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富贵-第7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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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宗教文明，或者其他文明的优越感，根本上还是没有把心里的天命观去掉。认为自己实行了什么制度，经济发展到什么程度，就绝对正确，无非还是天命那一套。

　　　　这种争论要想有结果，只能从民心去找根据，真理说服不了人。你有你的真理，我有我的真理，难道还有谁的真理更大一说？

　　　　说到民心民意，庞籍终于不再坚持。随便到街上问一问，幽云十六州的汉人是不是自己人，只怕是认为他们是自己人的占多数。民心不可欺，再坚持就过分了。

　　　　徐平道：“刘三嘏为归正人，本是汉人渊薮，朝廷不可置之不理。而国之誓书，不可轻违，不然无法示信于四夷。是故，可先行文契丹，请其详列刘三嘏南来之因。如果是因其作奸犯科，有当死之罪，则遣返契丹，把其罪示之于民即可。如果仅是夫妻争吵，而契丹公主挟势害人，则夺其冠服，送还契丹，留其人置之闲地，了却残生。可与契丹约，以后此等事，皆按此办理。如有本朝蒙冤难申者，逃去契丹，以求庇护，也不必强求契丹送还。似此，后来必有假冒伪托，违法犯罪之人，逃到异国以求免死免罪。治国理政当施仁政，不求暴，此等人存而不论即可，不为大害。”

　　　　正常的两国外交，必然要有不纳逃亡，即互相遣返的条例。不加约束，大家都争相招纳对方的人，大多是处于敌对状态。但是遣返不能没有条件，全国都认为这个人不应该送回去，以遵守誓约为名，强行把人送回去，就会失人心。

　　　　徐平的办法很简单，先让契丹证明刘三嘏是不是犯了该死的罪，如果罪证确凿，虽然是归正人，也要送回契丹去处置。如果没有，仅仅是夫妻闹矛盾，契丹公主仗势要取他的性命，则把他一切来自契丹的封常送回去，人保下来。

　　　　这个年代礼教还没有形成，夫妻离婚，各自再娶再嫁稀松平常。契丹公主看着这个丈夫不高兴，杀了再嫁别人，没有什么心理障碍。仅是夫妻矛盾，刘三嘏也可能有生命危险。

　　　　信义，有义才有信，并不是严格遵照誓约之类的条条框框，就能取信于人了。要想得到人民信任，必要的时候，做些权变也无不可。

　　　　最终讨论过后，还是按徐平所说定了下来。庞籍提出派御史去审刘三嘏，看其有没有必死之罪，被晏殊反对。他犯什么罪是契丹的事，宋朝依据什么去审？是按照宋法，还是按照契丹之法？契丹人用宋法断罪不合适，宋人用契丹法审案更加不合适。还是让契丹来定刘三嘏的罪责，宋朝斟酌，再决定怎么处置。

　　　　随着改革的进行，对于政治制度的争论渐趋激烈。最主要的，就是一部分官员，认为应当恢复唐制。前些日子富弼提出废殿试是出于这样一种思想，庞籍的华夷如一也是，包括官制的改革，要求名实相符同样还是。

　　　　徐平的基本态度，是可以从古代的思想和制度中找启发，但坚决反对泥古。制度和政策应该因时制宜，时代已经变了，不必非要追求从制度上复古。

第50章　朝廷定了，你做西平王！

　　　　宋朝要求契丹提交刘三嘏罪证，再决定送不送其回契丹的决定，让耶律宗真及其手下大臣极为震怒。几天之后，契丹即在燕地点集兵马，扬言要在秋后南侵。

　　　　得到消息，宋朝即向河北增兵。四月中旬，正式决定营建北京宫室和署衙，以枢密直学士王举正和内侍蓝元震为正副使，到大名府监督施工。以王德用为知定州兼真定府定州路都部署，借其威名震慑契丹。接着，赵祯正式下诏，将于六七月间巡北京大名府。

　　　　一时河北与契丹剑拔弩张，朝野哗然。百官纷纷上章。有认为要休养生息，不可擅兴刀兵的，也有慷慨激昂，要一举恢复幽云十六州的，什么言论都有。

　　　　中书和枢密院判断，仗应该是打不起来，不过为防万一，需要谨慎应对。大举增兵逼着契丹点集兵马，使其国力疲惫，有百利而无一害。

　　　　几个月前，平塞军都指挥使王凯定为提点御前忠佐司，后来因为与契丹对峙，继续领军没有成行。至此决定由折继闵权都指挥使，王凯回京任枢密都承旨，兼提点忠佐司。李璋继续为枢密副都承旨，同提点忠佐司。这是未来的军校，也是数月之后赵祯北上，可能亲征的军事参赞机构，为皇帝参谋军事的司令部。

　　　　京城禁军开始分批开拔，向河北移防，重兵沿真定府、大名府一路梯次配置。大军开拔的赏银，由赵祯从内库拨付，是近几年他的内库最大的一笔花销。

　　　　这些禁军从京城调出去，十之**是不会再让他们回来了，直接在河北路拣汰，编练新军。于宰执和皇帝之间，这是心照不宣的事情，只是没有人说出来罢了。

　　　　禁军的拣汰，朝廷不惜花费巨资，尽量做到让他们满意。但如果在京城里，这么多人拿刀拿枪，还是可能会出意外。调出京城，事情便就好做了许多。

　　　　禁军移防，赵祯前去大名府，在那里亲自掌握新军的整编，军权还是在他手里。等到回京的时候，带着整编过的新军回来，完成新旧禁军的替换。赵祯不懂没关系，有王凯和李璋这两个人在，除了徐平，陇右诸军是怎么回事，就他们两个最明白了。

　　　　此次挑起与契丹的紧张状态，消耗契丹国力是一，最重要的，是为了新旧禁军的平稳过渡。徐平没有说出来，吕夷简同样没提，赵祯也没问，三人心照不宣，最后把事情推到了这么一个局面。其他的宰执，有猜到的，也有没向这方面想的，都当没有这回事。

　　　　沙州即汉所置敦煌郡，安史之乱后陷于吐蕃，后张议潮起兵，建归义军。一直到景年间被元昊攻破，这个孤悬于大漠之中的汉人政权才灭亡。自汉武帝起，历朝历代向这里不断移民，以瓜沙两州为主的归义军实以汉人为主。由于唐朝不断把胡族内迁，其东部的河西直到银夏，反而汉人势力没有这里强盛，造成其孤悬于中原数千里之外的局面。

　　　　韩琦带兵带兵占据肃州后，依中书敕令，没有再对瓜沙两州大规模用兵，以原归义军政权的人员为主，重建了秩序。不久，以赵滋为甘肃路西都巡检使，驻沙州。实行了短暂的军事管制之后，以龙图阁直学士、右谏议大夫孙祖德为知州，正式治理。

　　　　自汉朝传入中国，其风渐盛，沙州正当要冲，是佛教东来的孔道，尤为盛行。后来各朝崇佛之风对这里影响深远，与中原文化隔绝数百年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风俗。

　　　　大约来讲，当中原王朝强盛，沙州及周围的各势力，慕中原教化，上层崇儒学，而下层则尊佛。当中原王朝衰落，则不管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都事佛，形成佛国。

　　　　此时沙州西有西州回鹘，南有黄头回纥和吐蕃，面临的形势非常复杂。因为距中原过于遥远，河西数郡还没有完成开发，不足以支撑大规模的战事，主要以抚绥为主。

　　　　包拯跋涉数千里，到达沙州，遵朝廷诏命，与孙祖德一起查访张家后人。

　　　　张承奉在唐朝灭亡之后，建西汉金山国，自立为白衣天子。金山国亡，张承奉据说绝嗣，后人已渺不可寻。查访张家后人，其实是找张议潮或者其同族的后人。

　　　　州衙揭榜，并没有说要找张家人立西平王，而是连曹家、索家等等这些曾经做过归义军节度使及重要职务的一起，查找后人抚恤。一时之间，这事情在沙州闹得沸沸扬扬。

　　　　张佛奴已经记不清自己家世了，只是周围都说他是张议潮一支传下来，真真假假，没有人说得清楚。他自幼穷困，父母早亡，由僧人收养长大，是以名为佛奴。这是沙州一带非常常见的名字，用与佛相关的字词起名，是一种风俗，就如从前用忠、孝起名一样常见。

　　　　十年前张佛奴生了一场大病，不得不典身于本地大户曹法律为奴，勉强存活。

　　　　这一天夕阳西下，张佛奴从外面为主家放羊归来，就见到家主曹法律等在村头，伸着脖子一直看。见到张佛奴的身影，曹法律出了一口气，急忙迎上来道：“佛祖保佑，你可算是回来了！今天到哪里去放羊？我去寻了几次都没有看见。”

　　　　张佛奴行个礼：“家主，小的见一片水草极是丰美，前所未见，到那里耽搁一天。”

　　　　曹法律急忙摇手：“自今以后，切不可再以主仆相称。我才知道，原来你是张公的后人。张公盛德，数州百姓均记得他好名字，怎么让你为奴！”

　　　　张佛奴不知道什么意思，他这张家后人只是个传言，也没有确信。以前没人当作一回事，怎么今天主家就说出这番话来。

　　　　曹法律也不细说，取了一张纸出来，道：“今日放你良，立书为证。我家里列子已经通签过了，官司面前，可以作证。你若没有去处，可依先前替我家放羊，我算钱与你。”

　　　　知道张佛奴不识字，曹法律念给他听：“窃以天高地厚，人在其中，南阎众生，人人受业不等……今放之为良。从良之后，如鱼得水，任意沉浮，如鸟出笼，高飞云外。宽行南北，大步东西。今对四王设誓，八部灯盟，地陷天倾不移，故勒此契。”

　　　　后面是曹法律和其诸子的签名画押，依唐律传下来的规矩，张佛奴从此除贱为良。

　　　　听着曹法律抑扬顿挫念着，张佛奴一片茫然，不知道今天怎么回事。

　　　　念罢放良书，曹法律对张佛奴道：“今日你除贱为良，是难得好事。与我一起，到韩社长那里凑到酒席，庆贺一番。”

　　　　张佛奴喃喃道：“我身无长物，哪里有钱饮酒？”

　　　　“我自与社会凑钱请你，不必忧心。你在我家多年，多有辛劳，再宰一口羊，痛痛快快吃喝一场，以全我俩曾经的主仆之义。”

　　　　韩社长名僧正，也是当地的一个富户。张佛奴被收养的那个寺，就是这些人立社建起来的，近百年来这些人家一直奉佛，社也一直没散。是以，曹社长对张佛奴是有恩的。

　　　　张佛奴懵懵懂懂，随着曹法律到了韩社长的家里，韩社长却出门去了。曹法律让张佛奴等在这里，自己回家招呼儿子准备酒和羊。

　　　　沙州一带会社非常普遍，这里是佛国，最常见的就是因为佛事立社。其余的穷人互助和因为农事、经济原因的社也非常多，是政权松散时期，民间的自组织形式。社分公社和私社，传承久远，最少从春秋时代就很常见了。一直沿续到宋朝，都是百姓最为常见的组织形式，反而因宗族结在一起的情况很少见。

　　　　一般的社都有三个人管事，为社长、社官和社老，社老有的也称录事。这三个人是由社人推举出来，以牒状的形式立下社条、社规，专门处理某一件事情。比如建庙，或者是修渠，有的就是单纯的互助。

　　　　徐平不敢把中原的治理方式直接移植到这里，很大的原因就是这种复杂情况。要么就是皇权不下县，政权除了收税，对其他的事情不管不问。要想直接治理，必然会出现无穷无尽的矛盾冲突。因为百姓有社集结，一闹事就是声势浩大，牵连甚广。

　　　　内地的会社，多是因为经济原因而集结在一起的，无非是稍富裕的地方还有学社。这一带却是以佛事最多，带有很强的宗教性质，只能慢慢教化改变。

　　　　韩社长大步流星回到家里，远远看见张佛奴坐在门外，高声道：“佛奴原来在这里！”

　　　　张佛奴起身行礼：“见过社长。我家主说是今日要为我放良，要社长作个见证，请你饮杯酒。家主回去准备酒肉，看看就来。”

　　　　韩社长一拍大腿：“曹法律倒是个人精，看出了你身份不凡，提前放良。佛奴，我说与你听，你是菩萨下凡，非普通人。我自州衙来，太守知道你是我社里佛寺养大，让我回来说与你听。朝廷已经定了，立你为西平王！稍后便有诏旨来，与你封号，从此你就是这一带百姓的佛主！此是朝廷的事，等诏旨到了，与你法衣，我自拜你！”

　　　　（备注：法律是指佛教的法条戒律，与僧正都是当地常用的人名。）

第51章　菩萨转世

　　　　孙祖德、包拯和新任沙州通判兼监社使蔡挺立于檐下，看着赵滋带着一班兵士，族拥着都僧录契嵩，吹吹打打，出了州衙。

　　　　按说，这个西平王虽然只是郡王，一样也要有中使，有宣诏使臣上门。只是因为这个王主要注重于佛教方面，便由契嵩代替了中使，与都巡检使赵滋一起去宣诏。

　　　　孙祖德脸面不好看，他觉得徐平这一次有些过于胡闹了。西平王是正规郡王，一切待遇、礼仪皆比照郡王。但又说是这一带的佛主，标志就是在郡王公服之外，格外披上一块红缎，来自御赐。其余既无袈裟，也无僧帽，还没有紫衣法号。

　　　　徐平的原话是，官法即规矩。朝廷这样定了，从此以后这一带的佛事便如此处理。西平王享受着世俗郡王的待遇，作为佛主，代表佛祖菩萨在这里的象征。不需要懂经，不需要念佛，只需要言行谨慎即可。真正解经、传法的，由沙州僧录司负责。

　　　　宋朝的佛教管理机构，国家级的称僧统、僧录，州郡称僧正，县级称僧首。在沙州设置僧录司，表示这里是国家一级，规格极高。现今天下，只有在东京开封府和西京河南府设有僧录司，这里是第三家。沙州僧录司在规格上要高于西京河南府，略低于开封府，是以设僧官七员。都僧录一人，僧录、首座、副首座，左右街各一人，比西京多一都僧录。

　　　　契嵩是被紧急召入京城，亲捧敕令，来这里做都僧录，管理佛事的。封的西平王实际只是一个象征，真正掌管这一带佛教大权的，是契嵩，和他管下的僧录司。

　　　　宋朝佛教在社会上层比唐朝时大大衰落了，但在民间又大大发展了，后世除了元和清尊崇的喇嘛教，其本维持了宋朝的格局。

　　　　此时佛教已经深入到民间，不但是佛寺众多，出家为僧者众，而且对社会风俗影响极深。民间丧葬法事，基本使用佛教礼仪，哪怕是宗室亲王和宰相也无法与民俗抗衡。这个年代社会火葬率高达三成，与徐平前世相差不大，可想而知影响有多深远。

　　　　在前世的时候，徐平经常听别人说，自己也说，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如何。如喜欢红红火火，人要入土为安，社会比较散漫，讲究宗族家庭，其实大多来自于明清两朝。从周朝到宋朝，漫长的历史时期，社会文化和风俗并不是那样。中国文化一般比较开明，民间并不强调长幼尊卑，人和人容易团结，纪律性强，家庭宗族观念并没有那么浓厚，对土葬根本不执着。合股做生意，结社立契在民间非常普遍，注重契约精神，书契是社会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民间的自我管理，经济活动，大多是用结社立契的形式进行。

　　　　正是因为佛教深刻影响了社会文化和风俗，政权必须管理掌控，不允许脱离社会自我管理。立西平王，设沙州僧录司，便就是徐平尝试整理佛教管理制度和政策。

　　　　一个僧录司，一个监社使，用这两个手段，尽快让朝廷掌控社会的基层管理。

　　　　民间管理方法大多是从政权那里学来的，就是一个从法到礼的过程。僧事的管理，僧人的学习升迁，会比照官僚制度。年深日久，习惯了，也就融合到一起了。

　　　　一时间沙州城里锣鼓喧天，一群公吏批红挂彩，在都巡检司军人前带路。而在队伍前面，是从民间招来的舞者，打扮得五花八门，有神有鬼，有男有女，涂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