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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血大明-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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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大悲寺屠戮士子事件？历代史籍上都把此事作为张献忠在四川大屠杀的罪状之一，与此事并提的还有该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张献忠悍然下令将成都“城内居民一律杀绝”，军队把居民驱赶到成都南门集体就刑，杀人无数，接着传令各乡镇村民“均可移居成都城内为京都居民”，后来又一把大火将成都焚毁，其状惨绝人寰。解放后一些史家因张献忠是农民起义领袖，对此或讳莫如深，不置一词，或不顾史实，千方百计为张献忠辩护开脱，包括血染大悲寺事件和屠杀成都市民事件在内。辩护的理由主要是：张献忠是明末农民起义的杰出领袖，封建统治者出于阶级仇恨，蓄意夸大其杀人数字，污蔑张献忠“屠蜀”；张献忠在成都建立政权初期，并没有大开杀戒，相当重视延揽四川地方人才，开科取士，也正是为了延揽人才，曾经开科两次，应试者颇为踊跃；只是后来由于四川官绅地主大肆叛乱，形势日益严峻，南明弘光朝廷此时又成了四川官绅地主心目中的正统旗帜，严重威胁到大西政权的生死存亡，张献忠才不得不大开杀戒；当然张献忠本人由于历史局限性，“镇反”产生过激行为，杀人面过宽了些，导致大西政权逐渐丧失民心，这也是应当记取的历史教训。看来，这种观点似乎辩证得很，一时充斥于各种历史书籍。那时，谁要论证一下张献忠凶残的历史真实面貌，揭露张献忠设“特科”考试骗局，血腥屠杀读书人的罪恶行径，是要冒站在污蔑农民起义的反动立场上的政治风险的。
封建统治者对张献忠“屠蜀”确实有夸大其词的一面，如《明史》卷三零九中说张献忠“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显然是蓄意夸大了，明代后期当时全国人口总数只有六千多万。但是张献忠在四川血腥屠杀民众和知识分子毕竟是史实，决不能因为他是农民起义领袖而回避，或者寻找种种借口以开脱、减轻、淡化其罪责。以大悲寺屠戮士子事件来说，张献忠绝不是偶然心血来潮一时冲动之举。就前两次开科取士而言，早已隐含着血腥味。张献忠规定“未取童生不许躲闪，已中者不得宁家，未中者不得在乡居住”，“秀才在乡造言生事，并家眷尽驱入城中，十人一结，一家有事，连坐九家”。还规定谁家若有父兄胆敢阻挠子弟赴试，必将受到严惩。这种霸王硬上弓式的“开科取士”岂是尊重读书人？岂不吓破老百姓的胆？粗通文墨的张献忠行伍多年，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满脑子称王称帝思想，他代表的实际上是一种游民思想和游民文化，对文化人始终抱着蔑视、仇恨、提防、控制和利用的态度，倘若文化人稍不顺从，便要其人头落地。他于大顺二年二月十三日立的一块“圣谕碑”，颇能表明他的真实思想，碑文只有两句话：“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这里的“天”，指的就是他自己，他认为自己代表上天，已将万物恩赐于四川的百姓，而四川的百姓有负于他的大恩大德，实在忘恩负义，他对四川民众百姓是极其失望而怨恨的。他深知，广大生员即读书人是老百姓的头脑，士绅阶层的骨干，是他最难驾驭的人群。一旦形势变得严峻，变得于他不利，他就要对四川百姓大开杀戒，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先除去读书人这一心腹之患。为达此目的，张献忠这个武夫没有任何顾忌，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设下“特科”考试骗局，不惜公然失信于普天下应试士子，一手制造了血洗大悲寺惨案。对这种灭绝人性、灭绝文化的极其野蛮的兽性，必须毫不留情地给予揭露和深刻批判，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态度。
大悲寺屠戮士子事件，再次表明了历史上农民起义及其领袖人物的时代局限性和自身严重的缺陷。具体到张献忠，此人暴戾成性，反复无常，目光短浅，缺乏起码的人道主义和政治见识，导致他后来一手制造了数起灭绝人性的大惨案。他当了短命的偏居一隅的四川土皇帝对四川百姓当然是个灾难，但相对来说又实在是件幸事，因为他的权力所限只能危害四川一地；倘若他真的成为中国一代帝王，建立了一个朝代，那么必然是一个祸害全国百姓的暴君，罪恶将大得多，而决不会有什么高瞻远瞩的政治作为，对中国历史进步不会有任何推动作用。他的刑罚极其残酷，包括拿活人剥皮之类。他的义子、心腹孙可望也像他一样多次使用剥皮酷刑对付不听从他的主张的臣民。因此鲁迅先生说：“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且介亭杂文&；#8226；病后杂谈》）张献忠的私人生活更是荒淫无耻，称帝之后仅后妃就多达三百余人，并使用大批太监用于后宫服务，他的腐化程度与李自成后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也同历代封建统治者一样，下令各地恭避御讳，不准人们使用“献”字与“忠”字，甚至连以往历代留传下来的石碑上的“献”和“忠”字都一律要铲掉，以至后人叹息“蜀无完碑”。
由于郭沫若先生《甲申三百年祭》的影响巨大，对李自成大顺政权因骄傲自满、腐化蜕变而招致失败的历史教训，人们谈论得很多，见诸报刊的有关文章也已不少，但对于与李自成齐名的另一位重要的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及大西政权则有所忽略，有关研究文章也较少。笔者希望重提张献忠屠戮读书人的这一桩公案，把真实的历史告诉人们，尤其是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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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侯恂
更新时间：2009…9…24 17：09：28 本章字数：3707
【侯恂】
（1589～1659）明户部尚书。字大真，号若谷。河南商丘市睢阳区人。明万历丙辰年（1616）进士，授山西道御史。东林党人。天启年间因与阉党魏忠贤斗争，父子三人曾遭罢官。崇祯元年（1628）再次启用任河南省御史。次年任太仆少卿。崇祯三年（1630）任兵部右侍郎督治昌平。崇祯六年（1633）任户部尚书。崇祯九年（1636）在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破开封后，以按兵不救之罪遭陷害入狱。166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谢绝任官，归家隐居。任上为官清廉，不附会权奸，屡遭陷害，两次入狱，仕途坎坷。
附录：
侯恂（1590—1659），字若谷，号六真，明朝太常卿侯执蒲长子。
侯恂先世为开封人。明洪武年间，侯成奉诏隶归德（今商丘）卫戍籍，遂为商丘人，为商丘侯氏始祖。成生英，英生滑，滑生显，显生和，和生进。
进，字子登，号梅洲，上世累务农。进生瑀、玑二子。玑生一子，名执蒲。执蒲三岁丧母，八岁丧父，为伯父瑀所收养。侯执蒲，字以康，号碧塘。明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二十一岁时中举人，十年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中进士。初任守津（今山东省宁津县）令，后官至太常寺卿。魏忠贤奸党气焰嚣张，侯执蒲被罢官归故里，在侯府东园课读诸孙。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夏卒，享年七十三岁。娶田氏，生五子：恂、恪、忭、恕、虑。
恂，即为侯恂，十七岁时受知于提学使梅之焕，补博士弟子员；五年后受知于郡守郑三俊。与弟侯恪同举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乙卯举人，同登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丙辰进士，授行人。后来，边境频频告急，侯恂多次上疏论核饷练兵方略，左都御史邹元标非常赏识他。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侯恂上疏追论“移宫案”和“红丸案”，同时又上疏论救刑部尚书王纪，当时朝中奸党十分恨他。
在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由于邹元标举荐侯恂巡按贵州，帮助中丞朱燮元等平息贵州水西土目安邦彦叛乱，以解贵州之围。因平乱有功，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朝廷准备擢升侯恂为京卿，但由于魏忠贤专权，朝野十分黑暗，侯恂的父亲侯执蒲以刚正不阿而闻名朝野。吏部尚书**星、吏部侍郎陈于廷等很信任他。当时，侯恂的弟弟侯恪也在朝廷做官，与同朝的缪昌期、姚希孟关系很好。侯恂在“红丸”、“移宫”两案中，又与魏忠贤奸党针锋相对。因此，魏党把侯氏父子视为眼中钉，说侯氏父子十分倔强，不能再让他们做一天官了。不久，他们相继被罢官。崇祯年间，魏忠贤被诛，侯恂亦被重新启用，后又被擢升为兵部侍郎。有一年侯恂和尤世威巡边时，在黄花镇遇火灾。火箭火炮，全部爆炸了。侯恂受了重伤，在床上躺很久不能起来，请求罢官。崇祯皇帝说：“边境戒严，昌镇亟须饬备。”命令他休息治疗，不得引咎辞职。第二年冬天，侯恂收左良玉为帐前杂役。冬至，文武百官拜祭皇陵。宴后，左良玉喝得大醉，丢失了四只金酒杯。左良玉请求侯恂治他的罪，但侯恂不仅没治他的罪，还破格提拔他为裨将。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九月，侯恂又提拔左良玉为副将，挂帅印。后来，左良玉屡建战功，成为领兵大元帅。左良玉为报侯恂旧恩，三过商丘，秋毫无犯，并亲临侯府向侯恂之父叩头问安。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二月，侯恂代替通州镇兵侍郎范文景，到通州赴任。十月，陕西义军进入中原，户部侍郎周士朴上疏，请求向中原调兵，并举荐侯恂率左良玉的军队奔赴怀庆、卫辉。十二月，侯恂上疏奏请挑练事宜，并多次请求发放粮饷，但当权者却百般刁难，不予理采。五月，侯恂被提升为户部尚书。侯恂由昌平调到京师时，明王朝的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外衅内讧，国储告匮。侯恂继任后，“拮据兵饷，不事加派，而转运不乏。”
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十一月，因遭阁臣薛国观、温体仁嫉妒，薛、温唆使宋之普等奏劾侯恂靡饷误国。侯恂被削职，不久入狱。这是侯恂第一次入狱，长达七年。
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夏，侯执蒲去世，侯恂戴罪出狱，回家奔丧守孝。第二年春，又回到京师监狱。当年六月，李自成农民军席卷中原，合兵围攻开封。当时的兵权掌握在侯恂的老部下左良玉手中，由于左良玉骁悍，且不受节制。崇祯帝考虑到这些，加上群臣的推荐，侯恂被特赦，以兵部侍郎的身份，代替丁启睿总督保定等七镇军务，以解开封之围。因为没有解决开封之围的对策，侯恂不前进，与开封隔河相望。不久，黄河决口，开封陷落。侯恂又一次被罢官，他先逃避到扬州。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侯恂再次被逮下狱。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崇祯帝自缢而死，明朝灭亡。侯恂被农民军从狱中救出。侯恂匿居于南京，后又避难到了徽州（今安徽歙县）。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五月，侯恂自江南回到商丘故里后，在商丘古城南十里建造了“侯府南园”。
侯府南园在何处路人遥指大豆田
深秋地商丘天高云淡。10月2日上午。记者来到当年“侯府南园”所在地。如果不是当地村民指点。让人很难相信眼前那片大豆地就是三百六十年前地“侯府南园”所在地。
记者试图从侯氏宗亲中了解侯府南园。当记者问家住商丘古城地侯氏宗亲侯友聪有关南园地情况时。他只是说。“老辈们也很少提及这些。几百年前地事情了。谁也说不清楚了。”
然而。侯府南园并不会因后人地遗忘而失去它昔日地风采。记者在侯恂故居中看到了侯恂地《南园记》。侯府南园地“大门”慢慢被打开了。穿越时间地隧道。拨开弥漫地历史烟云。南园渐渐浮现在我们眼前……
据《南园记》记载：“园去城十里之遥。无所因袭。平地修创。绝去雕甍、朱槛一切繁华富丽之相。故茅屋亭亭如野人居。处士家……”
南园虽然没有想象中地富丽堂皇。但它古朴、典雅、精巧地建筑和别出心裁地设计却也更有一番情趣。“园内有草堂一。主人于焉肃宾；有草楼一。主人于焉拥书。草屋四。一为收贮图玩之处。一为佳客下榻之处。其二则主人夏日于焉纳凉。冬天于焉负暄。小台一。主人中秋于焉举杯邀月。九日于焉登高泛菊。斗室一。才可容膝。主人于焉抚琴南窗以寄作傲者也。河房一所。前临长溪。旁对假山。主人于焉垂钓。于焉放舟。”园主人追求高雅地情怀和悠然自得地形象便跃然纸上了。园中有一座高亭。谓之“牡丹亭”；另有一座大亭子叫“梅花亭”。除此之外。还有四座小亭子分别用来放置丁香、瑞香、石榴和榛。有三座敞屋。前后相望。南面地一座为“芍药翻阶之地”地“芍药轩”。“其北为憩鹤轩。有鹤数只。鼓翼翔舞。引吭高唳。”《南园记》中如此描述中间地“憩鹤轩”。最后面地一座名为“梦庵”。背山临流。庵前专门种有芭蕉。左边地圆形草屋。名曰“退庵”。门前植有黄杨。庵内放置着精巧地茶几和可折叠地小床。以方便主人随时到庵内休息静养。
侯恂十分钟爱南园中的假山和长溪。园中假山巧夺天工，空灵拔秀，长溪中则有鱼戏荷叶间的江南水乡风韵。
园主人在《南园记》中曰：“又有假山三座，以石为骨，以土为肉，去因形其势，次第罗之。加之危桥欹侧，细卉蒙茸，略想象唐宋名手笔意。又奇石三方，空灵拔秀，块然独处，可以为米芾端笏拜揖。长溪一湾，满种荷花，荇藻掩映，游鳞出没。两岸重杨之下，系一艇，恍似江南水村。方塘一泓，高柳古藤盘其旁，翠阶碧梧桐树其后，零雨夜滴，爽露晨流，意似人间蓬壶矣。”
由假山和长溪向北，有一座小园，是南园中的园中园。园内造有梅花屋、芍药亭、牡丹亭、草堂各一座。每逢花期，万紫千红，各放异彩，绚烂夺目，为南园平添了许多风情。小园的北面建有苗圃、花圃和菜圃，设计也颇为别致。
南园中还有一座“随喜亭”，该亭以木为架，用布幔覆盖，上面由侯恂自题的匾额：“东坡有亭，名曰‘选胜’，予师其意名曰‘随喜’。它很精巧，两个人就可以抬动。可守之以待月，可聚花以为茵，可扫红叶以煮酒。”正如侯恂在《南园记》中言，“随喜者言夫良辰美景，赏心悦事，随时可喜，随地可喜，亦随人可喜也。”
南园种植有大量花木，其中竹有数种，数量达万竿之多。《南园记》中还提到园中有松树、桧柏、垂柳、桂花、玉兰、夹竹桃等。还枸杞、水竹、怪松，其余花草更是不计其数。园西为果园，园东为菜园。此外还有桃、杏、李、樱桃林，少者百棵，多者千棵。南方的枇杷、柑桔等也能在南园中觅到踪影，但由于气候原因，大多不结果实，仅是供观赏而已。
园中除了四季常青的松树外，还有点缀其间的其他花木，各极一时之秀，每每此时，侯恂或邀亲朋好友前来观赏，或独坐花丛中自斟自酌。在怡然自得、欣然陶醉中，“竟不知老之将至。”
侯恂在南园一住就是十三年，再也没进过城，直到清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去世，并安葬于南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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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锦衣卫
更新时间：2009…9…24 17：09：29 本章字数：6378
⒈概述
即锦衣亲军都指挥使司，皇帝的侍卫机构。前身为明太祖朱元璋时所设御用拱卫司。为了监视、侦查、镇压官吏的不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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