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第1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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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内战。”

“万牛莫挽，气势汹汹，大有三月半年消灭共产党之势。但局面的发展，却事与愿违。国民党一步步由优势变为劣势。而在这场席卷全国的战火中，中国的老百姓再一次经受磨难。时至这1948年底，国民党退守江南，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国民党是这场内战的发起者，又是东北、淮海、华北诸大战役的失败者。但尚有数百万兵力，又有长江天险，共产党要获全胜，怕还要打几个战役的。这样中国老百姓则还要跟着经受几年的战火之灾。怎么办呢，我是一个手无寸铁的书生，只有呆在书斋里静观默思了。”窗外，夕阳斜照，农人牵着老牛，荷着犁头，显然是刚犁完了冬水田，要回家去。梁漱溟望去，不再说话。

“这，才是梁先生埋头著述的真正原因吧？”王文彬翻着桌上新写的《中国文化要义》。每回来，都见书稿增厚。

“那，王先生跑上金刚坡我这寒舍来的真正原因？”梁漱溟望着王文彬。

“李上台，要再次呼吁和谈。共产党那边，反应会怎么样呢？时局急转直下，在现今情况下呼吁和谈，共产党恐怕不会像两年前那么好说话了吧？”

梁漱溟沉默着。斜阳收敛了最后一抹金色，昏鸦噪林，又有无数只叫不出名的鸟儿结了阵在山影中盘旋，鸟声伴着牛铃声，嘉陵江边，远远地有川江号子加入了这黄昏山水间的大合唱，又赶上一声汽笛，几年来寄身小三峡山水之间的梁漱溟一听便知，是民生轮船拢了北碚，正趁着天黑前向合川赶……梁漱溟脱口而出：“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便有真意，也不知如何辨，更忘了该如何说……”

“可是，此时此地，在重庆，只有梁先生您站出来，最合适。为百姓说话，仗义执言，公正执言。”

“我一个书生说话，说给谁听？”

“听与不听，在他们了。”王文彬热诚地望着梁漱溟，“只要先生写出文章，我《大公报》负责发表。”

“我愿为新出现的和平谈判局面说话，”梁漱溟沉吟道，“不过，我的言论很可能国民党方面听了不满意，共产党方面听了也不满意，国共双方都不满意。”

王文彬不再劝梁漱溟，他知道梁漱溟想说什么了，他也知道，梁漱溟一旦开口，肯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全然不顾对方好恶，全然不顾自身安危……

梁漱溟最后道：“就这样，我只以个人身份出现，只呼吁和平，绝不奔走和平。只言论，不行动。”

隔年元旦，梁漱溟听得山下传来爆竹声，北碚人也开始学会过公历新年了。这个从一破土建设便在街道旁种下法国梧桐的西部小城镇，早就可以见出它的缔造者放眼世界的目光。想来和自己一同到北碚，在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任教务长的四弟梁焕奎这阵子该是正在和同事们同学们一起放爆竹，或者在北碚城中心的人民会堂演出话剧《雷雨》？听四弟说过，他们立信的几个同事老师，张甸、黄婉如，排了一台戏，公演后颇得好评，四弟还给梁漱溟看过演出后的合影。

接下来，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

中国是一个戏剧的国度。数千年来，演戏看戏，几乎是中国人最重要的文化与娱乐，而且无论元剧昆剧京剧川剧，最爱演最受看的，总是历史剧。究其根本，在于中国历史本身就是一部历史剧。冥冥之中似有一双手在担任编剧，无巧不成剧，戏剧的“巧合”这一技巧，被这双手运用到极致，其编造与夸张的程度，往往令人世间的编剧们黯然失色，叹为观止。蒋介石下野后十天，北平和平解放。蒋介石悄然离开六朝古都、本朝首都之时，毛泽东大张旗鼓进入北平。中国历史上担任首都最频繁、次数最多的一南一北两座城市，到了这一年，同时敞开两道门，像似戏台子上一左一右敞开的“出将”、“入相”二门，一出一入，分别迎送了当今正在交替中的两朝元首。不过眼前这戏台子比往常的大些，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当时，有的人把中国的版图看在眼里，已经不再像是过去百年那风雨飘摇的一片海棠叶子，却更像一只昂天正要开叫的公鸡……

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任代总统。

重庆市市长杨森上了金刚坡，受李宗仁之托，给梁漱溟送来刚买好的机票，请梁赴南京“商谈国事”。梁漱溟不去。李宗仁到重庆来了，程思远上了金刚坡，受李宗仁之托，带来一大笔钱，并邀梁漱溟去重庆见面。李宗仁与梁漱溟是广西同乡，交往已久，北碚就在重庆郊区，近在咫尺，可梁漱溟就是不去。人虽不去，却把钱留下了，梁漱溟说：“至于这笔钱，我收下了。目前我在这里办学，包括勉仁文学院及中学，都是私立的，经费正十分困难，这些钱就算是德邻公对学校的资助吧。”梁漱溟恪守自己的诺言，“只言论，不行动”。从而恪守着不国不共不偏不倚的第三者态度。

1949年，就从蒋介石下野这一天起，到二月间，梁漱溟在《大公报》上接连发表文章《内战的责任在谁》、《论和谈中的一个难题》、《敬告中国国民党》、《敬告中国共产党》……

“内战的主要责任在国民党！”梁漱溟毫不隐讳自己的观点。

国民党政府求和，共产党提出若干条件，其中之一便是惩办挑起内战的战争罪犯。

“别的什么都还可以商谈，唯独这一条不能谈！”当时的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孙科道。

“这一条必须谈！战争打了几年，死了这多人，祸害了国家民族，究竟谁主张打？战犯是谁？为什么不受到惩办？内战是国民党方面挑起的，现在不能逃脱责任。为什么普通官兵和老百姓在内战中可以死，而在这场战争中主谋决策的人不能死？孙科凭什么说惩办战犯这一条不能谈？在我看来，恰恰相反，作为国民党要人之一，应该把战争的罪责首先放在自己头上，这才像一个孙中山先生的后人！我要是孙科，处于此时此地，就有决心以自杀谢罪天下人！我以为目下国民党自李宗仁代总统而下，统统应该辞职下野，承担发动内战的罪责，向国家、民族、百姓认罪，这才有可能重开和谈，结束战争，实现和平……”梁漱溟言论道。《大公报》竟也一诺千金，原文照登。

几乎与此同时，梁漱溟的同龄人宋庆龄同样发表声明《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同样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今天，我们的国土已经没有外来敌人的威胁。但威胁却起自国内，起自内战……目前的危机不是哪一边——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胜利的问题，而是中国人民的问题。悬于天平之上的不是党权的问题，而是人权的问题……国共谈判是不能得到最后答案的，最后的答案必须由中国人民来决定……正确地理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且在今天正确地运用它……民族主义在今天的意义是：中国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这个国家里，有许多不同的政治见解。我们必须有一个人人都能向它提供意见的政府……”宋庆龄一如既往，把自己的重点放在民生上：“民生主义在今天的意义是：不能再让人民忍受饥饿，而贪官污吏却在积累巨额的财富，忠实的公务人员则沮丧失望。”

住在上海林森中路1804号的宋庆龄，收到了许多希望她重访美国的邀请，宋庆龄的答复是：“当孩子有死亡危险的时候，母亲是不应该离开家的。”

胜利后几年来，毛泽东在延安发言，坐飞机到重庆发言，这一年，他用他的百万雄师发言，用他那脍炙人口的诗词发言：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宜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1893年出生的几个同龄人，辛亥年，第一次惊人一致地站在同一条战线上，振臂一呼，献身革命。抗战年，第二次惊人一致地站在同一条战线，振臂一呼，献身救国。胜利后这三年来，他们中的三人，热而诚、慨而慷地振臂一呼，虽不再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但同样惊人一致地为了中国、为了民生。可是这一次，他们当中有一人，卢作孚，一言不发。胜利后，他说过要建设中国现代化，他说过要把中国把世界建设成花园一样。可是，对中国向何处去，具体到何党领导，谁来执政，卢作孚从未说出一句，也未见亲友一句回忆，更未见忠于史实的史家对此有一字记载。对此，卢作孚还是一贯的个性，先做，后说。或者索性不说。但胜利后的他，对这一问，肯定想过。1946年，范旭东留下一句遗言，“中国的事难做”。与范旭东同样的实业界巨子、同样一生讲究做实事的卢作孚，肯定想过。今后，要在什么样前途与现状的中国，自己想做的事才好做，才能做？卢作孚不会只想，只是不说。虽然不说，但一定殚精竭虑，深思熟虑，不然，就无从解释三年后又一场深谋远虑调度得力的大撤退。

归来

花生当然都进了孙女的嘴。孙女说：“爷爷不吃？”爷爷说：“爷爷要吃就吃一个壳中有五颗的！”孙女傻乎乎地满袋子翻找，咿咿呀呀嚷嚷着：“爷爷要吃五颗的花生！”爷爷暗自得意，窃笑。爷爷当然无从知道，多年后，孙女真找到了“一个壳中有五颗”的花生，把这花生供在爷爷墓前。

“长江断航，这不等于要了民生公司的命？”公司会议室中，程股东指着一份报纸，接着拿起面前一份报表说：“今年不比往年，全年货运量只有去年的百分之二十八。”

与会者有人响应道：“多少大老板忙着换金条，卷铺盖要跑！重庆市面都乱了，谁还有心做生意？”

顾东盛道：“我不问政治，与国民党绝无一丝一缕裙带瓜葛，共产党长什么样，我一个没见过。我就知道一点，中国就这一条长江，四川就这一条川江，无论谁来，只要想把国家搞好，让人民有饭吃有衣穿，他都离不开这条江、离不开轮船，任何政权来了，也需要航运，我民生公司这方面有实力，所以，新来的这个党，肯定不会不要我们……”

长桌这边，议论纷纷，却同时戛然而止。众目睽睽，都望着长桌另一端。

卢作孚坐在长桌的一端，一直埋头在面前的一份《总经理室工作报告》上写着什么，正准备会议发言，唯有坐在长桌另一端的顾东盛发言时，他停下笔，默默听着。

李股东匆匆走进，将一张新出的报纸扔在桌上，气喘吁吁说不出话来。程股东瞄一眼报纸，叫出了声：“蒋介石下野！退回奉化老家……”

长桌边，议论再起：“蒋总统都找好了退路，卢总经理，如何应对当前局面？我们也该为民生公司找退路了吧？”

卢作孚见问，抬起头来，遵照会议规矩，对会议主持顾东盛说：“董事长，我可以开始了？”

顾东盛点头道：“下面，请总经理卢先生做总经理室工作报告。”

卢作孚正要开始报告，街面上突然人声鼎沸，与会者纷纷跑到窗前，显然蒋介石下野的消息在市面上引起混乱，于是，众人涌出会议室，涌向街头。担任会议记录的李果果对旁坐的文静说：“看看去。”说着，也跟着众人跑了出门。文静默默看一眼卢作孚，仍坐着不动，只是把李果果扔在桌上的会议记录本揽到自己桌前。

“东翁，快去看看！”有人临出门前，招呼顾东盛。顾东盛收拾桌面东西，跟着起身，正要走，偶抬眼，发现长桌另一端，卢作孚依旧端坐，面对报告问：“董事长，我可以开始了？”

顾东盛重新坐下说：“请。”

“当前，国内大规模战争的范围蔓延到长江流域，致使长江航线断航，总经理室认为，应如此应对当前局面：将长江上适宜航行川江的轮船开往川江，以重庆为中心运营；其他船舶仍以上海为中心，在长江下游航行；同时不失时机发展沿海运输，开辟上海—宁波航线。改以香港为中心，向东南亚方面谋发展。原来从总公司调沿海的川籍职工根据意愿可调回总公司……”卢作孚仍像此前面对众人开会那样，指点墙上民生航运图，讲解着。顾东盛暗自赞叹：“作孚啊，这种时候，工商界多少人在谋退路，你却想着发展！”

人去屋空的会议室，隔着长桌，与会者只有他二人。此外就只有担任会议记录的文静。卢作孚报告着，顾东盛听着。这天的会议记录是：“1949年元旦，在重庆民生大楼举行的民生公司第24届第4次常务董事会议，出席会议的常务董事实际上只有郑东琴一个人，卢作孚列席了会议并做了总经理室工作报告。”

清晨迷雾，锁住长江口。看不清浑浊深黄的江水与湛蓝清澈的海水交汇的那一条分界线，自然更看不见在这条分界线上时起时浮的新布下的水雷。轰然一声，一艘由长江出海的轮船触雷，顷刻沉没，连船上飘扬的旗号都看不清。

上海外滩上的这座红砖小洋楼颇气派，前朝曾声名显赫，是李鸿章的办公楼。现在是上海民生公司所在。经理室内，一个巨型江海航运沙盘，沙盘上的长江口，新放下一个巨大到能堵死航道的红色铁球，谁都知道它标定的是——水雷。卢作孚站在沙盘前，持一根长杆，指着红球说：“昨天，长江口被海军封锁，公司在加拿大订造的九只轮船，除夔门、荆门两只已于去年开进长江，其余七只无法开回。”顺势望去，沙盘上可见，夔门、荆门二轮的模型在长江中，其余七只轮船正由加拿大出发，经大西洋水域返程。“除此之外……”卢作孚欲言又止，“情况紧急，有些事，以后再说吧。”

“卢先生有话，此时不便说。”沙盘边，上海民生公司经理曾光华对上海区公司业务部经理王化行说。

“什么话？”

“已有充分迹象表明，一旦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将退守台湾，撤退之时，完全有可能将长江下游所有船只扣留、强行驶往台湾。”

“蒋够狠，一只也不留给毛？”王化行压低声叫道。这话太简略，若在往年，少有人懂。可是到了这个年头，中国无人不懂。曾光华点头。点过头，二人同时抬眼望沙盘对面。卢作孚却不插话，也不打断他们的话，只盯着分布在“大西洋”与“长江口”内外的民生公司轮船模型。这边话音刚落，卢作孚立即开口道：“因此，命令：一，正陆续经大西洋驶回国的在加拿大建造的其余七只门字号新轮，不再进入已被封锁的长江。”

曾光华与王化行暗暗对视一眼，总经理不谈时局，他俩也不谈时局。总经理下了命令，他俩也只问命令：“驶向哪里？”

“香港。待命。”卢作孚道，“二，公司在长江上航行的所有轮船，除保留极少数应付运输之必需，继续在长江下游行驶外，其余绝大部分船只一律驶向长江上游集中。”

“驶向哪里？”

“四川。待命。”

李果果、任卢作孚勤务员的关怀与卢作孚命令同步，将七只门字号船像一粒粒棋子，移向香港，将长江下游的民生船移向上游。关怀已长成个小伙子，卢作孚不忘当年，不忘姜老城，便将关怀带在身边。隔着李果果与关怀，曾光华与王化行望着卢作孚，揣摩着总经理的心境。这情景，就像对弈，只落子，不说话，谓之手谈……时局瞬息万变，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指挥百万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起江阴西至湖口长达五百公里战线上强渡长江。4月23日，南京解放。兵临上海城下。

“命令各轮船公司在沪船只，凡能出海者，一律驶往台湾。不能出海者，必作好随时毁船之准备，严禁落入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