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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由心造 作者:程莉-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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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两年，三明当兵入伍，我进入司法部门，在当时，这几乎是最好的归宿，我们由衷地为自己、也为对方庆幸。
转眼到了七十年代末，三明从部队转业，花样年华、美丽善良，被一位插队时认识的男生追了个死去活来。为了忠贞的爱情，三明放弃了回合肥的机会，来到小城滁州。
几乎同年，我和三明相继成家，过起了为人妻、为人母的琐碎日子。后来地址几经变更，从此更互无音讯。
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我们除了工作，还要相夫教子。忙碌之间，也常想起儿时的伙伴。合肥那座城市我一直没有再回去过，也不知道三明和其他同学生活得怎样。
我保存的那张照片，虽被严加看管，但它从北京到延安，又从延安到西安，终于在一次搬家后不翼而飞，在我心中留下一份失落。
今年3月，突然接到一个会议通知，会址居然是合肥！立即给主办单位回执，那还有什么说的，去啊！就这样，在阔别45年之后，我又回到日夜思念的古城合肥，回到我的梦中乐园安徽大学。
寻旧心情迫切。会议间隙，我从驻地皖能大厦赶到安大老校区，短短一段路，乘出租车只需9元，却让我盼得心焦。进入南门，一眼望见我们小时候常去玩的教学大楼，虽然落满沧桑，却是依旧巍然，〃安徽大学〃四个毛体大字潇洒遒劲。
三明的父亲也是安大建校初期的干部。我向一位老人打听（只有老人才知道老人），他遥指一片楼群，当年的老屋，已翻盖成新居。问了第二位老人，得知大概方位，第三位告诉我具体楼层，问到第四位时，只见她用手一指：那不是？你找的人来了。抬眼望去，一巍巍老者买菜归来，果真是老伯，当年形象依稀可辨。我忙自报家门，上前问好。老伯闻之，十分激动，拉我上楼，大呼阿姨倒茶。翻出三明的电话，终于听到久违的声音。得知是我，三明大喜过望。依旧是快人快语：〃你住在哪里？等我安排一下，马上来看你。〃
坐两个小时的汽车赶到合肥，当三明站在我面前时，好像时光倒流。觉得三明一点儿也没变，就像我们从来没有分开过！
眼前的三明，不施脂粉，职业套装；谈吐温和，举止优雅。目光还像小时候一样清澈，声音还像小时候一样亲切。岁月在我们脸上留下重重的痕迹，却没有在我们心中划开一丝裂纹。
轻轻拥抱一下，心中好暖。三明说：〃我调了5天休假，加上周末，天天陪你！〃〃好啊，正好让我多看看这里。〃
朋友就是朋友，不管分别多久！谈谈工作，叙叙家常，女人和女人之间，总有说不完的话题。三明拿出当年那张合影，看到旧时模样，给我一个意外惊喜。如今的三明沉稳干练，在市科技局负责农业科技项目管理，工作卓有成效。我们从照片说到现实，从过去说到现在，会也不想去开了，考察也不参加了，我们要拥有自己的时间。
会议结束，代表们奔了黄山。我和三明整装出发，就像当年去看南京长江大桥，我们一段一段地乘火车，换汽车。先到蚌埠，我在安徽生活过的另一个城市。
外祖父工作过的安徽商学院，现已更名安徽财经大学，据说在当地招生十分火爆。学校建了新校区，旧址变为成人教育学院和宿舍区。当年住过的小楼已被拆成废墟，问及一位老人，居然记得当年任院长的外祖父，说那是一位很好的老人。
离学校不及1公里，便是我国南北之界淮河，我小时候最喜欢玩的地方。2006年建成的淮河大堤延展宽阔，堤内是花红柳绿的滨河公园，堤外是种了小麦的河滩。当年只有两条大马路的小城如今热闹繁华。
为了让我多看几个地方，三明把自助游安排得像80天环游地球一样紧凑。观赏了巢湖风光，领略了银屏山美景，逛龙川，游婺源，从江淮之间到长江以南；从山清水秀的皖南到郁郁葱葱的赣北，江南春色尽收眼底。一路上，三明车票、门票全包，对我更是照顾有加。
最让我高兴的是，三明还联系到七、八位小学同学和一位班主任老师。还有从深圳赶回来的〃同桌的你〃，当年的小淘气俨然变为成功的企业家。虽然四十多年未见，但同学都是安大子弟，父母多为同事，诸多人、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家很快热聊起来，相约待到老师七十大寿时再聚会！
一周匆匆，分手时，三明把那张合影送给了我。她说：〃我已经把它保存了四十五年，现在送给你，由你来继续保存。〃
友谊是人类文明的需要。一个朋友代表着一段经历的见证。一生中能结交三明这样的朋友，我真的好幸运。
我为什么下乡
前些日子，为了响应某个知青网站的征文，我开始反思当年主动报名下乡的动机。
然而，三十八年前经历的事情，已经和逝去的时光黏连在了一起，如果一定要回忆，就得像外科医生一样，用一把锋利的柳叶刀，将它一点一点、小心地从无痕的岁月中剥离出来。
以当代人的眼光审视发生在上个世纪后半叶的上山下乡事件，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它看作是一种痛苦，一场灾难，一次浩劫；它使成千上万个家庭的生活屋顶突然坍塌，使一代人的一部分神圣权利永远被剥夺，生命轨迹被无情改变。
但是，细想起来，当年我竟是自愿下乡的。那年冬天，西去列车启动的瞬间，我甚至感到一种如愿以偿的心悸。后来我不止一次地回忆，究竟出于什么样的心理，使我毫不犹豫地一次次地报名，急于把自己从北京发送出去呢？
答案有点犯傻我想离开家。
在我年满十四岁以后，度过了独立意识渐渐凸显的青春断乳期，虽然没有学到什么文化，却有了某些〃想法〃，具体地说，就是滋生出一种对自由意志的最简单的追求。这种追求随着年龄的增长日益膨胀，它的终极目标被我锁定为离家出走。
我渴望离开的那个家，其实是个很好的家。这个普通的、多子女的知识家庭，对一个当时正在成长的少年来说，该有的似乎都有：可以吃饱的一日三餐，补丁不太多的四季衣衫，不必发愁的学杂费，甚至有属于自己的空间它温暖得像夏日午后令人昏昏欲睡的沉闷气息，没有任何的新鲜与刺激。也许是出于爱护，父母为我们制定了许多不成文的纪律，诸如放学按时回家、天冷要穿棉袄、不能躺着看书、吃饭不说话、别睡懒觉等好孩子天经地义应遵守的规矩。而我却与我亲爱的父母的意志背道而驰。这些纪律，在一个不安分的少年看来，无疑是一种束缚，它使我精心孕育的某些美妙计划周六通宵达旦地读一本小说，周日昏天黑地地睡一天觉，偶尔到好朋友那里〃刷〃一天夜等等，不断地遭遇流产。
也曾经尝试过逃走，通常是在我和父母发生冲突之后。但身无分文、走投无路的窘况，使我不得不以无比沮丧的心情重归暖巢，继续实践那些亲切而坚固的家庭纪律。
我一直梦想着能有一个以冠冕堂皇的理由离开家庭、独立生活的契机。这个契机终于在公元1968年12月以政治面目出现在我面前。上山下乡运动在某种意义上与一个城市少年的想入非非相吻合，这恐怕是它的企划者们决不曾料到的。而在当年，在那个特定的时代，以我短浅的目光看来，它几乎是一个完美的机会！在我最想脱离家庭约束的时候，这个机会汹涌而至，令我眼前一亮。
由于性格所致，我从小具有多动倾向，运动状态行走或者晃动，可以使我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快感；我对以行走为载体的故事，如唐三藏西天取经、八十天环游地球和二万五千里长征等充满热情，并由此而热爱旅行，乃至热爱从自行车、汽车、火车、轮船到飞机等一切交通工具，渴望经常处于一种运动状态中。这种渴望深至骨髓，以至于在我几十年的梦境里，反复出现飞来飞去的景象。
下乡使我获得了一个合法的长途旅行的机会，并实现独立生活的梦想，这对于我来说简直是求之不得。在等待出发的日子里，我怀着带有悬念的、新奇的、甚至有点迫不及待的兴奋，在母亲忧郁的目光中心安理得地为自己打点行装，一种长大成人、即将远走天涯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尽管我后来才知道，这次旅行充满艰险且代价惨重。虽然和那些对家庭充满依恋、死活不想下乡的同学相比，我的适应能力在农村迅速得到开发，但我还是遭到了报应这种与亲人长期的〃生离〃，一直延续到我终于无法忍受的地步。
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和我相类似的情况。〃离家出走〃在当时还是一个生僻的词，几十年以后我才感悟到，尽管生活背景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不同时代的人类在相同年龄阶段有着惊人相似的个体觉醒，现在的孩子更加渴望独立和自由，更善于制造一个又一个不同凡响的出走事件。
当然，下乡的动机其实是多元的，在我那个年龄，不可能不被打上时代的印痕。但我相信它的核心是对挣脱父母羽翼、争取独立自由的渴望，因此，我对〃出门〃的方式不加选择本来我就是那种顾前不顾后、只看眼前不计后果的人。还有一个在当时不便示人的原因：由于父亲〃出了问题〃，本已被部队接兵干部看中的我惨遭淘汰，出于少年人的虚荣，我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件事，不得不把对绿色军营的向往，转向了更加广阔的绿色原野。
我从小胸无大志，成年以后，给自己定的最高标准是做一个有品味的散淡闲人。而在现实生活中，则既无品位，也不得闲，只剩下一个〃散〃字。确切地说，它是一种经历过泥土尘染的散漫。
三十八年前的上山下乡，可以说是我人生中最剧烈的一次突变，少年时代追求的那种自由意志，其实是不存在的。尽管乡下的生活远非我所想象，我也并没有因此而获得真正的自由。它带给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绝不是一篇文章所能说清的，但乡下的日子打磨了我的筋骨，乡下的生活激活了我的思维，乡下的事开阔了我的眼界，乡下的人教会了我如何面对逆境。乡下使我了解到都市以外人群的生存状态，也敦促我多少改掉了一些娇气与矫情，虚伪与做作，怨气与浮躁，使自己更接近于一个纯粹的人。
这就是我所能够想得起来的我到底为什么下乡的主要原由。
西行的冬天
我是在一个冬天踏上西去旅途的，从此开创了我独立的人生道路。
那一年的冬天非常冷。
当我提着简单的随身用品走出家门时，心情有些异样，因为这是一次和往常离家不一样的出门尽管未满十七岁的我，由于从小喜欢旅行，从家里出发的事情已经经历过多次，包括和大人不打招呼大义凛然的离家出走。
这一次却不一样。大宗行李早已托运到车站，一只杂木箱子和一个行李卷我下乡落户的全部家当。同行的是几千名年纪相仿的少年，启程仪式极为隆重地在天安门广场举行。
广场冷峻而空旷。集合在可容纳上百万人的广场上，越发显得我们渺小。那天究竟在那里进行了什么仪式早就忘记了，记忆里只剩下刻骨铭心的寒冷。
仪式结束后出发，北京站人山人海，无数送行者已经在站台上等候。按规定，每名知青只能有一位亲属进站送行，送我的是母亲。当我在人流中看见医生出身、从不当人落泪的母亲竟然红肿了眼睛，就没敢再看她一眼。
车轮被蒸汽车头拉动的瞬间，车厢里、站台上原先还是沉闷的呜咽突然如同山洪爆发般响成一片，那惊天动地的哭喊声，盖过了火车的轰鸣。
那一刻我离开了窗口，怕看见站台上哭泣的人群，特别是怕看见母亲忧郁伤心的目光。
我居然没有落一滴眼泪。这是一个我记忆深刻的细节。一位送行的老师露出无比惊讶的表情，他觉得简直不可思议，我这样一个看上去娇小柔弱的女孩，在被发配远乡的时候，怎会如此坚强？其实，沉默也是一种表达。在当兵不成、留北京无望的情况下，毅然选择下乡，是我唯一的出路，因为我知道，父亲正在难中，如果我不走，母亲将会被造反派搅得无一宁日。
就这样带着对未来的一无所知上路了，迷惘中，竟然隐约着一种渴望和憧憬。
不知道要去的地方究竟有多远，只有地图上的概念那里被称作革命圣地。
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上边的号召是〃扎根农村一辈子〃。
然而，毕竟是一群不知愁滋味的少年，随着车轮的飞转，车厢里热闹起来，笑容重新回到一张张稚气未脱的脸上。
火车在辽阔的华北平原上疾驰了一个昼夜，当新的黎明来临的时候，我们已经进入了黄土高原。路还在铁轨下延伸，窗外景致已是别有洞天。车到西安，站台上挤满敲锣打鼓但显然是例行公事的欢迎人群，大家也是一副公事公办的回应。
从西安出发继续西行，几小时后，我们到达西北煤城铜川。
按行程，似乎应该在铜川住一夜，但实在想不起来那一夜究竟歇在哪了，记忆的引擎可以搜索到这一路经历的无数细节，唯独在这里留下一个空洞。
第二天一早，我们乘坐蓬了帆布的大货车，奔赴延安。刚下过雪，气温达到零下二十多度，厚厚的积雪被冻得硬邦邦的，为了防止打滑，车轮上绑着铁链。据说由于下雪，两次推迟了起程日期，但为了让我们到延安过一个〃革命化春节〃，不得不采取绑防滑链的办法能使我们及时出发，这就增添了这次西行的风险和悬念。
浩浩荡荡的车队逶迤千米，沿着盘山公路攀缘缓行，场面很是壮观。
我们几十个人挤在一辆车上，车一开动，冷风便从帆布蓬子的缝隙钻进来，过金锁关时，塞外的严寒更是令人难以忍受，风刮在脸上，刺骨般疼痛。冻得难忍，大家便在车厢里跺脚，凉气从脚趾向上蔓延，膝盖以下都是僵硬的，同伴们纷纷喊冷，我却又一次保持了沉默，我感觉我可能要被冻死了，是因怕喊冷而耗尽最后一点热量。渐渐地，脸被冻得麻木，寒风在早已没有知觉的皮肤上肆虐，终于不再感到疼痛。
经过一天的颠簸，我们到了延安县城，当晚宿在停课已久的延安大学。
然而，行进还没有停止，翌日清晨，我们继续出发。这次的前进方向是朝北，汽车沿着干涸的延河，在公路上蜿蜒徐行二十多华里，到达公社所在地河庄坪。部分知青算是到站了，我们的生产队还在五华里外，接着再向北。交通工具换成驴车，车上只能放下行李，剩下的路就需要步行了，用疲惫不堪的双脚走完最后的行程，我们终于到了目的地石窑。
石窑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村庄，因村口一个不知什么年代开凿的雕满佛像的石窑而得名。老人们说，它的年纪少说也有上千岁了。当时村里有四五十户人家、二百八十多口人，在河庄坪川道里算较大的村子，和山沟里比，条件还算是好的。来到我们将要安家的窑洞门口，许多同学哭着不肯进去那里边看上去一片漆黑。而我再次表现出与年龄不相称的冷静与坚强，大步跨进那孔我们后来住过七百多个日日夜夜的土窑，跨越了我的一次人生转折。
就这样，那年冬天，十六名从北京来的男孩女孩，经过四天跋涉，到达了此次行程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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