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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12808-第1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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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广莆听到这里,才恍然大悟,这才是曾国藩不主持修族谱的原因,后悔不该请他来嘉祥。先以为他看到宗庙凋敝,会动心而捐巨资,谁知分文未给,还招来一顿教训。事已至此,曾广莆只得说:“叔祖教训的是,孙子作为宗子,未把全族人团结好,愧为宗圣后人。”

“当然,这不能怪你一人。”曾国藩叹了一口气,说,“嘉祥曾姓阖族人都有责任。曲阜的孔庙诚然不可去高攀,但邹县孟庙那样的规模,是可以做得到的。邹县并不比嘉祥富裕,但孟氏后人对先祖恭敬之心,远远超过了我们曾家。我们难道不觉得惭愧吗?”

曾广莆的脸通红通红的,低下头,无言可答。隔了很久,曾国藩才说:“我虽通籍二十多年了,官居一品,带兵这些年里,几百万两银子在手头过是常事。说来你可能不信,我所积的银子也不过就只两万来两,有心资助你们重建宗圣庙和书院,也无力做到。我只能捐祭产银千两,你们用它去买点田地,养活几个管理庙宇的人,一年四季给宗圣公上几道祭菜。再有点剩余,则资助给嘉祥书院,培养几个举人、进士出来,光大嘉祥曾氏门第。伯仕,你作为嘉祥曾氏宗子,所居也太简陋了,雍正爷的赐匾都不能悬挂,未免使人太酸楚。我再送你四十两银子,你把房子修缮一下,再添一套新衣服,平时也好体面地会见外来的客人。”

先以为一点希望都没有了,现在又得到一千零四十两银子,五经博士在大失望之后得了一点小满足。

这一夜,曾国藩在嘉祥书院里想了很多很多:嘉祥县曾氏后裔如此衰微,宗圣公在天之灵何能心安!湘乡曾氏现在虽说有天下臣民第一家之称,但世人哪里知道,这“第一家”其实是空的。且不说个中的辛酸苦辣,就说目前的剿捻战局,前途未卜,倘若河防之策再不能取胜,这第一家便要立即中落了。杀人攻城得来的荣耀毕竟是短暂的,这中间有着许多偶然性,家族传之长久的兴旺,靠的是礼仪诗书!

曾国藩这样想着想着,便更加挂念武昌城里的九弟。河防的成败,很大程度取决于新湘军在鄂北豫西对捻军的作战。然而,曾国藩此时做梦都未想到,正是这个曾经给他带来巨大荣耀的九弟,眼下与湖广总督官文彻底闹翻了,终于导致河防之捷成为画饼一张。

七武昌城里,巡抚和总督大开内战

三个月前复出的湖北巡抚曾国荃,与他的大哥截然不同。皇家刻薄寡恩的本性,功臣鲜有善终的历史教训,以及四哥反复讲述的白云观丑道人的恳切规劝,都不能使他大彻大悟。他依然是目空一切,我行我素,不把称雄皖豫多年的捻军放在眼里,也没有把朝廷的宠臣官文放在眼里。新湘军的失败使他愤懑,不久又传出彭毓橘被肢解、悬首示众的消息,更使他暴戾失常了。

彭毓橘是他的表弟,年纪相仿佛,性格也相投,攻打金陵时出力最多。当萧孚泗、朱洪章、刘连捷等人都不愿再赴战场的时候,彭毓橘慨然应邀为他组建新湘军。现在遭此下场,曾国荃怎能不伤心,不暴怒?就连奉父母之命暂回湘乡料理家务,路过武昌住在抚署的曾纪泽,也为表叔的惨死而伤心。

这天深夜,粮道丁守存悄悄进了抚台衙门,秘密会见了曾国荃。

“九帅,杏南将军之死,是由于断粮的缘故。”丁守存向曾国荃透露了一个重要情报。

“粮台为什么不供应军粮?”曾国荃顿时怒火冲天,对着粮道吼道。

“九帅息怒。”长着一副黄瘦马脸的丁守存轻轻地说,“粮台本来贮存一百万斤粮食,只因官中堂原招募的五千鄂勇被九帅撤了,欠饷一时无银兑现,官中堂命卑职将粮台所有粮米调出来,按每勇二百斤发放了。杏南将军出兵前,粮台想方设法为他筹集四万斤粮,先想随后就再运去,谁知粮路给捻匪断了,假若彭将军再多带两万斤,都不至于军心涣散而招此败。”

“你说的这事有根据吗?”曾国荃两眼恶狠狠地盯着丁守存。

“卑职这里有官中堂的亲笔批示。”丁守存从靴页里抽出一张纸来,双手递给曾国荃。丁守存并不是曾国荃提拔的人,他为何对曾国荃如此忠心呢?

原来,他不是为了讨好曾国荃,而是要报复官文。两年前,丁守存利用职权贪污了一万两银子,被人告发,官文将他臭骂了一顿,声言立即参劾。丁守存吓得磕了几百个头,求朋告友,凑集了一万两银子赎罪。官文仍不松口。无奈,丁守存变卖了部分家产,给官文送了一万两银子的礼,官文才许他一个暂不参劾、戴罪效力的机会。因此,丁守存恨死了官文。正因新湘军初战失利恼羞成怒,又找不到借口推诿责任的曾国荃,这下子抓到了一个大把柄。待丁守存走后,叔侄俩计议半天,决定先不做声,派人分头搜集官文这些年在湖广的劣迹,然后再重重地参他一本,以报今日之仇,以雪当年不救援三河之恨!

曾国荃的举动瞒不了官文的耳目。他不敢明目张胆得罪这位杀人如麻的曾九帅,便使了一个法子,给皇上上了一个折子,说鄂北捻情严重,请赏曾国荃以帮办军务的名义带兵离开武昌,驻扎襄阳。谕旨很快下来,如官文所请。

曾国荃过去一直带兵在前线打仗,对官场了无所知,又不熟悉本朝掌故,不知帮办军务一衔究竟有多大,应不应该专折谢恩。于是写信给大哥。曾国藩来信告诉九弟,不必疏谢。又解释说,近年如李世忠、陈国瑞等降将皆得帮办,刘典以臬司、吴棠以道员亦得之,本属极不足珍之目,本朝以来亦无此等名目,以后公牍上都不要署此衔。曾国荃接到大哥这封信,犹如一点火星掉进油锅,立即燃起了熊熊怒火。他恨官文不但要把他排挤出武昌,并且把他列为道员、降将一类人来奚落。他气得一剑砍掉了书案一角,高叫:“我堂堂炎黄子孙,岂能仰鼻息于傀儡膻腥之辈!”

吓得曾纪泽忙说:“九叔,隔墙有耳!”

“怕什么!”曾国荃怒斥侄儿,“老子早就想和他们干一场了。你给九叔我草拟一篇参折,也让他们知道曾九爷是不好欺侮的!”

曾纪泽的文章做得好,在父亲的指导下,也有意识地读过不少名奏章,但自己独立拟稿,这还是第一次。他关起门来咬了几天笔杆子,冥思苦想,写了一篇近三千字的长奏,列举了官文几大罪状:贪庸骄蹇、欺罔徇私、宠任家丁、贻误军政、笼络军机、肃党遗孽。最后这一条虽证据不充分,但性质严重,便也加上去了。曾纪泽写好后,自己觉得有点惴惴不安,拿给九叔看。曾国荃却非常满意:“写得好!看来你这几年在父亲身边长进不小。就这样吧,叫文案房安排誊抄,明日拜发。”

“九叔,官文是太后、皇上的亲信,且官居大学士,非一般人可比。为慎重起见,先抄一份送到济宁州,让父亲看看后再拜发如何?”

“你父亲自从咸丰八年复出后,胆子是越来越小,顾虑则越来越多,事事谨慎,处处小心。这篇奏疏如给他知道,那一定发不出去,不如不告诉他,今后即使有麻烦事,也省得牵连到他的头上,由我一人负责算了。”

奏疏拜发了。曾纪泽仍不放心,他自己誊抄一份,派人送往济宁州。

曾国荃这份弹劾大学士的奏章,立即在朝廷和各省督抚中引起轩然大波。官文做官的诀窍,除先前彭玉麟所指出的不管实事外,还有一个,那便是善于笼络京官。京官地位重要,但俸禄并不高,因无地方实权,额外收入很少,全靠地方大员接济。官文自咸丰五年出任湖广总督以来,就十分重视对京官的联络。每年入夏的冰敬,入冬的炭敬,比哪省督抚都要丰盛,而且送的面广,上上下下都满意,遇到端阳、中秋、重阳、年关这些佳节,他则有选择地分送各部要津。朝廷派下的大小钦差来到武昌,他的礼数最周,招待最好。官文哪来的这么多钱?还不是两湖的民脂民膏!所以尽管民怨沸腾,官文的位子却是铁打的,湖督一席,一坐便是十三年。曾国荃拼死拼活打下金陵,只挣个伯爵,他在武昌悠闲自在,也得了个果威伯的美名。这便是官文的本事!

朝廷各部对曾国荃一到武昌,便参劾总督的行为普遍不满,尤以军机处为甚,因为奏折中有“军机处故意与鄂抚为难,凡有寄谕,从不径寄,而由督署转递”的字样,触到了军机处的痛处。军机大臣胡家玉面禀太后,说曾国荃将军事失利的责任推给官文,居心不良,所奏情事多有不合,宜驳回。慈禧太后命兵部派员到武昌密查核实。

济宁州里,曾国藩接到曾纪泽的禀帖,将奏疏仔仔细细地读了一遍。老九的使气任性,办事孟浪,使他深为痛心。他顿足叹息,预感此事将招致严重的后果。必须给老九明确地指出:不能走得太远!他提笔作函:

官秀峰一事业已奏出,但望内召不甚着迹,替换者不甚掣肘,即为至幸。弟谓命运作主,余素所深信;谓自强者每胜一筹,则余不甚深信。凡国之强,必须多得贤臣工;家之强,必须多出贤子弟;一身之强,当效曾、孟修身之法与孔子告仲由之强,可久可常。此外斗智斗力之强,则有强而大兴,亦有因强而大败。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

又给纪泽写了一封信,严责儿子不但不去劝止九叔,反而拟此言辞尖刻的奏疏,为之推波助澜,太不懂事了。

刚好这时李鸿章来徐州视察军务,曾国藩打发赵烈文到徐州去跟李鸿章商量。李鸿章一听,也觉得老九莽撞了。他沉思良久,对赵烈文说:“现在只有一个办法,由恩师出面打圆场,密保官秀峰,并以兄长的身份批评九帅作事草率,尽量把事情化小。不知恩师意下如何。”

赵烈文回济宁后,向曾国藩转述了李鸿章的主意,并认为这是个可行的办法。曾国藩从心里来说并不愿意这样抑荃扬官,但考虑到老九非官文的对手,倘若官司打败,调离湖北,新湘军便不再存在,全盘计划将会打乱。为了河防之策的顺利执行,从剿捻大局出发,只得出此下策。几天后,一封密保官文的奏折由济宁州发出了。

接到大哥的信后,曾国荃的头脑开始冷静了点,原拟的第二份参折暂时搁下未发。曾纪泽则遵父命离开武昌南下,跳出这个是非圈子。

不久,来武昌调查督抚纠纷的钦差回到京师,将曾国荃所列官文各条一一驳回。都察院的御史上书,奏官文为肃党余孽事既不成立,曾国荃则为诬陷,例应反坐。其他各省督抚中也有人上奏,说曾国荃恃功傲物,打仗失败,应予惩治。慈禧太后对此事颇感为难。她既需要官文这样忠实的家奴,也需要曾国荃这样能斗的鹰犬。眼下捻军势力强大,国事未安,曾氏兄弟和湘淮军是她依赖的柱石。但官文无过受辱,朝野物议甚烈,不压一压曾国荃也难平众怒。她想给曾国荃一个“降二级处分”,犹如当年曾国藩为杨健请入乡贤祠所得的结果一样。

这时,接替杨岳斌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给朝廷来了一份词气亢厉的奏疏,称赞曾国荃劾官文一疏,是当今天下第一篇好文章,第一等好事,人心大快,正气大张,并以自己在湖南抚幕多年的身份为证,指责官文贪劣庸碌,不堪封疆重寄,请求太后、皇上撤官文之职,以昭朝廷公正之心。左宗棠正处在平回民之乱的前线,他这封奏折的分量,远胜他省督抚和都察院的御史。曾国藩密保官文的奏折此时也到了慈禧的手中。慈禧是个精明的人,她深知曾国藩不早不迟,恰好这时来封保官的折子,无疑是在为弟弟弥缝,希望这件事不要水火不容地闹下去。曾国藩的这个态度很使慈禧欣慰。她想:倘若曾国藩和弟弟站在一边,坚决与官文为敌,那就更麻烦了;曾国藩的面子还是要给的。慈禧决定按督抚不和的处置成例来个和稀泥。于是将官文内调京师,以大学士掌管刑部,兼正白旗蒙古都统,调李鸿章为湖广总督。因苏抚一职暂不能离开,遂调湖南巡抚李瀚章暂署湖督,由刘昆接替李瀚章。对曾国荃则未加任何指责。一场大风波就这样平息了。

正当曾国藩为九弟平安度过险境,湖督一职落入湘淮军手中而欣喜的时候,赖文光、张宗禹趁着清廷官场这场内耗的大好时机,在禹州大败郭松林部,然后挥师北上,率领五万铁骑,轻而易举地突破由豫军守卫的朱仙镇至开封府一带的防线,昼夜急驰,挺进鲁西。苦心经营半年之久的河防大计,一夜之间便付之东流。消息传来,曾国藩在济宁州一病不起。

八若许当初亲骑射,河淮处处是高楼

新湘军的再次大败和河防之策的彻底破产,给官文抓到了报复的把柄。官文现在处于极为有利的形势:京师本来就有一大批曾氏兄弟的反对派,他们之中一部分出于正统观念,认为一家兄弟两人手握重兵,位居督抚,且功盖天下,不是国家之福,尽管有裁军自抑之举,仍是隐患。这中间有满人、蒙人,也有不少汉人。一部分是嫉妒眼红。这中间多为满蒙亲贵,自己无能,却又不让别人发挥才干,便以汉人宜防的祖训,不断地提醒规劝太后、皇上。现在曾氏兄弟军事失败了,这两部分人自觉地结合起来,要求朝廷乘机制裁他们一下,以示天威而杜异心。官文本人位高权重,钱多势大,他并不买曾国藩密保的账,指使、收买一批言官上书弹劾,要求朝廷收回钦差大臣之命,罢曾国藩的两江总督之职。就这样,短短的半个月内,曾国藩一连接到军机处寄来的两道严责上谕和御史穆辑香阿、阿凌阿等五人措词强硬的参劾抄件,面临着带兵十多年以来,直接针对他而来的最险恶的政治形势。五十六岁的曾国藩,在经历过一番极度的痛苦之后,头脑异乎寻常地冷静下来。

他反复对河防之策进行自我检讨,又重新翻阅《明史》,细心研究明末官军对付高迎祥、李自成的办法。高、李的部队是继黄巢之后,最有成就的流动作战的军队,明朝官军将领们,包括能干的杨嗣昌都无法对付,大明王朝最终就栽在李自成的手里。这中间只有一个人最有本事,那就是孙传庭,而孙传庭的制胜之策便是围堵。捻军也是流寇,而自己所采取的沙河、贾鲁河、淮河沿线包围的战略,与孙传庭的办法是一致的。曾国藩坚信河防之策是正确的,决不能因一次失利而予以否定。但现在朝野一片聒噪,似不给他以总结教训再决胜负的机会。对于这个现象背后的一切,曾国藩洞若观火。他不再像咸丰初年初出茅庐时的一味蛮干,硬拼到底,也不再像打下金陵后成天如同履薄临深,为防功高震主而不顾一切地自我裁抑,他这次要跟朝廷软顶一场。

曾国藩用的依然是老子以退为进的办法。他借病重难速痊为由,上疏太后、皇上,请开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之缺,并请另简钦差大臣接办军务,自己以散员留营效力,不主调度。又附片奏河防失败,剿捻无效,请将一等毅勇侯封爵注销,以明自贬之义。

奏疏拟好后,赵烈文、汪士铎、薛福成等人都劝他不必如此。担心朝廷会像咸丰八年那样顺水推舟,全部接受。曾国藩执意拜发。他并非意气办事,他有自己的深沉思考。

捻军势力仍很强大,一日不平息,太后、皇上就一日不会安宁。自从僧格林沁死后,绿营、旗兵再没有一支部队可以独任此事,平捻,非湘淮军莫属。淮军五万精兵,天下无出其右,湘军陆师力量虽弱些,而两万长江水师却仍然是一支强大的力量。所有这些军事力量,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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