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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密关系的变革-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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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说，“随着性欲转化为爱欲，生命本能将发展其感性秩序，同时，理性变成感性，致使其为了保护和丰富生命本能而容纳和组织必然性。……压抑性理性让位于一种新的满足的合理性，在这种合理性中，理性与幸福融为一体。”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第179～180页，爱伦·拉尼出版社，伦敦，1970。
性激进主义的各种可能性
对于像赖希和马尔库塞一样认为现代文明固有压抑性的任何人，一个主要的难点源自福柯所注意到的公众的性迷恋。现代制度的成熟与越来越多的限制无关，而与其几乎无处不有的越来越高的声望相关。马尔库塞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提供了一种解答。性放纵与解放根本不是一回事。性的商品化是普遍的，但涩情却多多少少被从视野中彻底清除了。马尔库塞认为，西方最初发展阶段对性欲所持的抵抗态度已经成为人们积极的选择，而以快乐的外表掩盖其压迫性的“性自由”则不然。以前为法律所不容的一种意识被保存了下来；我们现在看起来似乎更自由了，但事实上却生活在臣属之中。
今天谁来为赖希和马尔库塞的思想辩护呢？几乎没有人。而问一问为什么则是有所教益的。福柯会说，赖希和马尔库塞与他们的宗师弗洛伊德一样，也为压抑假说所骗。他们每个人都相信，现代社会依赖于高层次的性压抑，这首先在维多利亚时代的风格中显示出来。他们的这种假说是错误的，因此，他们提出的其他观点也就值得怀疑了。然而，撇开压抑假说不谈，赖希与马尔库塞以及福柯之间观点的差别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迥然。压抑性的升华机能丧失并不是福柯所要用的术语，而且与他的思想是相异的，但对他来说，如对其他人一样，当代的性放纵是一种权力现象，并不是通往解放的道路。福柯沉思说，“也许有一天会有一种不同的身体和快感经济”。米歇尔·福柯：《性史》，卷1，《引论》，第159页，鹈鹕丛书，哈蒙兹沃斯，1981。马尔库塞和赖希会同意这种观点，尽管他们两人对其最终结果的看法都比福柯刻意阐述的还要全面。
要理解这些“性激进派”观点的局限性（以及在我看来是这些观点的持续重要性），我们必须撇开福柯而诉诸于其他人。赖希和马尔库塞在著述中几乎没有谈及性别或现代社会秩序中影响爱情关系发展的那些变化。赖希大量论述爱和父系家庭。在这方面，他至少步弗洛伊德的后尘，认为美好生活是基于爱情、工作和知识“三大支柱”建立起来的。然而，在他的著作以及马尔库塞的著作中，我们都没有看到关于性别和爱情本身作为革命影响的系统理论。性通常被描写为仿佛是两性共栖的，这是认为里比多无性别特征造成的直接后果。马尔库塞似乎偏偏忽视了弗洛伊德对性心理发展的不同途径的分析。虽然赖希和马尔库塞都是妇女解放运动的热情支持者，但在著作中并未阐释妇女斗争在家庭环境和其他地方的影响。缺乏对爱情的关注是马尔库塞著作的一个难解的特征——尽管瞬间的反思将提醒读者这样一种缺乏是大多数社会理论的特点。马尔库塞强调的现代性的困境大多是男性主导领域里的困境。我们只能假定，爱又一次被置于幕后的某处，被当作实际已经成为的妇女的专业。在前台，只有工薪劳动的世界，这自然被当作男性的事业。那么，马尔库塞描写的现代性的负担与戈德伯格等人阐释的“被毁坏了的男性”就形成了强烈的共鸣，这还有什么令人吃惊的吗？
马尔库塞没有解释他所痛斥的性放纵源于何处。在我看来，赖希以及以弗洛伊德关于文明和压抑理论为起点的任何人，实际上都没有对此作出解释，不管这种放纵得到多么激进的处理。激进地处理弗洛伊德的理论旨在表明，他视之为一般文明之特点的东西实际上是现代秩序所特有的。那个秩序被表现得比其实际要牢固得多，可以抵制任何变化。事实上，如果现代制度依赖于性压抑，这将增进而非减缓其进一步发展。说“性放纵”是一种扭曲的性形式就为增进自由化的过程提供了一个标签，但并未说明这个过程何以发生。此外，这些思想家们并未在这种自由化中看到进步的迹象；性放纵的增长并未威胁到把我们埋葬在包容一切的规训制度之中的无形大厦。
福柯把西方对性的先入之见作为研究的起点，并对压抑观念提出质疑。对性的关注，包括“性”本身的发明，是把监督作为生成权力的手段而加以普及的结果。这样的权力起初集中在作为机器的身体上——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斯·韦伯、甚至马尔库塞的影子——后来又集中在影响繁殖、健康和长寿的生理过程上。现代社会并非像前现代社会那样基于剥夺生命的权力，而基于开发生命的权力之上，“反复地投资生命”。米歇尔·福柯：《性史》，卷1，《引论》，第139～142页，鹈鹕丛书，哈蒙兹沃斯，1981。我们可以说，前一种影响标志着福柯对苦行主义的接受，现代社会生活被认为浸透着这种苦行主义。如福柯所说，代表第二因素的“生活与历史之间的接触”再次成为别的什么了。人类几千年来生活在自然的招牌之下。自然环境支配着人类活动：人口增长大多受自然无常变化的控制。然而，大约从18世纪开始，这些过程便逐渐屈从于人类的控制了。
据福柯言，性之所以成为如此重要的一种关怀，是因为它构成了关系到身体发育的两大影响之间的主要接合点。它是“接触身体生命和接触类生命的一个手段”。“个体生存之所以对性进行最细密的追求，其原因就在于此。人们在行为中、在梦中追求性；人们怀疑性是致成最微小的蠢事的基础，将其回溯到最早的童年。”米歇尔·福柯：《性史》，卷1，《引论》，第146页，鹈鹕丛书，哈蒙兹沃斯，1981。把性当作权力使性成为一个秘密，但在福柯看来，也把“性”构造成可向往的东西，我们必须在从事性活动的过程中确立自己的个性。在福柯看来，赖希对性压抑的批判正是这种批判试图解放的性的囚徒。自19世纪以来性行为方面发生了如此多的变化，却没有伴随着赖希所预见的其他变化，这个事实表明，这种“反压抑”的斗争本身就是性领域的一部分，而非对性的颠覆。米歇尔·福柯：《性史》，卷1，《引论》，第130～131页。
然而，我们在第二章中加以批评的福柯自己的观点并不多见。福柯所说的权力——按自己的意志秘密做事的那种“权力”——在一些基本的方面是性别权力。被削弱了力量的、被排除在现代性的核心舞台之外的，是妇女，她们享受性快乐的能力被否定了——与此同时，她们开始建构基础革命。爱，以及劳伦斯·斯通所说的那种情感个人主义，正处于家庭组织变化的核心，在影响？密生活的其他变化中也起到重要作用。这些变化在较一般的意义上并非源起于国家或行政权力。如果接受而且必须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权力既是生成的又是分配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些变化并非产生于权力而是产生于权力的缺乏。
福柯特别解释了生物权力的抑制形式何以由更能动的形式取代的原因。第一种是由创造共谋劳动力的要求所控制的；第二种与20世纪的一个晚期发展阶段相对应，在这个阶段，劳动力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屈从于直接控制了。这样的过渡一经实现，性便被疏导入多样化的社会线路，并多多少少因此而无所不在。
这个观点当然没有说服力，即便仅只涉及狭义上的性行为，更不用说影响较为普遍的个人关系的变化了。它意味着我们的性迷恋衍生于性欲作为话语现象的纯粹扩张，使其进入了它以前不在场的区域。我认为，生物权力并不像福柯所描述的那样能解释前几章中讨论的性态度和观点的变化。这些变化至少在某方面是斗争的结果，不可能否认其中所涉及的解放因素。恰如赖希和马尔库塞所预见的，也许不是解放，但也不仅仅是福柯所建议的挣脱缠结的蛛网的斗争。妇女已特别赢得了性自由，不管这种性自由仍然多么不全面，但与几十年前的情况相比已是非同寻常了。不管还有什么样的局限性和扭曲，但已出现远较开放的关于性的对话了，实际上整个人口都卷入了这种对话，这是前几代人所无法想像的。
制度性压抑和性的问题
我们因此来重新思考性与权力的关系，首先思考的是这样一个断言，即这种权力一事无成。权力的生成方面，与其分配特性一样，与社会组织的特殊属性、与固定团体和个人的活动、以及与制度反射性的不同语境和模式密切相关。性不是“权力”创造出来的，而至少就任何直接的意义上说，性的蔓延也不是它对这种“权力”的至关重要性造成的。
在我看来，生物权力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至少在福柯所构想的生成学的意义上是不存在的。相反，我们可以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区别出几条组织和个人变化的线索。现代制度的管理发展应该与自然和生殖等基本过程的社会化区别开来，并直接与性相关，但不能用福柯建议的方法加以分析。这些反过来应该与自我的反射性投射和与其相关的个人生活的革新区别开来。
至于监督的作用，我们可以同意福柯的观点，与个人生活的大多数其他方面一样，性也彻底陷入了权力体系的扩张之中，并受到这种扩张的重建。现代组织，包括国家，在前现代文化所未知的诸方面渗透到局部活动之中。科学的话语——包括社会科学——都直接卷入了这些活动。然而，如前所述，管理权力的创造远远超过了福柯所承认的一种辩证现象。监督的扩展为调动和对抗性权力创造了空间。一个具有发达的制度反射性的社会是一个高度负荷的社会，使个人和集体参与的形式成为可能，这些形式从本质上改变了性领域。
可以认为，颇具特性的现代性运动趋向于内在指涉系统的创造——即由本身固有的内在原则所决定的活动秩序。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第5章，并散见于各处，政体出版社，剑桥；1991。在前现代文化中，社会生活的某些独特领域易于受到“外部”影响的支配（有时作为自然而然的现象而被传统稳定下来，但也包括生物和物理因素）。然而，随着现代制度的到来，这些越来越屈从于社会介入。于是，“偏离”的发明使一些杂乱的外部特征社会化了，其中包括贫穷、流浪和疯狂，所有这些曾几何时都被当作自然的生存界限，当作“上帝的意志所给定的”东西。偏离是社会构成的，同时，又通过隔离的过程与社会活动的主要领域相区别。同样，疾病与死亡，过去曾是生物对社会施加影响的“ 限定点”，现在也越来越社会化了，从视野中消失了。
被隔离的自然与性在一个重要方面通过繁殖的社会化连接起来。虽然现代避孕法是繁殖作为一种内部指涉系统的最明显的技术表现，但却不是其原初的动力。这主要源于繁殖与福柯提到的马尔萨斯式状况的分离。米歇尔·迪恩：《贫穷构成》，卢特莱支出版社，伦敦，1991。一旦家庭规模开始受到严格限制——主要从家庭内部发展的一种限制——繁殖就会基本上受生儿育女的欲望的支配，这种欲望把生儿育女当作一种自治的关怀。童年和母性的发明在这里找到了根源。只要性行为与繁殖、与传宗接代紧密相关，“性”就不会有独特的存在。性活动分化为以繁殖为取向的和以xing爱为取向的两种——那种分化也把妇女分成纯洁的和不纯洁的两种。
性一经成了个人的财产，寿命就越具有内部指涉性，自我认同就越被视为反射性的组织化努力。正如性可以被构成这样一个领域一样，性也隐退到幕后，在物理和社会的意义上从视野中消失。性现在是以？密为基础铸造与他人之关联的一种手段，已不再根植于世代承继的一种固定的？缘关系。激情被世俗化了，脱离了xing爱激情，并重新组织成浪漫的爱之情结；激情被私有化了，并得到了重新定义。
被说成是“经验的隔离”的东西米歇尔·迪恩：《贫穷构成》，卢特莱支出版社，伦敦，1991。是现代制度越来越激进地冲破传统的结果，是其控制系统越来越侵入社会行动先存的“外部系统”的结果。其结果是道德和伦理特征的消解，这些特征曾把社会活动与超验因素，与自然和繁殖关联起来。事实上，这些都是为了换取现代社会生活提供的惯例的稳定。一种本体安全感基本上源于惯例本身；无论何时，既定惯例一被打破，个人就在道德上和心理上变得脆弱不堪。仅就迄今所论而言，这种脆弱就性别来说显然不是中性的。
隔离是一种压抑形式，一种“忘却”，但隔离并不假定一种愈加深重的内疚。相反，与反射性自我规划相关联的羞耻机制，尽管并不完全取代涉及内疚焦虑的那些机制但却与之交织在一起。倾向于羞耻感的一种上升趋势——感到自己无价值，生活空虚，身体又是一个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机器——是现代性内部反射系统的普及造成的。反射性自我规划为自治和幸福带来了如此众多的可能性，必须放在大多缺乏伦理内容的惯例的语境下加以理解。性活动易于受到那种“空虚”的困扰，受到对难以表述的完善感的追求的困扰，这种追求影响到两种性别，尽管是以不同方式。对男人来说，这是一种不懈的追求，志在克服各种不充分的情感，这些不充分的情感深深刺痛了必须抛弃母？的小男孩的心。对女人来说，最突出的是“寻找”所欲望的但却得不到的父亲的“传奇”。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有对爱的渴望。
偏执的现代性
在此，我们应该停下来思考一下，说现代文化中存有一种普遍的对性的先入之见究竟意味着什么。似乎以马尔库塞的方式进行的一种解释会把商品化作为这种先入之见明显存在的主要领域。性产生快感；而快感，或至少是快感的许诺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货品营销提供了杠杆。性意象在市场上几乎无处不有，成为一种巨大的销售手段；可以认为，性的商品化是转移大众视线、使其脱离真正需要的一种手段，不管这些需要是什么。因此，可以依据从取决于劳动、纪律和自我否定的资本主义秩序向以培养消费主义因而培养享乐主义为核心的秩序的运动来解释性的重要性。
然而，这样一种观点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它并不说明性何以具有它所具有的重要性；如果性是消费主义的一个有力辅助，那一定是因为对性的一种动力关怀已经存在了。此外，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性是焦虑的、不安的，充满了张力。快感被太多的对抗性倾向所包围，所以，性构成了享乐主义消费社会的核心这一提法听起来是有道理的。
另一种观点可能也是取自福柯的。性将是我们的“真实”，是现代文明一种普遍化了的忏悔原则的核心。我已经提出一些理由证明这个观点在分析层面上是不可行的；将其作为现代文化的一个描写性特征也不是很令人信服的。弗洛伊德的思想即刻受到其他疗法的挑战，这些疗法都对他赋予性的绝对重要性提出质疑。“性作为真实”这一观点已经取得某些进展，但我们几乎不能说它已成为整个现代思想的能动原则。
第三种解释可能指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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