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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之门-第2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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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益波点着头道：“听说这是你的杰作，是你竭力主张，才把老城区保存了下来。”
徐浩东心里骄傲，但嘴上谦道：“那是广大干部群众的功劳，我只是推动了市委市政府对保护老城区工作的重视。”
沿着百货街，转入食品街，陈益波买了几十元钱的水果，说是家有老人和孩子，不能空着手，这是礼节。
徐浩东也不阻拦，陪着陈益波来到服装街，再来到小吃街，走几百米，再穿过一条十多米长的弄堂，就是徐浩东家所在的八一路。
与隔壁小吃街的热闹喧哗不同，八一路很是安宁，两边都是民舍，街上有的只是纳凉聊天的居民。
徐浩东一边应着街坊邻居的招呼，一边陪着陈益波，走过石子和石板铺成的街道。
全家人都在门口恭候，见了面也不用介绍，因为陈益波那张脸，徐浩东的岳父岳母当然认得。
知道陈益波和徐浩东关系不错，许教授和云教授很是热情，相谈甚欢。两位教授答应，在有时间的前提下，免费给滨州市的干部们上经济课。
饭后，客厅喝茶，陈益波虚心请教，“两位教授，你们都是经济学方面的教育家，我仰慕已久。我想请教几个问题，云岭市的经济为什么如此繁荣？云岭市的幸福指数为什么远高于滨州市？如何才能繁荣滨州市的经济？如何才能提高滨州市的幸福指数？”
许教授和云教授互视一眼，双双看向徐浩东，因为虽然陈益波和徐浩东关系不错，但陈益波毕竟是省委常委，二老不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
徐浩东笑道：“爸，妈，我私下里叫陈书记为益波兄，所以，你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必顾忌。”
二老同时点点，许教授道：“女士优先，老伴，你先说。”
云教授道：“陈书记，我这人说话不客气，我只说经济繁荣度，我认为省城滨州再怎么努力，也是很难赶上云岭市的。”
第0482章 经济繁荣度
陈益波不解地问：“云教授，滨州市为什么很难赶上云岭市？”
云教授说：“对不起，这里我单指经济的繁荣度。滨州是省会，副省长城市，有政策优势，作为全省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经济中心和交通中心。云岭是刚升格的地级市，无论从哪方面比较，都比不过滨州市。但是经济增长率，滨州市今年是百分之七点三，云岭市是百分之十七点一，如果考虑到几个大项目的实施，以及升格为地级市的政策效应，云岭市的经济增长率肯定会超过百分之二十。”
陈益波点着头说：“我承认，从现在开始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云岭市的经济增长率，将大大超过我们滨州市。”
云教授说：“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我说的经济繁荣度，通俗讲就是经济活力。作为省会城市，是全省的第一窗口，要承担更多的政治功能、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这就决定了滨州市有很多限制，特别是经济发展方面的束缚。而云岭市不一样，作为沿海开放城市，得天独厚，又没有额外的约束，可以集中精力发展经济。”
陈益波问：“就经济环节论，云岭市强在哪里？”
云教授说：“我是学教微观经济的，看经济问题从小到大，从低到高，我个人发明了一个词，基础经济，就是所有经济环节的第一个节点。在计划经济时代，有小集镇的集市存在，在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共存的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有小集镇的集市和农贸市场存在，小集镇的集市和农贸市场，就是经济环节的第一个节点，也就是我说的基础经济。”
陈益波说：“这个经济环节的第一个节点，应该也包括象云岭市老城区那十几条老街的地摊吧。”
云教授说：“对，基础经济包括地摊经济，地摊经济就是基础经济，基础经济还包括背包经济、夜市经济和垃圾经济。背包经济指那些走街串巷的小贩，夜市经济当然指的是夜市，垃圾经济指的是垃圾处理过程中产生的经济效益。云岭市在这四方面的数据是这样的，地摊经济，从业人员两万多，产值上百亿；背包经济，从业人员超过一万，产值五十亿以上；夜市经济，从业人员两万，产值八十亿多；垃圾经济，从业人员一万多，产值五十多亿。”
陈益波说：“还别说，地摊经济、背包经济、夜市经济和垃圾经济这四个方面，我们滨州市根本没法与云岭市比，因为我们有政策限制。”
云教授说：“问题就在这里，无论是数量上或是质量上，这些基础经济微不足道，不被人重视，在大城市还是限制甚至取缔的对象。但是，基础经济却最充满活力，是经济繁荣的基础，是就业的充分保障，是整个经济不必可少的第一环节，与农村集镇的集市和农贸市场同样重要。”
陈益波点着头问：“云教授，你说得很有道理，滨州是省会城市，能不能也把基础经济搞活呢？”
云教授摇着头说：“很难，我举个例子，在云岭市的每一个居民小区，在一定的时间在具体的地点，允许流动摊贩进入，滨州就很难做到。又比如，云岭市对垃圾处理实施严格的分类，其分类处理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这就为垃圾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滨州市很难做到。还有更重要的，从事基础经济的人，在云岭市如同人才，住房、落户、老人、孩子教育等，都与公务员一样同等享受。可在滨州那样的大城市里，从事基础经济的人受到了限制，甚至有不少政策将其挡在了门外。”
陈益波又问：“还有吗？”
云教授说：“最致命的问题是，基础经济的自由度很大，要允许其随意发展，也就是随时随地的进行。你可以去云岭市的街上走一走，几乎每条街上都能见到基础经济的存在，滨州市能做到吗？可能根本做不到，可能会被城管赶走。你要是在滨州市搞基础经济，刻意地搞些地方，将基础经济固定在框子里，那就违背了基础经济的特点，就难以搞活基础经济。总而言之，经济繁荣度的首要指标就是基础经济的活跃度，基础经济充满活力，整个经济就是繁荣的，反之，整个经济就不是完整的，其活跃度肯定不高。”
陈益波感叹说：“省城就是省城，大街上随意撂地摊，确实是做不到啊。”
这时，云教授看向了许教授，“老许，该你说了。”
许教授微笑着说：“一个是省会城市，一个是新的地级市，其实没什么可比性。就拿所谓的幸福指数来说，一般人肯定会认为滨州市强于云岭市，因为大多数人愿意生活在滨州市。殊不知滨州市的生活压力远高于云岭市，就拿物价这一个指标，滨州市就比云岭市高百分之二点七。”
陈益波哦了一声，“就幸福指数来说，许教授也认为云岭市好于滨州市？”
许教授点了点头，“当然。”
陈益波说：“请许教授详细说说。”
许教授说：“幸福指数也叫幸福感指数，实际上是一种心理体验，它既是对生活的客观条件和所处状态的一种事实判断，又是对于生活的主观意义和满足程度的一种价值判断。它表现为在生活满意度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积极心理体验。而幸福指数，就是衡量这种感受具体程度的主观指标数值。幸福指数这个概念起源于三十多年前，最早是由不丹国王提出并付诸实践的。二十多年来，在人均gdp仅为七百多美元的南亚小国不丹，国民总体生活得较幸福，不丹模式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顿了顿，许教授说：“生活质量可以用幸福指数来衡量，如果说 gdp、gnp是衡量国富和民富的标准，那么，百姓幸福指数就可以成为一个衡量百姓幸福感的标准。百姓幸福指数与gdp一样重要，一方面，它可以监控经济社会的运行态势；另一方面，它可以了解民众的生活满意度。可以这样说，作为最重要的非经济因素，它是社会运行状况和民众生活状态的晴雨表，也是社会发展和民心向背的风向标。”
陈益波点着头说：“许教授，请你继续。”
第0483章 幸福指数
许教授说：“对幸福指数这个概念，我个人是有自己的看法的，实际上我们家两口子还有浩东，三个人就有三种不同的看法。所以首先要明确幸福指数的确切含义，在考察民众的幸福指数时，最经济、最有效的方法，便是让人们对自己的主观幸福状况做出直接的评价，这种思路和作法，对考察个体幸福体验可能有一定的意义，但对于揭示隐含在幸福感之中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心理现象则是没有多大帮助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幸福体验的个体特征，决定了不同个体的幸福感具有不同的含义，幸福体验的文化差异特征，则决定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群体的幸福感含义也不尽相同。在歧义丛生的幸福概念下考察幸福指数，也就失去了对幸福感进行描述和比较研究的基础，因而也就失去了研究的可操作性和现实价值。”
“现在的普遍看法是，幸福指数研究首先应当超越幸福这个概念，从研究渊源和研究目的出发，可以将幸福指数视为反映民众主观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在主观生活质量的层面上，我们对以往的幸福感研究并加以整合，提出了体验论幸福感的观点。根据这一观点，幸福感是由人们所具备的客观条件，以及人们的需求价值等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个体对自身存在与发展状况的一种积极的心理体验。”
“不管怎么说，幸福指数有着实际意义，幸福体验能否成为一种切实的政策目标，关键在于政策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民众的幸福体验。在以往的幸福感研究中，研究者们曾经提出了一种幸福感的人格决定理论。按照这种理论，人们的幸福感比较稳定地受到人格特质的影响。”
“以往将gdp这类反映经济发展的指标，作为衡量社会进步发展的核心指标的做法显然是不充分的，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导致社会政策选择上的舍本求末，这也正是人们试图对这一指标加以修正或补充的原因。反映民众主观生活质量的幸福指数，是一种高度人性化的指标，恰恰可以弥补gdp指标的不足，用以衡量社会的全面进步与发展。将幸福指数作为一种政策目标，当然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首先，幸福指数是衡量一个社会进步发展的重要指标。其次，幸福指数是监测一个社会良性运转的重要指标。还有，幸福指数是社会政策调整的重要依据。”
“研究幸福指数要避免理解误区，从当前部分人对幸福指数的理解来看，将幸福指数作为一种政策目标，还可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误区，应当注意加以避免。首先，应当避免将幸福指数与gdp视为非此即彼的关系。幸福指数并不一概排斥gdp。尽管幸福指数的倡导者们在提出幸福指数这个指标时是以gdp指标为靶子的，但认为幸福指数可以完全取代gdp的想法却是十分幼稚的。gdp，特别是人均gdp，尽管存在着诸多缺憾，但仍然被认为是体现国民经济增长状况的重要指标，而且还往往被作为体现民众客观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没有财富的积累和民众可支配收入的提高为基础，也就谈不上民众的幸福感。”
“其次，应当避免简单地将幸福指数作为干部政绩考核的标准。如前所述，幸福指数用一组指标来综合反映民众的主观生活质量，从总体上看它所体现的是民众一般的心理体验，因而必然会受到长期的和短期的、宏观的和微观的、主体自身的和外部环境的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幸福指数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它主要是用于对特定社会的进步发展以及良性运行状况进行衡量与评价。在这一点上，也体现了满意感与幸福感的差别。由于满意感可以针对具体的人和事，因而设定一组科学的满意感指标体系，按照一定的原则抽取评价主体的有代表性样本来对个体评价对象进行评价是可行的，在一定意义上满意感指数也可以作为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依据。”
“还有，应当避免将幸福最大化作为一种政策选择。将幸福指数作为政策目标，并不意味着要将幸福最大化作为一种政策选择。近代功利主义所提出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只不过是一个抽象的伦理学命题，如果试图将它作为一种经济学或政治学意义上的具体政策追求，则注定会演变为一种当代的乌托邦，这一宿命已经为福利经济学家们的努力所证实。当然，我们并不否定在个体的层面上实现幸福最大化的可能性。有人提出要构建幸福学这样一门新的学科，其目的就是要帮助人们找到实现幸福最大化的途径。毫无疑问，这一努力是立足于个体的，其现实价值主要在于指导人们的人生实践。将幸福指数作为政策目标，不是为了追求通过调整社会政策和促进社会进步来实现全社会幸福总量的增长，而是力求通过幸福指数来考察民众主观生活质量的状况和变化趋势，进而调整政策取向，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良性运转。”
“目前的幸福指数主要分为三类，一，涉及认知范畴的生活满意程度，包括生存状况满意度，如就业、收入、社会保障等，生活质量满意度，如居住状况、医疗状况、教育状况等。二，涉及情感范畴的心态和情绪愉悦程度，包括精神紧张程度、心态等。三，指人际以及个体与社会的和谐。而目前公认影响幸福指数的十一个因素是：收入、就业、住房、教育、环境、卫生、健康、社区生活、机构管理、安全、工作与家庭关系以及对生活条件的整体满意度。”
“但是，我个人认为，上述十一个因素还远远不够，至少应该包括物价或通货膨胀率、社会的平等度、政府的廉洁度和福利的保障度，这四个因素也与幸福指数息相关。”
说到这里，许教授停了下来。
陈益波说：“许教授，你个人认为的四个因素，三个直接与政府有关，你能否敞开来说说？”
第0484章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许教授说：“关于物价或通货膨胀率，如果物价上涨过快，给大多数人的生活带来压力，当然会影响幸福指数；而通货膨胀率太高，等于是货币贬值，相当于掠夺个人财富，当然也会影响幸福指数。”
陈益波说：“这倒也是，收入最高，要是物价飞涨，也就没有幸福可言。”
许教授说：“社会的平等度，就是公开、公平、公正，这是衡量社会平等度的三个要素。政府的廉洁度，这个不言而喻。福利的保障度，首先是低水平的福利保障，要覆盖全社会的每一个人，再从低水平逐步向高水平发展。”
陈益波问：“许教授，如果按你个人的计算，你认为滨州市与云岭市的幸福指数差距有多大？”
许教授说：“以我的计算，幸福指数由十五个因素组成，每个因素的标准值为一，离一越近，幸福度越高，现在我一个一个的说。收入，云岭市刨去年收入百万以上者，是年人均六万五，而滨州市是年人均五点二万，如果云岭市的幸福指数为一，那滨州市刚好是零点八。”
陈益波让许教授稍等，叫徐浩东拿来笔和纸，记下了许教授关于两个城市收入差距的论述，“许教授，请你继续。”
“就业，就业机会，云岭好于滨州；最低工资保障，云岭高于滨州；登记失业率，云岭低于滨州；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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