六三年，赵受益去世，赵曙即位，朝庭发生了我们现代人死也想不通，但当时士大夫却认为关系社稷存亡的称呼问题，即赵曙应该称呼他生身老爹（赵允让）什么？大臣欧阳修、韩琦主张当然称为父亲，这主张应该是天经地义的。可是另一派以司马光为首的大臣，根据儒家学说，主张应该称他生身老爹（赵允让）为伯父。因儒家是宗法社会的产物，在宗法制度下，赵曙是〃小宗〃入继〃大宗〃，就以大宗为主，对大宗〃法定父亲〃（赵受益）的堂兄（赵允让）当然称为伯父。两派都拥有广大的党羽，而以司马光的党羽最多，热情也最高。他的党羽之一的监察部长贾黯临死时特地留下遗书，请求赵曙一定要称老爹为伯父；咨议部长蔡伉进见赵曙时跪下来痛苦流涕，陈述国家兴亡就在此一称呼。另三位党羽监察部主任秘书吕诲和监察部委员范纯仁、吕大防也显得正气凛然，请求把欧阳修、韩琦二人处
斩以谢天下。当赵曙不接受他们的意见，坚持称自己的老爹为老爹时，司马光党羽竟然群情激奋，威胁要集体辞职。
象司马光这样的国家大臣，应该以国家大事为第一要务，当时宋帝国的大事很多，边界兵连祸结，宋军连吃败仗，国家财政负担日重，仅向外国缴纳岁币一项每年就达五十万两（辽帝国三十万两，西夏帝国二十万两）。广大农民在沉重捐税和士大夫地主强烈兼并下纷纷破产，国家税源日益枯竭。这些士大夫应该关心的问题，司马光等人却不以为意，巴不得把这些棘手的事推得越远越好。〃濮仪〃本是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甚至是大臣不应该过问的皇家私事，却被认为是一件天塌下来的关系帝国存亡的大事，比当时被西夏帝国连连击败，死人千万，丧师失地，被迫每年纳贡还要重要。充分暴露了士大夫本末倒置，没有辩别轻重是非能力的特质。
注意这样的一个事实：司马光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中素质还算最高的，他主编的四百万字的巨著《资治通鉴》直到今天仍是最有价值的史籍之一，他的见识尚且如此，其他的士大夫就更不用说了。
类似的闹剧在士大夫编年史上绝非偶然现象，四百年后的明王朝就发生了著名的〃大礼议〃事件，它是宋王朝濮仪事件的翻版，但比濮仪事件更热闹更荒唐，象一部妙趣横生的喜剧一样让人忍俊不禁。
明王朝第十一任帝朱厚照死后，没有儿子，由他的堂弟朱厚骢继位。因为朱厚骢是以亲王的身份入承大统，于是发生震动朝野的〃大礼仪事件〃。濮仪事件中的现任皇帝赵曙是死皇帝赵受益的侄儿，自幼就被赵受益抱到宫里当作儿子抚养。大礼仪事件的现任皇帝朱厚骢只是死皇帝朱厚照的堂弟，两人从未见过面。依人伦常理判断，濮仪事件所发生的问题根本不可能发生，但它还是不可抗拒地发生了。儒家系统的士大夫翻开古老的儒书，拣出一条荒唐的逻辑：认为小宗入继大宗，应以大宗为主，朱厚骢虽无法作朱厚照的儿子，但必须作朱厚照的父亲朱佑樘的儿子，这样大宗才算不绝。依此推断，朱厚骢应该改变称谓，称伯父朱佑樘为父亲，称伯母朱佑樘的妻子为母亲，而改称自己的父亲为叔父，改称自己的母亲为叔母。
这一次跟濮仪事件不同的是，政府全体官员的见解完全一致，说明士大夫阶层的整体素质在四百年中有很大的滑坡。只有一位新考取进士，在教育部实习的年轻人张璁有另外的看法。他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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