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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缘际会-走进EMBA-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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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之死地而后生(1)
1999年4月30日,十里长安街灯火通明,人们都沉浸在五一长假的节日气氛中。但这一日对一个人而言,将永远留在创业的记忆中。他就是01级的王涛。就在是那一天,在他创业最艰难、最关键也最需要合作伙伴的时候,他的合伙人…也是最好的朋友,认为公司前景渺茫选择了离他而去。这是王涛创业过程中最为孤独无助的时刻,但他也相信这是每一个创业者都必须承受的,只要能坚强地迈过这个坎儿,不仅他个人,包括公司也将跨入一个新的境地,而不是在原地苦苦挣扎。 王涛动手的能力和速度远远超过常人,原因是他小时候有口吃…与其辛苦地说出来,不如好好地做出来。上大三的时候,数学系的他对电脑已经非常精通,在他的坚持下,数学系终于同意他转系到计算机系,因为他已经证明了自己不仅掌握了数学专业的所有知识,而且掌握了计算机专业大一、大二所必修的课程。大学毕业时,他稀里糊涂地进入了军队。报到不久,他与二十几位技术人员就被送往云南待命。火车再往南行驶,越到南方,形势越紧张。抵达目的地后,他们换上军装,很快上了老山前线,他成为了实实在在的军人,作战去了。 当时他们的任务是驻守猫耳洞。猫耳的意思是小,有的猫耳洞只可以容纳两三个人。王涛驻守的猫耳洞有7名战士,他们白天睡觉,晚上值班待命。那时他们最盼望的是天明,每当天边露出丝丝朝霞时王涛就会感叹:“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我还活在这个世界上。”接到命令离开北京时王涛并不知道要上前线,当时带得最多的是书。刚到老山的岁月是最难熬的,猫耳洞周围到处是地雷陷阱,不能乱走。恶劣的环境、无聊的生活、紧绷的神经,让人一天24小时如坐针毡,把这个刚刚离开大学、充满梦想和雄心壮志的王涛差点憋死。经过一段沮丧、痛苦和无奈的心理历程,王涛终于想通了:与其天天被动地等待、期盼,不如利用这段时间好好地把带来的书读完,不要浪费一分一秒的青春。 战争是很磨炼人的。“从后方开拔前,见过几位十几岁的通讯兵,都是天真贪玩的孩子。到了战场,他们仿佛一夜之间长大了,任何线路发生故障,无论环境多么险恶,即使牺牲生命他们都必须连夜修理。战争残酷,战争更磨炼人啊!” 王涛回忆说。 一年后王涛回到了北京。周末他亲自下厨,把分配在北京工作的同学们请来聚聚,大家各抒己见。同学们的事业都有长进,惟独王涛除了战场的经历什么也没有。夜深了,他目送这批充满活力的同学离开,脑海中一遍遍翻腾着老山前线的场景。王涛暗暗下定决心:“我是多么幸运能活着回来呀!在死亡面前都挺下来了,世界上还有什么克服不了的?我一定要努力奋斗,不能落伍。一定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人活着不是为了争一口气吗?自己永远不能倒下,更不能当逃兵。后来,王涛与清华出版社达成了合作关系。当时清华出版社希望出版一套普及计算机应用的书,王涛立刻就想到了运用一种图文并茂、语言生动的方式来教学的方法,代替那些枯燥高深的计算机专业书籍,而且将这套书取名为“傻瓜书”系列,当时国内顿时掀起了“傻瓜书”狂潮。在清华出版社推出王涛主笔的“傻瓜书”系列之后,国内其他出版社争先恐后出版了各种类型的“傻瓜书”。 1999年,王涛创立了自己的公司…丰瑞宜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尽管公司的理念很好:“要把GPS技术的应用大众化”,但资金的筹措成了公司发展的关键。1999年5月8日,世界IT展览会在北京举行。五一不是长假吗?正是老天恩赐我赶上来的时间:拼了。王涛下定了拼搏一把的决心。7天8夜,他不分昼夜地撰写公司介绍、产品介绍、设计版面、送交印刷。终于在开展前一天印制出公司完整的资料和产品资料。王涛没有资金设展台,但是他的一位好友已经同意王涛将资料放在其展台上。开展的当天,百份丰瑞宜的资料整整齐齐地摆放在展台上。“功夫不负有心人”,几个星期后,王涛接到了数家有兴趣合作的公司的电话。王涛与其中一家境外公司达成了合作协议,对方入资丰瑞宜,公司转型为港资独资企业。合作不久后,王涛所在的公司在香港成功上市。就是这8个不眠之夜,使王涛能够抓住这次机会,一下子将公司的发展提升了几个档次,成为跨国性的企业。人生如戏,实在说不好哪件事情应该发生在前,哪件应该在后。每一件事都不在自己原来的计划之中,但就这样一件一件发生、结束、再发生新的。 永不言弃张梅说:“妈妈当初嫁给当兵的父亲,就是因为看了那篇《谁是最可爱的人》的通讯。我们从小长大的环境都不富有,但是记忆中温馨的家永远有歌声笑声伴随着。如果问军人家庭给我带来终生的教益是什么,那就是忠诚和规则。走访美国西点军校时,看到许多军队学员的照片,年轻战士的眼神中无不散发着一种坚毅和执著。而这种精神,就是一个企业家创办企业、经营企业所需要的精神。我的桑夏公司的价值观,就是你永远要有目标、做计划、挤时间,这就是来自军人的风格。 “大学毕业后,因为习惯不了国企中的做事作风,我22岁下海。那阵子,父母不敢出去散步,最怕遇见熟人问:你家的女儿大学毕业后去哪里工作了?如果告诉他们自己女儿现在干个体户,就等于说女儿变相下岗。尽管父母为我的前途捏着一把汗,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打击过我的想法。当时我什么都没有,每一个细小的细节都是因为4个字…‘永不言弃’才熬了下来。真的,我的性格就是想了就去做,只要认为值得去做就去做。内因永远是发动机,态度决定结果。我并不比任何人更聪明,但是,我去行动了。”WTO救了我1990~1992年杜玉宽在意大利和法国系统学习了水果、蔬菜的现代保鲜技术。回到西安后,由于当时学的技术在国内根本用不上,杜玉宽几乎到了失业的地步。因为在原来的国营研究所里没有多大发展前途,单位内部还有###,许多因素都可能让他成为牺牲品,1996年他开始下海。由于一直从事的是技术工作,对市场和人际关系都不在行,当时果品的气调保鲜工程市场又不成熟,保鲜项目很难找。很长一段时间,杜玉宽的公司财务上只出不进,花了十几万,一个项目也没有做成。到最后,连复印投标书的钱都拿不出来了,只能到朋友的打字室去挂账。在山穷水尽的时候,终于拿下为意大利公司代理的第一个工程合同,赚了一些钱。这时又接到了法院传票,因为他当时的人事关系还在过去的国企里,而且住的也是公房,虽然不拿工资了,但在当时的中国西北人的眼里,杜玉宽还是国家的人,所以原研究所认为杜玉宽帮助外国公司做工程赚的利润应该交公,于是将杜玉宽以贪污罪举报到检察院。官司从1996年打到1998年,当年的检察官现在仍然让杜玉宽望而生畏。两年下来身心疲惫,直接经济损失达25万多元,再加上生意上的压力,无论精神上还是体力上,杜玉宽的透支达到了极限。只因为没有退路,咬牙也得走下去。   。 想看书来
置之死地而后生(2)
加入WTO后,洋水果也开始进入中国,中国过去简陋的水果保鲜和出口分级包装方式与国际标准相去甚远,一切都要向世界标准靠拢,中国果菜的保鲜业也迎来了春天。杜玉宽所掌握的技术,突然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因为实在没有多少人懂这一行。而杜玉宽在此行业里已经获得了几项国家农业部科学奖,而且就果品保鲜设施设备问题,他写过一本关于果品气调保鲜库建设的书和一本关于果品、蔬菜、花卉贮藏保鲜技术的书。与意大利的保鲜技术合作带动的果品保鲜承包工程成了他事业中的亮点。相对于企业一把手来说,杜玉宽认为企业最大的问题是人才问题。中国这么多人,要找到合适的人不太容易。中国企业做不大、做不长与中国国情和文化有关,有时你辛辛苦苦培养他们,给他们在国内外学习的机会,结果你却培养了一个未来的小竞争对手。特别对于技术含量较高的小行业,人才问题很关键。另外一个是有些员工越来越缺少忠诚度,特别是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即使你诚心地给他机会,他也要跳槽。人嘛,都要往高处走。但是也不要忽略,企业发展到今天,不是靠高薪挖一个人就可以全部搞定的,企业的制胜之道永远是企业文化和创新。 杜玉宽现在的摊子越做越大,同时对知识的补充越来越感到迫切。因为如果企业现代化,管理也必须现代化,人的理念更要现代化。杜玉宽记得课堂上老师这样对大家说:“我教的是理论,怎么做生意全靠你们自己。如果我知道怎么做生意,我自己不就去做了吗?”是的,社会分工细密,说明生产力达到相当高的水准。老师教书,企业家管理企业。 手里掌握着先进技术的杜玉宽,近十个年头靠着顽强的毅力,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天天都在工作。现在又在BiMBA学习,也许这就是第一代创业者所要付出的代价:为了得到一个大我,而要失去一个小我的世界。  
35岁该死了吗?(1)
2002EMBA班上的3位女士围坐在北大学生食堂饭桌上,一边匆忙地吃午饭一边讨论问题,根本未顾及到周围的眼光。突然一个陌生人插进来问:“看你们的岁数不像是学生呀?”“是吗?可是我们是学生呀!”“我指的是本科生。噢,想起来了,你们是不是属于那个上课还有点心吃的班?”“点心?哪来的点心?”3位学员不解,也许他指的那些校方为了学员临时充饥准备的饼干、咖啡和茶吧。 “你们付这么贵的学费读书,这些钱可以买多少点心吃啊?”他继续说:“今天竞争这么残酷,我们男的在外做事已经够累了,你们女人还来抢什么?为什么你们不能安心做个太太,在家里听听音乐、看看书、养养花呢?”3位学员已经哑口无言,因为下午还有课,她们站起身离开了这个陌生人。临别之际,她们对这位男生说。 “看你像个新生。”“你们怎么知道的?”陌生人紧张起来。 女士们淡淡地说:“你果真找个那样的太太在家里养着,你不觉得会活得更累吗?”这件偶然的事件很自然地让我想到了年龄问题。 “难道35岁就该死了吗?”接受采访时,周晓明这么问。他谈到班里上了30岁的同学开始面临这种年龄上的尴尬,为读书所放弃的东西以后能否得到?他们三十而立之年在想什么?为何明知山有虎,却偏向虎山行呢?下面是与三十而立之年的同胞们的圆桌讨论,为了真实地再现他们的内心独白,以现场记录方式呈现给读者。 柯 越:以前办了两个企业,产值已过亿。在公司的运作中感到了年龄的压力,已经35岁了,很想马上把企业做得更大。曾跟两家风险投资公司谈过,希望引入资金,但是别人发现我的管理制度不健全的时候退却了,由此激发我来进修。来MBA头半年感觉特别困惑,不知自己以后怎么做。同学中许多都是职业经理人,我也很想像他们那样安心地去大企业工作,觉得也蛮有意思的。第一学期快结束时,思路开始变得清晰,还是做适合自己的事情吧,因为我不是给别人打工的人。刚开始以为同学的想法应该跟我接近,后来逐渐发现大家太不一样。比如别人对权力没有欲望,我的欲望就非常大,也许因此我活得就累。 陈 屹:你跟大家不一样在什么地方?柯 越:我以为大家都有去创业的欲望,当时想以后找一帮同学开个公司,现在觉得这种想法不太现实,因为每个人的做事方式和关注点都不一样。35岁是个社会现象,所以我很佩服我的这帮同学,他们能够把已经很好的工作完全抛弃,这同样是一种冒险精神。 陈 屹:有人说改革者必须是当权派。 王东煜:对,我对此非常有意见。为什么要来这里学习?因为我看到公司里有很多问题,但是我不能说服当权者。现在我正思考一个私人企业尤其是家族企业走向职业化的过程中的问题,这也是我来学习的一个动力。我需要很快地学到想要的东西,希望用到实践中去。从外企辞职前跟老板请假去西藏待两个星期,从珠峰到中尼边境逛了一圈,然后我回到了拉萨,给老板打了一个电话说,我决定辞职了。因为工作跟我的人生追求之间总有一种矛盾,我喜欢平静的生活,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但实际上工作一直给我很大的压力,要迫使自己必须不断地去学东西。尤其像我这种搞IT的,最大的压力就是你必须不停地学习,不学习就会落后。IT行业每年都有很多的年轻人进来,很快就发现30岁的时候已经老了。当时决定投点钱去做一点自己的东西,就是希望能完成某种转变,现在发现学习是帮助我转变的一个途径。我非常独立,从小没有受过大的挫折,所以自信心比较强。但是很多朋友到了我这个年纪就会开始考虑要不要生小孩啊、家庭啊什么的。这些东西我很少考虑,反而要面对社会上的偏见。比如到了我这个岁数还在上学,楼里的阿姨都觉得很奇怪,很多人不理解。 陈 屹:你不缺钱,又有事业,你困惑什么?王东煜:我还是很困惑,因为到现在我也没有找到我人生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可能人的目标一直在变吧,比如说原来在外企工作的时候,得到一个升职机会就很高兴,因为老板认同了我的努力。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你面前有个坎儿,性别或者受教育背景,决定了有些职位到了某种高度就停在那儿了。像自己做老板的,可能就比在外企工作的人更有成就感,因为他会有归属感。 柯 越:大学毕业后就想做个时髦的工作,当时从外企出来有点被迫,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日本的公司把深圳办事处撤掉了。我学的专业是语言,一旦接近30岁找工作就困难了。毕竟在原来的单位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资历,到一个新的外企去工作时有可能以前做的东西都白干了,然后从零开始。已经干了6年再重新从头做起,对我来说难度很大。这个时候,要么选择去深造,要么自己去创业。我觉得35岁现象对我来说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对社会来讲,应该是一个偏见。我现在已经35岁了,精力比我的很多同学都要充沛,每天要去健身房,打很多电话回公司,学习成绩也很好。按照这样走下去,干到70岁都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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