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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豆豆溪(王地山 著)-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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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外面，看到些什么？”见周围无人，我又问。
这似乎开启了他的话匣子，他谈起中央最近的战略部署，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深挖洞、广积粮，因为国际局势相当紧张。又说，重庆武斗把山城打得稀烂，成都“红成”与“八&；#8226；二六”的矛盾难以调和，知青上山下乡的最初动机是解决就业问题，却造成新的矛盾，农民并不欢迎知青，多数知青在农村不安心，想回到城市，并且编了不少知青之歌，几乎在每个公社、每个生产队或铁路公路线上都能看到失意的知青面孔，倾诉他们无可奈何的处境。他讲自己也正处于知青的年龄段，气质、阅历、趣味也差不多，因此冒充知青，大家深信不疑，结交了不少知青知妹，他深信知青上山下乡是一场闹剧或历史的倒退，将来不知怎样才能收场。
我问他柬埔寨局势，山姆大叔为什么要推翻西哈努克亲王政权。他侃侃而谈：“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和北越利用柬埔寨向南越运送作战物资，胡志明小道成为山姆大叔的肉中刺。他们为打击阮友寿律师和黄晋发建筑师的南越武装，必然要指使朗诺和斯里玛达发动推翻西哈努克的政变。”在叙述时事政治时，他常使用一些隐语，如把越南称为安南，把柬埔寨称为高棉，把台湾称为福摩萨，将美国称为山姆大叔，将英国称为约翰牛，将伟大领袖称为NumberOne，一号首长，将林、黄、吴、邱、李称为五虎将……这样，常在这里巡逻的文化较低的管理员听到也不知所云。
万事通的到来，使寂寞的小监逐渐活跃起来。他精力充沛，口若悬河，总想和别人攀谈，上午或下午，常能听到他的小广播。一次，谈到他曾在美国留学的父亲。他是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的大学生，有一年假期，他到一家工厂从事勤工俭学，该州宪法为了保证白人优先就业，曾作出“不准有色人种在某些企业打工”的规定，他违反了州宪而被关进监狱。黎正信绘声绘色地描叙那里被关押者的生活：“早晨有面包、牛奶、鸡蛋：午餐有通心粉、三明治、鸡肉、土豆和番茄汤，如没有吃饱还可以多要一份；晚餐也丰盛。还有《圣经》和各种图书、报刊可供阅览，空气清新，放风时间还可以打乒乓球或篮球，除了不准出去，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小监里的犯人都尖起耳朵，谛听他的天方夜潭。
他忽然打住，说：“可是，我老爸在那里没有住多久，就被当地华侨保释出来，完成了学位，然后回国。”
万事通的小广播有时也遭到管理员的干涉。一次，他正津津有味地讲外面知青妹的爱情生活，有些女知青和农村干部缠起了，被一位管理员制止：“你又摆啥子哟？”他随机应变，“没有摆啥子，肚子有些饿了，我在说为什么还不开饭？”有一次，我正在唱歌，也被管理员追问：“你唱的什么歌？”我也急中生智，回答：“红卫兵进行曲。”
在医务室看医学书的卫生员廖觉先有时觉得打扰了他的清静，跨出门说：“你们几爷子合适点，老宋干事在这里听你们高谈阔论，已听了几个下午了！”
姜是老的辣，余干事听到犯人之间谈话，便采取堵的办法来调整小监，老宋干事毫不声张，却悄悄地听墙根，了解人们的心态，以便对症下药，我深深感到老宋干事棋高一筹。
66饥饿的除夕夜
上世纪70年代的第一个冬季到来了，冬季带来严寒和种种不适，我们住的这所小监正在揭瓦和拆除，肯定又将面临一次搬家。
这一年来，外面不断有背砖背灰背沙的嘈杂声，据说是唐干事正领导一个基建组在修大监和小监。大监还是利用原来的地基，把穿逗式瓦房推掉，改成水泥预制板式永久性监房。新的小监将修在哪里呢？
一个夜里，大监里的犯人早已就寝，我们又被秘密转移。方向正对着牢房大院的铁门，厕所后面新修了一道墙，新的小监在这道新墙的后面。这样，小监就与大监完全隔离开来，自成一个狭长的小院落，变成一个与外面隔绝的世界。我被安排在背后左起第一间。后来慢慢得知，这排房子的第一间有4个小监那样大，大概是准备给看守人居住的，暂时没有住人。小监共十来间，前后各有五六间，比起原来住的小监更狭小、逼仄、低矮，只能放下一张门板床和一个马桶，房内潮湿阴暗，虽安着百叶窗，长久住在这里肯定要得风显性关节炎和其他疾病，这是极不适合人居住的地方，关在这里不仅意味着对生命的摧残和禁锢，而且会造成窒息与死亡。每日三餐仍由炊事员按时送来，平时极少有人巡视，几乎看不到什么人影。
农历除夕，9时已过，仍不见有人送饭来。隔着高墙隐约听到大监那边的骚动，不像是欢度除夕的喧哗，而是发生了什么意外。莫非是大厨房锅灶出事了，到现在尚未开饭？或是炊事员因过年的兴奋而把小监忘掉了？
小监中人的忍耐终有一个极限，晚上无灯，一片漆黑，不能阅读什么，只有背诵古文、诗词，或想一点什么心事。在饥寒交迫中有人拍床而起．首先是性格暴烈的李盛照呐喊起来：“我们要吃饭，我们要过年，谁敢剥夺我们生命的权利？炊事员莫非都死绝了吗？”
“太不像话了，大年三十不送饭来，中美合作所也不会有这样的事！”有人附和。
每个小屋里都用不同的声音响应着，有的温和，有的激烈，或大声抗议，或作种种猜测。
有人唱起《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在这种情境唱如此优美动人的歌实在是一种反讽。这大概是费宇鸣君，只有他才有这样甜美的声音和闲情逸致。我应和他的旋律，唱了《田野静悄悄》和《小夜曲》。文化不高的老江湖杨代根有些惊讶：“你们唱的是同一支歌，难得你们这样喜庆，我们在这里操饿功，实在太可怜了！”
李盛照却乘机和杨代根攀谈起来：“杨师兄，你是苗溪的名人，无人不知的老逃犯，年轻时越过茫茫戈壁，由新疆跑回四川，该是怎样的惊险和艰苦卓绝呀！以后屡关屡逃，不怕加刑，不避艰难，顽强斗争，真是屡败屡战的角色。杨师兄，你这次怎么又被网起了呢？”
“唉，因酒误事，为酒伤身呀。这次被逮到，还是不慎醉酒的缘故，我真是后悔莫及呢！”
两人不住地叹息，为因小失大而深深惋惜。
杨代根沉思了一阵，用沙哑的声音回答：“我已经没有那份雄心，也没有本钱了！”言下非常伤感：“人在年轻时有无限的勇气，如今刑期还长，再加一次刑此生便结束了。我这次若能出去一定改弦更张，别人过得我也过得，等把刑期熬满，过几年安生日子算了。”
李盛照却不甘心地说：“我是不服的，我走出小监以后还能做许多许多事，我还要研究经济学，继续与教条主义开战，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老兄精神可佩！”不知是谁在说。
我的新邻居张洪礼说了一句：“过年了，过年了，我要一份东坡肘子！”令人哑然失笑。
“玉米馍馍都吃不到口，还东坡肘子呢！”
“再来一份锅巴肉片，一份蒜泥白肉，还有糖醋鱼……这都是家常菜嘛，又不是什么山珍海味。”的确，在和平的年代里，作为一个普通百姓的餐桌上拥有这几样家常菜，并不过份，但对我们来说，真是可望而不可及呀，我们离平民百姓的生活已经很遥远了！
张洪礼宣泄了自己的愤懑之后，意味深长地说：“我可能走不出这里，但我死而无怨，我仍是个堂堂正正的汉子，好汉做事好汉当，我做过的事我绝不抵赖和反悔，也绝不乱咬别人，从没有出卖过、背叛过谁。你们大概还有机会出去，希望所有能出去的人都好好生活，有所奉献，将来多做些对社会有益的事，也永远不要忘记这苦难的日子。”
“我们的小屋如此糟糕，一股霉腐气和尿臊气，终日不见一缕阳光，木工却把门漆得很漂亮。”有人发表感想。
“外面操漂亮，家里吃浆浆，这大概是我们整个社会的形象。”有人附和。
这是一个饥肠辘辘的除夕夜，抗议的声音与内心的隐秘交织在一起，每个人都想宣泄点什么，以一吐胸中块垒，大概总会寻找到一个突破口。而今夜，即使你把喉咙喊破，也不会有人理你，干部们在自己的家里围炉团年，绝不会到这个角落里管闲事。
等大家宣泄殆尽，入也没有了力气，有人终于睡着了。大概十二点过，忽然响起“打饭”的声音，是张树成来送面条，一人一瓢，然后还有一小瓢臊子。据说是锅灶烂了，鬼才相信！
第二天下午，又是李盛照发表新闻公报，说自己的命运实在不好，昨夜那臊子全部舀到地上去了。吃了大亏。
“你落到这步田地才吃了大亏，那点肉臊子还值得计较吗？”
这是我在近四年小监生活中度过的最后一个除夕之夜。后来。李盛照、费宇鸣、刘忱和我等几个右派，先后在70年代末获得*，大概终生都不会忘记那个夜晚。
67志愿军战俘
我在山谷庄和豆豆溪的小监度过四个冬天一千多个日日夜夜。一天夜里，朱庆丰干事找我个别谈话，声称：“对张洪礼敌后指挥部一案已经审结，证实你与该案无关，在大是大非面前，你的表现是好的，无愧于党的教育……”1971年7月，我终于走出小监，到陌生的蔬菜组参加集体劳动。
这时“*”已历时5年，初期的狂热逐渐退潮，特别是9月13日*自我爆炸后，许多人开始猛省。这一年联合国恢复了我国的合法地位，阶级斗争形势趋向缓和，劳改队内的管制也有所松动。我也注意韬光养晦，埋头劳动，言行低调，与各种人和睦相处，不显山，不露水，度过了比较平静的两年。
蔬菜组有一项劳动是用牛车转粪，即把经过封闭式大粪池发酵的人粪尿，用牛车运到队部附近各处菜地的粪坑中。这种经过发酵处理的肥料气味奇臭而效果特好，每周要用两整天时间拉粪转粪，这项活路分配给李先德和我承担。
李先德比我年长，身体结实，劳动踏实，有时却自言自语或无言地傻笑着，被称为李疯子，其实头脑相当清醒，处久了，我才知道他曾是志愿军战士，50年代初还是最可爱的人呢！
老李出身贫农，旧社会被估拉壮丁，成为国民党军一名士兵，起义后被改编为人民解放军。通过诉苦教育，他认识到解放军是穷人的队伍，为人民的利益打仗，感到非常快乐。抱着保家卫国、解放朝鲜人民的理念，他“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冬季酷寒，运输困难，“一口雪，一口炒面”也不以为苦，在行军作战中吃苦耐劳，勇敢顽强。但在一次战役中，因指挥机关的失误，他所属的六十二军一部陷入重围，整个团无法脱身，各级指战员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被俘，遣送到海上的济州岛。李先德在拉粪的间隙中，断断续续地谈到当时鲜为人知的战俘生活。
当他们被集体押上兵舰渡海时，认为自己不日会被杀害，情绪低沉，内心惶恐，个个默默无言。登上济州岛后，他们被编入不同的战俘营，物资供应困难。战俘营的美国长官宣称他们按照日内瓦公约中有关战俘的条款给予人道主义的待遇，并警告他们不要进行政治活动。但战友们同仇敌忾，很快觉醒起来，在地下党、团支部的带领下，展开了求生存、争自由、争*的正义斗争。他们每天高唱《志愿军战歌》、《团结就是力量》、《全世界人民心一条》、《金日成将军之歌》等歌曲，还自制道具，演出《白毛女》、《刘胡兰》、《赤叶河》等歌剧，激励革命斗志。整个战俘营里，情绪热烈，革命教育搞得热火朝天，完全是共产党的天下，战俘还选出代表和管理当局谈判，甚至把美军的猪头司令关进了战俘营，大家的心都向往新中国。后来，台湾派来大批特务，对战俘们进行反动教育，分化瓦解，并派牧9币到战俘营祷告，叫人们在上帝面前忏悔，还送来台港报刊，包括《中央日报》、《新闻天地》等。大批特务强迫战俘们喊“*抗俄”、“蒋委员长万岁”等口号。对他们说，一旦当了俘虏，共产党就视他们为祖国的叛徒，有罪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再不可能得到信任和倚重，政治生命已经完结，侥幸活着也是形同行尸走肉，并强迫他们在手臂刺上“效忠*”等字样。在这样的强制和高压下，战俘营成了黑暗世界和人间地狱。
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给战俘们带来新的希望，在捷克、波兰、印度等中立国家的监督下开展了志愿军战俘的遣返工作。在中国代表进行说服动员后，由战俘们对自己的走向作出独立的选择。大部分战俘心怀疑惧，选择了台湾，坚定的党团员一心回归祖国，毅然选择大陆。李先德虽非党团员，却是贫农出身，思家心切，深信自己是党的基本群众，满噙热泪选择回到祖国大陆，像久别双亲的孤儿在受尽委屈和*之后，一头扑进了母亲的怀抱。
当运载他们的列车驶过鸭绿江大桥时，许多人悲喜交集，他们都换上了精心保存的军装，胡须刮得干干净净，体面地出现在亲人的面前。集中的地点是辽宁省昌图县一个普通的村庄，工作人员与他们热情握手，安排他们住下，伙食开得很好，还召开了“欢迎志愿军被俘人员回国”的大会。工作人员纷纷说：“你们吃苦了，受委屈了，祖国关心你们，对你们进行衷心的慰问。”大家满怀感激与期盼，接着学习革命先烈在敌人面前英勇就义的事例，学习他们铁骨铮铮的勇敢精神和高尚气节，并结合自己在战俘营中的表现，进行对比、检查和批判。“你们在敌人的战俘营里生活了一段时期，你们的思想活动怎样，表现如何，有没有对不起祖国人民的言行，今天应在母亲面前毫无保留地交待，以取得母亲的理解和宽恕。”然后回归者用较长时间互相揭发检举，上纲上线。这样一检查不得了，在那种特殊条件下，特别是国民党特务威逼挟持期间，不少入作过错误的发言或表态，喊过反动口号，有过背叛组织的事例，在手臂或背上刻过反动文字。血泪斑斑的日子变成痛苦的回忆，满怀热望变成对自己的声讨，由自我贬损到痛切忏悔，弄得疑惧满怀，人人自危，在这样的忠诚老实运动中为自己挖掘了坟墓。
到最后处理阶段，战俘们被分为四类，第一类是身负重伤，从被俘到遣返一直住在医院里，与敌人没什么接触，这种人不予处分，安排适当工作；第二类有轻微过错，如在某次*上随大流喊过反动口号，或作过错误表态，被开除出党，取消团籍和各种荣誉称号，留部队继续察看；第三类有较严重的错误，如身上被刻字，思想一度动摇，敌我界限模糊，一律被开除党籍，遣送回家；第四类涉嫌投敌叛国，给予刑事处分。
李先德受到开除军籍的处分，从此再没有资格穿军装戴八一帽徽。可叹他走出国门时是一名威武的军人，而回到巴山蜀水时已是一个背负十字架的可疑人物。那时他还年青，觉得当平民百姓也无所谓，自己本是学徒出身，什么苦没吃过，什么罪没受过，什么活没干过。最令他大惑不解的是，他上户口都成了问题，一度丧失了劳动的权利。任何一个单位，包括居民委员会的生产组都不肯收留他。这究竟是为什么？
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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