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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曰(二)-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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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也享受二十五年的温饱荣耀。没有曹操，刘协可能饿死洛阳，即令落到任何一个割据军阀，诸如袁绍、孙权、刘表、刘备之手，命运不可能比现在更好，刘协应该是中国亡国之君中最幸运的一位。
资治通监是一部编年史，然而，在正文中，我们只看到刘协把皇帝宝座让给曹丕，却看不到东汉王朝灭亡、曹魏帝国代之而兴的记载。仅从文字上检查，曹丕既然坐上东汉皇帝的宝座，当然仍是东汉的皇帝，并没有一个字提及改朝换代。
曹丕以魏王的身份夺取东汉王朝的政权，传统史书只称之为「魏」，单音单字是中国文字最大的缺点，不能精确的表达事物。一个王朝亡，一个王朝兴，应该是「魏王朝」才对，但是一个国家不能允许有两个以上的王朝，却能分裂为若干独立的政权。所以，我们对控制全国的政权，称为「王朝」，对分裂情形下的独立政权，依它首领名号，分别称「帝国」「王国」。历代当权人士，或由于脑筋僵化，或由于政治利益，往往在一个名称上打滚。五千年来，称「魏」的政权，就有四个，难以辨识，万般无奈中，史学家只好在上面加一个字，作为区别，好像「王二麻子的剪刀」，有「真王二麻子」，有「正王二麻子」，有「东王二麻子」，有「西王二麻子」，有「真正王二麻子」。对于「魏」，我们只好分别称「魏」（前三六九年），「曹魏」（就是曹丕先生本年建立的国度），「冉魏」
（三五○年），以及「北魏」（三八六年。中国历史上称「汉」的有八个，称「燕」的有七个，称「凉」的有五个，称「夏」「周」「宋」的各有四个，也只好分别在它们头上加点花草，跟保持一人一名一样，保持一个独立政权一个名号，免得鱼目混珠，把我们读史的人累死）。
年号问题
二二一年，汉中王刘备（时在成都「四川省成都市」）在武担山（成都西北）
之南即皇帝位（一任昭烈帝），大赦，改年号章武，任命诸葛亮当丞相、许靖当宰相。（刘备建立的政权，仍称汉王朝，因首都设在蜀郡「四川省成都市」之故，史学家称之为「蜀汉」，以区别「西汉」「东汉」。中国于本年进入三国时代，曹魏帝国跟蜀汉帝国对抗；孙权在理论上仍是曹魏帝国的藩属）。
司马光曰：「我，司马光，所着述的资治通监，只打算说明国家的兴衰，记载人民的悲欢，使读者自己判断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得，什么是失！作为勉励或警。并不打算建立像春秋那种褒贬的法则，用它来消除混乱，使社会秩序纳于正轨。所以，「正」「闰」之间的关系，我不敢多谈，只是根据事实，平铺直叙。问题是，当天下分裂的时候，不可以没有「年」「月」「日」「时」来记载事情发生的先后。东汉王朝把政权传给曹魏帝国，曹魏接受；曹魏帝国把政权传给晋王朝，晋接受；晋王朝再把政权传给南宋帝国、传给陈帝国、传给隋王朝、传给唐王朝、传给后梁帝国、传给后周帝国，然后由我们宋王朝继承。
所以，不得不用曹魏、晋、南宋、南齐、南梁、陈、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的年号，记载其他各国的史实，并不是尊崇谁和鄙视谁，更跟所谓的「正」
（正统）「闰」（闰位）无关。」
司马光是一位极端的保守份子，十一世纪时，领导旧党，跟主张改革的王安石领导的新党对抗，对宋王朝和中国人民，造成严重的伤害。可是，在「正统」
问题上，他却有重要的突破。梁启超认为司马光把「正统」给曹魏，是为了宋王朝的利益，我认为他的判断正确，但也可能有另一个原因，迫使他不得不作这样的决定，那就是，如果把「正统」给蜀汉帝国的话，「二六四年」便成了大空位（二六三年蜀汉亡于曹魏，而曹魏在二六五年才亡于晋）。换句话说，如果不用司马光的办法，就在二六四年，中国史书上便标不出该年是哪一年？这是一项实质上的困难。
「正统」「僭伪」「年号」「正朔」之类的争执，司马光和梁启超所作的驳斥，我们全都同意。而且了解，司马光所作的这项突破，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冒有很大风险。所以他才不得不作长篇大论，耐心解释。因为他可能被罩上忠「贼」不忠「汉」的铁帽，脑浆崩裂。梁启超迟生了八百年，当然拥有更多的资料和更积极的见解。不过，每个人都无法超越他的时代太远，所以在司马光版的资治通监上，仍不得不差异处理，像「正统」君王称「帝」，「僭伪」君王称「主」。
而梁启超也只能走到孔丘纪年，不能再进一步，所以他认为用耶稣纪年，其荒谬不容置疑。
我们最大的幸运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所以超过前人（同样道理，后人也会站在我们肩膀上，超过我们），能有更好的条件和更好的工具，解决这个问题。
那就是，我们直接的使用耶稣纪年。孔丘纪年跟韩国的檀纪、泰国的佛历、阿拉伯国家群的回历一样，固然有梁启超所赞扬的特色，但它仍孤立于世界之外，当全世界十分之九的国家都使用耶稣纪年（比梁启超时的二分之一，已大量增多），单独另创一个系统，似乎多此一举。结果仍然得列一个年份对照表，何必再找一个新的绊脚石？纪年只是计时的工具，工具越方便越锐利越好，不应管它是什么人制造。若干对耶稣深恶痛绝的国家，照样使用耶稣纪年，并不伤害国家的尊严。
中国人史纲首创此例，柏杨版资治通监跃马继进。并不是我们聪明睿智，而是司马光、梁启超给我们的启示，至为深刻；古史书带给我们的困扰，沉重而繁琐，必须解决，而我们庆幸已经解决，后人会失笑作这件事有什么了不起，但只有突破桎梏的当事人──包括司马光在内，才知道桎梏的僵硬性和杀伤威力。
刘晔的大谋略
二二一年，孙权派人前往洛阳，正式归降曹魏帝国，向曹丕称臣，奏章恭敬卑微，并送于禁返国。文武官员一致道贺，只刘晔警告说：「孙权无缘无故，投降归附，内部一定有紧急情况。孙权前杀关羽，刘备一定出兵复仇。外有强大敌人，民心不安，又怕中国（曹魏）乘机动手，所以才献出土地，向我们归降，一则阻止中国（曹魏）的攻击，二则利用中国（曹魏）的声势，振奋国内人心，而使敌人惊疑。天下三分，中国（曹魏）拥有十分之八，蜀汉跟孙权，只不过各保一州（蜀汉帝国只据益州「四川省及云南省」，孙权只据扬州「安徽省中部及江南地区」）。受到山川阻隔，有急难时，互相救援，这是微弱小国有利的地方。
想不到却自己互相攻伐，是上天决心灭亡他们，谁也阻挡不住。我们应出动大军，渡江进击。蜀汉攻击他的边境，我们攻击他的心脏，孙权之亡，不出十日。孙权亡，则蜀汉势力孤单，即令把孙权土地割一半给蜀汉，蜀汉也不能长久存在，何况蜀汉只得到他们的边境，我们却得到他们的心脏。」曹丕说：「别人投降称臣，我们却乘机翻脸，恐怕阻塞天下英雄归降之心。不如接受，而去袭击蜀汉的背后。」
刘晔说：「蜀汉远而孙权近，蜀汉发现中国（曹魏）攻击它的背后，一定回军迎战，缠斗不止。现在，刘备正在盛怒，起兵攻击孙权，听说我们也出动大军，知道孙权一定覆亡，心里高兴，一定迅速挺进，跟我们争夺孙权土地，绝对不会克制自己的怒气，作一百八十度转变，反而援救孙权。」曹丕不理，遂接受孙权投降。
孙权之存亡关键，间不容发，刘晔的谋略如果实施，中国历史将从二二一年开始重写。曹丕不是一个开创性的雄才，夺得帝位后，已经踌躇志满，不知道天下江山，每一寸都要血汗换取。如果曹操迟死三年，对这个天赐良机，定有闪电反应。假定有幸运之神的话，幸运之神正专心一意看顾孙权，使曹丕沉醉在恍情之境。试看他的理论根据：「别人投降称臣，我们却乘机翻脸，恐怕阻塞天下英雄归降之心。」这话在群雄并起时，是至理名言；而今，孙权之外，不过只剩下刘备，还有其他什么英雄？难道能鼓励出刘备归降之心？
曹丕谋杀于禁
被孙权送还洛阳的于禁，头发胡须，全都雪白，形容憔悴（他内心受到压力的沉重，全部显现），晋见曹魏帝（一任文帝）曹丕，流泪叩拜。曹丕安慰他，引用荀林父、孟明视例证（前五九七年，楚王国攻击郑国，晋国国务官「大夫」
荀林父救郑，跟楚军在邻邑「河南省郑州市东古城村」会战，晋军大败。晋国国君姬孺「二十八任景公」仍用荀林父，灭赤狄部落「山西省长治市北一带」。前六二七年，秦国大将孟明视，向郑国发动奇袭，在山「河南省西境」被晋国伏兵生擒。获释后，秦国国君嬴任好「九任穆公」仍委以重任，遂称霸西戎），任命于禁当安远将军，教他前往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祭拜曹操墓园（高陵）。而曹丕却事先在曹操墓园房舍中，绘出「关羽战胜」「庞德发怒」「于禁降服」壁画。于禁看见，惭愧悔恨，发病逝世。秘专制独裁头目，大都残忍无情，自己怕死怕得要命，却偏偏喜欢慷他人生命之慨，要求别人为他而死。西汉七任帝刘彻，天天求仙找药，希望长生，可是对李陵战败被俘，却大发雷霆，不但诛杀李陵全家，连司马迁也处腐刑。曹丕比刘彻似乎稍好，于禁陷入敌手，含羞而归，曹丕也恰当的援引荀林父、孟明视例证，并不是不明事理，也不是不知道用人之道，可是却用绘画小动作，逼人于死，证明一项事实：说得明白并不就是真正明白，理智明白并不保证他一定有能力实践他的理智判断，观察一个人，绝对不要只听他说什么，还要了解他想什么和看他做什么。
魏延大战略
蜀汉帝国（首都成都「四川省成都市」）丞相诸葛亮，将对曹魏帝国发动攻击。军事会议上，丞相府军政官（司马）魏延建议：「听说，夏侯楙是曹魏皇家的女婿，既没有胆量，又没有谋略。请交给我精锐部队五千人，另交给我五千人的后勤补给。从褒中（陕西省汉中市西北褒河镇）出发，沿着秦岭南麓东行，到达子午谷（子午谷长三百三十公里，北起陕西省长安县西南，南至石泉县；北方出口称「子口」，南方出口称「午口」，悬崖绝壁，栈道桥梁无数，至为险要），即入谷北进，不过十天，就可进抵长安。夏侯楙一听说军临城下，必然逃走。那时候，长安城里，只剩下作战监察官（督军御史）和西都长安市长（京兆太守）
；曹魏政府的粮仓，以及民间粮食，足够维持我们部队给养。等到曹魏帝国在东方集结兵力，最快也要二十天左右，而丞相的大军，从褒斜谷（陕西省太白县西南褒河山谷）北上，也应抵达长安城下。如此，咸阳（陕西省咸阳市）以西，就可一举收复。」诸葛亮认为危险性太大，不如从平坦的大道进军，直接夺取陇右（陇山以西），可以有万全的把握取得胜利，却不必有任何冒险，遂拒绝魏延的计画。
任何人都无法十全十美，也无法万能。只有一种人是十全十美和万能的，那就是摇尾系统口中所谓的「英明领袖」，简直这个也懂，那个也精，上通天文，下通地理；上自外太空辐射线，下到阴沟里忽然发现一只土拨鼠，他都可以发出正确的指示。不过，任何「英明领袖」到最后都会现出原形──他仍是一个普通人，而普通人的最大特点，就是他无法十全十美，无法万能。
诸葛亮也是如此，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在漫长的五千年中，伟大的政治家，不过管仲、公孙鞅、王猛、王安石、张居正，以及诸葛亮等寥寥几个人而已。然而，政治家跟军事家不同，身为政治家的诸葛亮好像一个篮球教练，现在却教他在足球场上担任教练，他的球队不能击败对方，在情理之中。
魏延的子午谷袭击战略，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大战略，跟当年韩信暗渡陈仓
（参考前二○五年）没有分别；跟曹操进击袁尚的柳城白狼山战役（参考二○七
年），更十分相似，全都危险万状。当时，如果陈仓道上，或白檀塞上，设有伏兵，韩信、曹操二人的命运，将无法想像。问题是，恰恰没有伏兵，所以获得成功。军事行动，有赖冒险。在已知的史料上，看不出子午谷设有伏兵，夏侯楙的智谋，还不到这种水准。而且，从稍后的报导，却看出不仅子午谷一线而已，而且是曹魏全国，都没有戒备。所以乍听到一向静悄悄的西南边陲，忽然大军压境，全国立刻震动。
诸葛亮认为子午谷战略太过冒险，但魏延并不是盲目冒险，而是正常冒险，因为对手恰恰是花花公子夏侯楙之故；对手如果是司马懿，大军一进入谷口，就等于进入地狱。所以魏延的大战略一旦被否决，便永无再行的可能。从此，曹魏帝国安如磐石，诸葛亮的出兵祁山，对曹魏帝国的伤害，不过隔山打牛，徒消耗士卒性命。
诸葛亮的错误决策，由于他天生的谨慎性格，使他追求万全。偏偏军事上没有万全，所以他用尽心力，不能寸进。魏延是当时名将，而终于英雄无用武之地，被驱逐到错误的地点，打绝望的战争，而最后还被诬以谋反，身死自己人刀下，一恸。
马谡
蜀汉帝国越嶲郡（四川省西昌市）郡长马谡，才干器宇，超过常人，喜爱谈论军事，诸葛亮认为他是一个奇才，十分器重。一任帝刘备临逝世时，告诉诸葛亮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以交给他重要任务，你要注意。」诸葛亮不同意，所以二二八年出兵北伐，命马谡担任军事参议官（参军），每次见面谈论，往往从白天谈到夜晚，甚为契合。等到攻击祁山（甘肃省礼县东北），诸葛亮不用沙场旧将魏延、吴懿当先锋，而命马谡统御各军，进抵街亭（甘肃省张家川县北）。
马谡却举动失常，琐碎苛刻，违背诸葛亮的指示，放弃水源和城垒，竟在山上筑营。曹魏右将军张邻大军抵达后，切断水源，等到蜀汉军渴得瘫痪时，张邻发动攻击，大破马谡兵团，蜀汉军崩溃。诸葛亮陷于进不能进，守不能守的窘境，只好撤退；裹胁西县（甘肃省礼县东北「祁山东北」）居民一千余家，返回汉中（陕西省汉中市），逮捕马谡下狱，处斩。
一个问题的发生，常因切入点不同，观察深度不同，见解不同，结论有时候竟会恰恰相反。马谡事件，就使我们面对这项困惑。
俗话说：胜败乃兵家常事。除了韩信一人之外，历史上所有名将，都打过败仗。打败仗而不惩罚，军纪荡然，军队当然瓦解。但是如果败一次就斩一将，恐怕所有将领都会死光，包括蜀汉帝国的开国皇帝刘备在内，岂不也要在白帝城斩首？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便大败而归，丧师辱国，为什么仅贬三级？
马谡并没有叛国，只是战败，不过缺乏指挥大部队实战的临场经验而已。刘邦如果命张良率军深入垓下，项羽可能击溃十面埋伏。马谡是一个智囊型的谋略人才，放在帷幄之中，可以决胜千里之外，对孟获七擒七纵的攻心战略，出自他的建议。诸葛亮把他放到千里之外，是逼他死于帷幄之中。人，应尽其才。如果赦免他，而留在身旁，再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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