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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12808-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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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像明代戚继光那样建“戚家军”。或许是曾国藩的奏折写得含糊,或许是由于时局危急,咸丰帝知绿营不足依靠,希望有一支新的军事力量出现,也或许有恭王、肃顺和唐鉴的竭力担保,使得咸丰帝特别相信曾国藩,居然很快便亲自批复:“悉心办理,以资防剿。”

曾国藩奉了这道圣旨,立刻把罗泽南和他的几个高足调来长沙。他的一千团丁,经过挑选后,带来八百。这些团丁编为两营,每营三百六十人,罗泽南带一营,王錱带一营;又从中抽调八十名精悍团丁,组成亲兵队,由曾国葆统领。曾国藩又亲自通过考核比较,从八十名亲兵中挑出彭毓橘、蒋益澧、萧启江、萧庆衍等六人来,由康福负责训练,充当自己的贴身保镖。这六个人都是曾国藩的亲戚或世谊。曾国藩认为,大团练勇中的大小头目,都必须有亲谊关系,这是将这支练勇连为一个坚强整体的纽带,彼此之间才能荣枯与共,生死攸关。曾国藩叫罗泽南、王錱全力练勇,另外再请几个委员来办理日常案件。一听说新开办的审案局衙门中要委员办事,立即便有许多官员和士绅前来推荐人。曾国藩本想自己物色,不受推荐,但一来一时不易找到合适的人,二来刚办事碍不过情面,便从那些被荐人中挑出十余名,委托过去岳麓书院的同窗好友在籍江苏候补知州黄廷瓒负责。

春节刚过,道州天地会头领何贱苟,以道州岩头村、常宁五洞、桂阳白水洞、宁远赖子山为据点,发牌吊码,扩大组织,会众发展到四五千人,分布十余州县,在太平军节节胜利的鼓舞下,宣布起义,自称普南王,围攻县城,杀把总许得禄、典史吴世昌。曾国藩速派刘长佑、李朝辅带楚勇四百、王錱带湘勇四百前去镇压。刚出发不久,衡山草市刘积厚又起事。曾国藩急忙派人通知王錱,叫他先去草市,然后再去道州。过几天,安化蓝田串子会又宣布起义,江西上犹刘洪义的义军进入桂东,杀死清兵把总吕志漳、绅士黄达三,进据沙田。还有攸县的红黑会、桂阳的半边钱会、永州的一股香会,都在积极发展会众,酝酿起事。更使曾国藩头痛的是,这几个月里,又新冒出一批游匪。这批游匪主要有三种人:一种是从岳州、武昌、汉阳等城逃出的兵勇,无钱回家,又无营可投,沿途逗留,随处抢劫;一种是太平军与清兵交战过程中,被烧了房屋而无家可归的百姓,弱者沦为乞丐,强者聚众生事;一种是清兵行军打仗中所掳的长伕,用过之后,没有盘缠回家,于是辗转流落,到处滋扰。这些游匪大半混迹市井,破坏性很大。

曾国藩指示审案局,对这些危害社会治安的不良分子,一律处以重刑。为着鼓励团丁,他规定,凡捉一匪徒,赏银五两。重赏之下,团丁个个踊跃,有的一天甚至捉几个送来。不管是游匪、土匪、抢王、盗贼及其他闹事者,捉一个,杀一个。不管谁来讲情,曾国藩都不宽宥。他常对委员们讲,镇压匪乱,要心狠手辣,不讲仁慈,要以申、韩、商鞅的手段办案,不要怕今后得车裂的下场。为着收到杀一儆百的效果,曾国藩命人制作十个木笼,取名叫站笼。站笼约一人高,犯人头卡在木枷中,四肢捆绑,站在笼子里。白天用车拉着,在城内四处游街。夜晚则放在露天里,派兵守住。不给吃,也不给喝,不出三四天,犯人便惨死在笼子里。这十个站笼天天都装着犯人,天天都在长沙城内巡游,弄得全城百姓见之发憷,无人不知审案局的帮办团练大臣曾国藩残忍酷毒。士民乡绅要求废除站笼施行仁政的状子,雪片似的飞往巡抚签押房,有几个心肠软的委员们也到张亮基那儿告状,并以辞职相威胁。张亮基对此一概不理,反而称赞曾国藩有胆有识,刚强干练。曾国藩看到团练有成效,匪乱报警日渐减少,感到一切都很顺利,心中甚为得意。

但不久,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自太平军在江宁建都立国,与朝廷作对,一百八十年前的三藩之乱重演以来,朝廷在任命曾国藩为第一个帮办团练大臣后,又火速在安徽、江苏、江西、直隶、河南、山东、浙江、贵州、福建九省任命四十二个帮办团练大臣,用以协助地方文武镇压各地风起云涌的骚乱。太平军声威大震,东南河山烈焰腾空,千里长江,战舰如云。向荣、张国梁奉命带领从广西跟踪出来的绿营沿江追击,在江宁南部建江南大营,把江宁城团团围住。琦善带着一支军队匆匆南下,在长江北岸扬州建起江北大营,虎视江宁。本已积贫积弱、灾难深重的中国百姓,从此以后,又陷于血与火的战乱之中,命运更加悲惨。

武汉三镇失守,使咸丰帝大为震怒。署湖广总督徐广缙被革职严办,张亮基奉调到武昌,接替徐广缙的空缺。张亮基视江忠源为左右手,他把江忠源及其一千楚勇也带到武昌,剩下的五百楚勇编为一营,由江忠源的表兄邹寿璋、弟弟江忠济统带,作为大团的第三营,接受曾国藩的指挥。这时,郭嵩焘也离开长沙回湘阴募捐。接着罗绕典奉命到江西当巡抚,潘铎因病告免,岳兴阿迁升湖北布政使。骆秉章又回到湖南来当巡抚,他请朝廷调老僚属徐有壬从云南到长沙来当布政使,又向朝廷推荐衡永郴桂道陶恩培升任按察使。一时间,湖南高级官员更换一新。在曾国藩看来,骆秉章庸碌、徐有壬平凡、陶恩培无能,他从心里瞧不起。曾国藩知道今后会有掣肘,但他不顾这些,仍然像张亮基在长沙时那样我行我素地干下去。

近来,长沙城里常有小股骚乱,抢劫、斗殴、聚众闹事等时有发生。团丁一去,肇事者先闻讯走了,往往抓不到。曾国藩很是恼火。为着警告闹事的匪徒,也为着在新巡抚面前表示团练坚决镇压的强硬态度,曾国藩亲自草拟“格杀勿论”的告示,印刷数百份,每份都盖上“钦命帮办团练大臣曾”的紫花大印,大街小巷,城门码头,广为张贴。又加派团丁,四处巡逻监视,市中心和各主要街道上,更是严加防范。百姓人人低眉敛容,生怕与闹事匪徒沾上边。长沙城俨然处于恐怖之中,几天来,一片肃杀死寂。眼看坚决镇压的措施取得成效,曾国藩想:看来严刑峻法,确为治国治民的不易之道。

谁知没有安静几天,长沙城又爆发一场更大的骚乱。

二曾剃头

这天上午,曾国藩正在审阅道州报来的告急文书,一个团丁急匆匆闯进审案局报告:

“曾大人,出大事了!”

“什么事,这样惊慌?”曾国藩两眼离开告急文书,盯着那团丁问。

“大人,有人抢米行。”团丁急忙回答,紧张的神态还没恢复过来。

“有这样的事?”曾国藩颇感意外。这几个月来,长沙城闹事虽多,抢米行却还从来没有出现过。他意识到事态严重,不禁有些急迫,“抢的哪家米行?有多少人?”

曾国藩的凶恶神态,使团丁吓了一跳,一时语塞,竟答不出话来。

“快说!”曾国藩又盯了团丁一眼,心里骂道,“一个不中用的脓包!”

团丁定定神,结结巴巴地回答:“小西门,不,说错了,是大西门内五谷丰米行。人很多,很多,怕有一两百,也可能有两三百。”

“曾国葆!”国葆急忙来到大哥身边,曾国藩果断地命令,“将你的亲兵队所有团丁集合起来,带着他们立即赶到大西门内五谷丰米行,把打劫米行的歹徒一个不漏地抓住。有抵抗者,就地处决!”

“是!”国葆答应一声,转身出门。

“停一下!”曾国藩喊住满弟,“叫彭毓橘骑一匹快马,到罗山营里调一百团丁支援你!”

待国葆出去以后,曾国藩换上一件短衣,戴上墨镜,由康福、蒋益澧保护,悄悄出了审案局,抄小道奔向大西门。审案局离大西门不远,两刻钟后便到了。曾国藩见五谷丰米行前人山人海,除看热闹的外,有上百人或提着米袋,或拿着木桶、脸盆等围在米行门前,大部分是老人小孩,有人在给他们发米。人群中不断发出一阵阵哄笑声。米行四周一片乱糟糟。曾国藩小声骂道:“这些无法无天的匪徒!开仓放粮,岂不是要造反吗?”

这时,曾国葆带领的亲兵队六十多号团丁由北面赶来,彭毓橘带领的罗山营一百号团丁从南面赶来,已将米行团团包围了。人们见此情景,吓得鸡飞鸭走,不少人丢下手中的米袋、木桶,仓皇逃窜。团丁们抓住了几十个背米的老人、小孩,粗暴地喝骂、拳击,被抓的人跪在地上磕头求饶,哭着叫着,呼爹喊娘,情景甚是凄惨。曾国藩命蒋益澧传令:“围观的、背米的,一律不抓,为首的、抢米的,全部抓到审案局来。”

说罢,带着康福悄悄离开现场回衙门。

一个时辰后,国葆前来报告:抓到歹徒十三名。曾国藩指示黄廷瓒立即审讯。过会儿,他又想起一桩事,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来,写着:

叔康兄:审讯时请留意,歹徒中是否有会堂分子,或是与会堂有联系者。

写完封好,叫荆七送给黄廷瓒,接着拿出上午未看完的告急文书,聚精会神地看起来。

深夜,黄廷瓒前来汇报审讯情况——

五谷丰米行老板吴新刚,是个贪婪刻薄、心肠阴毒的商人。多年来,他使用许多不法手腕,挤垮附近几家同行,垄断了从南门到大西门一带的米业,常常抬高市价,以次充好,短斤少两,坑害市民,聚敛了万贯不义之财。百姓背地里都骂他“无心肝”。这“无心肝”偏又最会巴结官府,寻找靠山,尽管市民对他恨之入骨,却又奈何不得。这一向,正是长沙城内缺米的时候,“无心肝”以低价从外地购得一批霉米朽米,掺在好米内,高价卖给市民。市民们受此坑害,莫不破口大骂。这时恼了一个汉子。此人名叫廖仁和,住在大西门外,是个码头上的脚伕,人生得牛高马大,好打抱不平。他一声吆喝,带着十多条汉子冲进五谷丰米行,把“无心肝”痛打一顿。围观的人拍手称快。有人喊:“廖大哥,干脆把仓库里的米分给百姓,出口怨气!”

人群中一片附和声。廖仁和平时吃了“无心肝”不少苦头,想想这不义之财,百姓取之何妨,遂应了大家的请求。附近百姓纷纷前来分米,闹成了一件大事!

曾国藩静静地☆のQisuu★听着黄廷瓒的审讯报告,眼睛半眯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心中在思考着如何处理这桩案子。这明摆着是百姓对奸商的惩罚。像五谷丰老板这样的奸商,比比皆是,用不着再取什么旁证,曾国藩相信审讯报告是真实的。但这桩案子闹得很大,弄得长沙城人心浮动,如果不严加惩处,不法之徒便会蜂起效尤,抢米行,抢商店,抢钱庄,那不翻了天?要彻底断绝效尤者的念头,非严惩不可!打定了主意,曾国藩问黄廷瓒:“叔康兄,你看此事如何处理?”

黄廷瓒想了想,说:“吴新刚为商奸诈,百姓自发起来惩处,于情理来说,百姓无罪;从律令上讲,有碍社会安定。无论如何,此风不可长。依卑职之见,这十三名闹事者,为头的廖仁和,杖责一百棍,游街三日,其余的人各杖责五十棍,释放回家。”

黄廷瓒的处理,按通常民众起哄闹事而言,完全符合朝廷律令。不过,现在是乱世,乱世办案,不能循常规。“这个书呆子办事,就是迂了点。”曾国藩在心里说。

黄廷瓒为人的确迂直。这一点,曾国藩与他在岳麓书院同窗时就已深知。正因为迂直,他在官场上混得不顺利。在江苏候补知州,一候就是三年,后来的早已赴任,他却一直得不到实缺,弄得衣食无着,寒酸不堪,老娘死了,连回籍奔丧的路费都没有。也正因为迂直,却被曾国藩看中。曾国藩喜欢这种不会使乖弄巧,心地踏实的人。他认为当今官场腐败,就由于巧佞之徒太多、迂直之人太少的缘故。曾国藩将审案局的日常事务,委托黄廷瓒负责,其他委员办的事,也要黄廷瓒审查。黄廷瓒对曾国藩感恩戴德,尽心尽力地办事。一般案件,曾国藩都依黄廷瓒的处理意见,但这件事,却不能按他的意见办。

曾国藩把此事处置不重,将会引起不良后果的利害关系,向黄廷瓒剖析了一番,终于使黄廷瓒信服了。

“重判可以。为首的囚禁三年,胁从的分别囚禁三到六个月。”黄廷瓒提出了从重的方案。

“这些人与会堂有联系吗?”曾国藩不对黄廷瓒的方案置以可否,却提出了另一个问题。

“接到大人的手谕,卑职着重审讯了这件事。有人供称为头的廖仁和与串子会有些联系,但没有证据。”

“除廖仁和外,那十二名都是些什么人?”

“十二人都长住大西门一带。有四人曾被长毛掳去当过长伕,有三人原为驻守武昌的绿营,武昌被长毛攻陷后,逃回来的。另外五名也都无固定职业,其中有三人因打过人,被按察使司传讯过。”

“这就对了。”曾国藩点点头,“我说这些人为何这样无法无天,原来不是游匪,便是流氓,竟无一个安分守己的良民。对付这种人,杀头亦不过分。”

“杀头?”黄廷瓒大吃一惊,再重也重不到杀头呀!

“谁?”正说话间,曾国藩见窗外似有一人影闪过,“荆七,你到外面去看看。”

一会儿,荆七捧着一个纸套进来,说:“人没见到,只见门口摆着这个东西。像是信套,却又很重。”说着,双手递了过去。

曾国藩看时,是个信套。他用力扯开,只见一把明晃晃的短刀从里面笔直掉下来,刀尖插进地板中,刀把在微微摆动。黄廷瓒吓得脸色变白,曾国藩也吓了一跳,但很快镇静下来,强笑道:“谁给我送来这样锋利的短刀!”

说着从信套里抽出一张纸来,黄廷瓒凑过脸去看,只见纸上歪歪斜斜写着两行字:“放人,万事俱休;不放,刀不认人。”旁边用红、蓝、黑三色笔画了三个互相套着的圆圈圈。黄廷瓒惊叫道:“这是串子会的人干的!”

“你怎么知道?”曾国藩问。

“这三色圈圈便是串子会的标记。”黄廷瓒这几个月亲自审讯过不少案件,懂得一些会堂黑幕。

“想以死来威吓我?哼!”曾国藩鄙夷地冷笑,“本部堂兼过兵部堂官,还怕这几个草寇!”

“听说串子会有两三百号人。”黄廷瓒的心还在跳。

“两三百号人怎么样?我们有一千多号团丁,还怕他们翻天不成?”曾国藩突然略带兴奋地说,“叔康兄,你刚才还说廖仁和与会堂的联系没有证据,现在证据送上门来了。倘若廖仁和这批家伙不是串子会的人,串子会怎会送这封恐吓信?”

黄廷瓒说:“大人分析得有道理,看来廖仁和是串子会里的人。”

“是串子会里的人,就更应该重判了。事不宜迟,我看明天一早就把这批人押到红牌楼去杀头示众。”

“全部杀头?”黄廷瓒惊疑地问。

“全部杀头。”曾国藩沉下脸。

“其中有一个十七岁的孩子、一个六十二岁的老头儿,是不是从宽处理?”

“不分老少!这种人,留下一个,就留下一个隐患。与其日后为害国家,不如现在杀掉了事。”

曾国藩的态度如此坚定,黄廷瓒不敢再说什么了,只是期期艾艾地嘀咕:“一次杀十多个人,审案局成立以来,在长沙城里还没有过,最好先跟骆中丞打个招呼,请来王旗再杀人,省得以后招致口舌。”

“你说得有道理,倘若没有这封恐吓信,是应该先告诉骆中丞,请来王旗。但现在却不能按常规办事了,早杀早安宁。万一明天夜里串子会冲进审案局抢人,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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